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 無度的狂歡(2)

其問題之一，是貪大求洋，不符合國情。武漢一家軋鋼廠引進上千萬美元的設備，因動力問題無法解決長期閑置；四川花八億元從日本引進了一整套維尼龍生產設備，建成后發現天然氣供應無法解決，就算把重慶鋼廠的天然氣全部移過去也不夠維持一半的開工；大慶化肥廠引進一條美國生產線，將原有職工1520人精簡到315人，其後管理問題層出不窮，技工素質無法保證專業協作，兩年後不得不「改回去」。

其二是，盲目引進，利用率低下。根據《光明日報》的報道，1987年，武漢市對引進工作進行普查，發現全市87家企業共有911太設備，價值5100萬元，長時間空置，有的連包裝箱都沒有打開。1987年12月15日的美國《商業周刊》估計，中國工廠的閑置設備價值約200億元，其中相當部分為兩年前的引進設備。

其三是，成套設備偏多，技術性引進少。根據當時學者的統計，在引進熱中，成套設備佔80%，單項設備佔17%，而被當作目標之首的技術引進則只佔3%。很多設備引進后，其生產所需的零部件和設備維護等仍然全部依賴外國公司。

其四是，重複引進，缺乏規劃。1985年前後，上海共引進12條彩電生產線，兩年後，只有7條在運轉，其餘的全部閑置報廢。此類現象，在各行業和地區比比皆是。當年5月17日的《經濟參考報》便在頭版頭條刊出中國汽車工業公司的一份調查結果，《汽車工業盲目佈點重複引進情況嚴重》，根據這家行業管理公司的測算，到1990年全國的汽車年銷量在90萬輛左右，而從目前的引進情況看，屆時的全國年產量將達到200萬輛，此外還存在盲目組裝整車、同一技術多家引進、引進項目紛繁重複、互不協作配套等現象，有的地區為了便於自行批准上項目，還採取了化整為零的辦法，使一些大項目分批上馬，導致了引進失控的局面。

在引進熱中，泥石俱下的事情常常發生。青海省通過香港的一家貿易公司，從意大利和聯邦德國引進了一套混凝土輸送泵，結果發現竟是30年前的舊設備，整套設備除了標牌是新的之外，其他部件都已磨損不堪。8月份的上海《文匯報》便刊登了一篇讓人啼笑皆非的新聞，在題為《「洋豆腐」為何無人問津》報道中，記者寫道：6月下旬，閘北豆製品廠花160萬元從日本引進了一套盒裝豆腐生產線，原本希望它能豐富豆腐品種，增加市場供應量，誰知道，流水線安裝一個多月後，煩惱接踵而來。首先是豆腐成本太高，用傳統工藝做的豆腐變質后大不了發酸、起孔，這種日本豆腐一變質就成一包水；再者是流水線設備太昂貴，出了一個小事故，但是給日本打個電話，至少也要20塊錢。記者最後無奈地說，看來這次是交了一筆昂貴的學費。

從1985年到1987年，全國各地共引進115條彩電生產線、73條冰箱生產線、15條複印機生產線、35條鋁型材加工生產線、22條集成電路生產線、6條浮法玻璃生產線，僅廣東一省，便引進21條西裝生產線、18條罐裝線、22條食品麵包生產線、12條傢具生產線。其中最典型的引進案例是，9個省市一起向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引進了9條同一型號的「阿里斯頓」電冰箱生產線，每條生產線的價格均為3000萬元，年生產能力30萬台。一時間，中國先後產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樂、上海遠東、景德鎮華意、重慶五洲、寶雞長嶺、蘭州長風和中意冰箱「阿里斯頓九兄弟」。在其後的家電搶購熱中，這些企業都風光一時，成為當地的利稅大戶，極盛時，「九兄弟」的產量佔到全國冰箱總產量的1/3。而10年後，8家凋零，僅美菱一枝尚存。

1985年的引進熱在日後遭受大了批評。大規模的引進熱浪，使得外匯消耗巨大，到年底，全國的貿易逆差達到創紀錄的137.8億美元，相當於出口總額的52%。不過客觀地說，這次失控的引進熱多中國輕工業的更新換代及消費品市場的啟動，產生了巨大的效應。這個時代的中國公司，就好像洗個青春期的少年衝進一片正在瘋長的草地，你聽得到他的骨骼與青草一起向上生長的聲音，過度的精力和熱情揮霍似乎是無可避免的。

