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 一無所有的力量(2)

在那些農村，沒有工業化的基礎，沒有原材料，沒有技術，沒有熟練的工人，甚至連銷售的渠道也沒有。這些一無所有的農民是怎麼佔有市場，並擊敗裝備精良（至少有設備、有工人，還受到國家政策上的支持）的國營企業的？唯一可能的答案便是，他們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從國營企業那裏「借」來的，他們的很多設備是國營企業淘汰下來的，他們的技術是城市裏的工程師在周末偷偷下鄉傳授的，他們的工人有不少在國營企業里受過最基礎的培訓，而他們的市場往往是國營企業不屑做的。這就是「創世紀」的狀態，鄉鎮企業唯一可倚重的是，那些農民創業者比城市裏的廠長更熱愛他們的企業，他們認為這是自己的「事業」。這種態勢到1986年已經發展得非常清晰，跟魯冠球們的方興未艾相比，國營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乏力，已經日漸成為一個很難逆轉的事實。在這一年的報紙新聞上，出現最為頻繁的字是「聯營」。那些城市外的泥腿子們衝進了城裏，他們以極低的價格買走了國營工廠里閑置的機器設備，它們被搬進粗粗建成、還沒有粉刷過的廠房裏，日以繼夜地隆隆作響——與此相似的是，那些能夠得到國家貸款支持的國營工廠正在大量購買先進的外國設備。越來越多的工程師接受農民廠長們的私下聘用，一到周末就坐上停在家門口的小汽車卷著圖紙到鄉下去上班了，而更受歡迎的方式是，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達成聯營的協議，這樣就可以用少量的資金獲得後者的技術援助，以及使用那些培植了很多年的知名品牌。在江浙一帶流傳著一個關於「星期日工程師」的故事。1986年，浙江省蕭山縣有一個叫徐傳化的農民創辦了一家生產液體皂的化工廠，他請了杭州國營大廠里的一個專業技術人員，後者經常在液體皂加工的最後一道程序時讓徐家父子走開，獨自從自己的口袋裏拿出一包白色粉末倒入未凝結的液體皂中，完成徐家父子在幾口大缸里的液體皂生產過程。在支付了幾年技術服務費后，徐傳化決定花2000塊錢買下那個神秘配方。在付了錢后，技術員告訴他，那包白色粉末其實就是鹽。傳化集團後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印染助劑生產企業之一。

3月28日的《經濟參考報》報道稱，廣西玉林縣一家自行車廠與上海自行車三廠聯營，生產當時國內知名度最高的「鳳凰」牌自行車。除了玉林的那個工廠外，「鳳凰」這個品牌還被同時賣給了浙江紹興一帶的鄉鎮企業。4月份的一篇報道則稱，江蘇無錫地區的數百家鄉鎮企業以聯營的方式獲得了生機，國營企業幫助他們培訓技術工人、調試設備和進行產品研發、協助籌措外匯、提供品牌支援。

在河北、山東等很多地方出現了「經濟聯合體」，國營企業把自己的一些業務以承包或聯營的方式轉包給鄉鎮企業，以此形成聯盟的格局。這種在前些年還屬於禁止的行為突然受到了鼓勵，它被認為是一種雙贏的策略，通過聯營，國營企業得以降低成本，甚至通過品牌的有償使用直接獲得利益。而對鄉鎮企業來說，則得到了市場的准入，以及人才、品牌、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尤其重要的是，聯營的方式還繞開了國家政策上的很多管制，聯營工廠可以得到國家的戰略物資，進入原先被禁止的行業，甚至以國營企業的身份對外開展各種業務。

聯營被看成是國營企業獲得活力的一個新藥方，在這一年，政府對聯營的熱衷讓人吃驚。遼寧省省委書記全樹仁在報紙上提出要「破思想阻力，促橫向聯合」，他批評某些國營企業「熱衷於自成體系，在聯營中存戒心，留後手；缺乏戰略眼光，把聯合當權益之計；爭當龍頭，不甘做配角；怕自己的權和利聯小了」。這種聲音對聯營的大規模嘗試起到了強勁的推進作用。在很多地方，聯營企業的多少成為衡量企業改革是否有進展的一個政治性指標。

