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資本的蘇醒(2)

從表面上看，萬寶的悲劇是因產銷失衡而造成的。從6月開始，全國通貨膨脹加速，廣東跟國內所有地方一樣出現搶購潮，在萬寶廠門口等冰箱的車隊從生產車間一直排到了廠門外很遠的馬路上。上級部門找到鄧韶深，命令他儘快拿出三萬台冰箱投放廣州市場，以平抑日日見漲的家電物價。鄧韶深一方面下令車間三班輪產，日夜加班製造，同時又從其他地方緊急調撥冰箱，以解廣州之急。沒有料到，到1989年初，因為物價闖關失敗，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家電商品頓時陷入滯銷。鄧韶深向上級緊急報道，稱倉庫已經爆棚，流動資金嚴重積壓，萬寶需要停產整頓、檢修設備和消化庫存。而上面則嚴斥他「影響領導決策」，要求萬寶繼續生產，「以備萬一」。就這樣，數億元資金積壓，現金鏈迅速斷裂。

當上面也發現情況有點不妙的時候，他們又認定這是鄧韶深銷售不力所造成的。在黨委書記的決策下，企業改變原來的銷售方式，由之前的銷售公司同意經營，改為集團內部的冰箱製造廠「分級銷售」，於是，銷售體系和批零價格大亂。各地的經銷商乘機大亂吃貨卻不付款，萬寶在短短時間內出現將近8億元的呆壞帳。1989年秋天，心灰意冷的鄧韶深不辭而別，遠赴加拿大閉門不回。就這樣，中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第一家電巨子——萬寶電器一蹶不振。

萬寶的隕落，看上去是經營不善所致，而其內在的矛盾糾葛無一不與體制有關。承包制所能激發的創造力在企業崛起之後就迅速地消退了，當鄧韶深想在產權清晰化的道路上繼續有所動作的時候，他選擇了一個非常冒險的方式——跳過現有的產權所有人，以改革試點為名，謀求更高行政部門的支持，他剛剛邁出第一步，就立即遭遇致命的狙擊。在這一部中國企業史上，鄧式命運並非孤例。

鄧韶深不辭而別，在當年被定性為「出逃」。廣州市一位市長曾提出要通知國際刑警組織通緝鄧韶深，但因為要花費20萬美元，最後不了了之。新華社記者顧萬明曾經撰寫長文對此案進行報道，從他披露的材料看，對鄧韶深的指控都是一些猜測性的，如，萬寶先後引進三條冰箱生產線，耗資6000萬元，故事員工對此懷疑說，「按國外慣例，買方至少有5%—10%的傭金，鄧韶深為何不拿回來公司呢？」此外，還傳言鄧與新加坡的一位袁老闆關係不同尋常、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等等。

然而，富有戲劇性的是，這位聲譽掃地的「出逃嫌疑犯」在五年後，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國內，他改名為鄧米高，在廣東一帶再次創業。他先是在從化縣開辦一家空調廠，三年後，因一筆3000萬元的貸款被騙，鄧米高傾家蕩產。工廠清盤后，已經年屆60歲的他受聘到惠州的樂華空調公司出任總經理，又兩年，因與董事會「磨合不了」，再轉到威力電器公司，負責空調項目的產銷。2002年，鄧米高在威力公司任上接受記者採訪，談及萬寶當年事，已是滿額皺紋的鄧稱，「那時說我出逃捲走幾千萬資金，後來審計結果出來了，我是清白的。」他說這句話的時候，那家睨視天下的萬寶電器已經淪落成不值一提的二流工廠。

鄧韶深「出逃」，在華南企業界引起過一陣不小的騷動，很多人都認定他是東窗事發，捲款潛逃，幾乎沒有人從體制的角度思考這起事件。十年後，跟他同一代的企業家，如健力寶的李經緯和科龍的潘寧，都無一例外地落入了同樣的命運陷阱。