在大量引進的同時，根據《商業周刊》的觀察，中國在這一年還開始嘗試着對外投資。11月份的報道披露，「中國開始向海外投資。第一站是香港，其投資達60億美元，站在香港的外來投資的第三位。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和兩家美國企業在華盛頓購買一片價值3500萬—4000萬美元的森林，用於獲取建造中國房屋的木料。這是中國在美國的第一筆直接投資。」

不過在開始，對外投資好像並不太順利，《新聞周刊》舉帶了兩個在港投資失敗的例子：「兩家北京背景的公司——中國銀行和中國資源公司花了2280萬美元購買了Conic公司34.8%的股份。之後，中方向董事局派遣了官員。數月後，Conic的股票停牌，因為該公司的主席把他價值1000萬美元的股票都賣給了中方，並且在他個人的控制下從Conic貸款了2780萬美元。另外一件事情是一家中資公司起先宣佈花1.2億美元購買8棟在建的公寓樓，但是隨後又宣佈放棄。這一行為導致了股市的下跌，公司失去了信用。」

這些新聞，在很多年後讀來一點都不讓人新鮮，不過在1985年前後，世界還是觀察到了一個封閉良久的社會主義國家嘗試着參與國際資本遊戲的努力，儘管這種努力顯得有點笨拙。

幾乎就在海南汽車案被中央點名制止的同時，國內還爆發了另一起重大的經濟事件，在廣東毗鄰的福建省出現了晉江假藥案，它直接導致了省委書記項南的黯然落馬。

晉江製造假藥的鄉鎮企業共有57家，其中45家集中在陳埭鎮，而這個鎮正是省委書記項南扶植起來的典型，它是福建第一個工農業產值超過一億元的鄉鎮，被譽為「福建一枝花戶」。從1980年開始，當地的食品工廠開始興起，為了追求暴利，漸漸地便轉向了藥品生產，當地的私營業主通過各級醫藥公司打進「公費醫療」這個特定的消費渠道。它們用低劣的銀耳加上白糖，製成「降壓沖劑」、「理肺沖劑」、「益肝靈沖劑」等假藥，牟取不當利潤。新華社記者在後來的報道中稱：「假藥廠大部分是農民集資合辦的，他們沒有製藥技術人員，沒有質量監測機構，也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製藥設備，使用的全部是簡陋的爐灶、鐵鍋、竹器等原始工具，廠房則多為農村的舊民居，蒼蠅亂飛，垃圾成堆，包裝桌上積滿灰塵。這類藥廠是怎麼取得合法地位的呢？手續倒是很簡單，只要到村、鎮掛個戶頭，村鎮抽取產品銷售額的1%~2%，就可以得到銀行賬號和公章了。」

成本低廉的假藥通過高額回扣的方式衝進公費醫療體系，自然帶來令人稱慕的企業效益，而當地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又聽之任之。到1985年初，晉江假藥已成洶湧之勢，連鎮工商所也辦起了保健飲料廠，生產銷售假藥。為了以更安全和合法的身份生產假藥，晉江人還想出了聯營工廠的方法，它們與廈門、陝西的一些瀕臨困境的國營工廠合作，以辦分廠或合股的名義偽造批文，生產假藥。當慾望之門被打開之後，如果沒有法律的制約，富有想像力的邪惡便會像野草一樣地肆意瘋長。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爆炸性的新聞報道《觸目驚心的福建晉江假藥案》，對晉江制售假藥的情況和原因進行了披露，稱當地假藥工廠生產100多種假藥，總數10多萬箱，銷售額3500多萬元，參與制售假藥者1000多人，此外還偽造衛生行政部門的藥品審批文號105個，私自印刷稅務發票。此後，有關部門持續清查，媒體持續跟進曝光，舉國一時鼎沸，晉江成為「假藥」和「騙子」的同義詞，以至於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當地人外出經商只說自己是泉州人，而不敢提「晉江」兩字。在這場打假風暴中，項南受到牽連，辭職下台。