事後表明，這種支援和聯營，是沿海一帶鄉鎮企業獲得迅猛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國營企業在聯營中所獲得的效應最終被證明只是暫時有效的，而靈活的民間企業則從這個體量龐大而體制僵硬的「大笨象」身上汲取了無盡的「血液」。數年之後，聯營的鄉鎮企業迅速壯大，而被掏得資源一空的國營企業則更加羸弱不堪，於是，將很快出現「兒子吃掉老子」的現象。

日後成為全國炊具用品龍頭企業的蘇泊爾公司便是其中一個很典型的例子。瀋陽雙喜壓力鍋廠在1964年生產出中國第一口壓力鍋，一直是國內最大的專業工廠。1986年前後，浙江省玉環縣一個叫蘇增福的農機廠廠長北上找到雙喜廠，用盡關係、費盡口舌，終於成為雙喜的聯營企業之一。蘇增福回憶說：「當時很難，但正是雙喜廠給了我們機遇。做配件掙了點錢，幾年後，我們開始做壓力鍋。」他生產的壓力鍋以雙喜牌的名義銷售，很快，銷量大大超過瀋陽廠。到1993年，母廠一年就要從蘇增福手裏賺走500萬元的品牌使用費，居然已超過它自身的產銷利潤。「子比母大」的結果是，雙方日漸反目成仇，蘇增福決定甩掉雙喜，自創「蘇泊爾」，到1999年，它已搶走雙喜的大部分市場份額，市場佔有率超過45%，蘇增福笑言：「我這跑龍套的一個不小心跑出了名角兒。」

蘇泊爾與雙喜的此起彼伏，是很多聯營公司共同的命運軌跡。從零部件配套，到整機委託生產，再到品牌租用，最後被當做用過的「藥渣」一樣廢棄在一起，國營企業在聯營中由主動而變被動，步步後退，漸落下風，最終讓出整個市場，從經營戰略上，倒很像是「飲鴆止渴」。

鄉鎮企業在與國營企業的交手中，幾乎每戰必勝，不過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成長一帆風順，相反，由於沒有國家政策的任何扶持，他們將歷經無窮的磨難。

費孝通走馬溫州，他當時的政治身份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自然被當地的幹部們簇擁而行，看到的均未蓬勃的表層現象。其實，就在他行走溫州的同時，一個名為「抬會」的地下金融遊戲正狂熱地在這片被金錢激活的土地上演出著。

「抬會」是浙江南部對民間融資活動的一種稱呼。80年代初期，溫州民間企業已經十分發達，對金融的需求迫在眉睫。1984年9月，在一家國營醫院當收發室工人的方培林在蒼南錢庫鎮辦起了新中國的第一家私人銀行——「方興錢莊」。根據方培林後來的回憶，為了尋找政策上的依據，他四處翻尋中央文件，結果在當時中共中央（84）一號文件中發現了一句話：「鼓勵農民集資興辦各種事業，尤其是興辦開放性事業……」方理所當然地認為，「集資如果合法的話，那麼與股息性質相同的利息私人也可以拿了。」前者是在9月29日開張的，方培林在門上貼出了一張比銀行更為優惠也更為靈活的存貸表：長期存款月息1.2%，三個月以上結算；臨時存款月息1%，隨時存取；貸出款項月息2%，視情況而定。他的錢莊開到第二天，當地的農業銀行就上門查封，方培林只好把招牌摘下來，日後他自嘲地說：「新中國的第一家私營錢莊其實只見過一天的陽光。」

錢莊被查封，從此，溫州的民間金融只好被迫轉入地下。根據當時的金融政策，國內銀行均不得對私人企業發放任何性質的貸款，私人業主無法從合法的渠道獲得資金支持，又不可開辦民間錢莊，資金短缺成了一個十分尖銳的難題。在這樣的情形下，方培林的錢莊業務其實一直沒有停止過，它得到當地鎮政府的默許，可以在本地區內大膽地從事金融服務，而在另一方面，卻始終得不到上級銀行的認可，在法律上出獄非法狀態。方培林為了獲取正式的身份，後來還多次向上級政府發出請求。1986年，中國人民銀行溫州分行試探性地給總行寫了一份報告，11月7日，由當時行長劉鴻儒簽字的電傳回復：對於私人錢莊，請按高群耀銀行管理條例規定辦，不能發給《經營金融業務許可證》。

