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滄海一聲笑(2)

如果說牟其中"罐頭換飛機"的故事從一開始就膾炙人口的話，那麼，幾乎同時，另一個人的資本操作則顯得到低調得多，而事實上這個連名字都很神秘的安徽人，卻可能是第一個真正掌握了現代資本遊戲規則的中國企業家。

很多年後，人們仍然對仰融的身世知之不多，據說他原名叫仰勇，是一個畢業於西南財經大學色經濟學博士。採訪過他的記者描述說："仰融是一個思想上天馬行空的人，你跟他坐在一起，總是被他牽着走，很難把握自己的節奏。跟其他企業家相比，他顯得更桀驁一些。如果說仰融自己身上只有20萬了，而且明天就要全部還掉，但是他今天能請你吃10萬元的飯，並且面如常色如常。"仰融曾經向人背誦過莎士比亞的一段名言："世界的起伏本來就是波浪式的，人們要是能夠趁著高潮一往直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時機，就要終身蹭蹬，一事無成"，在往後的十多年裏，他也確實是這麼做的。1989年，受知名金融教育家、中國金融學院黨委書記許文通的賞識，仰融赴香港創辦華博財務公司，其初始出資方為許文通擔任董事長的海南華銀。

人在香港，心繫內地，仰融深知國營企業的資本變革將帶來巨大的利益空間。瀋陽金杯汽車是東北第一家嘗試股份制改造的大型國營企業，1988年它向國內外發行1億元股票，歷時一年卻響應寥寥，公司深知曾在國家體改委的大院裏貼佈告賣股票，整整一天也只賣出了2.7萬元。便在此時，仰融上門洽談，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萬美元買下了金杯汽車40%的股份，之後他又安排了一次關鍵性的換股，將控股比例擴大到51%，成為該公司的絕對控股方。仰融為此專門在太平洋小島百慕達設立了一個項目公司——華晨中國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此公司由華博100%控股。這時候，仰融還悄悄完成了對華博的資本改造，其股權結構改為仰融佔70%，另一自然人佔30%，法定代表人仍是仰融。據2003年的《21世紀經濟報道》披露，有檔案顯示，仰融一手策劃華晨收購瀋陽金杯，其所有投入的現金則均來自徐文通掌控的海南華銀。而仰融本人在2003年接受鳳凰電視台採訪時聲稱，他投入金杯的資本，一部分是向其兄長仰鋯借的，另一部分是在上海炒股所得。

在完成了這一系列長袖善舞的資本組合之後，天資聰慧、視野開闊的仰融開始籌劃在美國的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當時，中國還沒有成立證監會，仰融的一切運作均無先例可循。為了讓上市公司有一個更為合法、合理的身份，仰融籌劃成立了非營利性的"中國金融教育基金"，發起人是中國人民銀行教育司、華晨控股、中國金融學院和海南華銀四家，註冊資金210萬美元，其中200萬美元由華晨控股支付。就這樣，仰融戴上了一項有眾多壟斷性國營資本北京的顯赫"紅帽子"，它讓這位資本梟雄得益於先而傾轍於後。1992年10月，"華晨中國汽車"在紐約成功上市，融資7200萬美元。這是中國企業海外上市第一例。對紐約證交所來說，這也是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隻正是掛牌的股票。它在當年的美國股市轟動一時。

仰融在1991年前後的這一系列資本操作，已經表現得非常嫻熟——以少量資金控股資本質量良好卻暫時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在免稅天堂設立"殼公司"，以"中國股"概念在海外上市套現。跟喜歡高調行事的牟其中相比，其精妙圓融和國際化特徵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兩人共同的特點則是，他們不約而同地發現了計劃外體制削弱過程中的機遇，都試圖用各自的霹靂手段火中取栗，攫取財富。在日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這將成為無數商業奇才崛起和淪陷的重地。

就在牟其中、仰融等人開始翻江倒海的時候，在改革觀念頗為超前的江浙一帶，還出現了跨所有制兼并的事件。三年前由宗慶后創辦的杭州娃哈哈兒童食品廠現在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兒童營養液企業，作為一家區級校辦工廠，娃哈哈一直苟居在一個三層小樓的街道車間里，根本沒有擴張的餘地。11月，在杭州市政府的協調下，宗慶后兼并了已經瀕臨破產險境的全國第四大罐頭企業——杭州罐頭廠，在華東媒體中，這一新聞被稱為"小魚吃大魚"，宗慶后在購併后迅速購進生產線，退齣兒童飲料娃哈哈果奶，僅僅100天時間，罐頭廠便恢復正常生產，實現了扭虧為盈。

