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 500強夢想(3)

1996 500強夢想(3)

在當時,就有不少觀察家和學者對這種以所有製為上市前提的制度提出了異議。《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他的觀察手記中寫道,「看起來,國有企業是永遠要人家來扶持的,過去是政府的財政,接着是銀行,現在是股市,扶持的辦法就是不停地把錢送到國有企業裏面去。」北京大學教授張維迎則撰文認為:「我們現在把股票市場看做是解決國有企業困難的一種辦法,而不是當做使有限的資源流向最有效率的企業、最有能力的企業家的融資渠道。這種為了扶貧而發展股票市場的思路是不健康的。政府的指導思想應該是保證保護公平交易,保護投資者的利益,而不是保護少數人的特殊利益。」張維迎還為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我建議中央,應該對國有企業進行間接解困,讓那些好的、有潛力的私營企業、非國有企業上市,然後用籌集的資金收購國有企業,這種間接不僅解決了資金問題,而且解決了機制問題。」他的這個建議因缺乏操作性而沒有得到重視。①提出過與張維迎類似觀點的人士還有很多。1998年,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主席梁定邦大律師被中國證監會聘為首席顧問,這被解讀為證監會試圖規範中國股市的標誌性行動之一。梁定邦到任不久后就對股市頻頻開炮,其中第一條便是指標配額制。他認為,「指標配額上市的辦法,其計劃有很大的隨意性,絕大多數上市指標都是為當地解困脫貧的,捆綁上市很普遍。上市之後,企業的機制和財務問題很快就暴露出來,相當一部分公司成為空殼。」除了配額制外,梁定邦對另一個「中國特色」的「股份分置」制度也提出了批評,所有上市的國有公司都存在非流通股與流通股兩類股份,前者為國有股份。兩類股份的權利相同,但持股的成本則有巨大差異,這造成了兩類股東之間的嚴重不公,同時也為日後的「莊家經濟」提供了天然的操作空間。2005年之後,通過國有股減持的改革,才結束了這一制度。

作假的現象除了出現在上市審核的環節之外,還毫無懸念地延伸到配股圈錢的資格上。根據1995年證監會的規定,上市公司須連續三年凈資產收益率達10%以上,方可享有配股權。於是,大量公司每年的收益率都「堅守」在10%這條生命線上。北京大學教授宋國青對723家上市公司的凈資產收益率進行統計,結果發現處在10%~11%的公司竟多達205家。知名證券記者賀宛男對幾家上市公司的作假手法進行過披露:一家公司先是虛增出1000多萬元的利潤,然後按33%稅率交了所得稅,這樣就實現了凈資產率10.18%;另一家公司把自己的產品加價賣給自己,以提高收益率;還有一家公司虧損2000多萬元,就把一塊負資產「剝離」給上一級的集團公司託管,然後又把另一塊資產「注入」,收益率自然就上了10%。這種「財務遊戲」日日上演,成為公開的秘密。

正是在這樣的土壤上,中國資本市場變成了一個灰色和投機的冒險家樂園。那些上市的國有企業好像撿到了一個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其機制並沒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改善。於是「一年績優、二年績平、三年虧損」的景象比比皆是,不少企業,特別是各省市靠解困政策拿到指標的地方國有企業,迅速就把輕易融到的數千萬元乃至數億元資金都揮霍一空,然後便又淪落到了虧損的境地。便是在這樣的時候,它們變成了一個又一個的「殼資源」,一些有能力的資本玩家乘機進入,上下其手,興風作浪,中國股市很快就將進入一個莊家狂舞的年代。

通過股票上市為國有企業輸血解困,畢竟只能解決少數大中型企業的難題,量大面廣、數以三十萬計的中小國有企業仍然是一團亂麻。就這樣,頗有爭議的「諸城經驗」進入了決策層的視野中。

1996年3月,中國社科院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參加一個視察組前往山東諸城,帶隊人是朱基副總理,同行的還有國家經貿委副主任陳清泰以及此前已到諸城搞過調研的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視察組20日到諸城。山東的官員對朱基的態度忐忑不安,因為就在這幾天的《經濟日報》上刊登了一組調查報告,有人對一些地方的股份制試驗提出了批評,認為會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如果這是中央的態度,那麼諸城無疑是一個最大的反面典型了。諸城經驗的「始作俑者」陳光日後回憶說,「那時候我的人生就好像一枚半空中的硬幣,連自己也不知道會翻到哪一面。」視察組原定調研三天,三天後,朱基臨時決定推遲行程,再看半天。24日,朱基在濟南召集山東省、地、市、局四級幹部開會交流,充分肯定了諸城的小企業改製做得好。多日來一直把心懸到半空中的山東幹部們這才長出一口大氣。

上一章書籍頁下一章

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
加入書架
上一章
首頁 傳記紀實 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上一章下一章

1996 500強夢想(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