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及沖繩：東邊之外

日本的地理和心理位置

日本不是歐亞大陸上的國家，也不太可能是潛在的世界大國。日本列島遊離於歐亞大陸的東端之外。列島相對於中國的位置，類似英國之於歐洲。但東亞的力量分佈不像二戰前的歐洲大陸那樣分散，缺少彼此競爭的大國。日本在大陸海岸線上所面對的國家是俄國、朝鮮、韓國和中國。俄國現在無暇東顧，它的太平洋艦隊的艦隻大多已銹跡斑斑，而且容易受到封鎖，變成日本海艦隊（或按照韓國所聲稱的，成為「朝鮮海」艦隊）。如果與日本、美國發生衝突，俄國太平洋艦隊的活動範圍很難超過100萬平方公里（日本海總面積106萬平方公里）。日本的海軍實力排在世界第二位，對被地理分割為難以相顧的四大塊（北方、波羅的海、黑海、太平洋）的俄海軍具有明顯優勢。在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中，日本分別打敗了俄國的遠東艦隊和勞師遠來（3萬多公里）的波羅的海艦隊。儘管如此，俄國仍然是一支牽制力量，與日本的領土爭端也沒有解決。朝鮮半島上的民族主義情緒激烈，其中最大部分對準了日本，其餘則指向中國和美國。朝鮮在發展核武器；韓國的經濟規模排在世界第11位。兩者都有能力在本地區製造麻煩。不過，即使朝鮮半島統一，整合將需要很長時期，而且人口、經濟、資源、軍事都不足以對日本構成威脅。當然，日本會從不同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日本已經把朝鮮當作威脅了。

在日本的鄰國中，中國是可能性最大的競爭對手。日本把海空軍主力擺在它的西南部、面向中國的一側；在2009年又計劃向釣魚島附近派兵。日本最擔心的就是中國。在19世紀，日本擴張的首要目標就是打敗中國，先是在朝鮮打敗中國，然後在中國本土打敗中國，把整個東亞大陸變成它的殖民地。近年來，日本牽制中國有兩條途徑，第一是緊跟美國，通過加強日美軍事同盟來制約中國。但這個同盟對日本也是很大的約束，妨礙日本放手爭奪地區領導權。第二是促進台獨，如果台灣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中國在海上與日本競爭的潛力會被大大削弱。一個獨立的台灣會被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這將是日本擴張的第一步。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中，日本要求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朝鮮半島和遼東半島是日本進一步入侵東亞大陸的跳板，而佔領台灣島則是日本作為島國的本能，日本的擴張就是從海洋開始的。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維持了半個世紀。目前看來，第二條路不太容易走。

日本是東亞國家，但屬於美國陣營，是美國在東亞的一個棋子。自從福澤諭吉（1834－1901）提出「脫亞入歐」論（1885年）以後，日本一直在積極走向這個目標。不過，日本唯一脫離亞洲的是它的地緣政治：侵佔亞洲國家，攫取領土和資源，以贏得和歐洲大國對等的地位。這種態勢把日本與東亞隔離開來。日本的盟友都在西方：英國、德國，後來又加上美國。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中期，日本一直學着歐洲國家的樣子發動侵略，最後卻被歐美國家和蘇聯聯合起來打敗了。顯然，這個學生太出格了，還沒畢業就開始攻擊老師和校長。二戰之後，日本退回到大陸之外的幾個島上。除了佔領了琉球群島和蝦夷人的北海道之外，半個多世紀的擴張大多白費了。主要原因是日本向西方學習的方法不得體，「脫亞入歐」的戰略指導有錯誤，對地緣政治缺乏最基本的了解。戰後，日本又出現了「脫歐返亞」論。在歐（美）、亞之間的兩難選擇清楚地顯示出日本缺乏文化根基。其實，「脫亞入歐」從最開始就是一個偽命題，既不可能，也沒必要。日本的最大價值在於日本自己。在東西方搖擺、不能確定自己的位置使這個國家具有潛在的危險性。這種潛在的危險已經爆發過一次，對東西方都造成了極大危害。

在二戰戰敗之後，日本和琉球成為美國的佔領區。雖然美、日兩國早已簽訂了和平條約，但日本的地位一直沒有大的改變。作為亞洲最早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它對本地區的後起工業國（尤其是人口最多、面積最大的中國）心存疑慮，擔心力量對比的改變。這就決定了它只能維持和美國的結盟，繼續依賴美國的保護。但是，日本在西方陣營中並不自在。它的領導人在七國首腦會議上缺少自信。另一方面，日本無法在亞洲找到適當的位置。它對過去的戰爭暴行採取粉飾的態度，中國、韓國、朝鮮等國都不能接受。日本既不能領導亞洲，又不能被亞洲領導（因為它已經是美國的附庸了），也難以與中國合作，共同促進亞洲一體化（因為美國不能接受一個獨立發揮作用的日本）。中日兩國彼此的疑心和敵意太重。這是美國願意看到的。美國鼓勵日本進一步承擔軍事責任。這樣，日本在和中國打交道時才更有資本、更有信心，而中國更難接受日本的和平意圖。如果日本重新武裝，鄰國必定增加對日本的警惕，東亞的分裂將更大。然而，日本的活動餘地不會很大，因為美國對日本的疑慮並不比東亞國家小很多。一個強大而獨立的日本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在必要時可以放鬆套在日本脖子上的鎖鏈，卻絕不會放手。美國不會忘記日本偷襲珍珠港，也不會忘記日本經濟在1980年代「入侵」美國。美國在1985年用《廣場協議》發起進攻，再次打敗了日本。在「脫亞入歐」之後，日本只能繼續「脫亞入美」，在亞洲為美國充當英國角色，卻缺少英國的自主權。

長期以來，英國的最大安全隱憂是在歐洲大陸上形成一個龐大的國家。為了避免出現這樣一個大國，英國總是在戰爭中加入到較弱的一方，防止它們被兼并。日本沒有這樣的選擇。在和日本隔海相望的東亞大陸上，中國的領土佔據了大部分，而且中國的統一已經有3000多年的歷史。對於日本，中國已經足夠大，但還沒有足夠強。冷戰之後，英國仍然借重美國抗衡歐陸國家，對歐盟也是三心二意，但現在也不得不考慮嚴酷的地緣政治現實：英國只是歐洲大陸的一個離島，英吉利海峽兩岸的利益更加密切，而美國則遠在美洲，儘管它們有着同樣的盎格魯-薩克遜文化。在多年的抗拒之後，英國已經在向歐洲大陸漂移了，雖然還在半推半就。從中長期來看，日本的選擇餘地不會比英國的更大。或許它將接受一個並不是由它主導的區域一體化，同時不損害與美國的密切關係。

不過，日本對它在亞洲大陸的作用還抱有希望。李登輝提出過「七塊論」，設想中國分成7個獨立的國家。他得到了一些日本人的讚賞。日本如果想模仿當年的英國人，在亞洲大陸上縱橫捭闔，只能先製造一個分裂的中國，然後才能上下其手。除非中國犯下大錯，這種期望沒有牢固的現實基礎。而且，美國前駐日本大使阿馬科斯特認為，日本還存在着一個問題：

日本因地理上的限制和資源匱乏而不大可能成為一個戰略意義上的超級大國——一個能夠並願意保護它國的國家。這樣，日本軍事力量的任何快速擴張都將可能被鄰國視為一個威脅，而非一道再保險。邁克爾?H?阿馬科斯特：《朋友還是對手——前美駐日大使說日本》，219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

鑒於阿馬科斯特的職業，可以推論他的判斷基礎是政策多於學術。他的話暗示日本難以取代美國成為東亞的霸主，因此勸它不要再打這個主意。不過，這兩句話對中日關係同樣有效。日本重新走上擴張之路的可能性很小，因為武力入侵和殖民統治目前已經不再時髦，在有「趨同」心態的日本人中間，這個事實增加了對和平的期望，減少了擴張的內部動力。更重要的是，大陸國家（主要是中國和韓國）已經不再積貧積弱，日本擴張的外部誘因不復存在。如果日本再次試圖擴張，必將遇到強大的制約，反彈力之強可能會使日本損失慘重。但是，這並不意味日本將來不再擴張軍力，不再尋求地區領導權。