在山東濰坊，一個剛剛上任的年輕市長走得更遠。

這個時年35歲的市長名叫陳光，年初，他由濰坊團市委書記調任濰坊市下轄的一個縣級市諸城當市長。就任后的第一次調研，就讓他手腳發麻，市屬全部150家獨立核算的國營企業，有103家明虧或暗虧。原因是"企業產權關係不明晰，利益關係不直接"。陳光在新公佈的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一句話"國有小型企業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給集體或個人經營"，由此，他決定把這些企業統統賣掉。

第一家被選作試點的是總資產270萬元、職工277人的諸城電機廠。市政府最初拿出的改革方案是國家控股51%，職工買斷49%，但陳光提出要改就由職工全部買斷，最終定下來的方案是，9個廠領導每人出4萬元，20多個中層幹部每人出資2萬元，葡萄職工每人出資6000元。這次改制搞了一年多，在新公司的成立會上，陳光說："十年改革，改來改去企業還是躺在政府的懷抱里。從今天開始，咋兩家的關係變了，變成你註冊我登記，你賺錢我收稅，你發財我高興，你違法我查處，你破產我同情。"在之後的兩年多里，陳光通過股份制、股改合作制、無償轉讓產權、破產等七種形式，將全市272家鄉鎮以上國營或集體企業都出售給了個人，陳光因此得下一個綽號——"陳賣光"。

"陳賣光"的膽大妄為，理所當然地引出一些人的攻擊。主掌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派出以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為組長的聯合調查組赴諸城調查，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縣屬企業改革探索，阻力大，困難多，諸城市在這種情況下取得成績，是難能可貴的，為"放活國有小企業"創造了經驗。陳光後來於1997年調任山東菏澤地委副書記、常務副專員。那裏又是一個國營企業的虧損重災區，縣屬以上的工業企業虧損面達90%。陳光仍舊是一派"善財童子"的做法，能賣的企業全數出售，每人肯買的企業，則"送給"優勢企業。2002年，菏澤市以國營企業數量銳減的代價把虧損面下降到了12%。陳光因此得了一個新綽號"三光專員"——"陳光，陳賣光，陳送光"。

在企業史上，陳光被稱為國企產權制度改革「第一官」。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國有企業改革，仍是以改善政府部門和企業間的關係為主，從放權改革到承包制，各地政府和經營者嘗試了無數種改革的模式和方法，但卻始終沒有觸及最致命也是最敏感的產權制度變革，企業的產權關係依舊不明晰。用陳光的話說，"還是工人當家不做主，廠長有權不落實，企業盈虧不負責"。直到1991年前後，在百番施計無效、政府無力全數承擔的情況下，地方的中小國營企業終於被相繼放棄，而此時，民間的私人企業也具備了購併的能力和需求。陳光在諸城的做法在當時國內並非僅見，無非因為他的"賣光"做法太驚世駭俗，才引起那麼多的關注。

在陳光把諸城搞得"天下大亂"之後的第二年，一個叫黃宏年的印尼華人將來到中國，他以"印尼第二富豪"之子的省份從國營企業改制這個大鍋里狠狠地撩走了一大碗。

1991年前後，全球乃至中國的新技術產業都處在一個突變的前夜。

當時，美國矽谷正浮遊著一股不安的氣息：在全美便攜電腦市場，日本公司的產品佔去了43%的份額，而便攜機是計算機硬件行業中增長最快的部門。令矽谷感到絕望的是，日本已經控制了全世界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的生產。2月，麻省理工學院的查利斯·富格森教授做了一個很讓美國人泄氣的試驗，他打開了一台康柏便攜電腦，裏面赫然顯露出日本原產的顯示器、動力管理系統及微縮技術。由這些硬件內部的空虛，富格森表達出對美國電腦公司戰略性脆弱的極大憂慮。

也是在這年的7月，安德魯·S·瑞普波特和S·哈利維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不生產計算機的計算機公司》，瑞普波特和哈利維在開始就斷言，"這種競爭力的減弱是不確定的，但是這種恐懼卻是不應該有的"。而隨後他們做出的預言在十年後看來幾乎就是事實本身："到2000年，最成功的計算機公司將不再是那些生產計算機的公司，而是那些購買計算機的公司，這些領導者將充分利用價格低、性能高的硬件來創造和提供新的應用。"

他們尖銳地指出，美國在生產份額上的減少，"對於眾多頂級的計算機公司來說是個好消息——假如它們忘記過去，並對技術、生產和營銷戰略進行重新定位來迎接新的現實。美國計算機公司的戰略目標不應該是製造計算機，而應該是在計算機中創造永恆的價值"。