在當時的南方，跟身敗名裂、倒霉透頂的鄧韶深相比，深圳的王石要幸運得多。

王石的萬科在1984年組建后，跟與它的母公司——深圳特區發展總公司摩擦不斷。在1985年，母公司想要從萬科帳上調走800萬美元，王石抵死不從，自此在萬科的控制權上，雙方就一直明爭暗鬥。1986年前後，深圳政府要在國營公司推行股份制試點，當時國營企業的日子還比較好過，很多人認為搞股份制設置董事會，又增加一個婆婆。所以沒有企業響應。只有王石自告奮勇，他意識到，「萬科正處在十字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個讓萬科能獨立自主經營的機會。」而深特發對此則斷然拒絕，時任董事長對王石說：「你就是孫悟空也跳不出我如來佛的手心。」王石對人感慨地說：「萬科不是孫悟空，卻感到一隻無形的手掌攤在下面，隨時可能收攏。」

角力從此開始。王石通過朋友介紹，結識了深圳政府領導的秘書們，市委書記兼市長李灝不定期約見王石，用王石的話說，「這種安排完全避開上級主管公司、政府有關部門，屬於市委書記的秘密渠道，有點地下工作的味道。」到1988年，萬科的股份制試點被提到議事日程上，當深特發得悉市政府準備下文同意萬科股改方案時，派了一個請願小組到市府辦公廳，強烈要求撤回股改文件，理由是「政府越權干涉企業內部的正常管理」。辦公廳只好暫停同意萬科股改文件。

倔強的王石只好鋌而走險，直接向李灝告狀。他記錄當時景象：市委書記的辦公室很小，李灝坐在辦公桌後面，手握一支毛筆，邊聽彙報邊練習書法。聽王石倒完苦水，他把筆一擱，一字一頓地說：「改革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你們年輕人不要急躁，要沉住氣，困難越大，就越是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在李灝的暗中支持下，萬科的股改方案在被擱置一個月後終獲通過。12月，萬科發行股票2800萬股，每股一元，當時萬科的凈資產僅為1324萬元。王石親自帶隊上街推銷股票，有幾次甚至跑到菜市場里和大白菜擺在一起叫賣。他還請工商局幫忙，由個體協會出面邀請個體戶開會，王石在會上反覆宣傳股票發行的意義和股票的投資價值，台下的人聽得不耐煩了，便站起來大聲說，「不用講這麼多了，該攤多少我們就捐多少吧。」【根據《王石這個人》作者周樺的採訪，當時主動要求購買萬科股票的只有兩家企業，一是中創集團，二是剛剛組建不久的華為公司，任正非一下子買了30萬股，還掏錢請萬科的推銷員吃了一頓晚飯。】

一年多后深圳股市開張，萬科以0002號正式上市。商業作家王安在《股爺，您上座》一書中感慨說，「第一個吃螃蟹的人，要麼死去，要麼免費。」

事實是，倒霉的萬寶「死去」，幸運的萬科「免費」。

王石與深特發的抗爭還將繼續12年，一直到2000年8月10日，在王石的炒手運作下，深特發同意將所持萬科股份轉讓給中國華潤總公司，這場「母子斗」才算告一段落。在第二天上午8點，王石在網上發帖寫道：「在第十六個年頭，萬科總算徹底脫離深特發。本來一肚子的牢騷，在脫離的昨天卻瞬時消失全無。回想風風雨雨，面對深特發大廈，默念著：再見了，老東家。」

從1984年起，到1988年前後，全國各地像萬科這樣發行股票和債券的企業並不在少數，《經濟參考報》的報道稱「全國已經有6000家企業實行了股份制」，它們的初衷與日後的資本市場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主要是為了解決企業資金短缺的難題。

