1996 500強夢想(2)

由於效益不彰，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在這些年有增無減。國家統計局對天津、哈爾濱、瀋陽、成都等15個大中城市的2600家國有工業企業的調查顯示，到1994年末，這些企業的資產總額為2544億元，負債卻達2007億元，企業負債率平均高達78.9％，與10年前相比，資產增長了4.1倍，債務則增長了8.6倍。很多企業每天還在生產，但是製造出來的產品往往從生產線上搬下來，就直接拉進了倉庫。到1996年底，全國鄉以上工業企業的庫存產品總值已經達到1.32萬億元，而在1991年，這個數字是0.13萬億元。發生在最大工業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個縮影。從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進行「退二進三」（退出第二產業，進入第三產業）的城市戰略轉型，大量的工業企業被解體或遷出中心市區，這是一個十分痛苦和艱難的過程。近10年間，創造過無數輝煌的上海紡織業先後破產終結41家，銷號200多家老企業，棉紡錠從原來的250萬錠壓縮到70萬錠，60萬紡織職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崗分流。這期間，上海失業人口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9.53%，其中1990~1995年間的年均增長率更是高達13.17%——而這僅是登記失業人數。上海的景象在國內其他老工業基地大量存在，必須記錄的是，數以千萬計的老國營企業職工們為城市經濟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的代價。

1995年9月，《人民日報》刊登了長篇經濟分析文章《來自「八五」（1991~1995）的報告》，用極大的篇幅談論了國有企業面臨的三大困境。一是虧損居高不下，國有企業的虧損數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虧損超過500億元，在全部虧損企業中，國有企業佔70%以上。二是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庫存產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超過生產增長速度至少10個百分點。三是國有工業綜合經濟效率指數比「七五」時期（1986~1990）下降5.4％，資金利稅率和成本利潤率都低於非國有企業。這年7月份，國家體改委宣佈，開始於1994年的百家現代企業試點工作將延期一年，也即從原定的1996年底延至1997年底。公開宣佈一項重大改革「延期」，這還是改革開放后的頭一遭，從中人們都體味出了試點改革的百般艱辛。

連年虧損，效率低下，產品難賣，資金緊張，那麼，國有企業是如何熬過這個寒冬期的呢？事實的真相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日漸活躍起來的中國資本市場給了這些企業輸血和喘息的機會。

自1992年夏季的「深圳認購證事件」之後，決策層突然發現，股市可能是拯救國有企業的最佳手段。經濟學家紛紛獻策指出「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是搞活和增強國有企業實力的戰略選擇」，北京新組建證監會，將股票發行的權力從上海和深圳兩個交易所「上繳」到了中央手中。從此實行一種全面扶持國有企業的「指標配額制」的上市機制，即由中央政府確定上市額度，然後按系統分配到各部委，按地域分配到各省、市、自治區。而各省、市、自治區及各部門拿到上市指標后，還要按自身系統進行分配。這些指標絕大多數被分配給了各地的國有企業。①只有少數著名的鄉鎮企業因「改革效應」和象徵意義的需要而僥倖成了首批民營上市公司，其中包括浙江魯冠球的萬向集團、江蘇吳仁寶的華西村等。

就這樣，「上市指標」成為政府救活國有企業的「最後一把米」。在上市的過程中，國家財政及銀行對企業的撥款或貸款，先變成了債權，接着又變成了股權，然後通過股票發行都一股腦地賣給了股民。它一方面讓已經陷入絕境的國有企業再次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另一方面還「意外」地解決了居民儲蓄增長過快的「籠中虎難題」。①1987年之後，迅猛增長的居民儲蓄一直被視為一旦出籠就可能誘發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的「籠中虎」。然而，事後來看，這種制度安排使得中國股市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畸形的產物，它至少在四個方面存在先天的弊病。一是缺乏公平性，那些符合上市條件、經營效益好的民營企業很難得到上市的機會。二是上市公司的素質明顯不好，很多指標被分配給了各地最大也是最困難的國有企業。三是存在大量的虛假報表現象，那些拿到配額的國有企業其實並不具備上市的條件，因此不得不進行大面積的、公開的財務作假，通過「資產剝離」、「產業重組」以及直接的做虛假報表等手段來達到上市的目的。由於通過行政手段審核上市條件，不僅資格審核機構不可能對自己的審批後果負責，而且在行政審核部門的默許下，就連負責資產評估及承擔股票銷售的各類中介機構，也會因其極強的行政性背景及行政手段，對自己的行為往往不負責。四是因缺乏必要的監督，存在大量的權錢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