從晉江假藥案開始，在廣袤的中國農村，有意識、有組織、大規模地製造假劣產品，在今後20年的時間裏仍將持續地蔓延，從來沒有根絕。它成為很多地方擺脫貧困的捷徑，成為地方政府振興當地經濟的絕招，在晉江假藥工廠中，相當一部分的創辦人和經營者是當地的鄉鎮幹部，這個特徵在今後也將一再地呈現。中國基層社會那種流傳千年的淳樸的商業道德，從這時開始正在可怕地逐步淪失。【發生在中國鄉村和制假造劣事件，一個共同的特徵是區域性作案，也就是某一個鄉村的農民集體參與到制假造劣的活動中，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他們的做法將產生怎樣的後果，將給社會和消費者帶來怎樣的傷害，但是，出於利益上的需要，每個人都將最起碼的道德制約拋之腦後。某些基礎政府甚至成為這種集團犯罪案的保護傘和牟利共犯。曾有記者文一位造假鄉村的幹部：「你們知道這種行為是犯法和不道德的嗎？」那個幹練的鄉長指著身後一棟棟正在建造中的農民新房，堅定地說：「我覺得，天底下最大的道德，就是讓我貧困的家鄉富裕起來。」】

晉江假藥案和海南汽車走私案，讓1985年的中國充滿了詭異的氣息。一方面，經濟開放和企業改革日漸成為全民的共識，新的變革正在各個領域得到鼓勵和嘗試，珠三角、蘇南和溫州等地的民間資本正呈方興未艾之勢。加快投資、加快發展再度成為國家的主題，宏觀經濟在沉寂數年後再度出現趨熱的跡象。另一方面，全民性的物質慾望被猛然地激發出來，擺脫貧困成為至高無上的公共理想，在這個目標之下，對制度和道德的漠視受到默許，這同時也給那些保守的勢力提供了攻擊的機會。

從宏觀的角度來看，1985年的中國經濟再趨過熱。這與當時中央的貨幣政策有關，在上一年10月計劃1985年信貸規模時，國務院公佈以當年年底數字為下一年的借貸基數。於是，各專業銀行為爭信貸基數而突擊放款，結果國家信貸基金猛增，銀行日夜印鈔票，後來宣佈多印了80億元，要知道，在1983年，全國的貨幣投放總量才只有90.66億元。

企業的不斷創建與消費需求的增多，使得生產資料的短缺現象越來越嚴重。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從改革開放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處在一種資源短缺的狀態中，這是30年來唯一沒有改變過的狀態。而對這種狀態的政策對應，便可以看出這場改革的成長軌跡和內在的邏輯性。跟那些無縫不鑽的民營公司相比，國營企業爭奪生產資料的主動性和能力顯然要弱得多，於是，國務院的智囊們便創造性地想出了一個「價格雙軌制」的辦法來。1985年初，國家宣佈取消對企業計劃外自銷產品價格的限制，宣告生產資料的「價格雙軌制」正式形成。【從公開的資料看，1985年5月初，經濟學家宦鄉在一個題為「中國面對未來」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我國新經濟體制可能是一種雙軌制」。他認為，「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會出現集權經濟體制與分權經濟體制並存的時期」。這一思想得到了決策層的欣賞，也成為「雙軌制」的理論基礎。對於「價格雙軌制」的歷史評價，經濟學界存在爭議。有的人認為「雙軌制」使得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並造成了大面積的貪污腐化……而另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個「成功」的做法，理由是反向式的：如果不實行雙軌制，就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繼續計劃單軌；一是按照休克療法直接進入市場單軌。前者沒有效率，已是確鑿的事實；但是後者卻會造成很大混亂，而且事實上引起了很多困難。原因首先在於，市場開放以後，原有經濟格局並不能馬上改變，大量的國有企業仍然存在壟斷，那麼壟斷者會利用其特權提高價格，造成市場混亂；其次，市場一放開，原來經濟當中的很多經濟鏈條就會斷開，使經濟增長劇烈下滑。相比之下，雙軌制一方面保留了計劃價格，同時放開一部分市場。雖然確實滋生了很多貪污的機會，但是這種制度讓非國有經濟得到了投資發展的機會，得到了出售產品的機會。】

