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滄海一聲笑(1)

1991 滄海一聲笑(1)

滄海笑,滔滔兩岸潮,浮沉隨浪記今朝。

蒼天笑,紛紛世上潮,誰負誰勝天知曉。

——黃沾:《滄海一聲笑》

日漸世俗和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過去那麼充滿神秘感和難以琢磨。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還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章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着"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三年多來的宏觀調控,讓過熱的經濟趨於平穩,各項經濟指標大大降了下來,人們在改革上變得縮手縮腳,儘管中央提出了浦東開放,並重申海南特區政策不變,但是,在總體的發展思路上,各級官員仍然摸不透未來的方向。這時候便需要有影響力的大人物出來,重新喚起所有人的熱情。這個使命又落到了已經巡捕"完全退出政壇"的鄧小平身上。這兩年,鄧小平都是在上海過的春節,2月15日至3月22日,上海《解放日報》根據他在上海期間的講話,先後發表三篇署名"皇甫平"【"皇甫平"之意為"來自黃浦江的評論",其撰文作者為《解放日報》總編輯周瑞金、評論部主任凌河及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的評論,提出要繼續堅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改革,不要在囿於姓'社'姓'資'的詰難。

這組社論甫一刊登,便在一派沉悶的輿論界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它並未標出思想的來源,便引起一些人士的指責和圍攻。某雜誌在4月20日發表《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一文,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葬送社會主義事業。"另一本雜誌退出《重提姓'社'與姓'資'》一文,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在改革大道上前進時,有責任也有權力問一問姓'社'姓'資',時刻提防不要偏離改革的方向。"8月和9月,北京報紙相繼發表《問以問姓'社'還是姓'資'》和《當前改革的三個問題》,認為:"實行改革開放必須區分姓'社'還是姓'資'。原因和簡單,因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姓'社'和姓'資'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這樣的爭論將持續一年,直到下一年鄧小平在深圳的巡視被公開報道后才戛然而止。在各個領域,一些大膽的人們都已經迫不及待地重新出發了。中國改革史上的一個特點便是,人民的實踐有時候會走在中央政策的前面,一切的改革和突破儘管會階段性地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干擾,但是並不能真正地阻擋它前行的腳步。

5月,李瑞環去溫州視察,就在這個月,有位離休幹部剛剛給北京寫了一封信,揭發溫州老闆個個"五毒俱全","騎的是本田王,穿的是A底王,睡得是彈簧床,抱的是花兒王。"此信直接導致中共中央派出一個調查組前往溫州核實調研,剛剛從柳市整頓中喘過氣來的溫州再次風聲鶴唳。頗有改革風範的李瑞環當然知道溫州幹部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當地官員在向他介紹"股份合作制"企業時,再三小心翼翼地論證說,這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跟私營經濟有"本質上的差別"。李瑞環當時的態度令當地官員懸著的新放下了一小半。

"姓社姓資"的爭論,在經濟領域便體現為公有制經濟與私營經濟的比例問題,有些人士擔憂的正是後者的迅速增長將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這一年,鄉鎮企業取得了標誌性的成績,全國鄉鎮企業總產值突破萬億元大關,就業員工也同步超過億人,達1.062億。】

最近這段時期,國營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所表現出來的乏力實在讓人失望。1月12日的《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一篇新聞:北京襪子、手套等日用小商品嚴重積壓,東城區就有數百家這樣的國營中小企業,東城區工商局為了讓區內的國營企業多一些銷售的機會,就主動安排它們進入集貿市場,並用行政手段讓它們佔據最好的攤位,結果卻是事與願違,數以百計的積壓廠家只有17家前來登記申請,最後只有六七家到市場里去設了攤。記者在北京最大的和平里綜合集貿市場上看到的景象是,"國營、個體的攤位涇渭分明,前者的守攤人縮著脖子,躲在櫃枱後面,一幅十足官商作風,個體練攤的則又是叫賣,又是拿着樣品比畫,熱熱鬧鬧地吸引絕大部分的顧客。在刺骨的寒風中,個體練攤的照舊天亮出,天黑收,而國營的推銷員卻按部就班,實行8小時工作日,若要延長營業時間,就涉及獎金、加班費,牽一髮而動全身。"這些國營攤位的銷量不及私營攤位的1/4,很快就被淘汰出了市場。記者最後無奈地說,"雖然使國營企業在場地、產品、流通環節等硬件上與個體形似,但是在利益機制、市場機制上的神合卻難以達到。"這是一個帶有很強寓意性的新聞,它展現出國營企業在充分競爭領域中的被動與尷尬。

