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乍熱驟冷(5)

（五）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

如果說，浦東開發是上海起飛的戰略一翼，那麼，證券交易所的建立則無疑是另外一翼。早在3月，朱基出訪美國、新加坡等國，在抵達最後一站香港時，他在記者招待會上不動聲色地說，上海證券交易所將在年內成立。此時，上海的金融官員對這個時間表聞所未聞。6月，35歲的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處副處長尉文淵受命籌建證交所。

尉文淵空手上任，十年後他對友人說，「當時年輕，如果知道以後的溝溝坎坎，就不接這個總經理了。」他受命后的第一個電話打給了正在不亦樂乎地炒賣國庫券的萬國證券總經理管金生，管在電話那頭笑道：「我知道遲早會接到這個電話，無非不知道會是哪個人打來。」尉文淵當時面臨的狀況是，全上海可作為會員的證券公司只有3家：萬國、申銀和海通，比較成型的股份制企業也只有11家，夠上市資格的則只有6家。就這麼「三把蔬菜」、「六塊肉」，尉文淵硬是把它炒成一桌菜。

12月19日，上海舉行上海證券交易所開業典禮，朱基致開業辭，尉文淵敲鑼開市。有目擊者稱，尉敲完鑼后，激動得當場暈倒，被人攙扶著離開了熱鬧的現場①。

當日，有30種證券上市，國債5種，企業債券8種，金融債券9種，公司股票8種。畢竟有40年沒有搞資本遊戲了，所有人都手忙腳亂，第一筆交易對象是電真空股票，由海通證券拋出，未達三秒便被萬國證券搶去，於是宣佈無效。再次競價，申銀證券吃進，成交價365.70元。如此，三大券商在共和國證券史上的第一筆交易中都亮相了。

上海即將開市的消息，在南方的深圳引起了連鎖反應。在過去的一年多里，深圳一直在向中央申請開辦證券交易所，然而遲遲未得回復。尉文淵在上海一陣緊鑼密鼓，讓深圳人不再坐等。11月22日，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約見深交所籌備組負責人禹國剛，問：「什麼時候可以開市？」禹答，「如果你們今天拍板，我們明天就開業」。

12月1日，深圳證券交易所搶在上海之前「試開市」。由於當時還沒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正式批文，深圳就沒有像上海那樣大張旗鼓，直接催生者李灝沒有出現在開市儀式上，而是委派了深圳市資本市場領導小組的副組長董國良出席。由於倉促搶跑，深市在交易工具上也沒法跟擁有電腦交易系統的滬市相比，股市第一天成交安達股票8000股，採用的是最原始的口頭唱報和白板競價的手工方式。深交所的正式批文要到1991年7月才下達，當月3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慕華、李灝等人都熱熱鬧鬧地出席了「開業儀式」，用禹國剛日後的話說，「孩子生出來了，還能再按回娘肚子不成？」

不過，無論創市的過程是怎樣的幼稚忙亂，中國的資本市場卻在1990年底形成了自己的「雙市格局」。以這兩個交易所為中心，中國公司將演出一輪又一輪的商業大戲。

正如運動員賽跑，最容易在拐彎處比出高下，中國眾多公司的此起彼伏，也每每是在周期性的宏觀調控中變幻著各自的命運。開始於1989年初的治理整頓，讓無數企業備感壓力，也讓那些有遠見和能力的企業獲得了快速成長、超越同類的機會。

在經歷了早期求大於供、粗放經營的階段后，一些國營企業家開始把注意力放到質量的提升和新技術的開發上。在青島，靠率先引進日本生產線、在「冰箱熱」中賺到錢的張瑞敏比他的同行們更有市場眼光。他在福建跑市場時發現一個怪現象，到了夏天，人們洗衣服洗得特別勤，洗衣機反而賣不動。很快他找到了原因，當時市場上只有4公斤、5公斤的大洗衣機，夏季每天要洗的襯衣、襪子，用大洗衣機洗又費水又費電，不如用手洗方便。其實並不是夏天人們不需要洗衣機，而是沒有適合的小洗衣機。於是，海爾的工程師們馬上研製出了「小小神童」洗衣機，洗衣容量為1.5公斤，3個水位，最低水位可以洗兩雙襪子。這種洗衣機投入市場后立刻就供不應求。秋天，張瑞敏從北京領回了「國家質量管理獎」，他還送了四台冰箱到德國參加樣品展示會，並提出「三個1/3」的企業發展戰略目標，即今後海爾冰箱將在」國內生產國內銷售1/3，國內生產海外銷售1/3，海外生產海外銷售1/3」，在這個稍顯粗糙的規劃中，人們已經可以看到中國成為「全球性製造基地」的雛形。

北京聯想的柳傳志獲得了第二屆全國科技實業家創業獎金獎，聯想成為繼四通（這家公司的創始人萬潤南在上一年出逃國外）之後最大的電腦銷售商，開始自主生產、銷售微機板卡。公司辦公室主任郭為想出了一句牛氣十足的廣告詞：「如果沒有聯想，世界將會怎樣？」這則廣告從下一年起投放，立即風靡全國。

在偏遠的四川綿陽，一家名叫長虹機器廠的軍工企業突然躍升為全國最大的彩電製造企業。它在1980年率先轉型，與日本松下合作，成為國內首批引進生產線批量投產彩電的企業，就在彩電炙手可熱的1988年，廠長倪潤峰又研製出第一台立式遙控機型，他還組織了200多名銷售員「上山下鄉找市場」，一番拳打腳踢之後，長虹成為全國首批45家國家一級企業之一，而且是西部唯一的一家。

無論是海爾、聯想還是長虹，1988年之前的國營企業序列中都是寂寂無名之輩，也沒有得到國家政策的特殊傾斜，然而它們都因為有一位傑出的領導者，並且在各自的行業中率先完成了技術改造和管理提升，因而在市場競爭中站住了腳跟，得以迅速地脫穎而出，相繼成為新一代國營企業的楚翹。而那些試圖尋找政策保護，甚至期望通過治理整頓「凈化」行業秩序的老牌大型公司則不可避免地持續沉淪，最終成為時代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