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扭轉戰局(4)

事態演進至此，商業騙局的氣息已經越來越濃烈，沈太福鋪天蓋地的集資風暴引起了國務院副總理朱基的高度關注，這位對金融風險懷有本能警覺的中央決策人意識到，如果「長城模式」被廣泛效仿，一個體制外的、缺乏制度控制的金融流通圈將龐大而可怕地出現，中央的金融管制政策將全面失效，於是，他親自下令中止長城公司的活動。

1993年3月6日晚間，正當沈太福為集資超過10億元舉辦大型慶祝酒會的時候，他收到了中國人民銀行發出的《關於北京長城機電產業集團公司及其子公司亂集資問題的通報》。《通報》指出，長城公司「實際上是變相發行債券，且發行額大大超過其自有資產凈值，擔保形同虛設，所籌集資金用途不明，投資風險大，投資者利益難以保障」，要求「限期清退所籌集資金」。

沈太福遭遇當頭棒喝。此時的他已經在狂熱和膨脹中失去了對局勢的清醒認識，自以為有高層人士、上百位老幹部以及10萬集資民眾的「撐腰」，他已經具備了與國家機器博弈的能力。他的應對之策竟與大邱庄的禹作敏如出一轍。在接到人民銀行的通報后，他當即宣佈狀告人民銀行行長李貴鮮，索賠1億元，國內外輿論頓時嘩然。這是中國第一位民間企業家敢於直接對抗中央政府。3月29日，沈太福在北京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聲稱「國家科委、人民銀行總行步調不一致，婆家、娘家有矛盾」，卻讓他這個民辦企業「小媳婦」吃虧，現因政府干涉，公司難以經營，要向國外拍賣。他還宣佈，將投資者的年利息由24％提高至48％。

隨後兩日，局勢朝沈太福預想的反向發展，政府沒有任何退讓的跡象，各地的擠兌事件則層出不窮，他試圖倚重的媒體和老幹部似乎也幫不上忙。3月31日上午，沈太福再次召開中外記者會，下午，他在北京首都機場被截獲，當時他帶着三張身份證和一皮箱的錢打算出逃國外。4月18日他被宣佈逮捕。從這個月起，在國務院的直接參與下，各地組成二十多個清查組。歷經半年時間的清查清退，長城集資案的投資者都領回了70％的本金，全國清退款總比例達90％以上。另外，根據香港《文匯報》的報道，有120名官員因此案受到牽連。

儘管天下人都知道沈太福是因為高息集資、擾亂中央金融政策而被捕的，然而他最後卻是以貪污和行賄罪名被起訴。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訴狀稱，沈太福多次以借款的名義，從自己公司的集資部提取社會集資款，構成了貪污罪。他還先後向國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時等21名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錢、物等合計人民幣25萬餘元，這構成了行賄罪，法院於1994年3月4日判決，被告人沈太福犯貪污罪，判處死刑；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兩罪並罰，決定執行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沈太福對判決不服，他的上訴理由是：北京長城公司是戴着集體帽子的私營企業——在1988年之前，北京市工商部門不接受私人申請創辦「高科技公司」，被告人不能成為貪污罪的主體，也沒有貪污的動機和行為，因而不構成貪污罪。他對律師說，「怎麼判我都行，但是，如果我是因為『貪污』自己家裏的錢而被槍斃，我不服。」一些法律人士也認為，對沈太福案的二審首先應當對長城公司的經濟性質重新確認。法院最終沒有採信這些意見。4月8日，沈太福被執行槍決。

①1994年，無錫爆發鄧斌集資案。1938年出生的鄧斌人稱「鄧老太」，原為無錫無線電變壓器廠工人，退休后創辦無錫新興實業總公司。在兩年多里，她以合作經營絲素膏、一次性注射器及乳膠手套為由，開出60％的利息進行集資，集資總額達32.17億元，涉案官員270多人，其中包括北京市副市長王寶森、首鋼總經理周冠五之子周北方等。1995年11月，鄧斌以受賄、貪污、投機倒把、挪用公款、行賄等罪名被判處死刑。

在1993年的春夏之交，禹作敏和沈太福兩案讓很多人心神不寧。如果說禹作敏案帶有一定的突發偶然性的話，那麼，對沈太福案的嚴厲處理則透露出當年經濟發展的某些特質。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中國經濟再度進入高速成長周期，萬馬奔騰，塵土飛揚，景象讓人喜憂參半。

喜則在於，經濟呈現出全面復甦的態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1年全國在建工程約9000億元，到1992年擴大到2.2萬億元，而到1993年前5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又在上年基礎上增長了69％，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數字。中央銀行多發了500億元，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錢。到年底，全國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3萬億元。各省的民間公司增長非常喜人，廣東、貴州和湖南是鄉鎮企業產值增長速度最快的三個省份，分別達到了55％、57％和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