此時的國營企業改革再沒有80年代中後期那股"一改就靈"、"一包就活"的意氣風發,更多的時候,它帶有了悲壯而無奈的氣息。在全國兩會上,一位北京代表說,"我們心頭像是壓了一塊大石頭,這石頭就是國營的大中型企業。"從1984年起,各項改革措施年年創新,從利改稅、承包制、政企分開,到優化組合、股份制、租賃制,藥方開出了一帖又一帖,卻罕有成效。近年來,即便是在諸多"傾斜"、"保護"以及創紀錄的大批信貸資源源源注入之後,國營企業的表現依舊讓人們無法輕鬆起來:生產回升緩慢、效益下降、虧損翻番。新華社評論員在一篇述論中憂鬱地說,"人人皆知若大中型企業不能振作,則今後十年中國經濟斷無成功之望。"在當時,唯一對這個"共識"不以為然的是來自四川的經濟學家蔣一葦,他一直反對"鳥籠經濟"的做法,認為國家應該放棄對國營企業的偏執性傾斜,以更大的包容和寬闊的視野來平等對待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對於國營企業,他的觀點是"吃任何葯都不如不吃藥,不管就活"。【蔣一葦另一個觀點是"黑匣子"論,他認為:"政府對於企業,可以從外面管,但不要把手伸進裏面去。退一步講,做不到'黑匣子',至少也該搞成'玻璃匣子'"。】《人民日報》記者凌志軍在採訪歸來后寫道:"我頗看着此說,卻想不透其中含義。"

蔣一葦的觀點不但讓凌志軍想不透,也得不到廣泛的認可。事實上,所有人對國營企業的絕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歷經了20多年的痛苦拯救與反覆。正如凌志軍所困惑的:"在過去的這些年裏,對國營企業開了無數藥方,每用一劑,大家便道'活了',到現在已'活了'不知多少次了,定下心來再看,卻發現仍是'不活'。莫非我們今後把這些葯重吃一篇,就真能見效?"

5月份,還發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件,那就是新聞媒體替改革開放后投資最大的鋼鐵企業上海寶鋼討債。據報道,在過去的幾年裏,這家中國最現代化的鋼鐵基地一直受到三角債的困擾,累積至今已經高達20多億元,佔到流動資金的1/3,瀕臨難以為繼的境地。國家計委、全國清欠辦公室以及上海市政府都出面替寶鋼協調清欠,但是效果卻始終不彰,百般無奈之下,只好使出了最後的一招:把那些主要的欠賬大戶(總共有113家國營製造企業和流通公司)的名單在《中華工商時報》刊登了出來。隨後的幾個月里,在媒體的一一追問和督促下,欠債大戶們才紛紛開始還債。時報的一位叫張文學的記者還跑去欠寶鋼4400萬元的長春第一汽車廠,促使該廠還出了800萬元。由媒體來扮演催債角色,實在是一個很有點黑色幽默感意味的事件,這也從側面表明,在國營企業的調控和管理上,有關職能部門已頗為乏力。

