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倒春寒(1)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北大詩人海子，把25歲的頭顱放在冰冷而漫長的鐵軌上。這是1989年3月26日的深夜，中國最具才華的詩人在上海關卧軌自殺。兩個月前，他剛剛寫下了詩歌《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它日後將常常被人傳誦：

「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週遊世界／從明天開始，關心糧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話／告訴他們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將告訴每一個人／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願你有一個燦爛的前程／願你有情人終成眷屬／願你在塵世間獲得幸福／我只願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這是一首幸福而清談的詩歌，誰也沒有想到它的主人會在兩個月後選擇自殺。這個世界，人心與世事一樣難料。

我們先來看看1989年的全球局勢。

在政治上，這是一個動蕩變幻的年份。橫亘在東西方世界的鐵幕正在倒塌中，戈爾巴喬夫在蘇聯發動的改革衝擊了計劃體制的理念，瓦文薩的團結工會在波蘭如火如荼。日裔美國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在這年夏季的第十六期《國家利益》雜誌上發表了《歷史的終結？》一文，認為西方國家實行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許構成了「歷史的終結」。這一觀點很快認為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也深刻地影響了全球各國的思想家們對這個時代的整體思考。在這種國際時事和思想背景下觀察這一年發生在中國的一切，也許會有更真切而客觀的結論。

在經濟上，日本的經濟擴張走到了巔峰時刻。9月10日，一項令人震驚的消息在紐約和東京同時宣佈，日本索尼公司以34億美元收購美國哥倫比亞影片公司。10月30日，又一個新聞轟動全球，日本三菱房地產公司以8.46億美元收購美國洛克菲勒廣場公司51%的股份，其中，位於紐約曼哈頓中心、一向被視為「美國的象徵」的洛克菲勒廣場歸屬三菱旗下，此外，還有五家日本房地產公司以三億美元買下了德克薩斯州休斯頓市的四幢綜合大樓。當月的《新聞周刊》封面刊登了被收購的哥倫比亞影片公司的標誌——站在基座上、手持火炬的女士，並讓他穿上了日本和服，頭髮梳成日本的髮髻，一條標語上寫道：「日本入侵荷里活。」幾乎就在同時，日本右翼政治家石原慎太郎和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出版了轟動一時的政論書籍《日本可以說不》，全書洋溢着不可一世的信心。日本經濟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復興，在過去的18年裏，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45%，民族自信心更是空前膨脹。

在當時，全世界沒有一個人會預想到，1990年9月，東京股票交易所的市值將在四天內下挫48%，股市慘況遠遠超過1987年華爾街的「黑色星期一」，再過三年，日本房地產泡沫徹底破滅。

耶魯大學的漢學家史景遷在考察中國歷史時曾經得出結論：「我們所考察的歷史在其演進過程中充滿了崩潰和重構、革命和進化、征服和發展的循環交替。」在某種意義上，1989年，便是這種「循環交替」中一個比較敏感而動蕩的一環。

從元旦開始，全國上下就瀰漫着陰鬱的緊張空氣，1月1日，一向嚴謹而慎言的《人民日報》在《元旦獻詞》裏非同尋常地寫道：「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儘管中央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宏觀緊縮政策，過熱的經濟開始降溫，然而因通貨膨脹和闖關失利而造成的社會心態失衡並沒有很快地消退。

2月，剛剛過了春節，百萬民工「進城潮」就弄得各地政府手忙腳亂。從上年底開始的治理整頓中，迫使很多基建項目下馬，約有500萬農民建築工返鄉，而此時在鄉村，整頓也使得大量鄉鎮企業倒閉蕭條，民工們只好再次涌回城市裏找工作。春節后，從河南、四川、湖北等人口大省出發的數百萬民工就把全國的鐵路、車站擠得客流爆滿，各大中城市的就業和治安面臨巨大壓力。3月9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嚴格控制民工盲目進城」。

在整個年度，經濟發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尤其是剛剛萌芽不久的私營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據《中國人民共和國經濟史》記載，1989年下半年，全國個體戶註冊數減少300萬戶，私營企業從20萬家下降到9.06萬家，減少一半多，這個數字要到1991年才略有回升。

經濟局勢的動蕩，加上蘇聯和東歐地區的政局持續「惡化」，使意識形態的爭論變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擔心私營企業的膨脹發展最終將造成社會主義中國的「變色」，那些針對改革政策的質疑從四面八方射來。《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城在《交鋒》一書中記錄說，「那些密集的連珠炮似的批評文章滿天飛。這是『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十分罕見的現象。」

