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我必須做自己

如果你想要開心，或憂愁，或悔恨，或沉思，或謙恭有禮，

你只需表演出這些情緒的姿勢就夠了。

——派翠西亞·海史密斯《天才雷普利》

曾經有一度，我想起二十六年前某個冬夜裏，發生在我身上的一段靈魂出竅的經驗，並在幾篇專欄中略有提及。那大概是十或十二年前的事，確切的時間不記得了（這陣子我的記憶耗損得嚴重，而我手邊的「秘密資料庫」不幸又無法提供查閱），總之，寫了這個題材之後，我收到一大堆讀者來信。大部分的讀者都很不高興我寫的並不是他們所期望的專欄（為什麼我不討論國家議題，為什麼我不描述雨中的伊斯坦布爾街道的哀愁），但其中有一位讀者在信中說，他「直覺感到」我和他對一個「極重要的主題」有着相同的看法。他說他將很快來拜訪我，詢問我一些「獨特」而「深沉」的議題，他相信，對於這些疑問我們意見相符。

一天下午正當我準備回信打發掉這位讀者時，他卻真的出現了——是一位理髮師，這點已經夠怪了。由於我沒有時間跟他聊，而且我心想這位理髮師一定會滔滔不絕地講他個人的苦惱，纏着我不放，抱怨我在專欄里沒有多提到他無窮無盡的煩憂。為了甩掉他，我叫他改天再來。他提醒我，他在信中早已預告過會來，更何況他也沒有時間「改天再來」。他只有兩個問題，都是我可以當場回答的。理髮師如此開門見山地切入主題，正合我意，於是我便請他有話直說。

「你會不會覺得做自己很難?」

幾個人圍到了我桌邊看熱鬧，期待有什麼笑話可看——彷彿在等著一場好戲上演，可以作為日後茶餘飯後的笑料。其中包括一些由我領入行的年輕後輩，還有肥胖聒噪的足球新聞特約記者。因此，面對這個沖着我來的問題，我依照通常在這種情況下眾人期待我會有的反應，露了一手我的「機智妙語」作為回答。然而理髮師卻把我的譏諷當成是我真正的答案，聽完之後，又問了第二個問題。

「一個人有辦法只做自己嗎?」

這一回，他問話的口氣好像是在替別人發問，而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顯然他早已把問題準備好，背了下來。這時，我第一個笑話的效果仍瀰漫在空中，其他人聽到了歡樂的氣氛，也圍了上來。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比準確地丟出第二個笑話還要自然不過的呢?難道要針對人類存在的本質問題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嗎?更何況，第二個笑話將能強化第一個的效果，把整件事變成一個精彩故事，讓眾人記憶深刻，津津樂道。破解問題的第二個笑話出口之後——我現在記不得內容了——理髮師說：「我就知道!」接着轉身離去。

由於我們土耳其人只欣賞帶有暗諷或暗貶意味的雙關語，因此我毫不在意理髮師的敏感脆弱。我甚至有點鄙視他，就好像我看不起某一位在公共廁所認出你們專欄作家的讀者，他一面提起褲襠，一面興沖沖地詢問敝人有關生命的意義，或者我信不信真主。

然而隨着時間過去……讀者如果看到這句沒說完的句子，誤以為我對自己的無禮心生悔意（以為理髮師這懸而未決的問題困擾着我，甚或有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噩夢夢見他，醒來之後滿心罪惡感），那麼你們顯然還不了解我。我根本再也沒想起這位理髮師，除了一次。即便那一次，我的思緒也不是因他而起。閃進我腦海的是多年前我就曾經思考過的一連串概念。事實上，一開始它幾乎稱不上是一個概念，更像是從小到大一直在我腦中縈繞不去的一段旋律，突然蹦進了我的耳中——不，像是從我的靈魂深處跳出來的：「我必須做自己。我必須做自己。我必須做自己。」