當日本強大且又缺少對手的時候，它的地理形狀是一個優勢，便於向海洋和大陸兩個方向出擊。但是，當日本挑起戰爭，而它的海空軍不能在更遠的地方阻擋敵人時，日本各島便很難防守。二戰就是一例。日本是一個狹長的島國，在環繞東亞大陸的第一島鏈的北部。它由兩大群島組成：日本群島和琉球群島。琉球的島嶼比日本四個大島更小、彼此距離更遠，且向南一直延伸到台灣島。兩個群島是中國東部外海的一道屏障。中國與日本有爭議的釣魚島在琉球和台灣之間。釣魚島問題實際上由琉球群島的地位而來。從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起，琉球就是中國的朝貢國，與安南、占城、高麗等最密切的朝貢國有相同的地位。1609年，日本九州島南部的薩摩藩今鹿兒島縣。打敗了琉球，佔據了琉球群島的北端，南端仍歸琉球國王管轄。在這一段時間，薩摩藩主避免讓中國知道琉球的變化。1875年，日本勒令琉球停止向中國朝貢、請封，並廢除大清的年號。1879年，日本滅琉球國，設沖繩縣。第二年，李鴻章與日本談判琉球事件，又創辦海軍。日本提出與中國瓜分琉球，南部的先島群島歸中國。清廷沒有批准已經草簽的分界協議。琉球問題暫時擱置下來。二戰之後，美國託管了琉球群島，設立了軍事基地。1970年，美國把託管琉球的「施政權」轉移給日本。所以，日本在法律上並不對琉球群島擁有主權。

同樣作為一個島國，即使在它國勢最強盛之時，英國也沒有在歐洲大陸尋求領導權。歷史經驗告訴它，那樣做的風險太大，勝算太低。拓展海外殖民地給了英國巨大的發展空間。當德國在歐洲大陸崛起，殖民地紛紛獨立之時，大英帝國就分崩離析了。它不能同時應對來自歐洲和殖民地的挑戰。

在擁有足夠資源和軍力的前提下，日本的地理位置能夠使它（或掌握它的大國）封鎖中國在台灣以北的進入太平洋的通道。但是，與英國之於德國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是，日本的位置有些偏北。在擁有足夠資源和軍力的前提下，中國也能夠封鎖日本南下通向馬六甲海峽的航線——這條航線對日本非常重要。因此，兩國的地理各有優劣，取勝的關鍵在於哪個國家擁有更多的軍力和資源：經濟、軍事和外交資源，以及對抗的意志和決心。

日本和東北亞的所有鄰國都有領土糾紛，包括俄羅斯，並和中國、韓國和朝鮮有歷史糾紛。這些國家對日本抱有很大的戒心。在二戰期間，東南亞遭受的日本暴行相對較少，時間也較短。那時，東南亞國家大多處在西方的殖民統治之下，日本入侵只是給它們換了一個統治者。它們沒有切膚的亡國之痛、之恥、之恨，甚至還有感激之情——兩敗俱傷的殖民地之爭給了它們獨立的機會。現在，它們願意藉助日本保持本地區的均勢。因此，如果日本要擴大勢力範圍，唯有向東南亞發展。它的石油進口的80%以上都經過東南亞而來。這種戰略選擇和1940年前後很相似。其南下通道必須首先經過台灣附近海域，日本已經在這一地區增加軍事存在，在阿富汗戰爭期間，還向印度洋派遣了軍艦。

二戰時期，為了獲得足夠的資源，保護本土和已經在中國獲得的土地，日本從中國一直打到東南亞。這個事實已經證明了日本不適宜擴張——不僅在戰略文化上不適宜，在地緣政治上更不適宜。日本發起如此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軍隊遍佈東亞和東南亞，一步一步與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敵，目的卻只是為了保住最初的擴張成果（朝鮮和中國的東北、華北）。所以，這個擴張從一開始就是非常脆弱的，難以持久，在某個時刻一定會出現激烈的反彈，傷及日本本土。如果日本再次出現擴張的態勢，它仍將必須一路擴張下去，直到滅亡，否則就保不住最初的成果。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資源決定的。

在台灣島以北的海域有許多小島，這些島嶼現在為日本所有。以這些島嶼和礁石為中心，日本聲稱的專屬經濟區連綿不斷，完全把中國和太平洋隔離開了。在海上石油運輸線上，中國對日本佔有優勢，因為通往日本的航線需要從中國海岸之外經過。中日之間的競爭還體現在對原油的爭奪。中、日、韓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費區。中日在俄國的輸油管線走向上有過激烈的競爭。如果有一天日本從美國陣營獨立出來，而俄國對中國的防範之心繼續加重，將出現日俄聯手應對中國的可能。那時，中美會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不過，日俄之間有一個大的爭端，即日本的北方四島問題。因為這四個小島，日俄在二戰後還沒有簽署和平協議。朝鮮是第二個技術上仍與日本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因為有俄國和朝鮮，與中國關係鬧得太僵不符合日本的利益。日本對華政策仍將以牽製為主。

一般而言，大陸國家傾向領土擴張，島國注重擴張商業利益。這是因為島國有航運之便，卻不容易守住擴張之後的領土。但日本是一個例外。它以一個島國傾力在大陸擴張，真是「貪心不足蛇吞象」。對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現在成為日本擔心中國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20世紀上半葉，領土擴張也應該適可而止。佔領或瓜分一個人口較多、有明確歷史和文化認同的國家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如果不能徹底消滅受到傷害的國民的意志，或者與他們達成和解，施害國以後就一定會吃到苦果。沙俄時期就開始建立的蘇聯帝國瓦解了。現在，俄國的周圍有許多警惕的眼睛。德意志第三帝國滅亡后，不僅失去了它侵佔的領土，還失去了大片原來屬於德意志人的土地，領土反而縮小了許多。日本是一個島國，戰敗后只被打回原形，幾乎沒有領土損失，甚至還能繼續據有琉球。原因是日本只來了一支佔領軍，沒有分割它的土地，同時也得益於島國土地很難再被分割的事實。

日本是典型的邊緣國家，在地理和文化上都是如此。在地理上是歐亞大陸和太平洋的邊緣。地理位置決定了日本的文化邊緣地位。它原來是中國文化的邊緣，現在是西方文化的邊緣。日本位於邊緣位置的原因是它願意把外來文化作為主流文化。這個說法不否認日本很好地保留了本土文化。在保護本土文化方面，日本做得比中國好得多。甚至可以說，東亞古代文明的根現在在日本。這個事實表明，在全面接受西方文化的時候，如果沒有毀滅本土文化的強硬政治決心，本土文化、鄉土文化完全可以生存下去，枝繁葉茂。

島國的地理位置是日本的優勢，也是日本不可彌補的劣勢。日本不可能保持英國式的「光輝孤立」，因為美國不允許。日本也不可能成功地玩弄英國式的均勢，因為東亞大陸沒有太多的空隙供它上下其手。況且日本也不是玩弄均勢的高手。中國統一而又繁榮的時候，歐亞大陸東端只有一個大的國家，幾乎是鐵板一塊，無隙可乘。分裂的朝鮮半島不能成為一支獨立的力量，也不可能倒向日本，因為日本不能得到半島南北的信任。因此，在東亞大陸上不存在均勢——這是一個基本事實。日本只是美國維持東亞不平衡「均勢」的一個棋子。孤立的日本只能依附某個大國。在可預見的未來，日本仍將是美國的附庸。

揮之不去的上岸情結

日本是一個多地震、缺乏資源的島國，那裏的人們有強烈的危機感。島嶼不能帶給他們安全感。在過去200多年，英國對歐洲大陸的事務一向冷眼旁觀，保持它的離岸平衡手的地位，直到大陸上的均勢可能被打破。日本不同於英國。只要具有一定實力，它總想登陸，有很強的「上岸情結」。一個在地理上處在亞洲邊緣的島國，如果想主導亞洲大陸的事務，而不是起離岸平衡手的作用，只能像美國那樣建立眾多的軍事基地，與眾多國家結成軍事同盟。在目前，日本不具備這樣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也不會得到美國的批准。