雙軌制的意思是，一種生產資料存在兩種價格，一種是國家掌控的「計劃內價格」，一種是市場化的「計劃外價格」，後者的成本要遠遠大於前者。這種扭曲的價格體制，其目的便是為了保護國營企業在原材料採購的優勢。同時，國家還可以根據市場的需求量來不斷地調整計劃內商品和計劃外商品的銷售比重，比如在1985年前後，鋼材的計劃內與計劃外比重為78：22，煤炭為92：8，石油為83：17，水泥為64：36，食品類為59：41，服裝類為59：41，耐用消費品為48：52。從這些比重中可以看到，國家對原材料的控制力度遠遠大於對日用消費商品的控制。「雙軌制」帶有鮮明的計劃經濟特徵，它在抑制價格暴漲、通貨膨脹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卻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成為困擾民營企業成長的根本性難題。

江蘇著名的鄉鎮企業無錫紅豆集團的周耀庭回憶說，「紅豆發展起來，國家從來沒有給過一公斤的柴油，一公斤的棉紗，從來沒有任何計劃內的原料。1985年、1986年前後，紡織企業原料及其緊張，不少工廠都斷餐了，我們企業做外貿沒有棉紗，想到無錫市的部門去爭取一些。回答當然是沒有，因為你們是鄉鎮企業，不可能給一公斤棉紗。我講，國營企業是老大哥，我們鄉鎮企業是小弟弟，小弟弟向老大哥學習，能不能讓紡織公司給我們一點兒棉紗？部門的幹部回答我說：你鄉鎮企業是小弟弟嗎？稱不上的。」

這段對話讓周耀庭銘骨難忘，20年後，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改革開放二十年》專題採訪中，他對着鏡頭說，「國營企業是老大哥，鄉鎮企業不是小弟弟，鄉鎮企業是私生子。那個時候，我們鄉鎮企業得到的是私生子的待遇。」

「私生子」的說法，難聽了一點，但卻是一個明擺着的事實。為了嚴厲執行雙軌制，保護體制內的國營企業，3月，國務院還發出了一個嚴厲的禁令：重要生產資料和緊俏耐用消費品的批發業務，只能由國營單位經營，不準套購就地轉手加價倒賣，不準倒賣計劃供應票證，不準任意提價，不準以任何形式索取額外收入，對投機倒把者，要堅決制止嚴厲打擊。

如此明確而峻厲的禁令，能嚇著一些膽小的，卻不能絲毫遏制那些背景強硬的冒險者，相反，倒使冒險的利潤空間變得越來越大。後來發生的現實便是，「價格雙軌制」直接滋養了「倒爺經濟」的繁榮。那些有着政府背景和資源的人或公司，按國家計劃價格將緊俏生產資料買進，又按照市場價格將之賣出，賺取差價。《經濟日報》曾報道這樣一個實例：國營的內蒙古赤峰金屬材料公司從一家鋁鋅礦以每噸3714元的計劃內價格購得500噸鋅錠，然後以每噸6500元的價格就地倒賣給廣東公司，後者再將之倒賣三次，價格提高到每噸7000元，最後仍由金屬材料公司買回，挑撥給國營的赤峰電線廠。鋅錠原地不動，從中倒騰的倒爺賺了個大飽，國營的礦廠、金屬材料公司和電線廠無一例外地都成了買單人。

正是由於倒爺們的猖獗和「法眼通天」，使得各種國家統配物資以各種形式，通過各種渠道流向市場，國家指令性計劃徹底失去了嚴肅性。在執行「價格雙軌制」的年份里，國家統配物資從來沒有完成向國家供貨的合同，那些規規矩矩、遵守國家調控計劃的國營企業反倒成為最大的受害者。在這個意義上，得益於這種畸形價格制度的倒爺階層是壓垮計劃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

據估算，雙軌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每年至少在11000億元以上，佔GDP的9%，與不少年份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基本持平。據學者胡和立的研究報告顯示，僅在1988年，全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就超過1500億元，加上銀行貸款的利差和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三項合計價差達3500億元以上，約佔當年國民收入的30%，其中70%左右流入私人腰包。

儘管享受到了「價格雙軌制」的保護，國營企業仍然在體制內掙扎，這真是一個從經營活動到心態觀念都備受煎熬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