關於哪知股票是「新中國第一股」，一直存在爭議，其中參與競爭的有：1980年12月成都工業展銷信託公司發現的股票；1983年深圳寶安聯合投資公司發行的股金證；1984年9月，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發行的定期三年股票；1984年的11月，上海飛樂音響公司發行的股票。因為鄧小平將一張飛樂股票贈送給了紐約證券交易所總裁約翰·范爾森，所以，它的認可度最高。飛樂股票實行的是「保本保息，自願認購，自由退股」的原則，股票分為集體股和個體股，股息率分別相當於企業一年定期存款和一年期儲蓄存款的利率，與真正意義上的股票還有一定的差距。

當時，大型國營企業從銀行貸款能夠獲得優先，集體企業要困難一點，鄉鎮企業則沒有可能，於是，首先獲准發行債券的都是一些經營困難的、沒有辦法從銀行貸款的國營企業，以及與政府關係比較密切、發展情況較好的集體及鄉鎮企業。這些債券的發行金額都不大，上海有1548家中小企業發行了債券，總金額只有2.4億元，向社會公開發行的只有飛樂和延中兩家，金額也只有500萬元。這兩家企業在上海均為名不見經傳的小型公司，前者是一家股本只有50萬元的製造抵擋音響的小工廠，後者則更加微不足道。在那幾年，上海的就業壓力很大，很多街道便組織返程待業青年、家庭婦女以及殘疾人創辦了服務社區的小食品店、電器維修店及理髮店等等，延中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便是靜安區政府為了管理這些「里弄生產組」而組成的一個管理機構，它的註冊股本也只有50萬元。誰也沒有想到，正因為早走了幾年，它們後來竟名聲大噪，宛若上海公司的標桿。

在普通的市民中，股票、債券也完全是新玩意兒，敢於下水一試的人沒有幾個。1986年，上海工商銀行開設了全國第一家股票櫃枱，當日賣出延中和飛樂股票1700股，後來每天交易維持在30股左右，近乎於「死市」；1988年，深發展和萬科先後在深圳上市交易，也是日日無人問津，像兩條懶洋洋的熱帶魚。美國《三藩市觀察家》記者法蘭辛·布雷維提說，「吹噓得很厲害的上海股票市場實際上是一個不確切的錯誤名詞。大約有140家本地企業已發行了股票，然而只有兩家企業被中國人民銀行批准上市出售。」

很顯然，如果沒有一個規範化的資本市場，那些發行了股票和債券的企業無非是向一群陌生人借到了一筆錢而已。

1988年8月，36歲的華爾街馬基羅斯律師事務所合夥律師高西慶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王波明相約從紐約回到北京。沒有人請他們回來，對國家建設的熱情是唯一的動力，他們回國的目標是：籌建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兩人約定，回國后干五年，如果幹不成，一個去修自行車，一個去買包子。

他們很快在國內找到了同道。在那個夏天，這群30多歲、精力旺盛的青年人常常聚在國家體改委宏觀司女處長李青原的家裏熱烈地討論。李家在北京城西的靈境衚衕，院子裏有一顆柿子樹，大家常常在樹下爭吵建立證券交易所的細節。柿子樹的葉子很茂盛，到了盛夏就會開出一朵朵的小花，接着結出星星般的青果子。高西慶開玩笑說，以後交易所起來了，這棵樹就和美國那棵樹一樣有名了。美國的那棵樹在曼哈頓，1972年，紐約24個股票經紀人聚在一顆梧桐樹下決定成立一個新的股票市場，至今紐交所樓前還立着一塊銅牌：「這個買賣證券的中心市場，1972年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樹下的商人所建。」

高西慶們寫出一份《中國證券市場創辦和管理的設想》，這是第一份系統闡述中國股票市場的建設性文本。11月9日，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和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張勁夫一起在中南海聽取了這群青年人的彙報。張透露說，今年的中國改革到了一個關口，出現了通貨膨脹、經濟過熱和搶購風，農業、工業和商業，都面臨一系列的困難。中央決定，花三年時間搞治理整頓，怎麼改，可以歸納為四個方面的改革，兩個是宏觀調控方面的，一個是企業制度，到底該怎麼看股份制，以及該不該推廣股份制，還有一個就是建立資本市場這件事。