瑞普波特和哈利維所提出的觀念，影響了美國IT產業的走向，他們所提出的三個新的投資點最終造成了3家最成功的美國電腦公司：軟件開發——微軟；系統整合——IBM；營銷——戴爾。1991年就是這樣一個具有分水嶺意義的年份，有遠見者重新發現了世界。

也是在這一年的某個年份，美國德州儀器（TI）主動找到台塑的"台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洽談合作開發半導體事宜。當時的王永慶如日中天，他拒絕了德州儀器的項目提議，後者只好轉而與宏碁合作，施振榮抓住了這次機遇，迅速組建德耆半導體公司。1995年，在長子王文洋的極力說服下，王永慶才勉強同意創辦南亞科技，生產半導體上游原料矽晶圓，後來南亞科技成為台塑的重要產業支柱，王文洋遺憾地說，台塑進入半導體晚了六年。這六年成就了下一代台灣商業精英：施振榮和宏碁、郭台銘和鴻海科技。

跟全球性的產業演變相呼應的是，那些率先在市場廠成長起來的中國大陸公司也第一次面臨了全球化競爭的壓力。

在當時的計算機市場上，聯想無疑是最耀眼的明星，它成了中國公司"走向世界"的典範。柳傳志後來算賬說："1990年前後，聯想以3.39萬元的價格向內地市場出售386型電腦，去掉進口商的折扣、關稅和營銷成本，還有24%的純利潤。"誰都算得出這個行業的暴力性，頗有遠見的柳以"走向世界"為名，去香港辦貿易公司，然後再甩掉合作方AST公司，推出自主的聯想微機返銷內陸市場，自然是賺到手軟。

然而，到1991年春天，情形突然大變，國際計算機公司集體降價，全球微機晶片價格一日三變，以進口組裝為核心力的聯想自然受到最大的衝擊，公司倉庫里的晶片存貨價格竟跌去70%。【聯想副總裁李勤回憶說，當時，IT業上游原材料價格和產品的市場價格一天一變，而聯想的財務結賬周期需要15~30天，而且數據還不準確。這就意味着這個月的經營狀況與產品、物料的庫存數量要下個月才能知道，經營和決策只能憑藉管理者的感覺來把握。李勤說："我們是在'瞎管'公司。"1998年前後，聯想引進ERP管理系統，情況才得到根本改變。】

在此前不久的國內報紙上，記者們發現，"45歲的柳傳志看上去似乎顯得很疲倦"。而到這時，他已經急如熱湯中的青蛙，在短短3個月里，香港聯想虧損5000多萬元，柳傳志飛到香港親自督戰，他斷然決定，不顧任何公眾影響，把組裝生產線從香港撤回深圳，將香港聯想的100多工人全部裁掉，同時，大規模縮減公司的行政和市場開支。另外，重拾代理業務，替跨國品牌在國內銷售打印機、繪圖儀和掃描儀等等，多管齊下，總算到年底熬過難關。連月操勞的柳傳志把聯想帶出了泥潭，卻在身體上被擊潰，某日正在說笑之間，他突然頭昏目眩，一頭栽倒，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醫生宣佈，他患上了嚴重的美尼爾症。

聯想在這次黑色風暴中的表現，可以看做是中國新型公司衝擊全球市場的第一次挫敗。此後將近10年的時間裏，柳傳志一再宣佈"中國市場是最大的國際市場"，直到2005年，已非昔日可比的聯想在爭議聲中收購了IBM的PC事業部。

如果說，柳傳志所遭遇的黑色夏天，是一起發生在家門口的國際商戰，那麼，在更廣泛的歐洲和美國市場上，針對中國商品的戰爭也已經拉開了序幕。正如《經濟學人》在1979年就已經評論到的，價格低廉而製作略顯粗劣的中國商品將展現出它強大的競爭能力，這個預言在1991年前後變成了事實。

1月21日，歐共體（1933年11月正式易名為歐盟）在歷經兩年的調查后，宣佈對中國的小屏幕彩電徵收臨時的反傾銷稅。根據歐共體的數據，1985年，歐洲從中國進口小屏幕彩電5.5萬台，到1988年就猛增到125萬台，佔去了16.9%的市場份額，為了與低廉的中國貨競爭，歐共體各國廠家不得不削價30%，由此，歐共體委員會認定中國彩電傾銷，需要徵收15%—20%的反傾銷稅。這一消息的宣佈，對於剛剛在規模化製造上嘗到甜頭的中國企業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

