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告別浪漫的年代(1)

我無法反抗牆，

只有反抗的願望。

我首先必須反抗的是：

我對牆的妥協，

和對這個世界的不安全感。

——舒婷：《牆》

20世紀80年代的第一個春天，大江南北風調雨順，舉國都有一種抑制不住的喜悅。

24歲的北京詩人顧城在《星星》詩刊上發表他的成名作《一代人》，全詩很短，只有區區的兩行，卻如原子彈一樣地引爆了整整一代人積壓已久的情感：「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情緒傾訴，個人意識的蘇醒在這兩行詩歌里毫不隱藏地畢現出來。所有的人似乎都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個不平靜的開始。

為了讓全國人民過好80年代的第一個春節，商業部在1月18日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開供應豬肉。在上一年，全國的生豬存欄新增800萬頭，每頭生豬的平均毛重增加了12公斤，通知要求各地最好是「就地收購、就地屠宰、就地銷售」。又過了幾天，國務院下達文件，允許「雞蛋可以季節性差價」，這意味着國家已經在嘗試着用價格槓桿來協調市場。這樣的通知和文件還將不厭其煩地下發十來年，沒有人覺得很突兀，國家始終像一個大保姆，細心地照管着人民的衣食住行。

這年春天，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是中共中央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平反了。在2月23日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上，65歲的胡耀邦被推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一批較年輕的幹部被推上了重要的領導崗位，其中包括前兩年在安徽、四川強力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萬里等人。14年前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的劉少奇正式恢復了政治聲譽，一大批因之而生的冤案一併平反。躊躇滿志的鄧小平在會上講話說，在解決了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之後，今後的工作要着重研究體制改革。

鄧小平顯然想把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經濟體制的改革上去。到上一年底，全國進行擴大自主權試點的國營企業已經有4200個，1980年又發展到6600個，約佔全國預算內工業企業數的16%左右，產值和利潤分別佔60%和70%左右。在中央和各地政府眼中的重點國營企業基本上都已經裝進了「試點」的大籮筐里。為了推進這項事關重大的改革，1月22日，國務院根據首鋼等試點企業的經驗，發佈《國營工業企業利潤留成試行方法》，允許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企業必須完成了產量、質量、利潤、供貨合同四項經濟指標后，才能按核定和規定的留成比例，提取全部利潤留成資金。到了2月，國家經委又發出通知，要求試點企業必須保證「國家多收、企業多留、職工多得」，這當然是一個聽上去很美好，但執行起來很困難的要求。種種跡象表明，管制在一步步鬆動，但中央希望一切都在計劃的掌控中有序的進行。各地，新的變革新聞正層出不窮：年初，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復出，國內保險業務被允許恢復；4月10日，中國民航北京管理局與香港中國航空食品公司合資，以558萬元註冊資本，創建「北京航空食品公司」，港人伍淑清擔任港方常務理事。國家工商局為其頒發了中外合資企業001號營業執照，這便是中國政府第一家正式批准成立的中外合資企業。當時，北京航空食品公司的日配餐量只有640份，20年後，這個數字將上升到2.5萬份。

跟這家小公司的中外合資相比起來，在南方，一個正開始艱難啟動的計劃聽上去要龐大得多。

這個日後影響了中國開放走向的計劃，便是在南方設立「經濟特區」。

「特區」這個經濟名詞是中國人的一個新發明。據《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謎》一書記錄，它的發明人也是鄧小平。在上一年的4月，他與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省長習仲勛商討開放事宜，提出在深圳建立一個新的開放區域，全力引進外來資本，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並且建議這個開放區域就叫「特區」。

在鄧小平提出「特區」這個概念的時候，袁庚已經奔赴南方去啟動他的蛇口工業區了。「特區」一詞既出，心領神會的習仲勛馬上加快了開放的速度。很快，到7月15日，一個《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於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兩個報告》就形成了，報告明確提出：「在深圳、珠海和汕頭試辦出口特區。特區內允許華僑、港澳商人直接投資辦廠，也允許某些外國廠商投資設廠，或同他們興辦合營企業和旅遊事業……三個特區建設也要有步驟地進行，先重點抓好深圳市的建設。」

深圳特區的創辦思路漸漸明確下來，它被明確定義為「經濟特區」。國家拿出3000萬元貸款，專供開發深圳經濟特區—這個數字的微不足道與日後開發浦東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語，由此可見，特區在當時純屬試驗性質，中央政府對之並不抱戰略性期望。深圳由一個縣級城市一躍而升格為正地級市。這回，特區的手筆還是要比袁庚的蛇口大很多。深圳市的總面積2020平方公里，劃為經濟特區的總面積有327.5平方公里，東西長50餘公里，南北平均寬度為6公里多。從飛機上鳥瞰特區全貌，彷彿是條狹長的海帶漂浮在山腳下、大海邊。其中可規劃開發的有110平方公里。

面積大則大矣，卻還是只有3000萬元的貸款——這點錢還不夠搞2平方公里的三通一平。開發者百思之下唯有一計可施，那就是出租土地，用地金來換現金。這個想法，在當時國內可謂「大逆不道」。反對者的理由很簡單：共產黨的國土怎麼可以出租給資本家？當時一位叫駱錦星的房地產局幹部翻遍馬列原著，終於在厚厚的《列寧全集》中查出列寧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來：「……住宅、工廠等等，至少是在過渡時期未必會毫無代價地交給個人或協作社使用。同樣，消滅土地私有制並不要求消滅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雖然是用改變過的形式—轉交給社會。」駱錦星查到這段話后一陣狂喜，當晚就奔去敲市委書記張勳甫的家門。據說，當時的深圳幹部人人會背這段語錄，有考察和質問者遠道前來，他們就流利地背誦給那些人聽。

深圳的第一塊土地出租協議，便簽訂於1980年的1月1日。第一個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劉天竹，跟他談生意的就是那個在《列寧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話的駱錦星。據駱日後回憶，當時的談判對話是這樣的，劉說：「只要劃出一塊合適的地皮就行。由我組織設計，出錢蓋房，在香港出售，賺得的錢中方得大頭，我得小頭。」駱說：「東湖公園附近，可以劃出一塊地方來，如何？」劉說：「那好，所得利潤，你拿七，我拿三。」駱搖搖頭：「你拿得太多了。」劉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駱說：「我拿八點五，餘下的是你的！」劉說：「我們初次打交道，往後要做的事還很多，這次就依你的！」這樣的對話果然已經是在談生意了。

劉天竹開發的這個樓盤叫「東湖麗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圖紙設計出來后就開始在香港叫賣，僅三天，108套還在圖紙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東湖麗苑」的一炮成功，讓深圳人大大開竅，他們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費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費4500港幣，這個地價僅相當於河對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進的數億元錢削掉土丘、填平溝壑，開通公路，通電、通水、通郵政。從1980年至1985年的5年裏，深圳實際利用外資12.8億元，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6.3億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個工業區，香港和國外商人紛紛湧進特區辦廠、開公司。

南風自此一路北上，開放之勢再不可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