這種模稜兩可的狀態，是中國改革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民間力量的崛起，使得原有的體制越來越無法適應，然而政策上的改變卻遲遲不至，於是，對現行法律的違背與穿越變成改革者不得不為之的冒險行為。跟方培林的錢莊相似，一種被稱為「抬會」或「排會」的信貸交易活動便悄悄地在溫州各鄉村開展了起來。它最初出現在幾個人之間，每人都出一筆錢，形成一個互助性的「會」，用錢的人付給其他人高於銀行的利息。資料顯示，在1984年前後的溫州，以這種方式進行流通的民間資金已超過了三億元，成為當地私人企業發展最重要的資金動力。當時幾乎所有的業主都從「抬會」中借貸或出貸過資金。曾經因為替美國海軍陸戰隊製造軍徽而聞名一時的金鄉徽章廠陳加樞回憶說：「當時工廠要發展全靠地下渠道，最多一次可借到1000萬元。」

由於缺乏法律的保護與規範，「抬會」的運作純靠鄉親間的個人信用保證，在平常時刻並五太大風險，然而到了經濟快速成長和資金供求失衡的時候，就會引發意外的事件。1986年，國內經濟趨熱，資金渴求徒然增大，常規的信貸效應無法滿足越來越大的借貸需求，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資，先是小心嘗試，再是大膽擴展，很快，一種新的近乎瘋狂的金錢遊戲開幕了。

當時溫州抬會的規矩是這樣的：一個會員入會交1.16萬元，從第二個月開始，會主每月付給會員9000元，連續12個月，計10.8萬元；從第十三個月起，會員再付給會主3000元，連續付88個月，計26.4萬元，會主仍然每月付出9000元。如此循環滾利，一個會期為100個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最大的風險在第一年，會主要把1.16萬元變成10.8萬元。有人計算過，一個1.16萬元的會員要維持下去，到第六個月必須發展22個會員，到第十二個月，要發展691個會員，到第十八二個月，就要發展20883個會員。

誘人的投資，高額的回報，讓抬會的會主們成了鄉親眼中的財神，一個「不可能的遊戲」在僥倖、狂熱和從眾心態的集體驅使下，如火如荼地燃燒了起來。蒼南一個叫葉三鳳的婦女每月可凈收入120萬元，在樂清，共有大大小小的抬會1346個，最大的抬會發展了12122人，從1985年到1987年初，溫州九縣兩區有30萬人捲入其中，會款發生額達12億元之巨。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效益比，自然造成抬會以呈幾何級數的增速發展新會員作為其得以支撐下去的唯一手段。在當時，最瘋狂的會員發展方式是所謂的「短會」：入會交1.2萬元，第二個月就還給會員9000元，第三個月再還9000元，本息兩清。會主雖然要虧損6000元，但可以因此來引誘更多的人入會。在抬會極盛時，當地官員幾乎全數捲入其中，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官會，此會專為官員而設，入會不比交款，而是先領款，三個月後再少量返回。這種會分10萬元、5萬元和1萬元三種，視幹部大小而定。

這個瘋狂的遊戲在政府完全失效管理的情形下進行了一年多。到1986年春夏，資金鏈出現斷裂的跡象，各地相繼爆出會主潛逃的消息，很快，形勢急轉直下，極度的亢奮即刻轉為極度的恐慌，抬會體系瞬間雪崩。整個秋天，溫州地區陷入空前的混亂，成千上萬的討債者瘋了似地沖向會主的家。蒼南幾十個討債者拿着炸藥包趕到會主家，逼迫他交出錢來，否則同歸於盡；平陽兩位會主被討債者抓住，吊綁在柱子上，用竹籤釘入會主手指，用鐵鉗悍燒胸肉，折磨三天三夜導致受刑人死亡；上百所小學被迫停課，原因是學生常常在路上被討債的當做人質抓走。短短三個月中，溫州全市有63人自殺，200人潛逃，近1000人被非法關押，8萬多戶家庭破產。政府在這時候才如夢初醒，他們開始抓捕和通緝那些知名的會主，以殺一儆百的方式來平息民憤，李啟峰、鄭樂芬等人最後以投機倒把的罪名被判處死刑。