在美國，華盛頓一直在爭論是否應該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到這一年的7月，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已經攀升至90億美元，僅次於日本，成為第二大貿易順差國。《商業周刊》披露說，美國海關組織了300名報關代理人、貿易專家正在進行一項涉及空前廣泛的調查，牽涉到了20多家與美國進行貿易的中國公司。紐約的美國檢查辦公室正在準備對這些中國公司提出多達100項的指控，包括貿易欺詐和洗錢。海關調查中心指控中國在貨運物品的價值上欺騙了美國政府，一些中國還漏報了一些在美國市場的銷售數據。涉案產品包括一些布料和成衣。《商業周刊》認為，"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海關官方一直將槍口瞄準中國的紡織業，這是中國的第二大出口收入部門。"【據楊仕輝的研究，從1979年到1989年，國外對中國的反傾銷數為65起，最低為1979年、1980年、1981年和1997年的2起，最高是1988年的11起；從1990年到1998年，反傾銷數為275起，最低為1990年和1995年的19起，最高為1994年的42起。】

另一個值得記錄的事實是，就在歐美對中國相繼展開反傾銷的同時——這是歐美第一次聯手對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反傾銷，跨國公司在中國的傾銷性行為則加快了步伐。以感光材料行業為例，美國柯達和日本富士公司在中國市場上採取了廉價傾銷的策略，富士彩卷在日本國內市場售價為每卷600~800日元，在歐洲市場為每卷6~8美元，但出口到中國市場的到岸價為人民幣7.15元，僅為日本國內售價的13%。在其低價策略的衝擊下，中國本土的感光材料企業日漸微縮，"四大國營膠捲企業"中的上海申光公司破產，公元、福達公司開工率不足5%，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相繼被柯達公司控股合資，行業最大企業河北樂凱膠片公司的市場佔有率也逐年下降，一直在盈虧邊緣徘徊。在其他行業如新興建材、洗滌用品、食品飲料等，國內企業都因跨國公司的低價競爭而逐漸喪失了市場。

儘管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開始進入中國，用《紐約時報》的說法，"在北京開始辦事處的計算機公司簡直就是全球計算機產業的名錄"，但是中國還覺得它們的速度太慢，那些有遠見的地方官員已經認識到，要推動本地區的經濟成長，靠遲鈍和體制僵硬的國營企業是不太可能的，靠剛剛成長起來的民營企業則規模太小，不解渴。於是，引進外資，尤其是跨國公司的投資，是最快捷的一條道路。5月，天津市宣佈開設"保稅區"，很多地方設立"經濟開發區"，對外資企業實行"三免兩減半"的優惠政策。在所有的區域中，珠江三角洲仍然是最耀眼的一顆明珠。

《商業周刊》用羨慕的筆觸寫道：

"年輕繁榮的深圳幾乎可以與香港媲美。本地的商人們帶着他們的流動電話和尋呼機來去匆匆。深圳的人口已經從1980年的5萬發展到了今天的170萬。成千上萬的人從中國其他地區蜂擁而至，尋找優厚的工作機會。深圳的工業產值已經從1100萬美元飆升至38億美元，其中80%是出口，而且仍在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長。麥當勞在這裏開出了中國第一家分店，很多人在這裏用港幣而不是人民幣購買巨無霸。

"廣東省省會廣州，火車站的馬路對面豎着巨大的廣告牌，上面不是毛主席語錄，而是海飛絲洗髮水，真維斯牛仔和七喜飲料的廣告。廣州的自由大道上，塞滿了巴士、計程車和摩托車。而商店裏是可以隨意購買的派克筆、索尼CD播放機和芭比娃娃。從去年開始，新上崗的雅芳小姐帶着化妝品開始挨家挨戶地推銷產品——這是1949年之後，中國首次出現直銷。

"每天傍晚收錄機、萬寶路香煙等從香港運到廣州海岸。它們合法嗎？也許不，然而根本每人在意。每個月，上百輛高檔汽車被偷運抵廣州。其中最受歡迎的是：梅賽德斯-平治，寶馬和豐田。"

《商業周刊》的描述讓人看到了正在恢復自信和商業活力的、忙亂而騷動的中國，正如記者在文章的最後所說的："廣東是一個範例，中國的其它地方也將慢慢改變。它不得不變，因為每個人都想過上高水平的生活。美國（或者隨便什麼人）可以加速，也可以減緩這個過程，但是，阻止不了。"過不了不久，那個在過去十多年裏一直掌控中國改革航標的老人也來到了這裏，他將再次讓改革的篝火熊熊燃燒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