經歷了與人群相處，周旋於親戚和同事之間的一整天，在一天結束之後半夜上床就寢前，我來到另一個房間，往舊扶手椅上坐下，雙腳擱在矮凳上，瞪着天花板抽煙。整天下來我所聽見的嘈雜人聲，各種噪音紛擾，全部彙集成一股單一的音調，在我腦中不斷地迴響，彷彿一陣煩人的劇烈頭痛，甚至是一陣酸澀的牙痛。這時，我不能稱之為「概念」的舊日旋律便開始浮現，像是一段——怎麼說呢——反調，對抗著那段嘈雜的迴響。為了把我隔絕在鼎沸人聲之外，它指引我一條路，讓我體悟到自己內心的聲音、我的平靜、我的快樂，甚至是我自己的氣味：「你必須做自己。你必須做自己。你必須做自己。」

就是在那個深夜我才明白，我多麼慶幸自己能夠獨居於此，遠離所有的人群，以及「他們」（星期五講道的阿訇、老師、我姑姑、我父親、政客，所有的人）視為「生活」的那一團噁心爛泥——他們期望我能沉溺其中，期望我們所有人都沉溺其中。我如此慶幸能夠漫遊於我自己的夢境花園，而不是跨入他們平淡無味的故事。我甚至憐愛地望着我的可憐雙腿，從扶手椅伸直到矮凳上；我容忍地檢視我醜陋的手，夾着香煙，來回送往我朝着天花板吞雲吐霧的嘴邊。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我終於能夠做我自己!這麼多年來第一次，我終於能夠愛這個身為自己的我!如此的感覺，比那個鄉下匹夫，沿着清真寺的石牆行走，嘴裏重複著同樣字眼的堅忍毅力，還要強烈得多；比那位老乘客，坐在飛馳的火車裏數着窗外電線桿的全神貫注，還要濃稠得多。如此的感覺，轉化成為一種蘊含憤怒與不耐的力量，不止包圍了我，同時吞沒了眼前這個悲哀的舊房間——籠罩了整個「真實世界」。我並非只是喃喃背誦「我必須做自己」的旋律，而是在這股力量的驅迫下，帶着怒氣反覆吐出這些字眼。

我必須做自己，我重複念著，我無須去在乎他們，他們的聲音、氣味、慾望、他們的愛與恨。倘若我不能做自己，我將成為他們要我做的人，而我無法忍受他們要我做的那種人。我心想，與其成為他們要我做的討厭傢伙，我寧可哪種人都不做，或者不要做人。

年輕的時候，當我去叔叔嬸嬸家做客時，我變成人們眼中那個人——「干記者這行，真可惜，不過他很上進，假使繼續這麼努力，說不定有朝一日會成功。」為了擺脫這個身份而努力工作多年後，當成年的我再度跨進公寓大樓時——如今我父親和他的新太太也搬了進來——我成為那個「辛苦多年終於小有成就」的人。更糟的是，我看不出自己還有可能擁有別種身份，只能讓這個我不喜歡的傢伙像一層醜陋的皮膚緊貼着我的肉身，不消多久，我便愕然發現自己說着這個傢伙的語言，而非我自己的話。晚上回到家后，我會自我折磨地提醒自己，今天我嘴裏吐出的是我討厭的傢伙的話，像是這些陳腐的句子：「我本星期的長篇論文中觸及到這個議題」、「在我最新的周日專欄中仔細思考過這個問題」、「下星期二我將會在文章中探究這件事」。我把這些話語在腦中一再重複，直到讓自己陷入無盡的沮喪深淵——直到這時，我才能夠稍微接近我自己。