便是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自1981年以來規模和力度最大、針對私營企業的整頓運動開始了。

整治首先從對私營企業的偷稅漏稅打擊開始的。民營經濟發達的江蘇省從5月開始重點普查私營企業的稅收，得出的結論是「當前個體戶偷稅漏稅情況非常嚴重，佔到企業總數的80%」，到6月20日，全省就補繳稅金5170萬元，私營經濟活躍的武進等縣市通過「民主評議」，私營企業的補繳稅收比上年增長一倍多。從8月開始，國家稅務局下發《整頓城鄉個體工商戶稅收秩序的通告》，提出「加強個體稅收刻不容緩，個體工商稅收要有突破性進展」，要求工商戶在20天內自查並如實報告，各工商和稅收部門則全面出擊清查，重點是「個體工商戶中的大戶、名為集體實為個體的承包戶和個體經營中的重點行業」。一個全國性的打擊偷稅漏稅行動開始了。

整治的第二步，是開始清理整頓國營體系外的新興企業。它們被認為是與國營企業爭奪原材料、造成通貨膨脹、市場失控的罪魁禍首。新興的家電業成為整治的重點，其中，增長最快的冰箱業則是重中之重。當時，隨着家庭消費的復甦，冰箱成為最受歡迎的緊俏商品，而國內全部的冰箱企業都是新配型工廠，也就是直接從國外進口壓縮機，然後進行組裝銷售，技術含量普遍不高，因而造成冰箱廠林立的局面。早在1985年，國家為了保護國營企業，便由國家計委、經委和輕工業部聯合簽發「紅頭文件」，在國內20個省市選中了42個廠家作為「定點」冰箱生產企業，其選擇的依據是「兼顧各條條塊塊間的平衡」，其中絕大多數當然是國營企業。定點廠的好處是：國家供應進口壓塑機等零配件，貸款、銷售及廣告宣傳等也有優先，那些沒有「上榜」的企業則被宣告要停產停業。在過去的三年多里，儘管各部門對非定點企業大加壓制清理，按規定它們不得進口一台壓塑機、得不到一頓鋼材，甚至不能得到檢測報告、不得在媒體上做廣告，但是，這些企業還是通過各種渠道——也就是拜各路倒爺之賜——搞到了國產或進口的原料。非定點的冰箱廠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是越建越多，其中最密集的「重災區」，是民營企業發展最快的浙江省杭州市，居然有66家大大小小的冰箱工廠，其中一些非定點企業已經達到年產10萬台的規模，比很多定點企業都要龐大而先進——相映成趣的是，根據報道，一些國營企業在得到定點資質的四年後，都沒有裝配出一條生產線，連廠房也沒有封頂。

這種狀況無疑讓政府既尷尬又棘手，於是在各部門的協助配合下，更大力度的整頓開始了。其主要的手法有兩種，一種是直接宣佈它們為「劣質產品」，然後強行停產關廠；另一種是以違反中央文件為由，要求其停止生產，杭州市政府甚至發文，嚴令各工商局在某月某日後，不得再給非定點的冰箱廠發放執照。靠着這樣的多管齊下，杭州的冰箱廠一下子銳減了44家，但是還是有20多家頑強地活了下來，當北京的記者前去採訪之時，那些膽戰心驚的倖存者大倒苦水：「我們都是經過合法登記註冊的，憑什麼用一紙文件就剝奪了我們生產和做廣告的權利？」「僅僅憑幾封投訴信就宣佈我們為劣質產品，用這樣的輿論手段來打擊我們，太不公平。」「定點的可以吃皇糧，非定點的連活下來的權利都沒有，這不是新的鐵飯碗嗎？」

這些質疑聽上去十分凄涼而不無道理，當記者以此詢問輕工業部家電局時，一位叫周曉秋的幹部回應說：「杭州的非定點利用國家控制其他省份的機會所造成的真空，迅速發展，獲取高額利潤，給消費者和國家造成了損失，這是一種短期，國家實行定點是站在更高的高度上考慮問題，從長遠看對杭州有好處。」到年底，又有將近十家工廠被勒令關門大吉。

在嚴厲的稅收和行業整頓之外，另一個措施就是對流通環節開始清理。當時，全國已經出現了數千個專業市場，它們成為城鄉消費品的集散地，也成為鄉鎮企業傾銷和採購的樞紐，於是對之的整頓便成「蛇打三寸」之舉。8月，上海市連續四日突擊檢查北京東路的「五金一條街」，理由是「今年來，外省市不少個體戶假借當地國營、集體企業的名義到這裏經銷生產資料」，四天沒收非法所得209萬元，還處罰了五家「庇護個體戶搞非法經營的國營、集體企業」。這種對專業市場的整治很快蔓延全國，在後來的一年多里持續進行。

