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美國的一代新人

理查德?尼克遜告別華盛頓的那個星期，天氣嚴寒；臨到1月19日星期四，甘迺迪就職的前一天，一場新雪紛紛下了起來。黃昏時分，政府機關下班時，路上和行人路上便都變白了。那雪花在冬日暗藍的漫漫暮色中，洋洋洒洒，連成一片，壓將下來。到晚上8點，當選總統和他的妻子出席在憲法大廳舉行的音樂會時，整個哥倫比亞特區早已蜷伏在厚厚的積雪之下，甚至連那幫膽壯氣粗的新邊疆派也不免為之卻步了。雪，不停地在下，撒在一群正用火焰噴射器在融化國會東側就職典禮台周圍冰塊的士兵的凍紅了的臉上；雪，一層又一層覆蓋在國會周圍許多方形和圓形的廣場上；雪，用一條閃亮的銀線給行政大樓和三角地聯邦機構建築群的屋檐一一綴上了花邊。為了融化冰雪，便利交通，沿着林陰廣場點起了火堆，但是由於不能燒得太旺，因此效果很小；總有陣陣狂風夾着雪花從波托馬克河和潮灣公園呼嘯而來，在刺骨寒氣到達前，先撒來一片白色的銀沙。凌晨3點45分，當選總統回到喬治敦的寓所不久，雪住了，但嚴寒繼續在市內肆虐。華盛頓東北的黑人區的陋巷中積雪成堆，克利夫蘭花園區一帶用石油燒暖氣的小鍋爐像受了傳染似的一個個都燒壞了。

星期五中午，氣溫達到(華氏)零上20度(註：約為攝氏零下6.7度)，風勢依然很猛。20分鐘后，凍得發抖的人群看到新總統出現在典禮台上，立即報以歡呼，希望馬上聽到他的演說。但他們卻沒有馬上聽到，還得哆嗦一陣，要等樞機主教理查德?庫欣在大喇叭里念完他那似乎無盡無休的祝禱詞。像甘迺迪生平許多其他篇章一樣，這次就職典禮也是在亂糟糟的情況下開始的。樞機主教祝禱剛完，電線又短路了，從講台下升起一股藍煙。特工處長驚慌萬狀，以為整個典禮台都要着火了。他三次想下令大家走開，又終於忍住。後來不冒煙了，跟着卻發生了另一件不順利的事。羅伯特?弗羅斯特站起來念一首詩，只因積雪反光使他睜不開眼，不得不收起詩稿，單憑記憶背誦。最後，首席法官沃倫終於在12點51分主持了宣誓儀式。宣誓后，情況便大不相同了：這位朝氣蓬勃的年輕總統光着腦袋，不穿大衣，聲音在寒氣中微微發顫，帶着波士頓的拘謹口音，為這屆新政府定下了調子：

讓我們的朋友和敵人都能聽到我此時此地發出的訊息：火炬已經傳給了美國的一代新人……他們經歷了戰爭的考驗，艱難困苦的和平時期的鍛煉，而為我國古老的傳統感到自豪。

薩姆?雷伯恩後來說：「他那次發表的演說，比林肯的還好。」當然，這種場合說的話免不了總有些誇大其詞。首都在艾森豪威爾治下度過一段安寧的養息歲月以後，現在目睹富蘭克林?羅斯福以來第一個革新政府要開張了。現在也同當年一樣，強調當政者必須年輕。第一夫人是股票市場大崩潰那一年出生的，年輕，艷色驚人。她在她丈夫講完話以後在國會山和他站在一起，輕輕摸摸他的臉，以她那種氣吁吁的聲調說：「啊，傑克，今天，多好啊!」

頭幾個星期隨後的一段日子也是挺風光的。約翰?斯瓦洛?賴特在一本描寫搖滾樂一代的回憶錄中，談到甘迺迪當政時期時說：「他是我們的總統，是本世紀誕生的第一個總統，是歷來當選總統中最年輕的一個，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也一定會是最好的一個。」在新邊疆派看來，這種信念是絕對不可動搖的：從來還沒有人像他這樣具有充分信心來接替統帥的崗位。

約翰?菲茨傑拉德?甘迺迪是被34221463個美國人選為總統的，占實際投票人數的49.7%。1963年11月他死後，據全國民意測驗報道，有65%的人記得他們當初投了他的票；這就是說，有1000多萬選民改變了他們在選舉那天的實際想法。其實，在他去達拉斯之前，他們便開始改變原來的想法了。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發現，59%的人說他們三年前投的是民主黨的票。

這種現象絕非偶然。甘迺迪就職之際，就決心擴大他在全國的支持者的隊伍。他在當選後到就職前那段時間，讀了理查德?諾伊施塔特的學術著作《總統的權力》一書，書中寫道：公眾對行政首腦的印象，「就大多數選民來說，在他們第一次看到他是總統時(這同看到他是一位總統候選人是完全另一回事)便形成了」。甘迺迪決心要讓美國人第一次看到他是總統時，看到他在崗位上努力工作。

他在就職典禮的檢閱式中注意到海岸警衛隊士官生中沒有黑人，當場就派人進行正式調查。第二天上午，他很早就來到他那陳設簡單的辦公室里，主持了內閣的宣誓就職儀式，同哈里?杜魯門熱情握手(杜魯門自從離開白宮以後還是第一次來)，發出第一號行政命令，把四百萬貧困的美國人的免費食品增加一倍。隨後幾星期，新總統繼續前進，精力充沛。他常常一邊在走廊踱步，一邊迅速口授文稿，站着看文件，衝出屋去輕快地散一會兒步，接着又幾乎像衝刺一般快步走回，一邊還不停地用手指劈劈拍拍打榧子玩。詹姆斯?賴斯頓在談到他早期典型的一天時寫道：「今天他什麼都幹了，只差沒有爬上華盛頓紀念塔。」

華盛頓其餘的人也不得不趕上他的步伐。新任勞工部長阿瑟?戈德堡說，在甘迺迪政府里，「前天是一切事情的最後期限」。查爾斯?波倫說：「我還從來沒聽說過有一個總統像他這樣什麼都想知道的。」政府某些成員只因忙於應付新首腦的催逼，弄得許多日常的工作都無法進行了。國會某委員會的主席抱怨說：「他也許還有兩小時可以自己利用，我卻一點時間也沒有。」駐蘇大使盧埃林?湯普遜過去很少單獨同艾森豪威爾一起待過十分鐘以上，現在卻跟甘迺迪進行過四次兩小時的談話。這種談話卻並非閑聊。一位參議員說：「你見了總統后，必須趕快坐上車子，趕回國會，要搶在他評論你的彙報的備忘錄之前到那裏。」

某日，有人計算前後共有100人到過甘迺迪的西側廳辦公室。有一次在那裏舉行一次會議，一共做出了17項指示。甘迺迪在宣誓后的兩個月內提出了32件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議(艾森豪威爾在他任職的頭兩個月內只發了5件)，同時發表了12次演說，頒佈了22件行政命令和公告，給外國元首送出了28封函件，舉行了七次記者招待會。記者簡直被他迷住了：到會人數超過了以前或以後任何總統舉行的記者招待會。華盛頓一位愛講俏皮話的人這樣說：新總統似乎不僅決心要做自己的國務卿，而且還要當自己的羅斯福夫人呢。他似乎認為任何細節都不是小事。在早期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了關於美國從古巴進口1200萬美元糖蜜的建議的問題，而這件事只是四天前有一份有關部門的報告的末尾部分才第一次提到過。他注意陸軍特種部隊取消了綠色貝雷帽，便命令恢復。他同將軍們討論東南亞戰略時，還試了試要運往越南的卡賓槍。他在就任后的第一個春天發現白宮返青的草坪上長出了蟋蟀草，便親自告訴園丁把它除掉。

他力圖擴大他那十分重要的基礎。人民是他所需要的，他們正注視着他，他要讓他們看了高興。他那種光着腦袋、不穿大衣的勁頭就很有幫助。美國人一向喜歡人有主動精神。讓記者報道說，這位新總統是完全當家做主的；比如說，讓大家相互傳說，總統只給迪安?艾奇遜四天時間草擬一份有關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詳細報告，都是有好處的。當然，最初幾次同白宮記者團在電視節目中的會見極關重要。其中一次，即第三次，有2150萬戶人家，共約6500萬人看了；這類電視節目全都是實況廣播。甘迺迪不僅一定要做他自己的羅斯福夫人，而且還要做他自己的羅伯特?蒙哥馬利美國電影演員，曾任艾森豪威爾演說輔導。——譯者。他也的確這樣做了，麥克盧漢稱他是一位表演大師。諾伊施塔特的論點的明智，現在在民意測驗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甘迺迪一出手就改變了很大一部分選民的觀點。這些人過去是投票支持尼克遜的，現在卻改變了看法，而且很快就相信自己從來就是支持甘迺迪的。這可以說是一種政治上的奇迹：新總統的基礎竟同艾克的一樣雄厚。

道格拉斯?卡特說過：「總統這個職位，和許多法國的餐館一樣，各有各的風味。」甘迺迪的形象就是一種混合物，其中有傑奎琳?甘迺迪那山茶花般的麗色，有三歲的卡羅琳有如格里納韋凱特?格里納韋(KateGreenaway，1846～1901年)，英國畫家，擅長畫兒童書籍插圖。——譯者筆下人物的那麼可愛，有總統發表演說時那種滔滔不絕的口才，有司法部長辦公桌上的橄欖球，以及新的理想主義。前屆政府的那些華而不實的話——「花一元錢收兩元效果」，「循環不已的再調整」，「痛苦的重新估價」等等——再也聽不到了。相反，全國都認識到，很快就會有一種生氣勃勃的行動方針。新任勞工部長在就職后24小時就解決了一次罷工，便是典型例子。新內閣的每一成員都和那位忙得不可開交的參議員一樣，來回奔忙，一天工作12小時，好像都得了甘迺迪狂躁症。當然，這大都是一種錯覺，有一天必然會有人感到幻滅。但是無可否認，當時卻仍給人以極深的印象。有人看到一位部長一面簽署文件，一面聽電話，同時還用一種簡單的信號在向助手傳達上邊的指示。據說另一位部長盡量訓練自己一天只睡六小時的覺；還有一位內閣成員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每天清晨7時半就上班，使五角大樓的警衛為之愕然。

恢復特種部隊的綠貝雷帽，表明甘迺迪是主張事事都要出人頭地的。戴維?哈伯斯塔姆哈伯斯塔姆，《紐約時報》記者，著有《胡志明》、《出類拔萃之輩》等書。——譯者後來在寫到甘迺迪執政初期的情況時說，甘迺迪班子的成員「給人一種美國式人才主義的感覺，令人振奮」。——人才主義在當時還不是一句罵人的話——「人們感到，全國各地最優秀的人才已經集中起來了，要在一種新的美國民族主義精神中實現這一理想，並給我國在世界事務中的歷史作用增添一種新的、堅強有力的主動精神。」這方面的例子很多，特別是許多著名學者的紛紛受聘，這些人很大一部分來自馬薩諸塞州的坎布里奇。當時有一句流行的話等於是給「失敗」下了一個新定義：耶魯大學出身，開着埃德塞爾牌汽車，車上貼著尼克遜標籤。有人問奧維爾?弗里曼怎麼會選中他擔任農業部長的，他說，「我也說不清，不過我想這和哈佛大學沒有農學院可能多少有點關係。」弗里曼的確沒有哈佛的學位，但對這一屆政府來說，更重要的是，他曾在明尼蘇達大學以優異成績畢業，並被選入大學優秀生聯誼會。莫爾丁在一幅漫畫中把優秀生聯誼會的鑰匙描繪為進入首都的新鑰匙。八年前在華盛頓到處感到的輕視甚至蔑視知識分子的風氣現在已經一掃而光。為了樹立這新風氣，新邊疆派對某些不甚合拍的事都盡量不說，例如，他們的總統之喜歡玩高爾夫球。此外，他最喜愛的兩首歌曲《比爾?貝利》、《我心兒的心》，也不是什麼古典作品。但是，把他描繪為一位名門望族的子弟，倒是恰當的。杜魯門喜歡將軍，艾森豪威爾喜歡企業巨頭，甘迺迪則喜歡學士。在他的顧問中，以國務卿為首，有15位羅茲獎學金獲得者，四位歷史學家。國防部長、國內收入署署長、文官委員會主席，以及駐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學里教過書。總統的黃金問題專家也是一位教授。而總統的軍事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則是來自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的。同時，白宮在歷史上第一次有了一位文化顧問。