島國是孤立的，而大陸國家擁擠在一起，會產生很多爭執。當大陸上的紛爭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常常需要外部力量來解決。強大的島國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以保持大陸的均勢，也為自己帶來安全。但島國直接入侵大陸往往會遭遇失敗。比如，1453年英法「百年戰爭」結束后，法國統一，英軍退出法國（暫不包括法國於1558年收復的加萊港）。此後，英國對歐洲大陸不再有領土要求（1704年佔領至今的直布羅陀是個例外）。日本在1945年戰敗，幾乎喪失了1895-1945半個世紀的全部侵略成果。美國在朝鮮和越南也都沒有獲勝，在越南沒有站穩。

日本一直有強烈的「上岸」衝動。朝鮮半島是它登陸的第一站、通向中國的跳板。日本向朝鮮半島的擴張始於公元4世紀末。那時，它在半島南部建立了殖民地，支持百濟對抗新羅。唐朝時，新羅是唐朝的盟友。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唐朝海軍和日本海軍在半島西南的錦江（白江）口開戰。唐檢校帶方州刺史劉仁軌「遇倭人白江口，四戰皆克，焚四百艘，海水為丹」。《新唐書?列傳?劉仁軌》，4083頁。「帶方州」，在今平壤以南，漢時稱帶方郡。這次戰敗后，日本開始向大唐學習，開啟了中國官方媒體和教科書中歌頌的中日友好史。日本至今仍然保留了許多唐朝文化的特點。

這是中日兩國第一次交戰。此後900多年，日本不敢北上登陸。直到豐臣秀吉（1536-1598）統一日本，日本才又一次向大陸擴張。明朝末年（1592-1598），中、日兩國的軍隊再次在朝鮮半島交戰。這場戰爭是萬曆皇帝晚期的「三大征」之一。那時，明朝已經不可挽回地衰敗了。按照中國王朝的興衰周期，它也到了徹底衰敗的時候。國內當然已經動蕩不安；在邊境，努爾哈赤正在東北積聚力量。但明軍仍然有一定的戰鬥力。實際上，進入朝鮮半島的明軍是一支多國部隊，不僅有大量的朝鮮士兵，還有來自暹羅和琉球的軍人。盟軍的人數（7?5萬）大約只有日軍的一半。他們阻擋了日軍向中國方向的推進。中國正統史學界一般認為日本兩戰皆輸。黃仁宇認為兩場戰爭（1592-1593，1597-1598）實為一場，中間隔了一個奇特的議和期。那時，明朝已到了末年，非常腐敗，無力獲勝，當它再次準備議和時，豐臣秀吉病死，戰爭不了了之。見《劍橋中國明代史》第九章「龍慶和萬曆時期」，614-621頁。

豐臣秀吉被認為是日本「大陸政策」的鼻祖。他明確提出先佔領朝鮮半島，進而侵佔中國的戰略。他的想法成為日本的戰略文化遺產。從19世紀末到1945年，日本一直試圖完成這個古老的方案。在歐洲，拿破崙和希特拉都試圖通過「封鎖」政策，壓迫島國英國屈服，但都沒有成功。在日本，豐臣秀吉的政策路徑截然相反，從島國向大陸進攻。在二戰期間，日本形成了一個從朝鮮半島到中南半島的封鎖線，來封鎖中國。島國長期佔領大陸國家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雖然當時的中國貧窮和腐敗，但日本仍沒有足夠的資源來完成這個任務。

19世紀末是西方帝國殖民擴張的最後時代。日本從明治維新之初就走上了軍事擴張之路，首先在太平洋，1875年，日本佔領琉球群島和千島群島，1876年，佔領位於日本東南1300多公里處的小笠原群島。然後，日本在19世紀末提出「大陸政策」，把炮口轉向亞洲大陸。1894年，中日打了第三次戰爭。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此後備受日本的侵略和壓迫，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這段歷史為大多數受過中等以上教育的中國人所熟知，不必細說。所以，第三場戰爭持續的時間最長久，對中國的危害最大。

在唐、明、清三朝，中國和日本在朝鮮半島打了三場戰爭，前後跨度1300多年。這三場戰爭有幾個共同特點：（1）日本都想以朝鮮半島為登陸跳板，進而攻擊中國；（2）日本都利用了半島上的內亂作為出兵的理由，中國都是被動應戰；（3）雙方同時展開海戰和陸戰，這種作戰方式在中國戰爭史上並不多見。又，日本發動三場戰爭的時機都很類似：在劇烈的社會變動之後，日本開始走向強大。第一場戰爭是在大化改新（645年）之後，日本學習唐朝的典章文物，仿照建立了一整套律令和官僚制度，國勢初盛。第二場戰爭是在日本首次統一之後，實施自由貿易，崇尚武士文化，國勢再盛。第三場戰爭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學習西方的文化技術，建立了現代工業和軍隊，國勢三盛。可以說，日本強大后必定會向大陸擴張。只有第三次大陸沒有力量反擊日本，遂釀成大患。

三場戰爭的結果不同。第一場以中國的絕對優勢獲勝，此後是長期和平。第二場是雙方互有勝負，最後不了了之。第三場以日本的絕對優勢獲勝，中國本土岌岌可危。三場戰爭反應了兩國力量的消長。有這三場戰爭為先例，中國必然會在1950年再次出兵朝鮮半島，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集團對抗。那時，中國剛剛結束半個多世紀的內戰和抗戰，民不聊生，沒有任何理由和任何一個國家打仗，但中國仍毅然派兵跨過了鴨綠江。這個決定是否明智，是否建立在對敵人充分了解的基礎上，今天有很多爭論。但僅僅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無法迴避這場戰爭，即使是在國家極其貧窮的時候。其實，國家越是貧窮，就越不能迴避。一個強大的國家選擇餘地更大，可以決定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反擊，或者是否反擊。而貧弱的國家只能在最初的時候就做出決定，否則一切就會太晚了。

易走極端的國家

因為缺乏戰略，日本的政策容易被事件拖着走，或被極端分子製造的事件拖着走。這種情形和中國相反。中國一般不缺少戰略眼光，但往往被強大的惰性拖住，不能下決心做出選擇，敏於思考而惰於行動。每到朝代末期，朝廷就會失去彈性，應變能力變得很差。清末是一個例證。同樣受到西方的衝擊，日本很快做出反應，開始明治維新，走上了強國之路。清朝卻陷入了「體用」的形而上學之爭，錯失良機，成為日本擴張的首要目標。

明治維新是成功的極端：急劇、徹底地拋棄傳統。雖然這次極端的行為非常成功，但也很快表現出它災難性的一面：侵略，而且是不顧實力、缺少戰略的侵略。軍國主義者堅信，「精神性」可以彌補實力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做到了。日本軍人的堅韌、無畏和殘忍，給對手和平民帶來了極大的犧牲。但是這種彌補遠遠不夠，既不能縮小它和美國的工業差距，更不能屈服鄰國的抵抗的意志。最終，日本仍沒有逃脫戰敗的命運。

武士道是戰敗前日本軍隊的精神支柱，有很大的激進與不服從因素。日本軍隊的跋扈不僅在中國，也在日本本土表現出來。1930年4月，日本簽署了倫敦海軍裁軍條約。日本右翼反對該條約，當年11月，刺客開槍打死了首相濱口雄幸。這次暗殺和軍隊沒有直接關係，卻是出於軍事的原因。1932年5月，海軍軍官在官邸謀殺了首相犬養毅。陸海軍的另一夥軍官發動恐怖襲擊，向政友會（犬養毅的政治派別）總部、日本銀行、警視廳和內大臣官邸投放炸彈，要求廢除倫敦海軍條約。實際上，犬養毅是反對這個條約的。1936年2月26日，22名陸軍下級軍官率領1400多名士官和士兵發起叛亂。叛軍攻佔了陸軍省和警視廳，殺害了內大臣、財政大臣、新教育總監。首相岡田啟介僅以身免，他的秘書卻被殺害了。

戰後，日本的文官政府一直有效地控制着軍隊。但右翼的政治暗殺行為並沒有終止。1960年，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被右翼分子刺殺。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鼓動軍隊發動1930年代那樣的叛亂，然後切腹自殺。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秘密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靈位。

如今，在進入發達國家的圈子以後，日本喪失了前進的目標。有論者指出，日本民族可能在兩種情況下走向極端：其一是國民喪失了共同目標，其二是在尋找新的共同目標的時候方向出現偏差。埃茲拉蒂在2000年寫到：