抬會風波以十分血腥而猙獰的方式留存了中國現代改革史上的一個片段。它表明，當一項公共需求無法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滿足的時候，哪怕是最理智的人群也可能做出最瘋狂的集體舉動。其後十多年的事實是，溫州人在民間金融上的試驗一直沒有停止過，就在1986年的11月1日，一個叫楊嘉興的人集資31.8萬元，創辦了全國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鹿城是溫州市城區的另一個稱呼。六天後，一個叫蘇方中的傢具廠廠長創辦了由他私人獨資控股的城市信用社，他用自己的傢具商標來命名這個新生兒——東風信用社。由於缺乏法律上的明文支持，這些民間金融機構的命運如偷生私生的產物，日日危如卵累，時時面臨被取締和制裁的可能。

在1986年，溫州抬會雖然轟動一時，不過其涉及面並未超出浙南地區。在今後，因金融管控政策的含糊與搖擺性，在北京、南京等地還將爆發更為驚人的融資風波。2000年初，國務院再次進行金融秩序的整頓和清理，浙南和廣東地區的民間信用社和農村合作基金會一一遭遇整治，或被取締，或被強行併入國營的農村信用聯社，廣東共有2000多家民間金融機構被關停並轉，當年2月，蘇方中被警方通緝拘捕，罪名是涉嫌非法接受公眾存款罪及詐騙罪。

在1986年的第一期《時代周刊》上，鄧小平再次成為封面人物，他繼1978年之後第二次被評為「年度人物」。在上一年的10月，《時代周刊》派出一個採訪團對中國進行了五天的採訪，其中與鄧小平本人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採訪，它以「中國的第二次革命」為題，用幾乎半本雜誌的龐大篇幅對發展中的中國進行全方位掃描。

周刊高級撰稿人喬治·丘奇寫道：「僅僅隔幾年重訪中國的外國人簡直不敢相信他們訪問的是同一個國家，豐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場，農村如雨後春筍般蓋起來的整潔小屋和充滿生機的鄉村工業，這些都是他們以及他們的東道主所沒有見到過的。」在這篇報道中，鄧小平被認定是「一位徹底的務實主義者，向來不太注重名稱，他最著名的一句話是一個樸實的比喻：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周刊承認，中國已經解決了糧食問題，農民以承包制的方式被解放了出來，通過創辦特區和優惠政策，越來越的外資公司也正在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城市改革和國營企業的改革已經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1月，紐約證交所主席約翰·范爾森訪華，他贈給鄧小平一枚精美的證章——紐約證交所所徽。作為回贈，鄧小平選中的禮物是新中國公開發行的第一張股票——一張編號05743面值50元的上海飛樂股票。鄧小平告訴他，這隻股票的資本金是165萬元，發行了3.3萬股，他是唯一的外國股東。范爾森高興地說：「我很榮幸成為社會主義企業的第一個美國股東。」這張飛樂股票後來一直被收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的成列室里。在此前的一年，中國的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場，即上海靜安證券業務部，已於1985年12月31日正式開張了，當時允許現貨交易。事實上，在更早的時候，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企業已經嘗試着向公眾出售股票了，廣東的幸福音響、北京的天橋百貨和上海的飛樂音響相繼發售了自己的股票。這當然只是一些實驗性的舉措，資本市場的真正活躍還要再等若干年。

1986年，可以被紀念的事情很多，美國自由女神像建成100周年，德國人發明汽車100周年，全世界各地都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慶祝。

1月28日，美國太空飛船「挑戰者」號升空，這是人類第一次用電視直播飛船升空現場，數億人無比吃驚地目睹了「挑戰者」號的意外爆炸，美國總統在隨後的演講中堅定地說，「在冒險擴大人類活動領域的過程中，這類痛苦事件在所難免，可是未來不屬於怯懦者，未來屬於強者。」三個月後，蘇聯的核電站發生泄露事件。

在商業史上，還有一個重大的事件必須被記錄。面對咄咄逼人的日本公司，美國除了在高科技產業霍桑尋找對策之外，還在貨幣政策上發起來額凌厲的反擊，他們聯合西方七國財政部長，強行要求日元升值，這個行動從1985年開始，第一次宣佈美元對日元貶值25%，在1986年初的幾個月里又讓日元升值40%，到1988年，升值達86%，最終形成可「超級日元」泡沫。驕傲自滿的日本人不知就裏，因貨幣的升值而雀躍不已，在未來的數年內，日本政府和公司大量購買美國國債和房地產，收購美國公司。從這一年到1992年，日本人認購了一半以上的美國國債，還購買了價值720億美元的美國房地產。正當他們雄心勃勃地炫示要「購買整個美國」的同時，泡沫日漸生大，危機如幽靈般地躡足而至。