哈伯斯塔姆後來悻悻然數落他們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失敗時，把他們叫做「出類拔萃之輩」。他的評價是11年後才做出的，而且主要是指責他們在越南戰爭中的作用。毫無疑問，那是他們所乾的最壞的事情，但這並不是他們惟一的不幸遭遇。在通觀甘迺迪執政的年代時，這是不能不加以考慮的一個問題。其實，新政府早就摔跤了。他們頭一樁突出的失敗事件，其責任絕不能完全由他們來承擔，因為他們不過是執行了上屆政府定出的計劃而已。當然，事先他們應該對計劃考慮得周到一些。他們沒有這樣做，這就表明，即便最聰明的政治家也多麼容易犯錯誤啊。他們的錯誤就在於混淆了想像與現實。羅伯特?甘迺迪在回顧新政府最初幾星期情況時若有所思地說：「那時，因為總是聽說人們怎樣刻苦工作，我們還以為正一步步走向勝利呢。」他們所以能發現錯誤，倒應該歸功於美國歷史上一次最荒唐的冒險，那便是以古巴的豬灣為名的事件。

關於那次慘敗，哈伯斯塔姆後來是這樣寫的：「一位看起來是這麼符合時代精神的總統居然會同意一項明擺着非失敗不可的計劃，一個對當前情況這麼缺少了解的計劃，真是令人吃驚!」甘迺迪自己後來竟也問特德?索倫森：「我當時怎麼會這樣輕率的呢?我一生從來不迷信專家。我怎麼會這樣愚蠢，竟讓他們放手去干呢?」阿瑟?施萊辛格寫道：悔恨不已的總統「一次再次難以相信地提到豬灣事件，簡直不能理解一個有理性的、負責任的政府怎麼竟會捲入這樣一種註定倒霉的冒險勾當中去。」

當然，這些都是事後的話。計劃開始時看來倒也並不那樣輕率。當選總統是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從艾倫?杜勒斯那兒聽到這個計劃的。總統就職后兩天，杜勒斯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萊曼?蘭尼茲爾將軍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員——臘斯克、麥克納馬拉、羅伯特?甘迺迪——作了彙報。1月28日，總統召集第一次白宮會議，討論古巴旅的前途問題。施萊辛格說，甘迺迪的「反應是審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報局的人告訴他們的新首腦不必擔憂，他們向他保證，不會有任何漏洞，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弄嚴實了。

甘迺迪當時剛做了一個星期的總統。他需要時間把這件事仔細考慮一下，但中央情報局說時間已很緊迫，對古巴旅來說，錯過眼前的機會，就永遠沒有希望了。卡斯特羅就要從俄國得到一些裝箱運去的米格式飛機，一到6月1日，就能裝配起來足夠數目的飛機編入現役，由現在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受訓的古巴飛行員駕駛，把古巴旅完全消滅在海灘上。此外，伊迪哥拉斯總統還說，那些受訓的人到4月以後就不能再在危地馬拉待下去了。因為那時是雨季，馬德雷山區成了一片大沼澤，不可能再在那兒進行訓練。中央情報局還報告說，古巴旅已經一切準備就緒，渴望戰鬥。古巴的解放，就只等總統的一句話了。

他仍然猶豫，於是壓力愈來愈大。艾倫?杜勒斯直率地向他提出：他要不批准這個計劃，就等於不容許那些愛好自由的流亡者從共產黨獨裁政權下解放自己的祖國，等於鼓勵古巴去顛覆拉丁美洲的各民主政府，並且為1964年的總統選舉運動製造一個難題，因為解散了的、感到幻滅的古巴旅，將會在共和黨的資助下，周遊美國，揭露甘迺迪如何背棄他們，背棄反共大業。杜勒斯問總統，他是否準備告訴那批全部要求「只不過是希望有機會在本國恢復自由政府」的「優秀的年輕人」說，他們「是得不到美國的同情、支持和援助的」?

甘迺迪問成功的機會如何。杜勒斯提醒他說，中央情報局曾在1954年6月推翻了危地馬拉的馬克思主義政府。他說：「當時我就站在這兒，艾克的辦公桌旁邊，我告訴他，我可以肯定我們的危地馬拉行動計劃一定會成功的。而現在，總統先生，我們這個計劃的前景甚至比那個還要好。」參謀長聯席會議也一致同意這一計劃。2月底，甘迺迪第二次向參謀長聯席會議徵詢意見。他們派了一個調查小組到危地馬拉基地去。蘭尼茲爾將軍在讀過報告並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戰計劃后，再次預言此舉必成，而海軍作戰處長阿利?伯克海軍上將也是這個想法。為了更廣泛地徵求意見，甘迺迪又把一位具有赫赫戰功的海軍陸戰隊上校派到危地馬拉去進行調查。下邊是他的估計：

我的觀察增強了我的信心，使我認為這支部隊不僅能夠完成初期的作戰任務，而且有能力實現推翻卡斯特羅這一最終目的。旅和營的指揮官對計劃的各個細節現在都已充分了解，情緒很高。據查，中央情報局此時實際尚未向他們中的任何人說明該項計劃。——譯者這些軍官年輕力壯，有才智，狂熱地希望戰鬥……

他們說，他們深知本國人民，認為只要給對方的軍隊一次沉重打擊，那些軍隊就會土崩瓦解，立即拋棄他們本來無意支持的卡斯特羅。他們說，誰勝了便和誰站在一邊，這是古巴的傳統。不管卡斯特羅能使出多大力量，他們對勝利是有絕對把握的。

我也具有同樣的信念。

這時，甘迺迪讓步了。他終於也認為這樣一種論點多少有點道理：政府既然準備派遣美國部隊到世界另一邊的老撾去攻打共產黨，就不可能對佛羅里達以南不過90英里(約合145千米)的一個咄咄逼人的共產黨政權置之不理。但是即使在這時候，他仍然疑慮重重。後來施萊辛格認為，當時如果有某位高參出面反對，遠征計劃就肯定會取消的。可是那時只有施萊辛格和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曾經表示異議(切斯特?鮑爾斯和愛德華?默羅也知道這一計劃，他們表示反對，不過他們的消息來源是非正式的，因此不能直接向白宮提出意見)。施萊辛格問甘迺迪：「對這個該死的入侵計劃，你是怎樣想的?」甘迺迪無可奈何地回答說：「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乘卡車來到上船地點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星期四，全部人員都上了船。星期五，他們的中央情報局的領導人告訴他們，行動的目標是：在豬灣佔領三個灘頭陣地，同時由古巴旅的傘兵奪取位於古巴本島和大海之間的薩帕塔大沼澤地上的幾個據點。星期日中午，這支遠征隊便到了有進無退的地步。這批造反者——他們的武裝船隊和他們的小小的空軍都已投入戰鬥了。

但是，這次戰鬥的真正性質，同總統認為他批准了的那項計劃並不是一回事。總統根據彙報，完全相信古巴旅是一支擁有受過游擊訓練的1400人的精銳部隊。他(和古巴旅的人)聽說他們在豬灣的目標是一片偏僻荒涼的海灘，那裏僅有的一點人跡是一些現在閑着的避暑房屋。彙報的人還解釋說，這些造反部隊乘黑登陸，卡斯特羅根本不會知道。中央情報局的情報進一步向總統保證，古巴的獨裁者至少在72小時內沒有可能採取任何行動。即使那時，他也會莫名其妙的，因為為了迷惑他，古巴旅的168名突擊隊員將在300多英里(約483千米)以外的東方省海岸作牽制性登陸。

杜勒斯、中央情報局的計劃的主要設計者理查德?比斯爾，以及他們的顧問們，包括小霍華德?亨特在內，一致堅信，對卡斯特羅感到失望的古巴人多得很，足以保證這次登陸成功。他們說，已有2500名古巴人參加各種抵抗組織，另有2萬人同情抵抗運動，而且至少有占人口總數25%的人準備給登陸的起義軍以積極的支持。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甘迺迪在私下和公開場合一再強調，美國軍隊決不參與對卡斯特羅的進攻。他對這一點是堅定不移的。他在4月12日舉行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在任何情況下，美國部隊都決不介入古巴問題，而且本政府將竭盡全力——我認為它是能履行自己的責任的——保證不會有任何美國人捲入古巴境內的任何軍事行動……古巴的基本問題不是美國同古巴之間的問題，而是古巴人自己之間的問題。」

他手下的人告訴他說，倘若這些流亡者不能在豬灣建立並守住灘頭陣地，他們就會結束這一行動，「消失在山區中」的。這樣，總統就認為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都已經想到了。他相信，這樣一變，使這項原想大張旗鼓進行兩棲作戰的計劃變成一種無關宏旨的滲透活動，因而感到，危害美國信用和威望的任何可能性都已經排除。

他完全錯了。中央情報局乾的根本是另一套。從1960年11月4日以後古巴旅(那時不過300人)就再沒有接受過游擊戰訓練。後來新招募的人大多不適合進行艱苦的叢林戰爭。全旅只有135人是合格的兵，其餘的人過去是職員、律師、銀行家、醫生、地質學家、教師、養牛人、新聞記者、音樂家、描圖員、工程師、藝術家、機工等等。此外，還有三名天主教神甫和一名新教牧師。一支精銳的部隊，必須由20歲左右的青年組成，但這些人的平均年齡是29歲，其中有的已經60開外了。最後參加的一些人根本還不會放槍。

甘迺迪的失算這時還不過剛剛開頭。實際上，這支叛軍在山區究竟如何活動，從未經過試驗。說來難以置信，離登陸點最近的山脈是埃斯坎布拉伊山區，離岸有80英里(約129千米)，同豬灣之間還隔着一片無法越過的沼澤地帶。流亡者都是古巴人，他們可能早已指出這種情況。問題在於從來沒有人對他們說過，他們有可能要分散滲透到那個山區或其他任何地方。中央情報局既沒有請示總統，又沒有同參謀長聯席會議商量，竟擅自對叛軍隱瞞了那個備用計劃。它的理由是，倘若這些流亡者知道了這一點，他們的戰鬥意志就會削弱；他們就可能在很有可能取勝之際放棄灘頭陣地。

中央情報局的人想盡辦法來增強叛軍的士氣，包括做出一些不能兌現的諾言，例如，弗蘭克?本德對他們說：「你們到時候會強大起來的，你們馬上就會得到許許多多人的支持，所以你們根本無需等我們來援助。你們完全可以長驅直入。你們只要伸出雙手，向左轉，直奔哈瓦那就是了。」此外，中央情報局的特工人員還向流亡者保證：萬一失敗了，美國人會來救他們的。事後很久，流亡者的領袖何塞?佩雷斯?聖羅曼才聽說原來有一個在不得已時可以逃往山區去的備用計劃，不禁痛心地說：「我們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計劃。當時只告訴我們：『如果你們失敗了，我們馬上就開進去』。」在邁阿密，民主革命陣線的曼努埃爾?拉伊一直相信，美國部隊會緊跟着古巴旅登陸的。他後來說：「我們得到的通知是，這次登陸行動將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們甚至還告訴我們，已經準備了一支1萬到1.5萬人的兵力。」