9月25日，「傻子」年廣久終沒能逃脫第二次牢獄之災，這個大字不識、賬本都看不明白的文盲，因貪污、挪用公款罪被捕入獄，「傻子瓜子」公司關門歇業。兩年前，這個全國聞名的「傻子」跟郊區政府聯營辦了一個瓜子廠，他看不懂按會計制度製作的規範賬目，於是企業里的財務自然是一本糊塗賬，他抗辯說：「我知道進來多少錢，出去多少錢就行了。」

他的案子拖了兩年，最終認定他雖然賬目不清，卻並不構成貪污和挪用，不過，法院最終還是以流氓罪判處他有期徒刑兩年。有意思的是，到了1992年，鄧小平在南巡的一次談話中，突然又說起了這個「傻子」，一個多月後，年廣久就被無罪釋放回家。

作為早期改革的標本人物，年廣久在1989年的遭遇並非偶然事件。這一年，中國的企業改革陷入了「倒春寒」。

來自政治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使很多私營老闆產生極大的恐慌心，當時距離「文革」還不太遠，人們仍然對十多年前的極左年代記憶深刻。10月16日的《經濟日報》在頭版頭條承認，「近一段時期，一些地方的個體工商戶申請停業或自行歇業，成了社會的一個熱點話題」。新津劉家兄弟之一的劉永行回憶說，那一年大環境很緊張，沒有人願意來私營企業工作，希望集團幾乎招不到一個人。浙江省蕭山縣那個花2000元買回一勺鹽的化工廠廠長徐傳化則想把自己的工廠關掉了，鎮長怕失去這個納稅大戶，便在年底給他申報了一個縣勞模，這才最終讓他安下心來。

為了避免遭到更大的衝擊，一些人主動地把工廠交給了「集體」。王廷江是山東臨沂市沈泉庄的一個私人白瓷廠廠長，9月，他突然宣佈把千辛萬苦積攢下來的家業—價值420萬元的白瓷廠和180萬元的資金無償捐獻給村集體，同時，他遞交了一份入黨申請書。在捐獻財產的兩個月後，他當上了村委會主任，接着又當選全國勞動模範和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跟王廷江很相似的還有江蘇宜興一位27歲的電纜廠廠長蔣錫培，他也把自己投資180萬元的工廠所有權送給了集體，由此獲得了「集體所有制」企業的「紅帽子」。在這一年，把工廠捐掉的還有後來靠造汽車出名的李書福，他當時在台州建了一家名叫「北極花」的冰箱廠，它當然是一個沒有出生證的非定點廠，就在杭州對非定點冰箱廠一片喊打聲中，他慌忙把工廠捐給當地鄉政府，然後帶上一筆錢去深圳一所大學讀書去了。

王廷江後來的經歷是：他無私捐產後，立即成為全國知名人物，山東省政府還展開了一個「向王廷江同志學習」的活動，他創辦的企業也由此獲得了當地政府更大力度的貸款和政策支持。到了1996年底，沈泉庄的村辦企業發展到20家，村民人均收入達到6000元，一躍成為沂蒙山區的首富村。2005年，王廷江領導的華盛江泉集團總資產將近70億元，他擁有對這家企業的絕對調配權。王廷江的一些親屬們開始成為億萬富翁。在當年度《新財富》雜誌推出的500富人榜排名中，王廷江最小的弟弟王廷寶名列233位，擁有6.6億元財富。他的侄子王文光據估算也擁有3.3億元家產。另據《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王廷江的一子一女也早已家財萬貫」。蔣錫培在捐產後也同樣當選為全國勞模和全國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通過回購股權，又成為企業的資產所有者，據估算當時他的資產已超過10億元。

王廷江與蔣錫培的經歷帶有一定的普遍性。日後，那些在1989年「私產歸公」的企業絕大多數又都通過各種形式回復到了原來的產權性質，而在當時這確乎是人們恐慌心理的某種體現。在民間經濟最為發達的廣東省，則出現了一次企業家外逃的小(禁止)，除了最知名的萬寶鄧韶深之外，還有深圳金海有機玻璃公司的胡春保、佛山中寶德有色金屬公司的余振國等。根據新華社記者顧萬明的報道，到1990年3月為止，廣東全省共有222名廠長經理外逃，攜款額為1.8億元。

宏觀調控所造成的經濟驟冷，對通貨膨脹下的投資過熱確是起到了遏制的效應，不過卻也讓所有的商業活動變成一局亂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