發生在河北廊坊市的劉森林辭職風波,則展現出國營企業治理中的另一種尷尬。1985年,25歲的劉森林掛靠廊坊農工商總公司開辦了一家化學清洗公司,他用家產做抵押向農工商借了五萬元創業,六年後,這家公司不斷滾大,資產達到1040萬元,擁有300多名員工。按協議,劉在1990年可得150萬元的承包報酬,農工商卻以不合法政策為由拒絕兌現。於是,劉森林與"婆婆"的關係迅速惡化,劉提出辭呈,宣稱要帶着骨幹員工自辦私營公司。這個事件經媒體報道,引起廣泛的關注,圍繞"劉森林該不該離開"展開了熱鬧的討論。風波最後的解決方案是,在廊坊市政府的斡旋下,劉森林的公司與工農商脫離隸屬關係,成建制地掛靠到另一個"婆婆"——市輕化局,此事才算平息下來。這個風波表明,隨着企業自主能力的提高,它們與主管機構的的矛盾將變得越來越突出和難以化解。

種種跡象表明,傳統意義上的國營企業已經在日漸激烈的市場環境中日薄西山了,兩年來的治理整頓和市場蕭條,讓那點僅有的進取心也消磨殆盡。農業部提供的數據表明,在1990年裏,鄉村集體企業實現利潤265.3億元,首次超過國營企業的246億元,前者的銷售利潤率為5.6%,相當於後者2.6%的兩倍多。農民企業家魯冠球用一句順口溜表達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競爭的自信——"老虎出山好,猴子照樣跳"。他甚至在北京兩會期間預言,到2000年,鄉鎮企業無論產值還是利潤都將超越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扮演"老大哥"的角色。當然,這只是一個農民企業家的個人豪言,但此言一出,舉國學界竟沒有人與之討論。國家開始重新思考國營企業的振興戰略,讓每一家國營企業都獲得生機看來是不可能了,因此,除了繼續千方百計在政府扶持、體制鬆綁上下工夫外,一個更明智的做法似乎是:收縮戰線,讓那些實在扶不起來的"阿斗們"自行了斷。

8月15日,每天都在討論如何搞活國營企業的《經濟日報》刊登了評論員詹國樞的一篇述評《少數企業"死"不了,多數企業"活"不好》,文章稱,"產業結構調整之所以困難,癥結就在於我們的少數企業(尤其是國營企業)死不了——風浪來了,大家匍匐在地,風浪過了,全都站起身來,產業還是那個產業,結構還是那樣的結構。不是我們不想讓一些企業活,而是客觀環境不允許這些企業活。"此文刊出,頓時引發廣泛的關注,很多人感覺到了政策調整的先兆。《經濟日報》此時已隸屬於國務院系統,它的很多觀點代表了官方的態度。此後數月內,《經濟日報》選中四川為典,有展開了一輪"死一塊活一片"的連續報道,記者們相繼提出了"讓搶救無望的企業'安樂死'、'紅白喜事一起辦'等十分尖刻的觀點。

事實上,讓那些活不下去的國營企業死掉,不僅僅是一個觀念解放的問題,還有很多實際上的困難,最主要的便是下崗工人的善後問題。多年以來,國營企業的工人接受主人翁教育,以廠為家,以身為工人階級為榮,從來沒有下崗的思想準備和再就業的能力,在很多老牌企業里,更是全家上下都在一廠工作,其"工人身份"甚至是可以傳代世襲的。要讓這些企業一死了之,必定會引發強烈的社會動蕩。深圳市與1990年4月起,率先向外商出售國營企業。到1991年,深圳已經出售了40多家國營企業的產權,交易價值1.9億元。媒體的觀察是:"在產權轉讓中,最難處理的是職工的轉讓,新業主往往不要原企業的職工,都想重新招工,致使原來的職工失業。深圳市有關部門正想辦法解決這個難題。"