古巴旅受到的第一個挫折來自空中，這也是決定性的挫折。中央情報局一貫瞧不起古巴的空軍，對它的戰鬥力的估計是「幾乎等於零」，認為它的飛機「大部分已經過時，不起作用了」；指揮機構「紊亂透頂」，等等。卡斯特羅共有15架B-26轟炸機、10架「海上怒濤」式機和4架快速的T-33型噴氣式教練機。為了消滅這些飛機，中央情報局計劃在登陸前兩天即4月15日(星期六)，對古巴各機場進行空襲。計劃由八名流亡者駕駛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螺旋槳B-26轟炸機去，事後由其中兩人在邁阿密聲稱自己是從古巴空軍中逃出來的。這種做法當然很不妥當。卡斯特羅當然知道是不是從他那兒逃出來的，而恰恰在這個倒霉的時候，一個真正的叛逃者在傑克遜維爾着陸了，這就更增加了美國人的手忙腳亂。笨重的B-26飛機，速度慢，操縱困難，發動機經常出毛病。星期六晚上，弗蘭克?本德打電報給佩佩?聖羅曼說：轟炸任務非常成功，卡斯特羅的飛機差不多全部在地面上被摧毀了——12架在古巴的聖地亞哥機場，6～8架在自由城，8～10架在聖安東尼奧。如果這是真的，那可是太好了，可惜不是這樣。古巴的空軍還剩下6架B-26，兩架「海上怒濤」式，4架戰鬥機，更重要的是還有兩架T-33噴氣式。令人費解的是，中央情報局和參謀長聯席會議都認為T-33沒有什麼價值，因為是教練機。但是它畢竟還是噴氣式，因而就可以圍着叛軍的B-26飛行。這種飛機還裝有50毫米口徑的機關槍，可以對B-26的尾部進行射擊。而B-26轟炸機又是特別經不起來自後面的射擊的。在二次世界大戰中，B-26原來是有自衛的尾炮的，現在中央情報局卻把這幾架的尾炮撤去了，代以備用油箱，使飛行員能在古巴飛得久一些。這樣，流亡者飛行員可就註定要倒霉了，而制空權就落入卡斯特羅之手。在一場兩棲行動中，制空權極為重要，而在這裏，由於中央情報局犯了另一錯誤，就更顯得重要了。原來，誰也始終沒有說過到底為了什麼緣故，中央情報局的人員竟命令把頭十天戰鬥的補給品——彈藥、汽油、食物、醫院設備——全部裝在一艘船上了。

這條船叫「里奧?埃斯孔迪托」號，是這次投入的五艘笨重的二次世界大戰時代的運兵船之一。它們和兩條護航艦一起參加行動，統稱加西亞輪船隊以掩人耳目。因而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條船可以說是整個行動的象徵。船身沒有上漆，滿是鐵鏽，發動機經常出毛病，底艙惡臭衝天，早已屬於「非洲皇后」另一類見英國作家福斯特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非洲德國殖民地中一條破船脫險的小說。——譯者。那些流亡者們見到它不免大吃一驚。他們中有一個叫恩里克?魯伊斯?威廉斯的迫擊炮手，懂得一點航海常識，更是嚇壞了——他後來追憶說，當時真是「涼了半截」。而埃爾內多?奧利瓦更覺得「這是一大騙局，我們一到船上就有這種感覺。完全出乎我們的料想之外。這不是我們等待已久的東西啊。」選擇這樣一條船來執行偷襲任務，簡直荒唐。它的起重機和絞盤用起來無不嘎嘎作響，它那銹成一片的裝卸機鬧聲更大。「里奧」號早已出了毛病。當它沿密西西比河而下到達墨西哥灣時，一片螺旋槳撞上了一根木頭。該旅的潛水員下去一看，發現完全打彎了。這樣，它的運轉便大受限制，現在只能顛簸前進，去和敵人空軍進行決鬥。

甘迺迪原以為，這些年輕的古巴愛國者會悄悄地在一處荒涼的海岸上登陸的，但曼哈頓的一家新聞發佈公司首先就使他吃了一驚。中央情報局沒有告訴白宮或任何人(包括許可權已日見侵奪的古巴民主革命陣線)，就聘用萊姆?瓊斯聯合公司以「古巴革命委員會」的名義發佈新聞，內容由中央情報局人員用電話通知該公司設在麥迪遜大道的辦公室，然後由那裏分發報界。有一份「供即刻發佈」的公報說：「古巴起義者反對卡斯特羅的大戰將在幾小時內打響。今天的行動主要是為了加強供應和支援。」電文最後呼籲：「全面配合，一起來從事破壞和叛變。」

在華盛頓，政府內部有人開始懷疑是不是有人在和這些流亡者搗亂，因為為他們進行的活動無不搞得一塌糊塗。撥給他們分批進攻用的登陸船隻，都是一些14英尺長(約4.27米)、沒有護甲的小船。船上的50毫米機槍裝置不當，朝着錯誤的方向。這些船是由外舷的發動機推進的；後來在行動達到高潮時，一個入侵者從船上往外跳，不巧撞了一下舵手，把他撞落水中，結果那隻登陸船就在水面上亂打圈圈。還有別的一些事故，例如：運輸船「大西洋」號上有三個人用50毫米口徑的機關槍練習打靶，槍身忽然從座架上脫落下來，向四處亂射，結果打死了一個同夥，傷了兩個。這次行動更為不祥的一個徵兆是，原定在東方省發動佯攻用以擾亂卡斯特羅對豬灣的注意力的突擊隊，始終也未能到達海岸邊。他們兩次上了登陸船，兩次退到「海灘」號上去。陪同的中央情報局人員報告說，佯攻計劃「主要由於領導無方，歸於失敗」。而那些領導人卻是中央情報局自己挑選的。

登陸東方省原是想使卡斯特羅措手不及的狡計的一個組成部分。另有一個比這更重要的打算是由反卡斯特羅的地下組織在古巴國內來個總發難。甘迺迪總統手下的人告訴他說，地下運動是這次任務能否成功的關鍵，參謀長聯席會議同意這個說法。但是，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卻令人哭笑不得。地下運動是總戰略的一部分。中央情報局人員一直同羅赫略?岡薩雷斯?科爾索保持着聯繫，他是地下運動的近乎傳奇式的領袖，在全古巴以「弗朗西斯科」的代號聞名。他同他的手下人都已作好一切準備，只等適當時機，就通知他們動手作亂，造成總起義的氣氛，然後由流亡者的宣傳站天鵝電台加以傳播。天鵝電台在它的廣播中將告訴人們如何支援古巴旅，如何參加他們的隊伍，如何炸毀發電站，等等。紙上談兵看來倒是不錯，但要具體執行就馬上產生了一個誰先誰后的根本問題。時間上的配合很難安排。起義活動同消滅古巴空軍的空襲就發生矛盾，不管哪個在先，都會引起卡斯特羅對另一件事的警惕。當時認為制空權更重要，因此先進行空襲，結果失敗了。第二天晚間，天鵝電台播發命令讓地下組織起義。命令是用暗號和霍華德?亨特式的措詞華麗的抒情散文播出的：

注意!注意!好好守望着彩虹。第一道彩虹很快就要出現。奇科正在家裏。去看他。天空一片蔚藍。把通知放在那棵樹里。樹是綠褐色的。那些信已安然到達。信是白色的。魚不要多久就要浮出水面。魚是紅色的。

最奇怪的事是，廣播這命令的頻率似乎找錯了對象，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全國廣播公司以及佛羅里達的幾個電台都收聽到了，但誰也猜不出它是什麼意思。儘管一遍又一遍廣播，電台心目中的聽眾——古巴旅、突擊隊、陣線、滲入小組和古巴國內的破壞者——卻誰也沒有聽到。從實際情況來看，這倒沒有多大關係。頭天的空襲早已使卡斯特羅警覺起來，他已經下令搜捕古巴所有對他不忠的嫌疑分子。用一個等待起義的人——十九歲的費利克斯?羅德里格斯的話來說：頃刻之間，「大路封鎖了，房屋圍起來了，成千上萬的人被捕。我急哭了。」光是在哈瓦那，就有二十多萬人被捕，關在壘球場、公共建築、劇院和禮堂里。因此，地下組織的聽眾還來不及找到那個電台，就在槍口下被抓走。第二天，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即預定的登陸日，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國罪被處決。

先一天晚上7點3刻，由五艘生鏽的運兵船和兩艘護航艦組成的流亡者的特遣部隊到達了豬灣，拋錨停泊。為支援船上的叛軍而計劃的一切輔助行動——東方省的佯攻、國內的破壞活動、天鵝電台的命令、地下組織的起義——已經一一失敗，現在這兩棲登陸活動也和當年的安齊奧之役1944年1月，美英聯合部隊在意大利安齊奧登陸，遭到德軍的頑強抗擊。美英部隊最後雖守住灘頭陣地，但戰鬥激烈，傷亡損失重大。——譯者一樣，成為一種莽撞行為了。叛軍並不知道這情況。在任何戰爭中，總是盡量不讓進攻部隊了解什麼的。他們全副武裝着待在底艙，偶爾打個盹。晚上11點，司令官佩佩?聖羅曼到甲板上去透透氣，一看可把他嚇呆了。他原聽說海岸是空無一人的，現在卻是一片燈火。原來向他介紹情況的人所說的豬灣，是三年前卡斯特羅奪取政權以前的豬灣。自卡斯特羅奪取政權以後，就決定把這一帶建成公園。現在，在中央情報局還認為無法通行的沼澤地帶，早已修起了現代化公路。三個旅遊中心的修建工程接近完成，其一就高聳在古巴旅的第一個目標吉隆鎮上。汽車旅館、快餐館和浴室，全部近兩百所建築物，都快完工，一次就能容納一千古巴人。盛大的開幕式預定在5月20日舉行，離現在不到五個星期了。從一月份的主顯節以來，每逢周末總有成千遊客從哈瓦那乘車來參觀。這一天是星期日，當古巴旅的運兵船開始看到陸地時，最後一批遊客的車子剛離開幾小時。現在海灘上還有人來來往往，對新建築物進行最後裝修的工人同他們的家屬就住在吉隆鎮。這情況簡直像是一批俄國陰謀家企圖在美國的科尼島公園紐約布魯克林郊區靠海的一處大規模遊樂中心。——譯者或瓊斯灘公園作一次敵前登陸。甘迺迪一聽到這種情況，大吃一驚，他記得，計劃這次行動時艾森豪威爾還在白宮。他說：「天啊，我們繼承下來的這幫顧問是些什麼傢伙……你無法想像當總統的能讓他們這種人留在這裏!」

情況已經夠糟的了，但事情還沒有完。如果說過去二十年中美國軍隊在軍事技術上有什麼拿手好戲的話，那就是兩棲登陸作戰了。從北非到諾曼底，從瓜達爾卡納爾到仁川，都能做到以熟練的技巧把戰鬥人員送上岸去。潮汐變化、水下障礙、潛流、激浪、峰浪——所有這些困難都依靠高明的航海術、特別的登陸艇和巧妙的兩棲登陸戰術加以克服了。現在中央情報局的戰略專家都是當時進行那些軍事行動的老手。如果他們不是過於健忘的話，就應該記得，在過去那些戰鬥中從來沒有一個美國的指揮官會如此莽撞，執意把登陸時間定在夜裏，從而使自己增加重重困難。但是，他們現在卻要古巴流亡者這樣干。此外，他們還忽略了豬灣一個極重要的特點：每一入口處水下都有崢嶸的珊瑚礁環繞。