我的一輩子充滿了這種恐怖的回憶。我坐在扶手椅中伸直雙腿，回想着那一次次身不由己的經驗，好讓自己更陶醉於此時全然自我的狀態。

我回憶起：只因為「軍中同胞」在我入伍當兵的第一天，就已經認定我是哪種人，從此在我整段軍旅生涯中，我一直扮演着「一個在任何危急情況下都能談天說地的人」。以前我常去看一些二流電影——不是為了打發時間而只是想獨自坐在黑暗裏——那時，每當中場的五分鐘休息時間，混在一群無所事事站着抽煙的人群中，我曾想像他們眼中的我看起來一定像是「一個前途無量的有為青年」，為了這個緣故，我記得我會故意表現成「一個心不在焉、滿腦子深沉而神聖思想的年輕人」。過去那段計劃軍事政變的日子，我們認真地夢想着未來能成為國家的舵手，我記得當年的我行為舉止就像一個愛國青年，深愛自己的同胞，以至於夜裏輾轉難眠，惟恐政變延宕而拖長了人民的痛苦。我回想起在我以前經常流連的妓院裏，我假裝自己是個失戀的傷心人，不久前才經歷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原因是妓女們通常都會特別照顧這類男人。行經警察局時（要是我沒來得及察覺而趕緊走到對街），我會試着表現出一個平凡好市民的模樣。在奶奶家玩賓果時，我會裝成好像玩得很開心，雖然我之所以去那裏只是因為我沒有勇氣一個人過除夕夜。我記得，當我跟美麗的女人聊天時，我會把自己隱藏起來，假裝我是一個腦子裏只想着婚姻和責任的男人（假定那是她們想要的），要不然我就是一個成天憂國憂民沒時間想兒女私情的人，或者是一個敏感的浪子，受夠了這片土地上普遍缺乏的體恤和同情，或者，俗氣一點來說，我是一個不為人知的詩人。最後（是的，到了最後），我想起當我每兩個月去一次理髮師那裏時，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一個演員，扮演着我所有身份總和的一個角色。

事實上，我去理髮師那裏是為了放鬆（當然，是另一位理髮師，不是最開始來找我的那位）。然而，當理髮師和我一起看着鏡子時，我們看見的，除了即將要剪掉的頭髮外，是長著頭髮的這顆頭、肩膀和軀幹。當下我感覺到眼前鏡子裏坐在椅子上的人並不是「我」，而是別人。這顆被理髮師捧在手裏一邊問「前面要剪多少?」的腦袋、支撐著腦袋的脖子、肩膀以及軀幹，都不是我的，而是屬於專欄作家耶拉先生。我與這個人毫無關聯!事實如此明顯，我以為理髮師會注意到，但他卻似乎沒有察覺。不僅如此，彷彿要強迫我接受我不是我而是「那個專欄作家」的事實，他問了我許多一般專欄作家會被問到的問題，比如說：「如果戰爭爆發，我們能夠痛宰希臘嗎?」，「總理的老婆真的是個蕩婦嗎?」，「蔬菜商必須為物價上漲負責嗎?」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神秘力量阻止我親自回答這些問題，反倒是鏡子裏那位讓我看得目瞪口呆的專欄作家，以他一貫的賣弄架子絮絮叨叨地替我回答了：「大家都希望和平。」或者，「這麼說吧，就算把某些人弔死了，物價也不會下降。」

我厭惡這位自以為無所不知的專欄作家，不懂裝懂，還自以為了不起地承認應該要接受自己的不足與過人之處。甚至我也厭惡這位理髮師，他每問一個問題，就迫使我變得更像「專欄作家耶拉」……就是在這個時候，當我回憶著不愉快的過去時，我想起了另一位理髮師，那位走進新聞編輯室提出奇怪問題的理髮師。

夜半時分，我坐在這張讓我恢復了自我的扶手椅里，雙腿伸到矮凳上，傾聽着勾起我不愉快回憶的舊旋律中的新憤怒，我告訴自己：「是的，理髮師先生，人們不允許一個人做自己。人們不讓他這麼做。人們絕不準。」我用與舊旋律相同的節奏和憤怒說出這句話，但這些字句卻只讓我陷入我所渴望的更深的寧靜。此時此刻，我才意識到一種秩序，在之前的專欄中我曾經提及，而我最忠實的讀者也必然能洞悉。那是某種意義，甚至我可以說是一種「神秘的對稱」，存在於這整個故事裏：通過某位理髮師而回憶起另一位理髮師造訪報社的經過。它是一個象徵，暗示着我的未來：經歷了漫長的一天後，夜裏，一個男人獨自坐在他的扶手椅中，做他自己，就好像一個旅行者，在經歷了漫長而崎嶇的旅程后，終於回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