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 闖地雷陣(4)

來自市場佔領者日本富士的抵制則更是可想而知了，柯達動議明顯帶有行業壟斷的意味，一旦定案，便毋庸置疑地意味着富士從中國市場的出局。然而，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在中國竟找不到同情者。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多年的驕橫。當年，汕頭公元廠以40億元的巨資從富士引進設備，1993年前後，公元發生經營危機，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森林帶着公元廠的管理層飛赴日本，希望獲得幫助。但是他們要會面富士領導層的要求竟然遭到拒絕，日本人認為，公元危機是中國人的事，跟他們沒有關係，朱森林一行在東京乾等數日，結果是雙手空空，悻悻而回。這個「拒見事件」很快在中國政界和企業界流傳開來，讓不少人咬牙切齒。因此，當富士試圖抵制柯達案的時候，竟很難找到願意為之出面的有力人士。①富士之後在中國的表現可以用一瀉千里來形容，它在中國的市場份額被逐年蠶食。2002年，《中國經營報》披露，富士涉嫌大規模膠捲走私，有相當部分甚至與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主犯賴昌星有關。富士對此沉默應對。同年11月，國家經貿委下發文件，認定由富士參股的珠海真科感光材料製作有限公司「未經審批和備案」，被勒令停產。至此，富士在中國的產銷渠道均遭遏制。

1998年3月23日，裴學德在羅切斯特柯達總部宣佈，柯達以10億美元收購中國膠捲全行業的協議定局，華爾街的柯達股票應聲大漲。在朱基的全力支持下，北京專門成立中央協調小組，由「兩委三部」——國家計委、國家經貿委、化工部、輕工部和外經貿部組成，吳邦國副總理任協調小組組長，國家經貿委副主任李榮融具體協調。

在後來的5年裏，柯達對收入囊中的企業進行了大手術。它對公元、福達和無錫阿爾梅三廠相繼投入上億美元進行改造，使之成為柯達的全球製造基地，對挽救無望的上海感光、天津感光和遼源膠片三廠則進行經濟補償，將之關停並轉，三廠員工都按工齡長短獲得了相應的安置費用——按工齡長短計算職工的遣散補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一般是每年工齡獲得的補償為500元~2000元不等，據《跨越——柯達在中國》一書作者袁衛東的調查，被遣散的一千多名上海感光廠職工獲得的最高安置費為7萬元。

在朱基看來，柯達的表現是讓他滿意的，因為它解決了國有企業改造的兩大難題，即「錢從哪裏來，人往哪裏去」。尤其是後者。1999年4月13日，朱基訪美期間，在紐約美中貿易委員會的晚宴上說到，「我可以告訴大家一個故事，就是當年我會見柯達公司的裴學德，請他的柯達公司到中國來合作的時候，我曾經被人稱為賣國賊。但是，經過這兩年柯達進入中國大量投資，促進了中國膠片工業發展，因此，那位叫我賣國賊的人已經在最近對我講，他以前錯了……我認為這種讓步，對於中美兩國都是有利的。」2002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在接受美國《商業周刊》採訪時稱，「我有兩個成功的案例。一是柯達公司重組我們的影像行業，這是一個雙贏的案例，第二個例子是尼桑與東風汽車的全面合作。重組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下決心推進這樣的重組。」

中國政府與柯達的「98協議」，在2003年完成收官之筆。10月，柯達與一直以來對購併最為抵制的河北樂凱公司簽約，以總值1億美元的現金、設備和技術，換取樂凱20％的股份。至此，中國膠捲工業的7家企業全數與柯達合資。在全球市場上，被富士打得暈頭轉向的「黃色巨人」終於在中國找回了尊嚴。到2005年前後，柯達每年60億美元的全球採購，有1/6來自中國，95％以上的柯達數碼相機在中國生產。柯達還把全國9200多家彩沖店中的2000家改造成為數碼影像店，打造了一張無比龐大的數碼彩擴網絡，把中國市場變成了柯達的全球第二大市場。

在30年的中國企業史中，由一家跨國公司對一個重要產業進行全行業性的購併，僅此一例。在1998年，面對局勢委靡的國有企業改造，朱基簽下與柯達公司的合作協議，無疑是一個鋌而走險的大手筆。

1999莊家「惡之花」

國有企業的爛賬

以及鄰國經濟的蕭瑟

還有小姐們趨時的妝容

這些不穩定的收據

包圍了我的淺水塘

——翟永明，《潛水艇的悲傷》，1999年

1999年，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紀終於走到了它的「末點」。人們記起四百多年前，一個叫諾查丹瑪斯的法國醫生的那個預言，「1999年7月，天空中太陽、月亮和九大行星將組成「十字架」形狀，這時候，恐怖魔王從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現，戰神以幸福的名義主宰世界……」這個不無恐怖的景象顯然並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