第一批登陸的叛軍是潛水員，他們過去是古巴海軍的軍官，現在的任務是設置登陸指示燈(儘管甘迺迪曾下令禁止，但帶領他們的仍是美國人)。他們一發現暗礁，就知道他們只能標出一條彎彎曲曲的航道來。午夜，潛水員在一座水泥墩旁安放了第一盞引導部隊登陸的閃光指示燈。可是指示燈剛一打開，海灘上就亮起了吉普車的頭燈。這是一支民兵巡邏隊。吉普車一轉頭停了下來，車燈直照在潛水員身上。他們向車子開火，一輛載着武裝民兵的卡車迅速開來支援吉普車，運兵船「布拉加爾」號上的炮手消滅了這一威脅。但這並不值得高興，首批流亡者甚至還沒有下船，出其不意的襲擊(選擇夜間登陸的惟一理由)的因素就消失了。

潛水員儘力想在珊瑚礁之間為車輛人員登陸艇和更寬的裝載坦克的通用登陸艇尋找航道。有好些地方肯定是過不去的。離海岸150碼(約137米)便無法前進的士兵，只好攜帶武器和無線電設備涉水登岸，但無線電設備一泡海水就完全失去作用了。暗礁也撞掉了一些船的推進器。有些等得不耐煩的士兵往深水裏跳，裝備很重，人就像石塊似的往下沉，幸虧有人拉了他們出來。人們巴望天快亮，甚至為此祈禱。但是情況越來越明顯，天亮了處境只會更不利。發現這一點的軍官是埃爾內多?奧利瓦，他後來作證說，他在夜裏2點半登上海岸，看到的第一個建築物是一間小木房，頂上露著微波無線電台的天線。他立即佔領了它，但如他後來所說：「你可以看出，他們剛才從那裏發出過電報。」清晨6時，吉隆鎮又發現了兩處微波無線電台，發報機尚有餘溫。中央情報局的情報事前竟沒有提到這一點，可說是整個行動中的一大疏忽。由於有這些電台，卡斯特羅知道他們來了，現在他要來對付他們了。

凌晨3點1刻，人們叫醒了哈瓦那的那個大鬍子獨裁者，說敵人已經在吉隆灘和附近的長灘登陸。他擔心這是一個騙局，問了詳細情況。微波電台的報務員報告說，那些地方正受到來自海上的50毫米機槍、火箭筒和無後坐力炮的轟擊。接着，電訊忽然中斷，顯然是電台被占，一個灘頭陣地已經建立起來了。這樣，某種臨時政府隨時都可能登陸，得到美國的承認，造成一個政治問題。於是，卡斯特羅下決心要把叛軍趕下海去。

卡斯特羅在全古巴的防禦狀況可以從他在這一區域的部署看出來，他在這個區域隨時可以出動的兵力就有：由公共工程部長奧斯馬尼?西恩富戈斯指揮的一個營、配備有三個迫擊炮連的一個民兵營、一個步兵營、守護通過沼澤地帶的道路的三個後備營和若干支隊武裝民兵；即使登陸的敵人兵力再大一些也不難對付。總共派出2萬人截斷叛軍從薩帕塔半島撤出的通路。此外，卡斯特羅還有空軍。日出時候，他命令他的6架B-26轟炸機，滿載炸彈，從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起飛，由一架戰鬥機護航，前往襲擊在豬灣停泊的船隻。

當天上午，灘頭陣地上混亂極了，這部分是由於地上的叛軍糊裏糊塗朝他們自己的飛機開了火。當卡斯特羅的飛行員到達海灘上空時，最容易受他們攻擊的目標就是古巴旅的重炮營。潛水員在上午6點找出了一條通過珊瑚礁的路線，到6點25分，這些重武器才開始往岸上搬運。搬運工作進行得非常慢，當敵人從空中進行攻擊時便完全停了下來。有一段很短時間戰鬥差不多完全在空中進行，因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飛機，但T-33式噴氣教練機終於攆走了叛軍飛機。於是，卡斯特羅的轟炸機便集中火力攻擊那些生鏽的貨船。首先炸沉的是裝載彈藥和汽油的「休斯敦」號，淹死26名船員。接着輪到裝載着十天補給品的「里奧?埃斯孔迪托」號；一架「海上怒濤」式飛機向「里奧」號發射了一枚火箭，它便在一片火光中徹底解體了。這對特遣隊的指揮官來說真是夠受的。他的水兵大多是些政治上並不很忠誠的古巴人，現在眼看很可能嘩變。於是他通知佩佩?聖羅曼說，雖然古巴旅的軍火卸下還不足10%，他同剩下的船隻現在要立即全速離開了，但他答應當天晚上再來。

華盛頓對於從古巴傳來的互相矛盾的消息最初好像很不在意。但是，古巴消息仍然成了那天早晨最主要的新聞。卡斯特羅的外交部長勞爾?羅亞已向聯合國提出控訴說，他發現叛軍飛行員星期六駕駛B-26飛機進行的空襲，是中央情報局策劃的。艾德萊?史蒂文森有點不安，打電報問哈倫?克利夫蘭。克利夫蘭打電話問美洲事務司。美洲事務司又打電話問中央情報局。中央情報局嚴肅地否認其事，於是美國在外交上最受尊敬的一位發言人就上當了。史蒂文森據此對聯合國說，總統早已公開宣佈，「保證沒有一個美國人參加反對古巴的行動」。接着，他讀了一段他本人也信以為真的一個假叛逃者在邁阿密發表的假聲明。然後指出：「這些駕駛員和機上某些其他人員顯然是從卡斯特羅暴政下叛逃出來的。」他又說：「沒有美國的人員參加，也沒有任何種類的美國飛機參加。這兩架飛機，就我們所知，都是卡斯特羅空軍的飛機，據駕駛員說是從卡斯特羅的機場起飛的。」

他高舉一張B-26式飛機的照片說：「機尾上有卡斯特羅空軍的標記，誰都可以認出來。古巴的紅星和F?A?R(革命空軍)這幾個字，很清楚嘛。」羅亞回答說，誰都能夠自己塗上這種標誌，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這位美國大使還向他保證：「已經採取步驟要拘留這幾架古巴飛機，不準許它們飛往古巴。」

當然不會採取這樣的步驟。中央情報局的飾詞越來越漏洞百出了。感到丟臉的史蒂文森只好自己想辦法為撒下的謊進行開脫。正像羅伯特?甘迺迪後來說的，「事情已經要表面化了」。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情況已為大家所了解。海外欽佩甘迺迪的人都不禁為之愕然。米蘭《晚郵報》說：「美國威望在一天之內下降的程度，超過了艾森豪威爾的膽小怕事和優柔寡斷的八年。」《法蘭克福新報》宣稱：「現在看來甘迺迪在政治和道義上都失敗了。」在聯合國大會上亞非國家的外交家還記得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譴責過中立主義如何不道德，現在不禁感到分外高興，大為活躍。史蒂文森尷尬地說，他不能肯定誰在攻擊古巴，但他卻知道誰在攻擊美國。

《邁阿密新聞》星期一下午6點鐘版的大字標題是：古巴海軍起義，入侵部隊在前進中。消息透露，這次海軍叛變採用了一個頗富想像力的代號：「獎金」。又說，叛軍正以巨大的鉗形攻勢分割卡斯特羅的土崩瓦解的軍隊。該報還引證了「各種報道」，從而斷言，入侵者已經「在古巴六個省中四個省的海灘登陸，現在尚未遭到攻擊的只有哈瓦那省和東部的卡馬圭省」。這些報道都是毫無根據的。根本沒有什麼「獎金」行動，古巴的海軍仍繼續忠於一人，全部行動僅限於豬灣海岸一處，實際情況是，2萬名卡斯特羅政權的保衛者使叛軍陷入了背水的絕境。

船隻逃跑后，入侵者陷入無望的境地。但是，他們打得很出色。傘兵雖然降錯了地方，卻打退了民兵的進攻。在數量上處於1∶13或更懸殊的劣勢，又面對着敵人重炮和空軍的戰術支援，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據點，在頭一天損失了不到100人。奧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卻打退了2100名卡斯特羅士兵和20輛坦克的進攻，自己傷亡在百人以下，卻打死政府軍500人和打傷1000多人。這些是卡斯特羅的一名醫生透露的。

入侵者的情緒很高。他們的總的困難只有他們的領導人才知道，而這些領導人所以還抱着希望，是因為受到中央情報局人員從逃散的船上發來的無線電訊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們絕對不會拋棄你們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們會進去把你們撤出來的。」)後來，對於當時交談的內容到底如何，頗有爭論。但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中央情報局人員給海灘上的叛軍打氣的確延長了他們抵抗的時間，自然也增大了傷亡。批評中央情報局的人一般認為，該局的戰略家們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甘迺迪早先的立場如何，他決不能讓這次入侵失敗——他一旦發現美國的威望可能會受到損害，他就會使用美國的力量進行干預的。這裏，也和其他許多事情一樣，他們又錯了。總統講話是說了算數的。當天，他在白宮問他周圍的人道：「什麼是威望?它是虛幻的力量還是真實的力量?我們要以真實的力量為依據。毫無疑問，在今後幾個星期里，有人會把我們看得一錢不值的，但這無關大局。」

大多數美國人看來是諒解的，甚至還同情。60年代後期他們之間形成分裂的那種怨恨情緒這時還沒有表現出來。國家還沒有分裂成為互相敵對的陣營。正如羅伯特?甘迺迪後來在《十三天》中所說，「豬灣事件時，我們的意見實質上是一致的。」《哈潑斯》月刊編輯約翰?費希爾在該刊上講的幾句話，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說：「每個總統都需要大約一年的時間去組織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險的官僚機器的路數……當〔甘迺迪〕實際上還不過剛剛往屋裏搬傢具的時候，就發現屋頂塌了下來，門也颳倒了。」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82%的美國人對他處理事務的方式表示讚賞。甘迺迪陰鬱地說：「我現在跟艾森豪威爾一樣，幹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誠然，輿論並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遜這樣的強硬路線派。他後來在1964年11月份的《讀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議甘迺迪「找一個適當的合法借口，然後……直接開進去」。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卻是，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問題上，忽然出現了一幫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萊辛格寫道：「左派當中，出人意外，許多人現在感到在選舉前他們對甘迺迪表示懷疑是完全有理的。」他們的標語牌要求「公平對待古巴」。他們同示威者一起擠滿了曼哈頓的聯合廣場；諾曼?梅勒也參加了他們的行列。在白宮外面，一個高個子女詩人身上掛着斥責第一夫人的標語牌：Jacqueline，vousavezperduvosartistes.(傑奎琳，你已經失掉文學藝術家的支持了)。「公平對待」運動得到了許多大學的響應，特別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學院。哈佛大學歷史系成員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圖爾特?休斯，帶領着70名大學教師在一封給總統的公開信上簽名，要求政府「扭轉目前美國準備對古巴進行軍事干涉的趨勢」。社會學家巴林頓?穆爾預言要出現「一個用自由的辭藻掩蓋着它的基本政策的軍國主義的反動政府」。《權勢集團》一書的作者賴特?米爾斯從醫院的病床上打電報給加利福尼亞舉行的一次公平對待大會說：

甘迺迪之流已經把我們重新帶回到了野蠻時代，施萊辛格之流已經使我們在理智和道義上蒙受恥辱，我為我的國家感到無比羞恥。我未能參加你們的大會深感遺憾，如果身體許可的話，我現在可能已去同菲德爾?卡斯特羅並肩戰鬥了。

