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 扭轉戰局(6)

分稅制的實行，使中國的財政秩序為之大改，中央財政重獲活力。1994年~2002年，我國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7.5％，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1993年的12.6％提高到2002年的18.5％；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為55％，比改革前的1993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2年，除稅收返還和體制性補助外，中央向地方轉移支付高達4019億元，是1995年的8.6倍，年均增長36％。中國社科院的金融學家劉煜輝認為，分稅制改革后，一方面中央把財權高度集中，在稅收上削弱地方政府所佔的比重，而留給地方的幾乎都是收入來源不穩定、稅源分散、征管難度大、徵收成本高的中小稅種。另一方面，中央又把更多的事權層層下放給地方政府，甚至經常以犧牲地方稅權為代價來完成中央的某些政策，「中央請客地方買單」的現象大量存在。以經濟發達、稅源最為充沛的浙江省為例，在1993年，浙江的財政自給率是133.27%，1994年以後這一比率大幅下降到60%左右，而其他中西部地區的財政狀況更可想而知。

除了靠分稅制拯救危機中的中央財政之外，朱基另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金融決策是，力排眾議實行匯率改革，讓人民幣大幅貶值。在此之前，中國實行的是官方匯率與調劑市場匯率並存的匯率制度，它是計劃經濟的一條「金融尾巴」，既保護了國有公司的利益，同時也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外匯交易黑市。從1994年1月1日起，兩種匯率實行並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單一的有管理浮動匯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定為8.72元兌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匯率5.7元貶值33%——兌換1美元需要的人民幣，在1978年是1.7元，1991年為4元，1992年初是5.7元。人民幣的大幅貶值，使得中國商品一下子在世界市場上價格變得便宜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成為一個更加吸引外部投資商的地方。德國的《商報》在評論中認為，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首先意味着亞洲四小龍低廉的勞動力優勢從此喪失，中國必將成為全球製造業的中心。

這是一個十分具有標誌性的政策變化。從此之後，中國公司開始集體遠征，中國經濟走上了外貿拉動型的道路，它將在2005年達到頂峰，並誘發中國與歐美乃至周邊國家的貿易大戰。①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日本、韓國和東南亞諸國金融體制的脆弱性暴露無遺。1997年6月，國際金融狙擊手終於在泰國撕開突破口，災難發生。

朱基主政的「第三戰」，也是貫穿十餘年的治理主題，是搞活國營企業。對此，他的思路也與之前有微妙的轉變。

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營企業改革的成效一直無法讓人滿意，凡是有民營企業涉足的行業，它們都表現得不堪一擊。這年的局面是，經營機制轉換抓了多年但收效甚微，國營企業家們仍在嚷嚷權力太小。在這年的北京兩會上，國內最大的鋼鐵公司總經理李華忠在分組會上大喊：「自主權萬歲！」他還羨慕地對身旁的遼寧省海城市東房身村黨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不如你的權力大。」而另一方面，權力放了下去，到底能不能用好，卻是另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由於效益不佳和老企業萎縮，失業人口的增加已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在朱基看來，中國當今的企業問題已非改革之初可比，當時只有國營企業一支力量，不把它們搞活國家當然振興無望，而如今，鄉鎮企業已經異軍突起，佔到了半壁江山，外資企業也蜂擁而入，自是另一股可以藉助的商業力量。同時，隨着民間資本的日漸充沛，兩大股市又可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在這種新的局勢下，國營企業的改革就不應該關起門來，老是在經營體制的轉變上繞圈圈，而應當將它們放到市場中去，中央政府則要在整個經濟體制的重新構造上多下力氣。朱基對陳光在山東諸城搞的企業改革十分感興趣，專門派國家體改委副主任洪虎前往調查。也是在這一年前後，「抓住少數、放活多數」的思路開始漸漸萌芽。

這年7月13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周叔蓮在《光明日報》撰文《關於國有企業產權的兩個問題》，論述「所有制是發展生產力的手段，而不僅僅是意識形態意義上的目的。」由這個判斷出發，周叔蓮以及其他學者提出，不能把所有的企業都抱在懷裏，這樣做既不必要，也不可能。國家只要抓住關鍵少數，搞好500~1000家大公司、大集團，就會為眾多的中小企業提供廣闊的生存空間。那些沒有競爭力，也無關國計民生的中小企業將被「放掉」，政府將主抓那些有成長潛力、具備資源優勢的大型企業及盈利能力強的產業。周叔蓮的觀點得到決策層的讚賞。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改革思想，它意味着國營企業的改革從放權式的體制轉換階段進入了「重點扶持、其餘放活」的結構調整階段，同時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公司的成長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