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扭轉戰局(2)

所有人都隱隱感覺到，事態正朝惡化的方向發展，不過很多人還是心懷僥倖。禹作敏的手上便有一封從南方剛剛寄到的信件，來信人是另一位鄉鎮企業的代表人物，浙江萬向集團的魯冠球。1990年1月，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成立，農業部部長何康任會長，兩位副會長一個是禹作敏，另一個就是魯冠球，這是農民企業家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帶有「官方色彩」的職務。禹作敏與魯冠球交情一向不淺，每年江南新茶上市，魯冠球都會讓人捎上幾大包給禹作敏，而後者更曾是大方地送給對方一輛天津牌照的日本尼桑轎車。魯冠球與禹作敏是完全不同個性的兩個企業家，禹作敏對魯冠球的評價是：「你們老魯太圓滑。」而魯作敏對禹冠球的印象是：「這個老頭太任性。」年初，打死人事件發生后，魯冠球便一直非常關心他的這位「禹大哥」，他在一張便條中寫道：「目前社會各界對你及大邱庄頗為關注。大家普遍認為，事至此，以妥協平息解決為上策。因為『投鼠忌器』，所以我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增強經濟實力才是基礎。希望您心胸開闊，保重身體是本也。」魯冠球「投鼠忌器」一詞的言下之意，是安慰禹作敏，政府應該會考慮到他的改革影響力，不至於給予嚴厲的懲戒。這讓由自恃而變得驚恐的「老爺子」得到一絲寬慰。

但是，事情的衍變出乎禹作敏以及魯冠球等人的預料。4月，禹作敏被捕，8月27日，天津法院以窩藏、妨礙公務、行賄、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五項罪名，判處禹作敏20年有期徒刑，其子、大邱庄的二號人物禹紹政被同時判刑入獄10年。關於禹作敏的判刑，新華社只向全國統發了一條不到兩百字的新聞稿，然而其引起的反響卻如平地驚雷。在《人民日報》任職的凌志軍記得，「那幾天家裏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很多人想打聽他的情況。這些人大都是中國改革潮流中的風雲人物，他們把禹作敏視為同類，自然也把他作為改革的象徵。他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對禹作敏的打擊，是不是沖着改革來的？」

很顯然，此案的發生讓禹作敏及所有的改革派——包括處理他的天津市政府，都陷入了難辯的困境。禹作敏被捕后，天津有關人士在接受外國媒體採訪時稱:「禹作敏被拘捕，再次表明中國政治和法制的進步與成熟。」日後看來，禹作敏案並不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個視法律為無物又跟地方政府關係交惡的農民企業家自釀自飲的一杯苦酒。禹作敏被判刑后；南方的魯冠球三日不出，他寫了一篇題為《鄉鎮企業家急需提高自身素質》的文章。他寫道：「我們面臨經營者的自身素質障礙。這是一道更困難的障礙。這種障礙的病因是部分農民能人沒有充分意識到自己所負載的歷史使命，僅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環中，這樣的馬失前蹄是非常讓人痛惜的。而這一障礙的真正根源，其實是傳統的小農意識與現代精神的衝突，顯然，我們今天需要一次徹底的決裂。」

4月，中國企業界發生了兩起強烈地震。一起是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馬，另一起則是當時國內如日中天的高科技企業家沈太福被捕。有意思的是，他們都是在與政府激烈的對立抗衡后陡然隕落的。

沈太福的故事是又一則頗具荒誕色彩的商業傳奇。身高不到一米六的沈太福是吉林省四平市人。他自小愛好科技發明，是一個十分聰慧好學的青年。1984年，30歲的他從四平水庫的工程局辭職，與兩個兄弟辦起了吉林省第一家個體科技開發諮詢公司。他們相繼研發出很多新穎的產品，如吸塑包裝機、雙色水位計及一種特別的讀卡機。他的企業在當地以善於創新而小有名氣。1986年，沈太福進京，以30萬元註冊了集體性質的長城機電技術開發公司——直到1988年，北京市工商局仍然不受理私人性質的高新科技企業註冊。長城公司的產權性質最後成為沈太福案最致命的一環。1992年前後，沈太福和他的科技人員研發出一種高效節能電機，據稱比同類產品性能高出很多。可是，沈太福並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投入生產，銀行也對這個有風險的項目沒有興趣，這時候，沈太福想到了民間融資。鄧小平同志視察南方之後的1992年和1993年是投資熱情極其高漲的年份，人們對各種有新意的建設項目充滿了熱情。由於中央金融管制，發生在民間的各種集資行為便一直非常活躍，利息也是水漲船高。在沿海很多地方，民間拆藉資金的年利息基本在16%~20％之間。一位資深的證券公司總經理曾回憶說，「在那年，證券公司不知道自己真正該做什麼，幾億的資金，拆借出去就起碼有20％的收益，還用自己費什麼心？」①（沈太福的行為實質上是「地下私募」，當時由於宏觀經濟復甦，金融管控嚴厲，所以，遊走在灰色地帶的民間融資活動非常活躍，沈太福顯然不是開出融資利息最高的人。一個可以參照的集資案例是：在1993年，深圳華為的任正非要開發萬門數字程式控制系統而無法從銀行貸到資金，他便遊說全國17個省市的電信局合資3900萬元成立合資公司，他承諾每年的定額投資回報是33％。相關情節見1997年章。）便是在這樣的火熱背景下，沈太福的集資遊戲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