實際上卡斯特羅並沒有進行戰鬥，他沒有這個必要。他的部屬已經完全掌握了豬灣的局勢，他只是站在一邊旁觀，看着他們無情地一步步壓縮叛軍的灘頭陣地。拉丁美洲還從來沒有見過古巴政府軍所用的那種武器。星期一清晨，裝備着蘇制122毫米榴彈炮的四個炮兵連開始轟擊海灘，落彈點附近的叛軍被震得暈頭轉向。叛軍坦克指揮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強得多。到了晚上，叛軍十分缺乏彈藥。佩佩?聖羅曼後來告訴海恩斯?約翰遜說：「天黑了，我們盼著船回來。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來。我們知道，如果船不來，我們就絕無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無音信。佩佩在絕望中同他的無線電發報員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過無線電同中央情報局的船取得聯繫。他回到指揮所，派出另一名軍官到海上去設法找到一些由於船員嘩變自己已完全無能為力的船長。這隻敞篷船一小時接一小時地發出如下電訊：「多洛麗絲，我是海灘。多洛麗絲，我是海灘。我在找你。我們需要你。我們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飛機打算去炸毀洛斯巴尼奧斯的聖安東尼奧機場上的古巴空軍飛機。卡斯特羅又是好運氣，機場上空濃雲密佈，沒有受到任何損失。在吉隆灘，T-34坦克密密地並成一排，徑直向海灘開火，越來越狹窄的海灘陣地上沒有一件事使人稱心的。缺乏空中掩護已造成了叛軍的失敗，現在因為沒有空中掩護，他們甚至連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總統正在白宮舉行一年一度的國會議員招待會，臨時被請了出來。他打着白領帶，穿着燕尾服，站在他辦公室里的一幅地圖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協調)，聽臘斯克、麥克納馬拉、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兩位成員和中央情報局的理查德?比斯爾對他說，現在只有出動美國空軍，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羅偽法庭的審判。總統讓步了，批准在豬灣外邊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艦「埃塞克斯」號上出動6架無標記的噴氣式機。星期三早晨6點半到7點半這一小時之內，美國飛機將保證不容卡斯特羅的飛機飛臨海灘陣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幾架B-26飛機則將用以向環形陣地周圍的政府軍發動攻擊。在《要是在今天》一書中，霍華德?亨特公然厚著臉皮指摘說，由於甘迺迪沒有讓美國戰鬥機掌握制空權，因而造成了豬灣遠征的失敗。——譯者

豬灣這一出悲喜劇的最後一幕開始了。古巴旅飛行員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貝薩斯港，離古巴有3小時又20分鐘的航程。這些飛行員由於不停執行任務早已筋疲力盡，只有兩個人還有氣力再作飛行。可是，四名美國顧問相信從「埃塞克斯」號起飛的噴氣式飛機一定能保護他們，自願駕駛其餘的幾架B-26飛機。中央情報局在這次一無是處的行動中，已經犯下了無數錯誤，現在他們所犯的這最後一次錯誤則更是毫無道理的。原來尼加拉瓜和古巴屬於兩個不同的時區，而這些飛行員卻忘了校正他們的手錶。他們提前一小時到達了吉隆灘上空，這時用來保護他們的噴氣式飛機還一動未動地停在「埃塞克斯」號的飛行甲板上。於是卡斯特羅的T-33教練機便蜂擁而上，一舉殲滅了他們，使四個美國人全部喪生。

現在只剩下最後咽氣的份兒了。從吉隆灘發來的要求增援部隊、坦克和彈藥的呼聲已經減弱。電報都很簡短：「海灘繼續戰鬥。立派一切可用之機。」「已退入海中。彈藥告罄。敵人迫近。必須在一小時內救援。」星期二深夜，開始了最後的抵抗。叛軍領導人在卡斯特羅大炮和坦克的包圍中於星期三清晨4點32分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正在銷毀我全部裝備通訊器材。坦克迫近。已無武器戰鬥。決定入叢林。我不能再等你們了。」

林子裏也只能暫避一時。由於原來就沒有定出撤退計劃，叛軍最後一一落入敵手。卡斯特羅大獲全勝。他不到72小時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約翰遜在其關於這次戰鬥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說，使入侵變成為「也許是自從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沖入死亡的無底深淵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戰爭中，英國輕騎兵旅對克里木半島巴拉克拉瓦的攻擊。——譯者以來許多錯誤百出、計劃不周的行動中最得到大肆宣揚的一次」。古巴旅的倖存者還面臨着要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和長期監禁的恥辱。他們直到1962年聖誕節，由於羅伯特?甘迺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了一次贖救他們的運動成功，才放出來。

在60年代中期，當代一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從長遠看，豬灣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於這次事件，甘迺迪對專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個月以後的古巴導彈危機中反而更能當機立斷。從70年代回頭看，對於吉隆灘的潰敗以及他對此事的反應，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總統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表演說，完全採取了戰鬥姿態。他說，這一次他決定不同卡斯特羅計較，但是他希望記錄在案，「我們的剋制是有限度的」。美國已經準備採取行動，「如果必要，就單獨行動」，以「保衛自己的安全」。他並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時，我們決不會去聽那些已在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聲名狼藉了的人來同我們談什麼對外干涉問題。」

這是最露骨的冷戰語言，這無異斷定說，美國的惟一危險在本國國界以外。美國的惟一敵手是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要對共產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干涉和統治的威脅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現實地對待」，因為「現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們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臨着一場無情的鬥爭，其範圍遠遠超過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衝突」。

60年代的轉向自由主義，那時還沒有開始。一旦開始，美國所受到的威脅就都會看做是來自本國國內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污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等。但是在甘迺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出現。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國大兵，50年代是被母親誤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變成了以和平為工具同飢餓、疾病——以及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和平隊隊員。作為美國當代的自由主義派，甘迺迪認為，不發達國家發生革命運動的基本原因是貧窮和愚昧，而共產黨則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確信，一旦由於執行第四點計劃改變了那種情況，共產主義的號召力就會完全消失。爭取進步聯盟之所以受人歡迎，其原因正在於此。一般認為，拉丁美洲在追求進步的事業中同美國聯盟，就能排斥來自共產國際的拉攏。

這種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不過這也許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義的青年，用當時極為流行的語言來說，是實用主義的。下一個十年中的自由主義派典範人物拉爾夫?納德，這時還沒有登上舞台。在甘迺迪執政時期中，一如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以來一樣，自由主義派人士都認為，醫治社會弊端的方法是擴大政府機構和加強總統權力。後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幻滅，幾乎動搖了整個共和體制的根本。

那個星期四甘迺迪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的演說，完全有可能出現在艾森豪威爾執政年代，甚至還可能出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風格上可能很不一樣，但實質上並無多大區別。像所有的冷戰人物一樣，甘迺迪最後也提到了慕尼黑會議，提醒聽眾說，它的意義就在於：民主國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權主義的獨裁者，是註定要滅亡的，而「可以不發一枚導彈或越過一國國境，就能使我們的安全一點一點、一國一國地喪失掉的」。他說，他決心「吸取這個教訓」。最後又說：「未來的歷史將載明，這一艱苦的鬥爭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的。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確宣佈，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我們的制度存在下去，獲得成功，不管其代價如何，也不管會有什麼風險。」

這是對未來的歷史結論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種猜測。那次演說是甘迺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反應。回白宮后，他又採取了另一更具象徵意義的步驟。麥喬治?邦迪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從西行政大街對面的比較寒磣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西側樓，十分靠近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邦迪開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除此之外，邦迪還把他的管轄權擴大到掛着巨幅地圖、裝着許多鮮艷的電話機的白宮作戰室去。下一次共產主義世界再策劃對自由世界進行攻擊，美國就會有所防範了。如果它膽敢再顛覆任何一個弱小國家的反共政權，他們就會遇到堅決的抵抗。白宮已經做好了準備，邦迪已經做好了準備，作戰室也已經做好了準備。熱線已經接通，侵略者必將受到他們永世難忘的教訓。

認真閱讀關於古巴問題的報道的人中也有尼?謝?赫魯曉夫。這位部長會議主席對那些冷戰言辭並不十分在意，因為他自己也說過不少。他所感興趣的是，這位新總統，年輕而又缺乏經驗，這一跤摔得真夠嗆。甘迺迪這會兒似乎還有點暈頭轉向，這看來是對他猛擊一拳的大好時機了。

白宮知道，克里姆林宮準會這樣看待美國這次的大失敗的。華盛頓在估量了經過豬灣事件殘存的自信心之後，感到驚惶，這是主因。本來在2月間已經安排讓甘迺迪同赫魯曉夫6月初在維也納舉行會談，赫魯曉夫在5月12日還寫信說，邀請仍然有效。甘迺迪想延期，但感到這可能會被看做又一軟弱表現。他說，寧攀高峰，勿近邊緣這是一句雙關語，高峰指最高級會議，邊緣指戰爭邊緣。——譯者。因此他絲毫沒有放鬆，而且是加倍努力進行維也納會談的準備工作。有人告訴他，蘇聯主席認為艾森豪威爾兩次在和他進行最高級會談之前都缺乏充分準備，因而對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難問題總要問他的助手怎麼回答。於是甘迺迪決定，一切重要會談都只由他們兩人和一位譯員參加。

赫魯曉夫同甘迺迪一樣，也受到國內強硬路線派，即斯大林主義分子的壓力，他們認為，要想從對方得到你所需要的東西，惟一辦法就是硬索強奪，咒罵恐嚇。赫魯曉夫本人就很善於搞這一手。斯大林對他這一手是讚賞的，正因如此，他顯得具有一種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聯合國大會上作了一次令人難忘的表演。這幾年來，剛果使得許多地理政治學家的名譽掃地了。由於U-2事件的出現，同艾森豪威爾舉行日內瓦最高級會議的流產，美蘇緩和的希望的破滅，赫魯曉夫早已不痛快了，現在加丹加省的新的恥辱更使他氣急敗壞。他原來一直責怪達格?哈馬舍爾德，說他是殖民國家的工具。他要求廢除聯合國秘書長一職，提議由一個三人組成的執行機構來代替，以代表西方、共產主義和中立國家三個國家集團。他根據俄國的一種三馬並拉的車子，把這種安排叫做「troika」(三駕馬車)。他當時脫下鞋子在桌上有節奏地敲了幾下以示強調，使聯合國大會為之嘩然，主持大會的一位愛爾蘭人為了恢復秩序，把木槌都敲斷了。這樣混亂使那位蘇聯主席很高興，回到莫斯科后還揚揚得意地說：「聯合國虛弱極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魯曉夫為了反擊美國自由派對不發達國家的政策——經濟援助和必要時進行軍事干預的雙管齊下計劃——提出了共產主義在整個60年代的巨大挑戰：「無限支持為求解放而鬥爭的民族」的「正義」戰爭。六個星期後，他的剛果同盟者帕特里斯?盧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謀殺。於是這位狂怒的俄國人就稱這一謀殺事件為「哈馬舍爾德罪惡活動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銷他的聯合國秘書長的職務。

俄國的右派力量還有其他一些不滿也由赫魯曉夫表示出來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們懷抱的老撾，現在卻正在轉向中立道路。紅軍中的強硬派要求恢復甦聯在1958年秋季暫停的核試驗；他們現在已經有了2000萬噸、3000萬噸、5000萬噸和1億噸級的武器，急於要加以試驗。這些冷戰癥候每天不斷刺激人們，使外交氣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釀成世界危機。但是對他們來說，還有一個蓋過一切的關鍵問題。赫魯曉夫有時稱它為「卡在喉嚨里的骨頭」，有時稱它為「需要割除的一種毒瘤」，或可能導致另一次世界大戰的「薩拉熱窩」；這個問題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來，俄國人一直把西方駐紮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釘。1948年斯大林力圖逐出盟國軍隊，但被大規模的空運活動所挫敗。當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抬高了蘇聯的身價的時候，赫魯曉夫抓住機會，要求使柏林成為非軍事化的「自由城市」。他當時給盟國六個月的期限，後來由於艾森豪威爾把延長期限作為邀請赫魯曉夫訪美的一個條件，才加以延長了。艾克曾經作了若干讓步。他同意柏林形勢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該地衛戍部隊的規模，以及西德利用該市作為宣傳和情報活動基地的限度問題，進行商談。

