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曙光后的冬天(4)

在資本上形成血緣關係后，那些跨國石油公司相繼取得了進入中國成品油市場的資格。BP集團獲准分別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浙江省合資各建立500座加油站，埃克森美孚和殼牌獲准分別與中石化在廣東省和江蘇省各合資建500座加油站。此後，BP與中國石油簽訂了在福建設立800座合資加油站的協議，而中石化也與埃克森美孚簽訂了在福建設立600座加油站的協議。

正是經過這一系列十分強勢、有計劃而高效率的戰略調整，兩大國營石油公司渙然一新，日後隨着全球能源價格的持續上揚，它們相繼成為「中國最賺錢的企業」。發生在石化領域的這場令人炫目的大變局十分生動地體現了壟斷領域發生的兩個變革邏輯：第一個是「以國家的名義壟斷，以市場的身份盈利」，在資源性行業內形成國企之間的「內競爭格局」，民營資本被全部排斥在遊戲之外；第二個是在壟斷前提下加快資本化運作以及與寡頭式跨國資本的結合。這樣的「中國故事」發生在所有國有資本控制的壟斷行業，它將在2003年受到挑戰，然後又在2004年得到堅實的鞏固。

專制帶來效率，壟斷產生效益。其實從一開始，人們就對壟斷行業的暴利現象提出了質疑。最早成為靶子的是跟每戶家庭有關的電信公司。

1999年，中國電信實現收入2295億元，年度增長25％。有專家對電信的收費制度提出了疑問。根據當時電信收費的規定，消費者撥打電話，不足3分鐘的都要按3分鐘來交費，有人計算了一下，電信公司每年因此多收的費用高達266億元。在輿論的壓力下，電信部門召開了一次資費聽證會，中央電視台專門進行了拍攝播出。在媒體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下，電信官員不耐煩地回答說，「實在沒有精力向大家解釋調整詳情。」

這年3月，浙江大學107位教授聯名致信政府和媒體，對電信公司的另一個收費制度—「計時收費從對方接聽電話開始」提出投訴。聯名信的發起人鄭強教授說，我們有很多打通但沒人接聽的電話，都是自己掛斷的，卻被電信局收了費。他們提供了厚厚一疊話費清單，在一張共有50次長途通話記錄的清單上，短於30秒的通話情況共出現5次。還有一頁明細單，23個電話中「超短時長話」出現了10次。細心的教授們還專門做了一個測試，他們撥打了多次「振鈴」但其實並未接通的長途電話，結果在電信局打印的長話明細單上都被收了費。鄭教授簡單算了一筆賬，杭州有200多萬電話用戶，按每月打一次這種沒有接聽的長話計，被收取的振鈴費便達120萬元，一年就是1000多萬元。教授們希望，對那些不明不白多付的錢要給個「說法」。

杭州電信局跟12名教授代表進行了對話。面對自己當年的老師，電信局人士給出的解釋是：「造成超短時收費，有可能是對方線路上有傳真機、錄音電話、伺服器等，也可能對方手滑，電話剛拿起來就掉了，杭州電信肯定沒有問題。」對話不歡而散，一位教授戲嘲說，「我們這些人中有計算機專家、自動控制專家，也有通信系統專家，為什麼學生給出的答案不是我們教給他們的呢？」

資費調整和「振鈴新聞」都熱鬧一時，最後還是不了了之。電信公司的價格鬆動最後還是靠市場競爭來推動的。

2000年12月，為了扶持日漸衰落的鐵路交通部門，國務院批准鐵道部成立中國鐵道通信信息有限責任公司，特許它開展固定電話通信業務。鐵通一成立，開門第一招就是宣佈電話的初裝費為600元。在過去的幾年裏，電話初裝費一直是電信公司利潤最穩定和豐厚的一塊，在消費者的多年呼籲下，這筆費用從5500元降到了1250元，卻再不肯往下降。這次鐵通沖了進來，戰略自然要調整，中國電信迅速做出反應，宣佈取消初裝費。鐵通想從「壟斷之碗」中大搶一把的算盤落了空，反倒意外給了全中國的消費者實惠。

如果說對壟斷行業的戰略重組頗見成效的話，那麼如何對國營企業進行有效管理仍然是一件讓人頭痛的事情。於是，一些很有點「黑色幽默」的新聞層出不窮。①

這年6月，國家工商局突然出台了一個政策，宣佈國有企業如果要做廣告，其投放金額必須控制在企業銷售收入稅前比例的2％。這條「禁令」據稱是為了防止國有企業亂投廣告，浪費國家財產。這兩年，中國消費品市場的廣告巨星是東北一家叫哈葯集團的國有藥廠。在1999年之前它還是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型藥廠，其總資產不過1億元，每年的科研開發費用也從沒有超過250萬元。可是從這年開始，它突然實施廣告轟炸戰略，1999年砸下7億元，2000年的頭5個月接着砸下5.7億元，一舉成為中國第一廣告大戶。哈葯的知名度和銷售額也急劇上升，在它的示範效應下，各地的國有藥廠、電器廠紛紛打起了廣告戰。「廣告限額令」一下，企業頓時亂作一團，僅僅半年多，工商局只好再做補充條款，宣佈製藥、食品、日化和家電企業這些最有廣告投放衝動的行業可以把廣告投放比例提高到8％。很快，這條「限額令」再也沒有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