像目前這樣的過渡期對日本文化來說要比對其他民族的文化更具擾亂作用。當日本人缺乏作為團體行動基礎的國民目標時，他們可能變得近乎絕望。在這種時候，他們迫不及待地尋找新的行動計劃，就可能導致不幸的甚至自我毀滅的轉折，就如同在20世紀30年代日本選擇軍國主義道路時那樣。米爾頓?埃茲拉蒂：《變——日本變局將如何改變世界均勢》，235-236頁，新華出版社，2003年。

在這本書中，埃茲拉蒂多次做出類似的評論。他還說過：

當舊的模式失靈，日本人失去了他們所亟需的共同事業感，他們為了重新獲得那種自己所珍視的感受，哪怕那種新的模式喪失理智或具有毀滅性，他們都可能迫不及待地抓住當時最有吸引力的事業不放。因為日本文化中極少有人能夠獨立於團體之外來反對團體的指導，所以，一旦人們轉向新的事業，就可能走向極端。

日本的歷史說明，當圍繞某一積極的事業形成共識時，日本文化的天賦就使日本能夠實現偉大的目標。但日本歷史也暴露了一些日本文化由於喪失了共同目標而迫使它喪心病狂地尋找解決辦法時，它就會走向極端並導致自己的毀滅。《變——日本變局將如何改變世界均勢》，252-253頁。

日本現在失去了目標，還沒有找到新的目標。這是一段危險的時期，而且將持續數十年。

2005年，在教科書和領土問題上，日本和中國、韓國、朝鮮、俄國都發生了糾紛。這時，日本正在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位置，還想把朝鮮拉回到有關核武器的六方會談中，它的經濟復甦也需要擴大出口——特別是對中國的出口。這些努力都需要別國的支持。但是，日本因為自己的言行在東亞陷入孤立。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發生了群眾遊行，示威者抗議日本篡改歷史，並號召抵制日貨。美國也不信任日本，它對日本「入常」的支持是虛晃一槍。美國需要維持日本的附庸國地位。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又扼守在歐亞大陸東部之外，這個附庸國是極為珍貴的。美國把它的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東亞，不僅僅是為了壓制中國，也有牽制日本的意思。日本修改教科書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日本否定它的戰爭暴行，批判東京審判，美國用原子彈轟炸日本就失去了道義根據。中日之爭，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國。中日都不可能從爭執中獲益，但日本受到的損失更多。在民眾高漲的反日情緒中，中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必然受到限制。日本民主黨前代表鳩山由紀夫批評時任首相小泉純一郎。鳩山說：

小泉外交的困境，源於他不以長期戰略而憑一時高興來對待外交。我認為，小泉首相最缺乏的就是仁愛，這給日本外交造成了很大損失。日本《每日新聞》晚版，2005年4月4日，轉引自4月7日《參考消息》。

日本是一個民主國家，作為反對黨，民主黨一直在批評執政的自民黨。即使在一個成熟的民主政體中，黨派之間的攻訐也不總是公正的。但是，以上對小泉的批評卻是可以從日本的歷史中得到證明。小泉所缺乏的「仁愛」，是日本從中國學習儒學過程中丟失的重要內容，非小泉一人之過。哲學史表明，中日儒學的一個重要差別在「仁」之有無。缺少仁愛之心，這可能是日本易走極端的一個原因。其次則是通常所說的島民心態。

在文化方面，日本入侵中國還源於強烈的「弒父情結」。日本以弒「父」這一行為，來達到大和民族的文化轉向，從東方轉向西方。中國是日本的文化之源和長期的模仿對象。但是到了19世紀中期，日本發現中國已經完全落後了，中國人被視為「低等民族」。在日本人的潛意識中，徹底打敗中國就能了斷過去的緣分，轉而模仿西方，完成「脫亞入歐」。在日本帝國的等級制度中，為中國安排一個低的位置，日本就能夠從過去的模仿者變成領導者，成為東亞的霸主。日本佔領了東亞，西方國家被當作下一個「弒父」的對象。因為只有如此，日本才會認為自己進入了更高的文化等級。

每一個后發工業國都面臨如何對待「西化」的問題。不僅日本如此，俄國、中國都面臨同樣的問題，並造成社會分裂。甚至在歐洲，今天也要應對全球化（或美國化）的挑戰。但是，只有日本才成功地做到了激進地否定傳統，其範圍之廣，程度之深，應當超過了彼得大帝（1682-1721在位）時期的俄國。從福澤諭吉到白鳥庫吉，日本的一流學者多有提倡「脫亞」者。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倒是日本這個激進的向西方學習者，現在保留了更多的東方傳統。而中國經歷了19世紀後半葉的「體用」之爭，屢遭入侵，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裏，幾乎把自己的文化傳統毀滅殆盡。似乎中國更擅長以漸進的手段，完成激進的目的。東亞文化之「父」能否涅槃再生，目前仍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如果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復活，東亞的古老文明將難以為繼。

日本仍在「脫亞入歐」和「脫歐返亞」之間徘徊，似乎成了棄兒。當然，日本有保存很好的本土文化，完全可以作為立國之本。這說明在不太成功的弒「父」嘗試之後，日本仍然沒有成年，沒有找到歸宿。日本能否成功地「脫歐返亞」，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日之爭的深層原因是地區領導權。現在，日本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諸多方面都領先於中國，它無法接受跟隨中國。一旦中國在這些領域取得和日本同樣的成就，日本就別無選擇。它無力擺脫地理和傳統的制約。

無論中國人是否願意承認，日本都是中國目前最發達、最強大的鄰國，實力在中國之上。中國人必須認真研究和對待這個國家，不可意氣用事。如果有可能，應該像對待其他國家一樣維持雙邊友好關係。但是，日本將可能成為一個威脅。在美國的支持下，日本正在重新武裝，軍隊再次走向海外，並建立軍事基地。此舉必將改變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中國將受到更大牽制。布熱津斯基清楚地看到了這個前景。他在2007年說：

幾乎可以斷定，日本在不久的將來將放棄和平主義立場……如此，則日本必然會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軍事強國。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第二次機遇》，16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原著於2007年首版。

日本在軍事上是美國的跟班，它或者繼續作為美國在東亞軍事存在的一部分，或者逐漸獲得獨立。布熱津斯基認為，這兩種前景都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他提議，應該讓日本在擴大了的北約中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把日本納入北約的安全框架內。同時，他要求美國促進中日妥協，以減少中日對抗的風險。布熱津斯基認為，也不太可能出現以下情況：「中日妥協將導致日本被一個由中國實際主導該大陸、美國逐漸被排斥的東亞共同體概念所吸引。」《第二次機遇》，169頁。不過，2007年春，歷史學家入江昭在芝加哥家中接受採訪時說，日本的未來就在中國主導的東亞。所以，日本未來地位未定，而不確定中可能潛伏着危險。

如果有必要，和平主義佔上風的日本將會毫不猶豫地訴諸武力。對於這一點，東亞人比西方人少了許多美好幻想。1965年初，日本首相佐藤榮作上任后第一次訪美，先會見美國總統約翰遜，要求美國提供核保護傘，得到約翰遜的承諾。次日，1月13日，佐藤會見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他提出，如果日本與中國爆發戰爭，美國應該從海上對中國發動核打擊，「從海上的話或許可以立刻使用」。佐藤在1964-1972年擔任日本首相，任期之長為日本罕見，可見其政治地位之鞏固。他於1968年提出的「無核三原則」（不製造、不擁有核武器、也不允許核武器進入日本領土）成為日本核政策的指導原則。但美國可以將載核艦隻停靠在日本港口。佐藤認為，如果美國從海上（日本領海）對中國發起核攻擊，就會不違反三原則。以上內容出自日本外務省的常規解密文件。美聯社2008年12月21日電，共同社12月22日電。轉引自《參考消息》2008年12月23日。佐藤的公眾形象是一個強烈的反核者。在他任內，日本於1971年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他本人在197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反核者、和平愛好者佐藤榮作，實際上是一個狂熱的核戰爭販子。在一個民主國家，政治領導人的價值選擇在言行之間有如此極端的反差，極其罕見，因此特別值得世人警醒。