現在赫魯曉夫又利用這一問題來偷襲甘迺迪了。他在關於解放戰爭的演說中大做文章，公開威嚇甘迺迪。他說，如果「帝國主義者」拒不「正視實際存在的形勢」，蘇聯就將「採取堅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簽訂和約」。這樣，甘迺迪現在又面對着艾森豪威爾曾經驅除過的惡魔了。赫魯曉夫明確宣稱，這樣一個協議要包括下述保證：任何對東德邊界的「侵犯」都將認為是對華沙條約所有成員國的「侵略行動」——實際就是要西方或則放棄柏林，或則準備打仗。他真是要這樣嗎?夏爾?戴高樂表示懷疑。他勸總統堅決頂住(「要吃得住這一棍子」)。他說，如果甘迺迪堅決頂住並計劃新的空運，那位部長會議主席就會退縮的。艾夫里爾?哈里曼一心只惦記着維也納會議，便表示贊同這意見，不過建議採用另一策略。他預言，赫魯曉夫一定會兇相畢露，大肆恐嚇這位年輕的總統的。最好的對付辦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話，但態度卻要溫和。而且，甘迺迪絕不要把他的對手估計過高。哈里曼說，赫魯曉夫本人也一定神經挺緊張。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經失敗了，而美國的克里姆林宮學家還一致認為，赫魯曉夫對自己出身卑微始終放心不下。維也納會議上不可避免會出現緊張情況的。他一定會很無禮，因為他只會這一套。哈里曼建議，遇到這種情況，總統就必須不為所動，而付之一笑。

甘迺迪飛奧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這個建議。巴黎的這一段行程對年輕的第一夫人來說，是首嘗勝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學的一名學生，現在卻帶着兩卡車行李，滿身珠光寶氣，隨員成群(包括歐洲頭等的理髮師)，來到了這裏。戴高樂幾乎目不轉睛地瞧着她。法國報紙驚呼她是如何「動人」、「迷人」、「艷若天仙」!總統在走進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會場時說：「我想我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就是陪傑奎琳?甘迺迪到巴黎來的那個男人。」

維也納卻不一樣了。甘迺迪夫人也曾跟赫魯曉夫開過玩笑，例如說：「哦，主席先生，請不要拿統計數字來煩我了。」但是陰森氣氛過於沉重，甚至連她也無法付之一笑。自赫魯曉夫的俄造黑色海鷗牌汽車一穿過鐵絲網，進了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築物，整個氣氛就和當時的天氣一樣惡劣起來。甘迺迪對助手說，他的對手是個「滑稽其外」、「兇惡其中」的人。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兇惡也形之於外了。經過最後一次交鋒，詹姆斯?賴斯頓要求訪問總統。那天，甘迺迪一走進賴斯頓等着他的那間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長嘆一聲。賴斯頓感到他似乎處於半震蕩狀態。他問總統：「很難對付吧?」甘迺迪回答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難對付的事。」

後來，賴斯頓寫道：

他(總統)走進美國大使館一間陰暗的屋子，神色沮喪，怒氣沖沖。他在同赫魯曉夫對談時，像平常一樣力持冷靜，極力想同對方講道理，要他明確表示蘇聯準備幹什麼和不準備幹什麼，而赫魯曉夫卻恫嚇他，在柏林問題上拿戰爭對他進行威脅……甘迺迪在那間屋子裏所說的話，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實：

赫魯曉夫已經研究過豬灣事件。如果甘迺迪當初不去碰卡斯特羅，或乾脆把他搞掉，赫魯曉夫倒都能夠理解。但是甘迺迪動手打古巴時很輕率，卻又沒有膽量打到底，這就使赫魯曉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個缺乏經驗的年輕領袖，他大可對他威嚇訛詐一番。

甘迺迪告訴賴斯頓：赫魯曉夫非常粗暴、野蠻，有時簡直像要向甘迺迪衝過來。只在一個問題上他還講點道理，那就是他認為無足重輕的老撾問題。討論任何其他問題時，他始終表現出一副兇惡的、冷嘲熱諷的態度。他堅決要求，哈馬舍爾德必須撤換，代之以三駕馬車。美蘇之間的任何裁軍協議，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執行。甘迺迪對他說，這種安排必然會由於一方使用否決權而陷於無效(「即使俄國的三駕馬車，也只有一個趕車的嘛!」)，但也無濟於事。赫魯曉夫在柏林問題上發出了最後通牒，說：這根骨頭必須從蘇聯的喉嚨里去掉，不管同美國能不能達成協議，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東德簽訂和約。如果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打仗，那他也沒有辦法。對付企圖發動戰爭的瘋人，只能給他穿上緊身衣。

在甘迺迪的要求下，他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密談。總統竭力勸阻赫魯曉夫不要採取這樣莽撞的步驟。赫魯曉夫斷然拒絕，說：「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戰爭，那是你的事。」他簽訂和約的決心是不可改變的，他要在12月簽訂這個條約。他們分手時，甘迺迪說：「今年冬天想必會很冷的。」在《赫魯曉夫回憶錄》中，這位主席評論說：「……對於我們在維也納的會晤，我從心裏感到高興。儘管我們沒有達成什麼具體協議，我看得出來，他對於尋求世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感興趣的……他是一個講理的人，而且我認為，他知道在柏林問題上發動一次新戰爭是毫無道理的。」

甘迺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弄清楚他為什麼要這樣干，而且採取這樣敵對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們能有什麼對付辦法。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很容易解釋的，他這樣干，是由於豬灣事件。我想，他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無經驗，公然給自己惹下大禍的人，是可以嚇得住的；任何一個陷入這類麻煩而又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沒有膽量的。於是他便狠狠地打擊我。我面臨着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他認為我既無經驗又無勇氣，那麼除非我們能改變他的想法，我們同他就不可能談出結果來。因此我們必須行動。」

赫魯曉夫的話到底算不算數，人們拭目以待，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開發表他交給總統的關於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兩件備忘錄。國務院目光敏銳的人馬上看出，他對柏林已不再提期限問題，但這一點現在關係已經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國的最後通牒。自此以後，赫魯曉夫使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並發表了一系列沙文主義的演說。

甘迺迪也隨着赫魯曉夫逐步升級。6月25日，他對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說，「倘若戰爭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發動的，不是從柏林發動的……只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作為發動戰爭的借口。」他要求國會批准他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元，召集預備役，提高徵兵額兩倍，提高戰鬥部隊的最高限額，並修整啟用封存中的飛機和船艦。迪安?艾奇遜要他宣佈緊急狀態，副總統林登?約翰遜也表示同意。但是甘迺迪主張讓談判的大門繼續開着。他不敢冒失進行原子訛詐，因為對方有可能逼你攤牌。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樣，那就「什麼都完了」。

雙方的領導人都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為了免得柏林的德國人擔心被遺棄，甘迺迪派遣他的副總統同過去的空運英雄克萊將軍一起訪問柏林。赫魯曉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說蘇聯現在已經能夠製造爆炸力相當於1億噸烈性炸藥的核彈，已經擁有能夠運送這種核彈的火箭。他似乎為了證實這一點，果然把蘇聯一個宇宙航行員送入了軌道。美國國內情緒日趨緊張，甘迺迪敦促美國人修築防空掩體。與此同時，柏林也是一片混亂。7月，有30444名難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頭十天中，又有1.65萬名越界過來。單在12日這一天，越界人數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醫生、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他們都是東德共產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的五年計劃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過後半小時，黑暗無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鳴，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帶領着滿載德國軍隊的卡車直開東西柏林之間25英里(約40千米)長的邊界線。頭戴鋼盔的東柏林警察乘卡車前往主要通道站崗。士兵從車上卸下木馬、鐵絲網、水泥樁柱、石塊、鎬頭、鐵鍬。四小時後日出之時，一堵牆的牆基已經形成了。四天以後，牆就完全建起來了，當時仍然留在東柏林的德國人便從此被禁錮起來。

這件事使西方國家冷不提防。甘迺迪當時不在華盛頓，國務院過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議。接着，9月1日，赫魯曉夫把螺絲又擰緊了一點。美國的地震儀記錄到無可置疑的證據，表明俄國人又恢複核試驗了。甘迺迪和麥克米倫呼籲蘇聯主席停止試驗，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塵的擴散程度和毒性。赫魯曉夫對他們的呼籲置之不理，偵察設備記錄到了第二次試驗，接着又是第三次試驗。在其後的那一個月里，蘇聯一共爆炸了30個較大的裝置，幾乎全部是在大氣層進行的。到這一系列試驗結束時，俄國放射到空氣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經比美、英、法三國加起來還要多了。他還在蘇共第22次代表大會上宣佈，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萬噸級的核彈——等於過去扔在廣島的原子彈的2500倍，等於歷史上一切戰爭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藥的五倍。第二次會議上，他告訴代表們說，爆炸結果「證明它比科學家們原來估計的5000萬噸還要大一點」，但他們自然決不會因為這個計算「差錯」而受到處罰。這引起了代表們的哄堂大笑。

甘迺迪決定，如果這就是赫魯曉夫對西方國家關於禁止大氣層試驗建議的惟一答覆，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國恢複試驗了，雖然他仍只批准恢復不會產生放射性微塵的地下試驗。他說，鑒於蘇聯政府的行為，「我們現在必須採取即使謹慎的人也會感到必要採取的那些步驟」。這天是9月8日，危機達到了頂點。柏林牆已經建成，一道由磚石和水泥組成的柵欄，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後，除了一處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國部隊通行。那惟一可行之處，也有東柏林警察檢查盟軍士兵的證件。邊界100米以內的地方禁止接近。還給巴黎、波恩和華盛頓發出照會，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領導人坐飛機進入柏林。但西方態度在這一點上很強硬。赫魯曉夫在9月8日堅持西德進入柏林的飛行應受監督，遭到了西方的斷然拒絕。十天後，當甘迺迪即將從海恩尼斯港動身返回華盛頓時，有人交給他一張不幸的便條，原來達格?哈馬舍爾德乘一架剛果飛機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終不明。自從對日作戰勝利日以來，戰爭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迫近過。

兩個星期後，赫魯曉夫開始從戰爭邊緣縮回去了。他對訪問莫斯科的比利時外交家保羅-昂利?斯巴克說，「我認識到，同我的願望相反，西方國家不願簽訂和約……我並不想使你們處於無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們是不可能讓人踩在腳下的。」這麼說，鯁在喉嚨里的那根骨頭也並不是那麼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繼續對比利時客人說：「你知道，柏林對我來說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在共產黨10億人民中間，200萬人算得什麼!」而且現在事情也不那麼急了。他原來給過甘迺迪一份最後通牒(「以今年年底為限」)，現在卻只說：「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牆已經建立起來，他現在似乎想盡量爭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讓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還作了一些企圖緩和緊張局勢的姿態，包括大捧甘迺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這些姿態並沒有得到什麼反響，便決定草草收場。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產黨代表大會上宣稱：「看來西方國家對目前局勢有所了解，願意尋求德國問題和柏林爭端的解決了。」他最後說：「如果情況是這樣，我們也不再堅持必須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簽訂和約了。」

就這樣，一場對抗終於結束。它似乎是美國的一次勝利，但真正付出的代價，到日後才表現出來。施萊辛格後來寫道，由於莫斯科的態度、柏林問題以及核試驗的恢復，「總統無疑感到，如果美國從亞洲撤退，就可能打亂全世界的均勢。」甘迺迪認為，在這個問題上他必須進一步讓他的對手相信他的無畏和堅毅。他對詹姆斯?賴斯頓說，共產黨對西方在進行熱戰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現在我們的一個問題是讓人相信我們有力量，而越南看來是辦這件事最合適的地方」。

