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節

1

「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如同不存在徹頭徹尾的絕望。」

這是大學時代偶然結識的一位作家對我說的活。但對其含義的真正理解——至少能用以自慰——則是在很久很久以後。的確，所謂十全十美的文章是不存在的。

儘管如此，每當我提筆寫東西的時候，還是經常陷入絕望的情緒之中。因為我所能夠寫的範圍實在過於狹小。譬如，我或許可以就大象本身寫一點什麼，但對象的馴化卻不知何從寫起。

8年時間裏，我總是懷有這樣一種無奈的苦悶——8年，8年之久。

當然，只要我始終保持事事留心的好學態度，即使衰老也算不得什麼痛苦。這是就一般情況而言。

20歲剛過，我就一直儘可能採取這樣的生活態度。因此不知多少次被人重創，遭人欺騙，給人誤解，同時也經歷了許多莫可言喻的體驗。各種各樣的人趕來向我傾訴，然後渾如過橋一般帶着聲響從我身上走過，再也不曾返回。這種時候，我只是默默地緘口不語，絕對不語。如此迎來了我「20年代」的最後一個春秋。

而現在，我準備一吐為快。

誠然，難題一個也未得到解決，並且在我傾吐完之後事態怕也依然如故。說到底，寫文章並非自我診療的手段，充其量不過是自我療養的一種小小的嘗試。

問題是，直言不諱是件極為困難的事，甚至越是想直言不諱，直率的言語越是遁入黑暗的深處。

我無意自我辯解。能夠在這裏訴說，至少我已盡了現在的我的最大努力。沒有任何添枝加葉之處。但我還是這樣想：如若進展順利，或許在幾年或十幾年之後可以發現解脫了的自己。到那時，大象將會重返平原，而我將用更為美妙的語言，描述這個世界。

文章的寫法，我大多——或者應該說幾乎全部——是從哈特費爾德那裏學得的。不幸的是，哈特費爾德本人在所有的意義上卻是個無可救藥的作家。這點一讀他的作品即可瞭然。

行文詰齒聱牙，情節顛三倒四，立意浮淺稚拙。然而他卻是少數幾個能以文章為武器進行戰鬥的非凡作家之一。縱使同海明威、菲茨傑拉德等與他同時代的作家相比，我想其戰鬥姿態恐怕也毫不遜色。遺憾的是，這個哈特費爾德直到最後也未能認清敵手的面目。這也正是所謂的無可救藥之處。

他將這種無可救藥的戰鬥鍥而不捨地進行了8年零兩個月，然後死了。1938年6月一個晴朗的周日早晨，他右臂抱着希特拉畫像，左手拿傘，從紐約摩天大樓的天台上縱身跳下。同他生前一樣，死時也沒引起怎樣的反響。

我偶然搞到第一本哈特費爾德已經絕版的書，還是在初中3年級——胯間生著奇癢難忍的皮膚病的那年暑假。送給我這本書的叔父，3年後身患腸癌，死的時候被切割得體無完膚，身體的入口和出口插著塑料管，甚是痛苦不堪。最後見面那次，他全身青黑透紅，萎縮一團，活像狡黠的猴。

我共有三個叔父，一個死於上海郊區——戰敗第三天踩響了自己埋下的地雷。活下來的第三個叔父成了魔術師，在全國各個有溫泉的地方巡迴表演。

關於好的文章，哈特費爾德這樣寫道：

「從事寫文章這一作業，首先要確認自己同周遭事物之間的距離，所需要的不是感性，而是尺度。」（《心情愉悅有何不好》1936年）

於是我一隻手拿尺，開始惶惶不安地張望周圍的世界。那年大概是甘迺迪總統慘死的那年，距今已有15年之久。這15年裏我的確扔掉了很多很多東西。就像發動機出了故障的飛機為減輕重量而甩掉貨物、甩掉座椅、最後連可憐的男乘務員也甩掉一樣。十五年裏我捨棄了一切，身上幾乎一無所有。

至於這樣做是否正確，我無從斷定。心情變得痛快這點倒是確確實實的。然而每當我想到臨終時身上將剩何物，我便覺得格外恐懼。一旦付諸火炬，想必連一截殘骨也斷難剩下。

死去的祖母常說，「心情抑鬱的人只能做抑鬱的夢，要是更加抑鬱，連夢都不做的。」

祖母辭世的夜晚，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伸手把她的眼瞼輕輕合攏。與此同時，她79年來所懷有的夢，便如落在行人路上的夏日陣雨一樣悄然逝去，了無遺痕了。

我再說一次文章，最後一次。

對我來說，寫文章是極其痛楚的事。有時一整月都寫不出一行，又有時揮筆連寫三天三夜，到頭來卻又全都寫得驢唇不對馬嘴。

儘管這樣，寫文章同時又是一種樂趣。因為較之生之維艱，在這上面尋求意味的確是太輕而易舉了。

意識到這一點時我大概還不到20歲，當時竟驚愕得一周都說不出話來。而覺得只要耍點小聰明，整個世界都將被自己玩於股掌之上，所有的價值觀將全然為之一變，時光可以倒流……