在佐藤訪美之前不到3個月，中國於1964年10月16日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可能加深了佐藤對中國的擔憂和不信任。但是，佐藤要求美國對中國的常規武器進攻也要儘早報復以核打擊。那時的中國既沒有力量對日本發起核攻擊，更沒有力量發動跨海的常規進攻。在21世紀，如果有日本首相鼓動美國對朝鮮實施核打擊，也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8年10月，日本航空幕僚長（空軍參謀長）田母神俊雄發表文章《日本曾是侵略國家嗎？》，否認日本對朝鮮、中國、美國的戰爭是侵略。他因此被解職。同年12月23日，在熊本縣的演講中，田母神聲稱，自衛隊99%的軍官都會支持他的觀點，並提出要「與美國商談給予日本核彈發射權事宜」。這就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打擊、表面上最反對核武器的國家。其實，「熱愛和平」、「反對核武」是它的趨同文化、掩飾文化要求國民在戰敗后必須這樣做。「愛好」、「反對」不是出自獨立人格和良心呼喚，因此根基很淺，如同時尚潮流一般，很容易風飄雲散。從日本大眾對待侵略和大屠殺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來，他們沒有痛徹入骨的反省，沒有排斥暴行。一旦局勢有變，日本政壇出現一位強勢人物或一位煽動家，大概不難一呼百應，改變日本國民目前對和平的愛好。

如果日本不能獲得鄰國的諒解，它就難以在本地區發揮與它實力相應的作用。如果不能首先成為一個地區大國，日本就不可能成為它希望的世界大國。如果不能納入東亞，而美國又將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那麼，重新軍事化、獲得核武器是日本成為大國的唯一出路。在這個過程中，日本可能會尋求打敗中國。日本人的性格是極端的，並且常常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外人很難了解擺動會在什麼時候開始。本尼迪克特描述：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魯斯?本尼迪克特：《菊與刀》，2頁，商務印書館，1994年。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東亞飽受日本窮兵黷武之害；在20世紀後半葉，我們看到了一個恪守和平憲法的日本。在21世紀，日本將重新擺向另一個極端嗎？也許。已經出現了一些跡象，儘管還不是顯著的跡象。在一定程度上脫離和平憲法可能是日本成為「正常國家」的必要步驟。但我們不知道日本是否將在適當的位置停下來，不知道它是否有能力讓自己在到達極端之前停下來，真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日本的歷史證明它經常走向極端。民族主義正在日本興起，我們必須對此保持足夠警惕。馬修斯說：

過去幾年，美國把重點幾乎完全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反恐戰爭上。這時，另一個可怕的挑戰——崛起的民族主義——已經在美國最密切的盟國之一紮下根來。這個新情況可能產生駭人的結果，即，興起一個軍事化的、咄咄逼人的、擁有核武器的日本，這對它的鄰國將是一場噩夢。《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尤金?A?馬修斯，《外交》2003年11/12雙月刊。

因為存在着極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如果日本真的重新轉向軍國主義，中國即使足夠強大，也未必能夠阻止日本冒險。看一看二戰史就知道了。那時，美國對日本有極大的優勢，日本的決策者也很了解這一點，但仍然決定冒險開戰，以偷襲開始了戰爭，企圖一舉畢其功。2002年2月，美國總統喬治?布希對日本國會發表演講。他提到美國將在兩岸衝突中協防颱灣。日本議員熱烈鼓掌，表現出日本政治界精英的反華情緒在上升。

公開的「反華情緒」日益成為日本政客中的主流。日本領導人正更加可能支持台灣，參拜靖國神社，呼籲採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包括進一步削減援助。《中國和日本：友誼的幌子》，本傑明?塞爾夫，《華盛頓季刊》2002-03冬季號。

新一代的日本人忘記了二戰和暴行。日本政界的「反華情緒」有增無減，與中國大眾的「反日情緒」遙相呼應，彼此促進。據報道，日本一位防務政策高級官員說：「在日本，我們應該與中國對抗的情緒逐漸高漲。」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12月11日。在2004年底頒佈的日本5年《防衛計劃大綱》中，中國和朝鮮被指為潛在的威脅，這是日本首次明確指出威脅的來源，向中國和朝鮮發出了非常強硬的信號。不過，在另一方面，雖然預想了和中國的對抗，日本的軍費開支卻在減少。從2005年起的5年中，軍費開支將下降到2330億美元，比此前5年的平均開支下降3?7%。這反映了日本的預算緊張，也反應日本在軍事上對美國的嚴重依賴。

美國通過改革戰敗國的政治制度，化敵為友，由此長期控制着戰敗國。1951年，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日美安保條約》。從那時起，日本不再是一個正常的戰敗國，而是在軍事、外交等方面受美國控制的盟友。這種關係隨兩國實力差距的縮小而有改變。在911之前，美國已經在考慮把日本推向東亞政治的前台。在今後某個時期，這個議題還會重新提出。日本參加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是一個突破。制約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兩大阻礙，國內的和平主義情緒和美國的遲疑態度，都在消退中。日本國內對向海外派兵的支持率已經接近50%，日本為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爭提供後勤支持，並加入了在伊拉克的佔領軍。美國多年來一直敦促日本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以此作為對中國的制約。

日本已經把「周邊有事」擴展到美國受到攻擊，實際上走上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道路。在未來的衝突中，日本已經在法律上保證了與美國一起作戰，而不是僅僅提供後勤支援。在美國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之前，日本一定會再武裝。中日彼此猜疑很深，有可能出現軍備競賽。美軍駐紮在日本可以推遲中日的軍備競賽。鑒於目前日本的經濟和科技實力都高於中國，因此這個推遲對中國是有利的。

俄國仍是一個虛弱的國家，它的最大資本就是核武器和能源，它會利用這些資本來維持國家地位。繞開中國的納-霍輸油管道就是一例。日、俄已經開始接近，為100多年來所罕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俄日關係大多數時候都處在緊張甚至敵對狀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結束的時候，蘇聯廢除了與日本的中立條約，捅了日本「背後一刀」，並佔領了北海道以北的四個島。因為「北方領土」的爭端，兩國沒有簽署和平條約以結束戰爭狀態。在冷戰期間，日本是美國的夥伴，完全站在美國一邊。日本世界第一的掃雷和反潛作戰能力，是為配合美國封鎖蘇聯太平洋海岸而發展起來的，現在仍然有用。

有史以來，東亞第一次同時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中國和一個強大的日本。兩強並存，又彼此猜疑，對抗難以避免。對抗難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幾百年來，日本一直把中國作為對手。現在，日本從中國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脅。即使不採取強硬的對外政策，一個國家實力增強也會對鄰國構成威脅，因為它改變了均勢，也就是改變了原有的利益和安全格局。均勢的調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失之者必不甘心。

缺少戰略傳統的日本

日本是一個缺乏戰略傳統的國家。這一事實為許多研究日本的學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認。在中國，李宗仁是較早指出這一點的人之一。他與侵華日軍打了多年的仗。他總結道，從明治維新起，日本就在基本國策上犯了致命錯誤：

日本侵華戰爭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於侵略小民族而致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內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李宗仁回憶錄》（下），615頁，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這個評論是一針見血的。他提出了日本侵華的兩大原因，對於日本來說，這兩個因素是一對矛盾。日本本來接受的是中國文明，後來在美國的炮擊之下，轉而學習西方文明。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就用它後來習得的文明果實進攻它早期文明的母體。除了地緣政治的追求外，當時日本入侵中國，還有兩種文明沒有調和的因素。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結果在中西文明的聯合打擊之下遭到慘敗。至今，日本仍在「脫亞入歐」和「脫歐返亞」之間搖擺，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癥狀之一。此病症表明，至少在東亞地區，日本還不具備文明或文化的號召力。

中國能被北方游牧的少數民族征服，卻不可能被日本徵服，首先是因為時代不同了。早期的時候，中國自成一個世界，征服了中國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干涉。而到了日本侵華時期，中國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貧弱的一部分。許多強國在中國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強大得多的美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它們不可能袖手旁觀，讓日本在遠東坐大。另外，古代中國人一般並不太關心哪裏的人來當皇帝。而20世紀是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歷史淵源，是一件代價極為昂貴的事情，很難持久。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勝仗，佔領了領土，卻難以進行有效的統治。這些都是日本戰略上的失誤。李宗仁接着寫道：