四川讓特困企業"安樂死"的主要辦法,是讓活的還不錯的國營企業,兼并那些虧損的同行,同時,政府給予前者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扶持。成都的無縫鋼管廠就兼并了六家虧損的工廠,廠長對記者說,"兼并是企業行為,但絕不是企業的自發行為。"言下之意,如果沒有足夠哦的優惠,他們不會吃下那些爛蘋果。為了兼并一家鋼鐵廠,鋼管廠與政府談判了15個月。這個經驗在往後的數年內得到推廣,不少地方因此組建起由歸併為而形成的規模龐大的國營企業集團,他們往往因此得到上市融資的"指標",在財稅上更是享受特別的優待。在這過程中,像鋼管廠那麼"強勢"的企業似乎不多,絕大多數的兼并都是政府意志的體現,"歸大堆"帶來的後遺症又將引發新一輪的企業興衰。

1991年11月25日,上海牌轎車宣告停產,至此,建國后的兩大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與上海牌轎車均告消亡。不少工人聞訊從市區趕到安亭,爭相與最後一輛上海牌轎車合影,有人眼裏還泛起了淚花,還有人則手撫車身,依依惜別。上海牌轎車於1963年開始批量生產,改革開放之初,它是國家專控商品,只有縣團級以上的幹部才能乘坐,普通人和私人企業均無權購買。1983年之後,日漸出現生存危機的汽車廠開始私下向社會出售轎車,每輛定價2.5萬元。工廠老人回憶說:"每次賣車的時候都害怕極了,提心弔膽的,生怕犯什麼政治性錯誤。"

就在上海轎車羞羞答答地在市場邊緣徘徊的時候,德國大眾在華投資卻逐年增加,它出產的桑塔納轎車年產6萬輛,竟接進上海牌轎車在過去28年裏的總產量,已儼然成為中國市場的第一轎車品牌。8月份的美國《商業周刊》評論說,"1990年,上海大眾的稅後利潤一舉超過了大眾的全球盈利目標,其原因之一是,只有在中國這樣的國有經濟條件下,一輛普通的大眾桑塔納轎車才能賣人民幣17.8萬元,幾乎六倍於該產品的世界平均價格。"很顯然,驚人的利潤空間,是導致中方最終決心放棄上海牌轎車的重要原因。自從在1985年組建上海大眾汽車之後,原來的上海汽車廠名存實亡,全廠2900人中的業務骨幹共1600人全部去了新的合資廠,政府主管部門也不再對原來的生產項目再投入,上海牌轎車在形同被棄的情形下苟延數年,終於無法支撐。在1991年5月,國家有關部門決定,在未來四年內報廢170萬輛在1974年前製造的老汽車,絕大多數的上海牌轎車都在此列,這對於中國汽車業來說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利好,可惜那些老邁的國營老廠已經無緣分享"蛋糕"。《南華早報》引用物資部門的官員的話說:"政府將為機關和企業用新車替換舊車提供財政方面的幫助,這些新車主要是由中國與美國、日本、德國和法國的合資工廠生產的。"

上海牌轎車的消失,是一個象徵性事件。在跨國公司和新興民間企業的雙重衝擊下,曾經紅極一時的老牌國營企業品牌都相繼凋零,一個時代終於在戀戀不捨中褪去了它最後的一道餘暉。

關於國營企業的"生死討論",事實上意味着一場即將綿延十多年的資本盛筵已經悄然開始了。對陷入困境或處於市場邊緣的國營資產的分割、重組與出售,將成為財富積累和改革成果分配的重要方式。如果說,在1988年,"資本"這個曾經被視為洪水猛獸的萬惡名詞已經重新歸來,那麼在今年,它已經散發出越來越迷人的金色光彩,那些最早認識到它的人們將一一成為新的財富寵兒。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這些人中的相當一部分正是從龐大無比卻又貌似僵化的國營資本這座"大金山"上挖取到了各自的"第一桶金"。