傳奇的管理學彼得·德魯克發表《變化了的世界經濟》，他預言：經濟的內在結構已經發生可根本性轉變，這一轉變給發展中國家追趕發達國家增加了巨大的，甚至是難以克服的困難。他指出，第一，知識和資本正在加速取代體力勞動者，發展中國家所依賴的一個主要優勢——勞動力豐富和價格便宜將會逐步喪失；第二，工業生產從基本上屬於勞動密集型轉向一開始就是知識密集型，譬如在半導體晶片和藥品製造中，勞動力的成本分別只佔到12%和少於10%；第三，信息和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正在取代以物質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中心，這就要求一國的國民普遍具有很高的知識水平。

德魯克的這些論斷在1986年的中國還幾乎沒有人聽到，或者說，即便在耳邊大聲朗誦也不會引起任何的關注。中國的企業還距離這位管理大師的話很遠很遠。

1986年，中國首次宣佈允許私人擁有汽車（有趣的是，也是在這一年，蘇聯宣佈計程車可以由私人來經營，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幾乎在同時開始了市場化的試驗，儘管後來它們選擇了兩種不同的模式），但那時的私家車很少是用來消費的，購買者多是用來跑運輸或當計程車使用。11月，上海第一輛「Z」私人自備車輛照代碼0001號誕生，隨後，私家車開始在深圳、廣州等沿海城市及長春、重慶等擁有轎車生產廠的城市湧現。

人們開始比爾更多的心思花在怎麼賺錢上，一些新奇的行業出現了。用信件來往是當時人們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而這一年，很多人收到信件時揮發性貼在上面的郵票不翼而飛了。在重慶、上海等城市，倒賣和炒作郵票正成為一門新興的生意。在很多城市郵政局的門外面，形成了一個郵票交易的集市，一張1980年發行的8分猴票，可以叫賣到25元，短短六年增值300多倍，這些郵票的炒作者很快將成為另一種票券——股票的生力軍。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日後將風雲一時的人物也在這一年開始了他們的商業生涯。楊元慶從上海交大畢業了，他沒有等學校給他分配單位，就跑進了中關村，那裏已經出現了100多家開放性公司，《人民日報》將之描述成「電子一條街」和「中國的矽谷」，楊元慶加入了柳傳志的「部隊」，後者正熱火朝天地推銷倪光南發明的中文電腦。榮智健加入中信泰富，此時的中信已經成為一家正部級的大公司，它被特許賦予自主審批進口項目的權利，這在當時幾乎就是一種無上的特權。在烏魯木齊，一位名叫唐萬新的高考落榜生用僅有的400元前創辦了「朋友」彩印店。

儘管做萬元戶和經商下海已經成為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一直處於地下狀態的詩人北島、舒婷、顧城等等走到可前台，他們的詩歌被集結在一起出版，由北京大學教授謝冕選編的這本詩集風靡全國大學。尼采和存在主義思潮進入到了大學校園，「上帝死了」，「偶像的黃昏」，神經質的尼采正迎合了人們對所有凝固思想的反叛，一切堅硬的東西都開始煙消雲散。年輕人不再嚮往「安全而令人窒息的國營企業」，外資公司以及剛剛興起的民營公司成為他們新的選擇。在中關村，出沒著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他們當時典型的裝扮是：一身百元西裝，一個兜袋發票，腰上別個BP機。後來創辦了中國最大的新聞門戶網站新浪的王志東，當時還在北大無線電系讀書，他沒等畢業就跑到中關村去打工了，很多年後他回憶說，我們白天在街上兜售盜版軟件和二手電筒腦，晚上就去陰冷的地下室聽詩歌朗誦會。

春天，北京愛和管弦樂團的專業小號演奏員崔健創作出他的成名作《一無所有》，5月9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會」上，當他穿了一件頗像大清帝國時期的長褂子，身背一把破結他，兩褲腿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時，台下觀眾還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音樂響起處，崔健唱到：「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我要給你我的追求，還有我的自由，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腳下的地在走，身邊的水在流，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為何你總笑個沒夠，為何我總要追求，難道在你面前我永遠是一無所有……」

這是一個直指心靈的聲音，它沙啞而高亢，憤怒而溫情，在5月的京城之夜，它的每一個音符從遠處奔襲而來，直接穿過所有年輕人的肌膚，跟血液融合在一起，然後溫暖無比地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