對林登?約翰遜來說，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還是美國參議院的權力很大的多數黨領袖，現在身為副總統，在政府中虛有其位，而又事事煩心。約翰遜從各方面都愈來愈清楚地體會到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他在白宮的停車場只容下一輛汽車，只有一架同白宮相通的電話分機(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卻有三架)。他的妻子從來沒有登上過總統的專機，他本人曾上去過，但不是請上去的。甘迺迪的助手曾三次發現約翰遜一個人在機上的艙房裏張張望望。他們進飛機去總是由於總統馬上要使用飛機了，因而總是不得不請約翰遜離開。這種情況不免使他有些難堪，但他還是不斷上去，這一實際權力的象徵彷彿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甘迺迪手下的人把約翰遜的人都看做外人。整個副總統的班子，除沃爾特?詹金斯外，根本不為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所識得。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白宮的出入證，只是作為觀光者才能進入過白宮。這種默默無聞的處境甚至對給約翰遜值勤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說，他們同總統的警衛人員是完全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卻被排斥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不能使用他們的車子、辦公室，也不能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他們大多數人對此都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知道，這並不是對他們個人的冷落。他們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勢的人排斥，只因他們負責保衛的那個人並不重要——沒有別的更恰當的詞來說明了。

甘迺迪對這種情況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這個地位僅次於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遠之的態度。由於根深蒂固的歷史慣例，或許還由於人類的天性，美國通過選舉獲得第一號和第二號職位的人的關係從來就不很融洽。有些副總統早期曾同他們的行政首腦比較接近，後來也由於友誼已被冷冰冰的禮節所代替而感到傷心。他們忘記了，對於總統來說，有一個副總統在身邊就等於每天提醒他隨時可能死去。而且還不止於此。雖然有些人對於死亡也能泰然處之，但他們並沒有一個等著繼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後面。那些希望總統向副總統詳細介紹情況的人，大約都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那個第二號人物等著繼承的遺產的意義。一個家庭的家長可能會毫不畏縮地寫下自己的遺囑，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死後，隔壁的那個人要變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會馬上變得面無人色的。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麻煩外，還有一層麻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名單，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分別來自本國兩個不同的地區，各自對不同的選民具有號召力，而他們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對立的。這就好比說，那個丈夫還必須選擇一個和他的長相不同、衣着不同、談吐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的人來等著接替他。富蘭克林?羅斯福同哈里?杜魯門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處。艾森豪威爾同尼克遜，甘迺迪同約翰遜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甘迺迪看來，約翰遜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擴張是赤裸裸、毫無忌諱的。他出國旅行期間，每天都要打電話給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反映他的活動。他永遠在進行競選運動——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卡拉奇的一個趕駱駝的人充當一名親善使節，使得巴基斯坦全國為之高興。他對那個受寵若驚的巴希爾?艾哈默德說：「我們是來看望你和你的駱駝的，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你的駱駝，他已有計劃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實總統根本沒有這種計劃，這一招看來似乎肯定會起反作用。但是結果卻並沒有，艾哈默德的美國之行很成功，甘迺迪也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最後得讓駱駝把屎拉在白宮的草坪上。」

總統知道了副總統如何不愉快之後，就想盡一切方法來對約翰遜表示尊重，給他創造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後來卻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兩件事在先看來毫不起眼，而事後回顧，卻顯得無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總統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壞，但他在那裏所作的演說卻很好，同時正趕上歡迎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式。他的德國東道主認為他這次訪問是這座圍城前途的一大轉折，因而他返國時情緒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貢之行。結果證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不過當時還看不出來。這是一次南亞地區的旅行，誰都希望副總統到那裏去給非共產黨政權打打氣。他這一次並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樣要表示美國已經決心同當地人民共同戰鬥，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在東南亞地區承擔那樣的責任。儘管如此，他對西貢提出了十分堅強的保證。他十分欣賞吳庭艷，公開稱他是「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副總統一行離開越南后，《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他是不是真那樣想，副總統卻回答說：「去你的，老兄，我們在那兒再沒有別的人了。」

這位東南亞的溫斯頓?丘吉爾是個黑黑胖胖、煙不離口的單身漢，最顯著的特點是他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從他那巨大的黃色拉毛水泥的獨立宮裏走出來的人，都得先聽他說有時長達六七小時、甚至12小時的從不打頓的獨白。但是他的其他缺點倒不多。他已經60歲了，仍然果斷堅定，具有獻身精神。吳庭艷是一個當權的鐵腕人物的典型。他的頭銜是總統，但並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個東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是對他服從。他把政敵都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選全從軍官里挑，考慮的主要是忠誠而不是能力。雖然吳庭艷本人是廉潔的，但他的宮廷里卻擠滿了野心勃勃的貪官污吏。他嚴厲而固執，似乎認為，由於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應該享有特權。他大權獨攬到了驚人的程度——如果沒有他的批准，一個連隊的指揮官也不能調動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護照都要他親自簽署才生效。他的專斷統治一月比一月更加嚴厲。他只同少數幾個信得過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別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吳庭儒以及吳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釋吳家統治的哲學說：「如果我們打開窗子，陽光固然可以進來，但是許多壞東西也會隨着飛進來的啊!」

進去的固然很少，出來的也不多。這在情報方面，特別如此。有關越南戰爭的兩大奧秘之一是：為什麼它使許多西方專家為之聲譽掃地?缺乏充分的事實根據便是其主要原因。在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上，竟有這樣多著名人物犯下這樣荒唐的錯誤，這是歷史上罕見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於過早宣佈越南戰爭的解決辦法而大丟其臉時，許多軍人和政治家對越南戰爭的性質和它可能的發展前途也都作過錯誤的判斷。1954年4月6日，新英格蘭的一位州指馬薩諸塞州。——譯者參議員為使他的同事們散散心，向他們引述了一些早期對越南戰爭的議論，如「軍事形勢看來正越來越對我們有利」(1952年艾奇遜語)，「我們認為，印度支那的形勢正在好轉」(1953年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語)，法國打勝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遜語)，以及「法國人正在贏得勝利」(1954年海軍上將雷德福語)。結果法國卻失敗了。七年中，法國人死傷1.9萬人美國在1961～1972年間，損失45882人。法國傷亡的數字通常說是9.2萬人，但那數字中包括外籍軍團、非洲人和在法國指揮下作戰的越南人。法國不像美國，它沒有派遣應徵入伍的部隊到越南去……這似乎證明了那位新英格蘭的參議員的懷疑是正確的，而這位參議員不是別人，正是約翰?甘迺迪本人。但是甘迺迪後來卻也陷了進去。他對越南的政策最後也仍是以1960年參議院委員會的報告中所作那種劉易斯?卡羅爾見本書第669頁譯註。——譯者式的估計制定的。那個報告預言：「根據軍事援越使團團長的保證……美軍……將能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甘迺迪總統批准了一項援助計劃，便是以戰爭將在18個月內獲勝為依據的。

有關越南戰爭的另一個不解之謎是：為什麼這樣多見解不同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四位總統(兩個共和黨總統和兩個民主黨總統)都認為有義務拯救西貢政府?這個國家，不管怎麼說，遠在亞洲，離我們有五千英里，在遙遠的印度支那半島一片到處是稻田和茂密的叢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來，華盛頓的歷屆政府卻一意孤行，甚至不顧美國國內的安寧，力圖使一些大可懷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統治。美國在越南的努力，從一開始就是註定要失敗的。甘迺迪應該理解這一點。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看出了越南勢必引起的麻煩，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當時他是眾議員)訪問過越南，返國后，通過「會見新聞界」節目說：「沒有當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東南亞國家中想取得勝利都是沒有希望的。」後來，他卻也受到冷戰言論的影響。冷戰派人物認為，美國已經「失掉了」中國，現在決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國對西貢承擔義務始於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議。日內瓦協定簽訂后，艾森豪威爾在給吳庭艷的一封信里保證美國「幫助越南政府發展和維護一個強大的、能夠生存下去的國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過軍事手段進行的顛覆和侵略」。艾克做出這項保證時附有條件，即「越南方面也應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這一保證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國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你們自由人民的念頭。」

林登?約翰遜主政白宮的幾年中，每談到越南問題便常說：「是艾克許下的諾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實際並沒有遵守。這畢竟不是一項正式條約，參議院從未參與其事。它甚至作為一項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備。但約翰遜和甘迺迪卻都認為非遵守不可。西奧多?索倫森曾寫道，如果撤銷美國的支持，將會使「全世界對美國保證的可靠性產生懷疑」。阿瑟?施萊辛格更進一步寫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們在越南有無重大利害關係，反正艾森豪威爾的信件已經產生了這種利害關係。不管我們應不應該在我們劃線的地方劃上一條線，反正這條線一旦劃下了，就會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約束着我們。不管多米諾理論在1954年時是否有根據，反正七年以後，當各鄰國政府已經把自己的安全寄託於美國有無能力信守對西貢的保證時，它已具有充分根據。甘迺迪……別無選擇，只能在他承襲下來的總的形勢中幹下去。

白修德在《1968年總統選舉紀實》一書中寫道，「我們在越南的事業」就是「半世紀來美國的事業，這一事業已為全世界所共知……如果說今天已有一個儘管很脆弱的世界秩序，這一世界秩序的取得卻是40萬美國人在本世紀的四次戰爭中用生命換來的。」約翰遜總統認為「匆忙撤出」就「等於在這個問題上向全世界宣佈，我們不打算遵守我們所簽訂的條約，也不支持我們的朋友了」。《時代》周刊對那些不同意這一說法的人解釋說：

……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住南越……如果美國不能或不願在共產黨的進攻下保住南越，那麼亞洲國家就會從此不再感到信賴美國是安全的了；整個東南亞的陷落就只不過是時間問題。

據說這樣撤退的後果是不堪設想的。為了支持派遣美國部隊到越南去，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直截了當說，不這樣就只能眼看那一地區的情況普遍惡化。萊曼?蘭尼茲爾將軍代表參謀長聯席會議講話，他預言說，如果越共獲勝，「我們將失去全部亞洲，直到新加坡。」而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則堅信能戰勝打游擊戰的敵人(他說過，北越「經不起常規轟炸的襲擊」)，他告訴甘迺迪總統說，派遣一支「美國軍事特遣部隊」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這些說法都毫無道理。如果甘迺迪政府並不認為有義務把古巴旅從眼看要完蛋的海灘上撤回，那麼，它對吳庭艷就更沒有什麼義務可言。而且，由於吳庭艷已經公開否定了採取「必要的改革措施」的義務，艾森豪威爾的信也已經失去了效力。吳庭艷還拒絕在1956年實行全越選舉。即使美國同他的關係受着一項條約的約束，以為他會要求按條約的規定行事，那也是荒謬可笑的，何況根本也沒有什麼條約呢!