在這次彙報會上，中央領導首先關心的還不是如何建資本市場，而是該不該建。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呂東提出的問題便是，「公有製為基礎的企業與私有製為基礎的企業，股票上市有何區別？」另一些領導則關心，「公有制上市后，它的所有制性質會不會改變？」在當時，「姓『資』姓『社』是所有經濟改革要回答的第一個是非題。為了回答，或者說「繞開」這個問題，高西慶們想出一個「集體股份制」的新名詞。【在當時，還出現過一份激進的國營企業改制方案，起草人是曾擔任國家計委預測中心總工程師、時任中國人民銀行體制改革辦主任的宮著銘。他在題為《中國改革綜合綱要》的報告中認為，企業改革要前行，必須明確財產所有權，必須有人負擔企業的虧損而不是完全由國家和社會來負擔。宮著銘設計的方案是，將現有的國營企業和大部分集體企業向有限公司過渡，按「工者有其股」的原則，向企業內的所有職工無償發股票，從而將絕大部分國營企業改造成股份制的集體所有制企業，國家只是一個「裁判」和「秩序維護員」，不再是一個主要的所有者和經營者。】

這次彙報會，是中國籌建證券交易所的第一次正式會議，期間中央決策層與專家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搞證券交易所，「一是條件不成熟，二是非搞不可」。

就在北京的高西慶和王波明為資本市場的籌建忙得不可開交的同時，在上海，另外一些人則已經捲起袖子幹了起來。

年中，上海先後組建了三家證券公司，分別是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後來轉給工商銀行上海分行）的申銀、交通銀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萬國。前兩者受體制內管束較多，而股份制的萬國則天然地顯出它的優勢，其總經理名叫管金生，他後來有「證券教父」的名號。

管金生出生在江西一個小山村的貧寒之家，1983年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獲商業管理和法學兩個碩士學位。畢業歸國后，在很長時間裏他無所事事，被派到上海黨校的一個「振興上海研究班」里去「深造」。等到萬國證券創辦之際，41歲的管金生總算被挖掘了出來，出任這家擁有3500萬元股本金的證券公司總經理。

萬國創辦，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國庫券。中國從1981年開始發行國債，按國際慣例稱為國庫券，在相當一段時期里，由於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歡迎，不少地方政府以黨性為號召，要求所有黨員和公務員必須購買，有的政府和企業索性在工資中強行攤派發放。到後來，很自然地出現了國庫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折六折的低價收購國庫券，還有的企業用國庫券變相降價，來推銷積壓產品。由於各地的收購價格不同，便形成了一個有利可圖的「黑市」。這些行為雖屬違法，但卻日漸蔓延，已成無法遏制之勢。到1988年3月，財政部被迫作出《開放國庫券轉讓市場試點實施方案》，允許國庫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漢等七城市率先試點開放，6月又開放了54個城市。

管金生是第一個從國庫券流通中嗅出商機的機構券商。當時，全國銀行並無聯網，所以各地的國庫券價格相差很大，萬國只有十多個人，管金生率眾傾巢而出，跑遍了全國250個大中小城市和偏遠鄉村，到處收購國庫券。有一次，他親自到福州去採購，一出手就吃進200萬元的國庫券，這些從無數散戶手中收來的券額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滿了幾個大麻袋，他租了一輛汽車直送上海，裝不下的兩個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個坐飛機回去。在機場安檢入口，他好說歹說硬是沒有讓安檢人員打開旅行袋檢查，到上海的時候，袋子的底部已經撐破了，他連拉帶抱地總算出了機場。到1989年，萬國的營業額做到了三億元，成為當時國內最大的證券公司，其中絕大部分的業務來自國庫券的倒賣套利。

如果說，雙碩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個商業高手的話，那麼，上海城裏一個姓楊的倉庫管理員則算得上是「天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