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淺，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李宗仁回憶錄》（下），616頁。

李宗仁所說的「志大才疏」，專指制定戰略的領袖。在戰術上，他承認日本將官「一絲不亂」、「令人生敬生畏」。作為戰地指揮官，李宗仁對此深有體會。雖然如此，他認為日本的戰術優點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在回憶錄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場，替他們設想了另一場侵華戰爭。他認為，那樣的結果將對日本有利得多。但日本的戰爭沒有戰略。

戰術失敗有時會挽救戰略失誤。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關東軍試探進攻蘇聯，和蘇聯遠東部隊時有小規模的衝突。1939年9月，在外蒙古與內蒙古交界的諾門坎，蘇軍在朱可夫少將的指揮下，迎戰比他們人數略多的關東軍（雙方都不足6萬人）。島國的日軍在裝備、戰術上都遠落後於陸地大國蘇聯的軍隊。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蘇聯機械化部隊的打擊下，一個師團、近兩萬日軍被消滅。1941年4月13日，按照蘇聯提出的條件，蘇、日在莫斯科簽署了為期5年的中立條約。這時距德國入侵蘇聯只有兩個多月。

中立條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還是個疑問。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國將要入侵蘇聯的情報，並立即開始制定新的作戰計劃，準備和德國一起夾擊蘇聯。贊同進攻蘇聯的人，不僅有陸軍將領，還有外相松岡洋右——他剛剛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日本計劃在1941年9月初對蘇聯發動進攻，但最終沒有實行這個計劃。諾門坎一戰顯示了兩國陸軍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對蘇聯心存顧慮。況且，日本也不想幫助它的盟友德國。蘇聯同樣沒有打算遵守中立條約。1945年8月8日，蘇聯宣佈廢除該條約，對日宣戰，很快就出兵中國東北。日本關東軍幾乎不堪一擊。

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因為它似乎找到了一個更好的目標，轉而南下東南亞，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日本決心去挑戰另一個強國美國。日、美之間的戰略衝突激化。為了彌補自己在軍事、工業和資源方面的巨大劣勢，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想先下手為強，消滅美國有生力量，迫使美國講和。這是一個災難性的戰略錯誤。當時，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弱於日本。但是兩國工業的巨大差距是無法彌補的。在1941年夏天美國對日本實施全面貿易禁運之前，日本80%的石油進口依靠美國，參見《劍橋插圖戰爭史》，300頁。1937年，美國的機動車產量是日本的481倍。1940年，美國的鋼產量是日本的8?9倍，電力是19?8倍。從1941到1944年，美國的軍火生產增加了9?1倍，日本只增加了3?1倍（見《戰略締造》，474-477頁）。日本的工業基礎不僅比美國差很多，也比它原來要攻擊的蘇聯差很多。例如，1937年日本的機動車產量只有蘇聯的1/20。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個資源大國，而日本的戰略資源都依賴進口。1940年，美國在日本的進口中佔有36%的份額。其中，石油為總進口的3/4（或75%，與上引《劍橋插圖戰爭史》的數字略有出入），鐵為80%，棉花35%，機械2/3，銅佔90%（大江志乃夫：《統帥權》，日本評論社，1983年，轉引自《真相》278頁）。由此可見，沒有來自美國的物資，日本根本不可能維持戰爭。雖然美國把作戰重點放在大西洋，但僅在半年之間，太平洋海戰就出現了不利於日本的逆轉。

優秀的軍事指揮官可以彌補國家戰略的不足，同時也會加深戰略欠缺帶來的災難，因為他們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戰略」走得更遠。對日本來說，偷襲珍珠港是一場出色的戰役。如果日本偷襲失敗，美國人一定會很滿意，不再過多追究。日本也許不會失去整個戰爭，至少不會遭受原子彈轟炸，可能還會保留在此前半個世紀獲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對日本決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評在一些學者那裏得到了印證。他們通過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對日本發動戰爭負有直接的、重大的責任，雖然他逃脫了懲罰，卻是第一號戰犯。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資料后，比克斯把戰爭的責任歸給裕仁天皇。他發現裕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即，往往只追求程序或戰術細節，有時卻忽略了重大的問題，對於最高統帥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習慣」。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304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戰後期，受美國政府委派，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幫助美國了解敵人的性格，制定對日政策。她的《菊與刀》受到廣泛推崇。她從「孝」的角度分析說：

日本的孝道和中國的不一樣，其範圍不包括幾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龐大宗族……日本所重視的孝道對象，只限於（現存後代）記憶中的祖先；他們注重的是現時現地。許多專著都論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構想非現實形象的興趣。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觀恰好印證了這種論點。他們這種觀點的最大、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在於，孝道義務限於現存者之間。《菊與刀》，85-86頁。

如果戰略眼光只盯在當前的現實，就不可能投射很遠。沒有戰略，國家就沒有目標。在快速變化的、動蕩的時代，沒有目標的國家是危險的。國家不應該永遠摸著石頭過河。

本尼迪克特說的「許多專著」，應該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餘》（1901年）中寫道：日本「至今沒有哲學」。「沒有哲學的人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一年有餘》暢銷了20多萬冊，「沒有哲學」的命題在當時的日本引起很大爭論。「哲學」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中國也沿用了他的翻譯。是一個新概念，同時，日本還沒有走出因西方文化衝擊所產生的自卑。因此，中江的話未免有些偏激。詆毀傳統的強勁潮流很快抵達中國，似乎非除舊不能布新。1911年，西田幾多郎發表《善的研究》，試圖把佛教哲學和西方哲學聯繫起來。日本學界通常把這一年當作本土哲學的肇始之年。西田的方法是在兩個不同哲學傳統之間做加減法，他似乎不能在一個源流中創新。儒、釋、道等思想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更側重發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維。這種不足阻礙戰略文化的形成，很難在短期內彌補。

雖然不能確定西田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後，他的哲學被當作日本軍事擴張的理論依據。同時，德國歷史哲學中受到納粹讚賞的部分也被介紹到日本。一般說來，極端專制國家很難產生理論創新，專制者卻一定會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來為自己服務。西田的理論有濃重的形而上學。他的書發行量很大，但還不足於動搖日本人的思維定式。只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維能力，正合「有勇無謀」一詞。國家戰略屬於「抽象思辨」的範疇，以對歷史教訓和未來趨勢及目標的把握為特徵。如果目光只限於「現時現地」和「現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歷史，不能展望未來，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這是日本漠視它對鄰國所犯罪行的深層原因，不利於日本拓展戰略空間。

日本缺乏戰略，從制度層面上說，是因為沒有能夠制定戰略的政治家。一位經濟學家說：

在日本人中，可以說找不到合乎條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認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圍繞政治活動應付日常事務的政客之流，戰前的日本可以勉強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輔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術員。因為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意識來自天皇。……現在許多國家認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稱為政治家，這種評價已經形成共識。森島通夫：《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245-246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美國深感威脅。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關於對日關係的激烈辯論。那一段時間美國表現出的絕望和痛苦，超過了美國今天對中國的警惕。雖然那時蘇聯還沒有解體，但日本更讓美國人擔心他們的霸主地位。這場辯論產生了一批從新角度審視日本的著作，它們的作者被稱為日本學的「修正主義者」。美國人發現，在戰後經他們一手塑造的日本政體，和他們想像的大不相同。卡爾?凡?沃爾福蘭有言：「（日本）通產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營部門』都是與這些標籤向美國人所顯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可調和的分歧？》，卡爾?凡?沃爾福蘭，《國家利益》1993年秋季號。沃爾福蘭是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他把日本稱為「astatelessnation」——無國家的民族。這是他的一本書的副標題。自1989年出版以來，《日本權力之謎：無國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經成為西方日本學的一本經典著作。沃爾福蘭並不是說，日本人是一個失去了故國的民族，像以色列復國之前的猶太人。State指政體。他是說，「沒有個人或集團得到授權，可以做出對日本所有機構都有約束力的決定，形成全國努力的一部分」。《再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90秋季號。沃爾福蘭是較早提出日本欠缺國家戰略的學者之一，也是很有影響的研究日本的學者。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觀點，在自己的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日本是傳統上就不善於制定國家戰略的國家，現在仍然如此。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1頁，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