使華盛頓無法拋開西貢的真正壓力來自國內政治方面。這時麥卡錫已死，但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無不惶惶然，深恐吳庭艷可能成為蔣介石第二。而尤其矛盾的是，他們竟重犯了當初為蔣介石出謀劃策的美國人犯過的錯誤；雖然南越的核心問題也是政治性的，但他們給的卻是軍事援助。他們犯這種錯誤的原因之一是由於國會中的權勢人物的態度。他們對參謀長聯席會議十分信賴，卻不相信國務院亞洲司的政治官員。另外一個原因則是60年代初期在越南問題上為白宮獻策的兩位內閣成員性格上的差異：麥克納馬拉果斷有力，臘斯克卻膽小怕事，模稜兩可，結果當然是來自五角大樓的聲音更受重視。

艾森豪威爾執政後期，越南局勢還是相當穩定的。800個美國軍事顧問和每年3億美元的軍援，已足以維持現狀。後來，1960年12月，甘迺迪就職前的一個月，吳庭艷的敵人宣佈組成了民族解放陣線。他們在獨立宮裏的對手卻稱它為「越共」。吳庭艷起初對這個陣線並不在意，上一年秋天，他就很容易地粉碎了一次政變企圖，當時約翰遜副總統問他是否需要一點美國兵，他說不需要；不過，雖然不需要地面部隊，他卻仍然承認需要一些幫助。於是甘迺迪總統批准了400名特種部隊(綠色貝雷帽)去擔任訓練工作。美國向越南派出部隊從此開始了。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國大使弗雷德里克?瑙爾汀到達西貢。他的前任由於企圖同吳庭艷講道理，結果實際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瑙爾汀決心不蹈前任的覆轍。這時，越共的破壞活動已經非常明顯，連那位做官當老爺的總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鄉村的情況日益惡化。游擊隊自由來去，到處暗殺村長。美國情報方面的一份報告估計，「最嚴重的時期」看來「即將來臨」，並警告說，西貢政權「實際上依賴寡頭統治」，「容忍貪污腐敗」，已使很多人「對吳庭艷在這一時期的領導能力表示懷疑」。

在華盛頓，人們敦促白宮對越南各地各種不同官僚體制的違法行為進行干預。副國務卿幫辦亞歷克西斯?約翰遜要求甘迺迪把「打敗越共」作為「真正的和最終的」目標。參謀長聯席會議向總統保證，只消4萬名美國部隊就可以「消除越共的威脅」，再加上12.8萬人就足以抵擋住北越和中國共產黨可能進行的干涉。麥克納馬拉的副國防部長羅斯韋爾?吉爾帕特里克建議同吳庭艷談判，探討訂立「防禦安全同盟」的可能性；當時還在五角大樓的威廉?邦迪也敦促美國「儘早毫不留情地」對戰爭進行干預。邦迪估計獲勝的機會為70%。

甘迺迪下令作進一步研究，同意擴大在西貢的685人的美國軍事顧問團，同時批准了再為吳庭艷裝備2萬名越南部隊並承擔其費用的計劃(這樣總數便達15萬人)。像艾克一樣，他也希望援助應以南越國內的改革和動員一切人力物力反對越共為前提，但是他卻並沒有強調這一點。當時他正在為柏林問題和禁試問題傷腦筋。施萊辛格懷疑他從來也沒有「充分注意過」越南問題。冷戰派觀察家繼續對越南問題感到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寫道：「形勢幾乎是一周比一周更壞。」他發現，「游擊隊現在差不多完全控制了南方三角洲——以致在大白天，如果沒有軍隊護送，我就找不到一個美國人願意讓我坐他的車子駛出西貢。」他報道說：「政治上的崩潰已達到驚人程度。」又寫道：「……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在共產黨那邊，他們似乎總能找到一些願為他們的事業出生入死的人。」革命精神常常使那些沒有為這種精神所感染的人困惑不解。

6月間，游擊隊佔領了一個省會，處決了省長。吳庭艷部隊到處後撤。他無可奈何地召見了瑙爾汀，要求籤訂雙邊防禦條約。華盛頓立即表示支持。整個夏季，援助一直是以林登?約翰遜對東南亞的理解為依據的。副總統表示了一種典型的自由派立場，他從東南亞回國后寫道，越南的真正敵人是「飢餓、無知、貧困和疾病」。他認為，美國「必須——不管我們採取何種戰略——始終以那些敵人為我們進攻的目標，並充分發揮我們在科學和技術上的能力」。

總統為此派出一個高級調查團前往西貢，其中包括兩位最受他信任的顧問，馬克斯韋爾?泰勒將軍和沃爾特?羅斯托。於是，一位將軍和一位好戰的文官(羅斯托自始至終是最不妥協的鷹派)便成了這個關鍵時刻總統在越南的耳目。值得注意的是，調查團里沒有高級外交人士參加。索倫森後來曾寫道，這反映了「國務院無力同五角大樓競爭」。其結果是更進一步犧牲政治上的考慮，而突出強調軍事目標。

泰勒-羅斯托報告形成了越南戰爭的一大轉折。為了挽救吳庭艷的命運，報告要求甘迺迪派出一大批美國顧問。更重要的是，立即派去八千名美國步兵，需要時再增加。作為調查團主要成員的泰勒希望總統以越南問題為主題發表一次重要的電視講話。他要求對南越進行干預的某些論點是非常奇怪的。例如，在極力主張派遣遠征軍時，竟拿越南同朝鮮相比，認為在朝鮮「美國部隊並沒有花費很大的氣力就適應了那裏的生活和工作環境」。實際上，朝鮮和越南根本不同：朝鮮戰爭是正規戰，敵人的隊伍越過分界線進攻，美國兵在比較熟悉的地形上同他們進行固定戰線的戰鬥。越南戰爭則是在茂密的熱帶叢林中進行的非正規戰。最重要的一點區別是，南朝鮮的當地居民希望美國人待在那兒，越南卻不是這樣；越南村民傾向於把美國白人部隊看成是來接替法國人的，而把越共看成英雄。

政府中低於內閣一級的若干成員，其中包括切斯特?鮑爾斯、喬治?鮑爾和艾夫里爾?哈里曼，對這一建議很感吃驚。但是，提出疑問的惟一高級人士還只有甘迺迪本人。他拒絕在電視廣播中和人民見面，因為那會把越南問題搞得和柏林問題一樣。他還尖銳地指出，同參謀長聯席會議不一樣，泰勒和羅斯托對美國進行干預的效果是樂觀的，因為他們認為只要能防止北越人向南越滲透就行，至於如何才能做到，他們根本沒有提出辦法。最使甘迺迪感到驚愕的是關於派遣部隊的建議。索倫森寫道：「所有他的越南問題的主要顧問都贊同這一建議，說它是考驗我們的信用的『試金石』，是我們的決心的象徵。但是總統實際上否決了這一建議，而只有他的這一票才作數。」甘迺迪告訴一位助手說：「他們想派去美國部隊。他們說，為了恢複信心和維持士氣，這是必要的。但這會同柏林的情形完全一樣：部隊開入，高奏樂曲，群眾歡呼，可是四天之後，誰都把它忘了。然後，又會有人告訴我們，必須派出更多部隊。這就好像喝酒，酒勁一過，你又得再喝。」

雖然如此，他也難免為大家的意見所左右。他否決了派遣美國部隊的建議，但在另一些問題上卻有所讓步，從1961年12月起就開始加強美國在越南的力量了。和七年前艾森豪威爾的做法一樣，總統在同吳庭艷公開交換的信件中肯定了這一安排。這也不完全是單方面的，吳庭艷也同意進行改革，並且承認必須加強軍隊的指揮和提高士氣。但是沒有規定美國援助的限額，以及這一援助到何時為止，只是籠統地說直到平定了越共和逐出北越人的時候為止。泰勒並不認為這裏面包含着什麼巨大的危險。他從菲律賓拍電報給總統說：「通過南越捲入一場亞洲大戰的危險是存在的，但並不十分嚴重。」相反，喬治?鮑爾卻對此事十分不安。他說，吳庭艷在迫使我國政府派出步兵以前是不會罷休的。這正是吳庭艷的真正目的，這樣他就可以讓美國人去為他打仗，而由自己來鞏固政權。鮑爾預言，如果答應派兵，其規模就會不斷擴大。他告訴總統說，不出五年之內，就會有30萬美國部隊在越南。甘迺迪笑着說：「喬治，你真是瘋了。」

美國後來所以加速陷入越南(這證明了鮑爾和後來一些人的意見是正確的)，其中一個因素乃是美國在西貢的決策人的性格。從1962年初直到甘迺迪執政一千天的末尾，這裏的兩個關鍵性人物是瑙爾汀大使和2月到達越南的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新任團長保羅?哈金斯將軍。選用這兩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悲劇。瑙爾汀出身於弗吉尼亞望族，一向因循守舊，對亞洲毫無所知。他的任命是由國務院中強硬的反共派推薦的。不論出現任何危機，他都支持吳庭艷，而當甘迺迪真正需要他時，他卻會一去多日，到愛琴海上優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還要糟糕，他是波士頓一個世家的浪子，中學也沒有念完就退了學。他在軍隊中的晉陞，只因他精於馬術，是個勇敢的馬球隊員，喬治?巴頓需要輕鬆一下時陪同他騎馬的夥伴。他在第二次大戰中是巴頓的副參謀長，他那時的綽號是「槍通條」，是因為他貫徹巴頓的命令雷厲風行而得來的。但是和巴頓一樣，他自己有時卻不那麼遵守命令。這一點，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總統如實報告越南戰爭進展情況時，表現得尤其明顯。甘迺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況，不管消息好壞。但哈金斯卻不喜歡把壞消息往上報，他認為這對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讓人感到彷彿他的使命就是萬事只求表面上不錯就行了。他一到西貢，就對美國記者說，他是樂觀主義者，也喜歡看到他周圍的人都是樂觀派；還說，今後給華盛頓的每日情況估計彙報可以叫做「進展報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領導下，反對越共的戰鬥將會不斷進展。

瑙爾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問題都取決於吳庭艷，沒有他什麼事也辦不了。同時，既然對他的政權進行批評只會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評。用《紐約時報》霍默?比加特的話來說，這就變成了「與吳庭艷共存亡」的政策。吳庭艷很快就認識到，他完全可以為所欲為地來利用這兩個美國人。

哈金斯到后對越共發動的第一次進攻稱為「日出行動」，這倒很恰當。哈金斯告訴記者說，他計劃建立一系列設防的「戰略村」，由民防隊防守；同他一起搞這個計劃的就是越南總統的弟弟吳庭儒。緊接着華盛頓得到的報告是，戰略村已獲得驚人成功，農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戰略村裏。戰局看來已開始扭轉。從西貢來的報告全是好消息。懷疑哈金斯所作估計的人可以拿瑙爾汀的估計來加以核實，因為後者也是同樣覺得一切如意。

實際上，戰略村的試驗完全失敗了。除了那些居於高位的人之外，什麼也沒有變。他們現在是通過發佈新聞在進行戰爭。從戰地來的報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寫，悲觀和不受歡迎的消息全部刪除，代之以徹底的虛構。反對這樣做的校級軍官——他們中的確有人表示過強烈反對，最令人難忘的是約翰?保羅?范恩中校——就調去擔任不受歡迎的職務，在他們的檔案上寫下可能從此斷送他們的軍人前程的評語。另一位職位僅次於哈金斯的將軍巡視了前線，發現整個形勢全然不同於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團長親擬的電報所作的描述，於是就寫了一份報告給哈金斯，列舉戰爭實情。哈金斯竟在報告的邊上批道：「謊話」，「謊話」，「又是謊話」，然後往檔案櫃里一塞了事。實際撒謊的是他自己，而能夠揭穿他的謊言的只有美國報紙派駐越南的記者發回國的消息。哈金斯為了替自己辯解，便說那些記者危言聳聽，甚至乾脆罵他們為賣國分子。他偶爾也承認受挫，那是因為他別有企圖，他要藉此多搞些兵、槍炮、直升機。他警告說，如果不給他補充，就是文官想拆軍隊的台，任何人只要還記得當年中國的往事，准知道會產生什麼結果。

要是越共發動春節攻勢或其他攻勢，這個單人新聞社可能在一開始就暴露了。但當時的情況卻是游擊隊的活動恰好有所下降。這正是那些操縱新聞的人求之不得的機會。他們宣稱，「日出行動」已經為戰場帶來了晴朗的天空。他們興高采烈，而華盛頓也為他們的這種揚揚得意的情緒所感染。馬克斯韋爾?泰勒說，他已感覺到在越南將出現粉碎越共的「一次偉大的全國性運動」。麥克納馬拉說：「一切統計數字都表明，我們正在贏得戰爭。」甘迺迪總統是又驚又喜，當下就批准了把西貢的司令部從2000人擴大為1.6萬人，把美國軍事援助顧問團升格為美國駐越軍事援助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