等我意識到這是一種錯覺，不幸已是很久以後的事了。我在記事簿的正中劃一條直線，左側記載所得，右側則寫所失——失卻的、毀掉的，尤其是不屑一顧的、付諸犧牲的、背棄不要的……但我沒有堅持寫到最後。

我們的各種努力認識和被認識對象之間，總是橫陳著一道深淵。無論用怎樣長的尺都無法完全測出深度。我這裏所能夠書寫出來的，不過是一覽表而已。既非小說、文學，又不是藝術。只是正中划有一條直線的一本記事簿。若說教訓，倒也許多少有一點。

如果你志在追求藝術追求文學，那麼去讀一讀希臘人寫的東西好了。因為要誕生真正藝術，奴隸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而古希臘人便是這樣：奴隸們耕種、燒飯、划船，而市民們則在地中海的陽光下陶醉於吟詩作賦，埋頭於數學解析。所謂藝術便是這麼一種玩藝。

至於半夜三點在悄無聲息的廚房裏檢查電冰箱的人，只能寫出這等模樣的文章而那就是我。

2

故事從1970年8月8日開始，結束於18天後，即同年的8月26日。

3

「什麼有錢人，統統是王八蛋！」

鼠雙手扶桌面，滿心不快似地對我吼道。

或許鼠吼的對象是我身後的咖啡粉碎機也未可知。因為我同他隔桌對坐，毫無必要對我特意吼叫。但不管怎樣，吼完之後，鼠總是現出一副滿足的神情，津津有味地呷著啤酒。

當然，任何人也不會注意到鼠的粗聲大氣。店小人多，險些坐到門外去，人人都同樣大吼大叫，光景簡直同即將沉沒的客輪無異。

「壁虱！」說着，鼠不勝厭惡似地搖了搖頭。「那些傢伙一無所能；看見滿臉財大氣粗神氣的傢伙，我簡直想吐！」

我把嘴唇貼在薄薄的酒杯邊上，默默點頭。鼠也就此打住，不再言語，烤火似地翻動着擱在桌面上的纖細的手指，反覆審視良久。我無可奈何地仰望天花板。這是他的老毛病：不把十根指頭依序逐一清點完畢，便不可能再開尊口。

整個夏天，我和鼠走火入魔般地喝光了足以灌滿25米長的游泳池的巨量啤酒。丟下的花生皮足以按5厘米的厚度鋪滿爵士酒吧的所有地板。否則簡直熬不過這個無聊的夏天。

爵士酒吧的櫃枱上方，掛着一幅被煙熏得變色的版畫。實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我便不厭其煩地盯着那幅畫，一盯就是幾個鐘頭。那儼然用來進行羅沙哈測驗的圖案，活像兩隻同我對坐的綠毛猴在相互傳遞兩個漏完了氣的網球。

我對酒吧的主人傑這麼一說，他注視了好一會兒，不無勉強地應道：那麼說倒也是的。

「可象徵什麼呢？」我問。

「左邊的猴子是你，右邊的是我。我扔啤酒瓶，你扔錢過來。」

我心悅誠服，埋頭喝啤酒。

「簡直想吐！」鼠終於清點完手指，重複道。

鼠說有錢人的壞話，並非今天心血來潮，實際上他也深惡痛絕。其實鼠的家也相當有錢——每當我指出這點，鼠必定說不是他的責任。有時（一般都是喝過量的時候）我補上一句「不，是你的責任」，可話一出口又每每感到後悔。因為鼠說的畢竟也有道理。

「你猜我為什麼厭惡有錢人？」這天夜裏鼠仍不收口。話說到這個地步還是頭一次。

我搖搖腦袋，表示我不知道。

「說白啦，因為有錢人什麼也不想。要是沒有手電筒和尺子，連自己的屁股都搔不成。」

說白啦，是鼠的口頭禪。

「真那樣？」

「當然。那些傢伙關鍵的事情什麼也不想，不過裝出想的樣子罷了。……你說是為什麼？」

「這——」

「沒有必要嘛！當然嘍，要當上有錢人是要多少動動腦筋，但只要還是有錢人，就什麼也不需要想，就像人造衛星不需要汽油，只消繞着一個地方團團轉就行。可我不是那樣，你也不同。要活着，就必須想個不停，從明天的天氣想到浴盆活塞的尺寸。對吧？」

「啊。」

「就是這樣。」

鼠暢所欲言之後，從衣袋裏掏出紙巾，出聲地抹了把鼻子，一副無奈的樣子。我真摸不準鼠的話里有多少正經成分。

「不過，到頭來都是一死。」我試探著說道。

「那自然。人人早晚得死。可是死之前有50年要活。這呀那呀地邊想邊活，說白啦，要比什麼也不想地活5千年還辛苦得多。是吧？」

誠如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