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 春天的故事(10)

（十）張藝謀導演了《秋菊打官司》

4月，廣州舉辦了一場盛況空前的賽馬邀請賽，然而由於實在太火暴了，政府擔心滋生出地下賭博業，便沒有再舉辦第二場。

在上海，各家銀行門口每天圍聚著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見到一個路人，他們就低聲問道：「有外匯哇，要外匯哇。」他們被稱為「打樁模子」，都是炒賣黑市外匯的下崗工人，總數大概有五萬人。在上海，已經形成了外匯倒賣的行業鏈，有在街上四處兜售的「打樁模子」，還有中間周轉的下家，最後是一些資本稍大的倒賣公司。

20世紀70年代初，為了對付「隨時可能發生」的世界大戰，北京和上海等大中城市都修建了眾多的防空洞，多年來它們一直陰冷地空置著，現在，善動腦筋的人們突然發現這裏是做生意和娛樂的最佳場所。路透社的記者看到，北京市有14萬人在這些地下軍事工事裏工作，他們開出了數以百計的乒乓球館、卡拉OK中心、電影院和地下旅舍，單是旅舍床位就多達4萬個。每當夜幕降臨，穿着牛仔褲的長發青年們就湧進那裏，空氣潮濕而渾濁，彩燈在昏暗中旋轉。人們在這裏消耗過剩的精力、倒賣外匯、嘗試新的生活方式。

棉紡工人出身、早已名聲遐邇的張藝謀導演了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電影，它獲得了第49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大獎—金獅獎。這部電影講的故事是，一個叫王慶來的農民為了自家的承包地與村長發生爭執，被村長一怒之下踢中了要害，王整日躺在床上幹不了活，他的妻子秋菊挺著懷孕的大肚子一次又一次地外出告狀。放在15年前，這是一個很讓人難以理解的故事，而在這一年，它卻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在一個傳統意義上的道德是非觀念日漸模糊的商業社會，人們突然懷念起秋菊那種認死理的性格，「討個說法」成為當代社會的一個流行辭彙。

這真是一個矛盾重重的年代。人們常常困頓於眼前，而對未來充滿期望。

正如發現了「創新」奧秘的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所言，「發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它在流動的渠道中自發的、非連續的變化，是均衡的擾動，它永遠地改變和取代著先前存在的均衡狀態。」中國社會的發展也正如此，它一直在「自發地變化」，它來自一個單純而僵硬的均衡狀態，經過15年的發展，一切秩序都被顛覆，一切價值觀都遭到質疑，一切堅硬的都已經煙消雲散。

在過去的15年裏，觀念的突破一直是改革最主要的動力，哪些地方的民眾率先擺脫了計劃經濟的束縛，那裏就將迅速地崛起，財富向觀念開放的區域源源地流動。而很多的改革又都是從「違法」開始的，那些與舊體制有着千絲萬縷關聯的規定成為改革的束縛，對之的突破往往意味着進步，這直接導致了一代人對常規的蔑視，人們開始對制度性約束變得漫不經心起來，他們現在只關心發展的效率與速度。查爾斯·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那段有關「叢林法則」的經典論述，正成為中國企業史的一條公理：「存活下來的物種，不是那些最強壯的種群，也不是那些智力最高的種群，而是那些對變化做出最積極反應的物種。」

1992年是一個新階段的起點。當市場經濟的概念終於得以確立之後，面目不清的當代中國改革運動終於確立了未來前行的航標，改革的動力將從觀念的突破轉向制度的創新。在之前，人們認為，中國之落後主要在於科技，只要大量地引進生產線和新技術，就能夠很快地迎頭趕上。而現在，很多人已經意識到，觀念突破和技術引進所釋放出來的生產力並不能夠讓中國變成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經濟學家吳敬鏈因此提出「制度大於技術」。

在此之後，我們即將看到，中國開始從觀念驅動向利益驅動的時代轉型，政府將表現出熱烈的參與慾望和強悍的行政調控力，國營、民間和國際三大商業資本將展開更為壯觀和激烈的競爭、博弈與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