由於缺乏戰略，日本總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採取的臨時性政策。這導致了它的戰敗。中曾根說：

關於大東亞戰爭后的日本狀況，我只能說，日本過分受戰敗和美國佔領政策的影響，缺乏自主性，制定國策時大國依賴性和功利性強。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續這種狀況，國家戰略的脆弱性絲毫沒有改變……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作為日本前首相和實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試圖在此書中彌補這一缺憾，但似乎並不成功。他仍在就事論事，沒有國家戰略所應有的歷史厚重感和深遠目光。在這本書中，中曾根康弘在多處提到他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簽署的《廣場協議》。這個協議導致了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氣。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歷史。

按照沃爾福蘭的觀點，日本國沒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對經濟和政治決策承擔最終責任。日本的體制是不同等級的集合體，沒有一個中心。日本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它的特點是中央官僚們和企業家的夥伴關係。《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86/87冬季號。在經濟起飛之後，這種官商合一的關係必然導致腐敗和低效。這個特點不是在戰後才形成的。小約瑟夫?奈寫到：

在德國，雖然希特拉得到了軍方和工業巨頭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獨斷專行的。而在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過政治和軍事精英的協商而制定的。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衝突：理論和歷史》，157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

這是裕仁天皇逃脫戰後懲罰的原因之一。一個人的獨裁可以給國家帶來災難，一小群人的專制同樣可以是災難性的。雖說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但這個決策層相當封閉，利益取向比較一致，各人的性格也多是從眾的。沃爾福蘭注意到，「美國有時被半開玩笑地稱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對黨」。見《再論日本難題》，《外交》1990秋季號。由此可見美國對日本國內政治介入之深，影響力之大，同時也可見日本官僚機構傾向於內部達成「共識」。即使在民主體制下，他們也很容易操縱民意，或忽視民意。日本是一個非常注重權威和一致的國家，民眾需要領導者替他們思考、決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在這種制度下，只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團內獲得庇蔭，就能打開權力之門，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遠見和魄力。

不僅「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一些日本學者也深有同感。不過，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產生足夠的行動能力。日本《外交論壇》雜誌社在2000年舉辦了一次圓桌會議，主題是「回顧20世紀：現代日本的興衰周期」。牛尾治朗在會議上批評說：

日本尤其不習慣於大處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觀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戰後的日本也還是這樣。當要求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眼鏡看世界時，我們沒有犯過錯誤。但是在冷戰之後，每個人都開始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獨立行動。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危險的階段。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roundtable01?html?

美國並不信任它的這個盟國。《日美安保條約》既是日本的保護傘，也是美國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動的鎖鏈。即使有這條鎖鏈，日本也面臨着「一個危險的階段」，因為它沒有外交政策。戰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極端的可能性，而鎖鏈的強度有限。有日本學者指出：

一些觀察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沒有一個可以被恰當地稱作外交政策的東西。如果把戰後日本外交政策和在異時異地所執行的，比如這樣一些領導人，帕默斯頓子爵、奧托?馮?俾斯麥、溫斯頓?丘吉爾，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陸奧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個比較，這個評論一點也不令人驚異。《日本外交改革：早該進行的政策檢討》，《外交論壇》2002年秋季號。

作者把陸奧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當年，陸奧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脅迫李鴻章簽署了《馬關條約》。在天皇擁有絕對權威的日本，處在一位強勢首相之下，外相陸奧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間？《馬關條約》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這個條約過於貪婪、過於咄咄逼人，導致了俄、德、法三國干涉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日俄因此交惡。從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戰爭，先贏後輸，在1945年戰敗后失去了在《馬關條約》前後獲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馬關條約》埋下了日本今後過度擴張和失敗的種子。有鑒於此，很難說陸奧宗光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是因為它「錯誤地認為希特拉德國是世界的正統，具有統治世界的軍事實力，而沒有能制訂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只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採取的臨時性政策，最終遭到失敗」。《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不過，沒有戰略不代表沒有想法。這個想法就是佔領中國，做東亞的霸主。為此目的，日本最終選擇了跟隨納粹德國。

如今，在美國的「忠實的男僕」這一點上，日本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中曾根說：「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原因之一就是，對美國的過分依賴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社會風潮。」《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把因果關係掉過來可能更接近實際：因為日本缺乏戰略，所以對美國過分依賴。在國際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現出戰敗國、小國的心態。比如，在里根訪問日本時，日本出於民族自尊心，拒絕了美國「按照國際慣例」、讓美國的警衛車跟在總統的座車後面的要求。為了讓美國駐日大使放心美國總統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時，「我將以自己的身體保衛里根總統」。在參加八國峰會時，中曾根自比為日本的冠軍，決心不輸給里根和撒切爾。各國首腦合影時的位置本來無一定之規，中曾根卻炫耀他和里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爾夫人離里根還近」，《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80-81頁。以此作為向日本國民邀寵的資本。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屬於實力派，也算是一位有頭腦的政客。他任首相時（1982-1987），日本經濟力量正處於頂峰時期，連美國都感到懼怕。但這種小國心態只能讓日本繼續追隨強國，以及美國之後的強國。當然，大國領導人炫耀與美國政要乃至媒體記者的交道，這種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國獨有。但中曾根的表現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狀態，即缺少領導人的信心和戰略眼光，而在其他國家更可能是一個特例，只是某一個不自信的領導人的失態。如果日本再次試圖充當亞洲的領導者，過程和結果可能仍然是災難性的。因此，東亞的和平在於給日本指定一個它可以追隨的目標，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隨強國

缺乏國家戰略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模仿、追隨強國。這是日本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徵。日本文化中有兩種特別的人物：武士和藝伎。這兩種人都不是獨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他們（她們）把自己的技藝磨練得很精湛，是為了給主人（或客人）服務。藝伎逢場作戲，比武士還少了一份忠誠。因此，日本總是模仿強國，尋求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結盟。

從古至今的大部分時間裏，日本是一個追隨者，不是一個領導者。唯一的半個例外是從明治維新成功到二戰戰敗的數十年間，日本企圖做東亞的霸主，建立以它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日本企圖以霸道實現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殺來建立「王道樂土」，與中國傳統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遠。日本野心的來源則是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和殖民戰爭。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憲法和陸軍模仿德國，海軍模仿英國。不過，德日兩國關係在二次大戰前並不好。1894年甲午戰爭后，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諸島給日本。割讓遼東半島侵犯了其他列強的利益，德國與俄國、法國干涉，最後日本不得不忍痛把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這讓日本一直耿耿於懷，埋下了兩國交惡的種子。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后，日本攫取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這又讓德國憤恨不已。此外，兩國的經濟結構相似，都需要進口原材料，出口製成品。它們的經濟利益也是衝突的。參見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係研究1936-1938》，89頁，三聯書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紀初與英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前與德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後與美國結盟。它的盟國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1902年，日本和英國結盟。它們的共同目標是抑制俄國的擴張。由於日本的侵華戰爭，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英日同盟被廢止。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標，開始受到極端分子的影響。日本轉而與法西斯德國結盟，因此走向與美英的對抗，加速了它的失敗。「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日同盟的結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樣，《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的終結也將動搖日本當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朋友還是對手？前美駐日大使說日本》，219頁。如果現在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擺脫美國的控制並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它仍有可能濫用武力。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論壇》圓桌會上，東京大學的山內教授說：

如果我們考察明治維新以後的歷史，就會看到一個事實：當日本和英國或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海洋大國——在一起時，日本的表現就很好。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國——如德國和意大利——結盟時，日本就衰敗了。

山內只說對了一半。問題的要害並不在於日本是否跟隨海洋大國，而在於它所跟隨國家在當時的地位。英國和美國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強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日本與這兩個國家結盟就是成為最強大國家的小夥伴，從它們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時也受它們制約。德國和意大利受到現有秩序的壓抑，是挑戰者。它們的挑戰方式不是和平的，它們的地位都是未定的。由於日本缺乏制定國家戰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極端。另外，希特拉和墨索里尼都是戰爭狂人。他們對日本不斷發起戰爭的影響很大。