今年,一直對自己的商業天才深信不疑的四川萬縣人牟其中,終於證明了自己的"天才"。

在離開家鄉之後,他一直在深圳、北京和海南等地尋獵,他的南德公司做過各種各樣的貿易,從販賣鋼材到批發毛線。向來喜歡天馬行空的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露面的"大場面",1989年,他受到邀請去瑞士達沃斯參加世界經濟論壇,這是中國企業家第一次參加這個知名的非官方論壇。達沃斯的物價奇貴,牟其中不敢吃飯店裏的食物,便天天跑到小巷裏找最便宜的餡餅。會期半個月,他住了四天就受不了要回國,臨結賬時才被告知,作為受邀嘉賓,他的食宿都是由論壇方面全包了的。

達沃斯歸來不久,他在從萬縣到北京的火車上認識了一個河南人,從後者口中,牟其中得知正面臨解體的前蘇聯準備出售一批圖-154飛機,但找不到買主。於是,異想天開的他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冒險的生意。南德既沒有外貿權,也沒有航空經營權,更沒有足夠的現金,要做成飛機貿易簡直是天方夜譚。但是,牟其中卻決意一試。他打聽到一年前剛開航的四川航空準備購買飛機的消息,便七拐八彎地前往洽談,川航同意購進蘇聯飛機,然後,牟其中又從四川當地的國營企業中組織了罐頭、皮衣等大批積壓商品,準備用以貨易貨的方式達成這筆生意。牟很能抓住人的心思,他接待蘇聯航空工業部官員的地點選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在開始談判之前,他"很榮幸地"告訴客人,這裏便是不久前戈爾巴喬夫同中國領導人會談的地方,一向唯上的蘇聯同志當然立刻肅然起敬。就在牟其中的空手倒騰之下,這筆"不可能的生意"居然變成了現實。1991年中期,南德、川航與蘇聯方面達成協議,中方用價值4億元人民幣的500車皮日用小商品換購四架蘇製圖-154飛機。這筆貿易經媒體報道后,牟其中頓時成為全國熱點人物,他自稱從中賺了8000萬到1個億。牟的運作其實一直遊走在政策的邊緣,2000年7月,川航對外拍賣當年購進的一架圖-154飛機,其名義是"走私飛機"。

"罐頭換飛機"令牟其中一夜成名,更讓他對自己的"空手道理論"深信不疑,他對來訪的記者說:"過去的經濟規律已經變得十分的可笑了,工業文明的一套在西方落後了,在中國更行不通,我們需要建立智慧文明經濟的新遊戲規則。有人說我是空手道,我認為,空手道是對無形資產尤其是智慧的高度運用,而這正是我對中國經濟界的一個世紀性的貢獻。"在今後的十年裏,牟其中將他的這套理論一再地付諸行動,他策劃了一大堆聽上去就嚇死人的"宏大計劃",其中包括將喜馬拉雅山炸開一個寬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濕氣流引入中國乾旱的西北地區,使之變成降雨區。在整個90年代,牟其中一直是媒體的焦點,他獲得了"中國十大民營企業家"、"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中國十大實業家"等眾多稱號;南德集團被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中國真正的民營企業";在1994年,美國《福布斯》雜誌將牟其中列入當年度的全球富豪龍虎榜,位居大陸富豪第四位;同年,中國的一本名為《財富》的民間雜誌把他定為"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和"大陸超級富豪之首",這位充滿商業想像力和改革空想熱情的四川人也因此成為第一個被冠以"中國首富"的企業家。

牟其中在1991年前後的冒險成功,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在經歷了13年的改革之後,計劃體制已經在內外交困中面臨逐漸瓦解的邊緣,缺乏市場開拓能力而造成貨物積壓仍然是困擾很多國營企業的最大難題,這無疑給很多像牟其中這樣的大小倒爺提供了巨大的運營空間。通過創新的方式在流通環節中獲取利益,成為這些冒險家屢試不爽的致富手段。不過,由於缺乏規範的資本工具和遊戲規則,這些經營活動便往往非常的傳奇和詭異,也充滿了種種的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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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蕩三十年——中國企業197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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