在德國似乎蒸蒸日上的時候，1936年11月25日，兩國在柏林正式簽署了《德日防共協定》（《反共產國際協定》）。這個協議主要是針對蘇聯的，對蘇聯形成了東西兩面夾擊的態勢。此後，德日關係日趨密切，而中德關係急轉直下。德國撤走了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停止銷售武器——有點像1950年代末對中國「背信棄義」的蘇聯。1940年6月，德國佔領巴黎。在日本，「歐洲戰爭，以及德國1940年春夏展開的閃電戰所引起的國際狂亂改變了一切。一股非常明顯的趨炎附勢的情緒開始蔓延。」《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267頁。因為德國取得了勝利，在三年的協商之後，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在柏林簽署了三國協定。三國約定，在受到非歐洲戰爭或日中衝突參加國的攻擊時，他們彼此之間應該運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手段互相援助。因為簽署了這個條約，日本耗費巨資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的最後寫道：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他們還將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是否也在失敗。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並顯示其對戰爭如何能作出貢獻。如果軍國主義在其他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將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菊與刀》，218頁。

日本走向和平或戰爭，取決於它可資模仿的對象，目前就是美國。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最大優勢就體現在軍事上。因此，如果今後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軍事力量，將不會令人驚訝。但是，中國和韓國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積貧積弱；甚至朝鮮，在軍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從這一點看，亞洲大陸不會再次誘惑日本發動侵略。

東亞的歷史問題

日本的「脫亞」有一個過程。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保支論」。他聲稱，為了報答儒漢化之恩，日本有義務抵擋西方的入侵，以便讓支那（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自強。這些話是在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仍然站在亞洲的立場上。在10多年後，可能是日本對中國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對自己的信心增強了，大隈重信於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這些要求被認為是企圖吞併中國。

同樣在1898年1月，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篤麿發表了關於全球爆發種族戰爭的預想。他敦促日本與同種結成聯盟，為黃白人種的大對決做好準備。他的長子近衛文麿繼任為貴族院議長，後來在1937-1941年間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積極推動對華作戰。日本加入歐洲、企圖征服亞洲的轉變是在20世紀初完成的。侵略者的理論根據是種族衝突，這個理論在今天看當然是錯誤的，在當時卻是對西方政策的合理反應。白種人嚴重歧視有色人種，這種歧視在1960年代的美國仍是合法的。20世紀初日本面臨一個選擇：與中國一起對抗西方，或與西方一起瓜分中國。日本選擇了後者，最後，企圖獨吞中國。在日本看來，中國實在提不起來，沒有資格成為日本的夥伴。

日本有佔領中國的框架政策，在學校和軍隊中為侵略做準備，但沒有明確的戰略和日程表。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華一般是由軍隊中的激進派推動的，在事成之後得到軍部和天皇的默許。這種鼓勵的態度又刺激他們採取下一步激進行動。和德國不同，日本沒有一個像希特拉那樣對發動戰爭承擔最後責任的人。戰爭期間內閣多次換屆，內閣總理中有因不贊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戰爭仍繼續進行。戰後，最高權威天皇逃脫了懲罰。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殺」對於南京大屠殺，日本人的觀點可以分為三派：虛構派、中間派和大屠殺派。其中虛構派的人數最多，他們認為受害者總數從0到40或50不等。但他們大都不是專業的歷史學者。無論是在英語學界還是在漢語學界，都沒有人支持虛構派；中間派承認有殺戮，但他們接受的被害者總數只有數千到兩萬不等，大衛?阿斯糾把他們大都歸入虛構派；大屠殺派人數最少，他們認為被害者總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大多數人接受的數字是12萬。見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關係。日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伴隨着大量針對平民的暴行。他們在華北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隊在東北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日軍轟炸重慶開了全世界空襲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擊就是一個後果。「南京大屠殺」已經遠遠超出了南京的範圍，成為日軍在華所有暴行的象徵。日軍在南京屠殺的具體人數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雖然統計數據非常重要，但戰亂中的屠殺永遠也不會有準確的統計，更何況被害者已經不再說話，殺人者也很少有人認罪。我們必須記住，大屠殺不屬於統計學的範疇，它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的道德底線。把大屠殺簡化為統計學的爭論，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是對未來暴行的放縱。任何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企圖一旦在日本得勢，必將對中日兩國的未來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

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這與他們掩蓋謀殺張作霖是一樣的。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陸軍大佐的帶領下，日本關東軍的一些軍官炸死了軍閥張作霖，然後嫁禍於中國軍人。在了解了真相之後，日本內閣決定隱瞞事實，「斷言公開真相將傷害皇室，惡化中日關係，侵害日本在中國的特權。此外，內閣也不願意在議會上對事件承擔責任」《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146頁……這是日本「恥感文化」的特點。他們在意的是別人的觀感，而不是罪惡本身。因此，犯罪之後最重要的是掩飾罪惡。恢複名譽的體面手段是否認罪行，而不是真誠地反省懺悔。如果掩飾不成，他們會惱羞成怒，遷怒於受害者。現在，我們正看到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遠遠不僅僅是宗教信仰的問題，它已經成為日本否認戰爭暴行的象徵。日本軍人把中國人當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殺。侵略與屠殺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可以因寬容而被放置一邊，或在「學術」爭論中被中立化。它更多地是一個「良心問題」、「責任問題」。一個民族可以暫時迴避歷史，但永遠不能迴避良心，永遠不能迴避責任。良心和責任對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約束力，不僅僅對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殺了是非、善惡的區別。這與佛教教義是不一樣的。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但是，這種平等是有條件的，贖罪需要懺悔、行善，並不能一死了之，否則會墮入地獄，來世也不得好報。在日本文化中，「懺悔」很少。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惡，那麼作惡時就不會畏懼。「羞恥」感是現世道德對惡行的約束，是容易抵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否認罪惡。這正是日本採取的手段。

中國反對日本政府高官參拜靖國神社，並不是干涉日本內政。而是因為它所崇奉的國家神道、所供奉的戰犯，曾給中國帶來過巨大的災難。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天皇實行獨裁，政府「廢佛毀釋」，獨尊神道教。它將國家作為唯一的神來供奉，政教一體。靖國神社始建於1869年，與日本傳統相違背，靖國神社並沒有體現「死者平等」，它是有選擇的，只有為天皇戰死者才能進入靖國神社。死於戰爭的日本平民沒有資格進入靖國神社。那些被日本軍人殺害的其他國家的人更不在靖國神社祭奠之列。國家神道是和日本擴張同步開始的，從建立起到今天，靖國神社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徵和精神寄託。儘管天皇在戰後公開否認了自己的神性，靖國神社仍然以諸天皇為中心，為他們的戰死者招魂。《不能用生死觀為小泉參拜開脫》，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崗，《參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戰後期，德國首都柏林被盟軍攻佔，國土被美、蘇、英、法四個國家划區佔領。挑起戰爭的希特拉已經自殺，代表德國投降的人並不對戰爭負有重大責任，盟國對德國的清算是徹底的、無情的。但日本與德國完全不同。它在盟軍踏上領土之前投降，政府機構被完整地保存下來；天皇及以下官員因投降而受到善待；佔領軍只有美國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需要日本作為反共前沿陣地。因此，日本的戰爭責任和戰爭暴行沒有受到認真的追究。

從慰安婦問題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強權」，而非「公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後說，慰安婦都是自願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強征的事實。中國和韓國對此都非常生氣，但安倍堅持他的觀點，不為所動——直到美國國會有可能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日本就此問題道歉。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對慰安婦的道歉。路透社報道，「中國的嚴厲批評可能會使日本選民感到生氣。但是讓日本的親密安全盟國——美國生氣可能會損害安倍的形象」。這裏說的「日本」是日本的全體選民，而非某些政客。安倍迫於美國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本國選民的壓力，對日本在亞洲強征慰安婦之事道歉，並非由於他承認這一事實。路透社的這條新聞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話說：「當亞洲各國政府批評日本時，沒有人在意，但是當《紐約時報》報道此事時，他們就得作出反應。他們擔心美國精英生氣。」路透社東京2007年3月11日電。轉引自《參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日本人只服從強者，不服從事實。慰安婦事件再明確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濟南大屠殺……等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樣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戰爭暴行，無力擺脫靖國神社的陰影，無法和鄰國達成徹底的諒解。且不論道德上的得失，在戰略上，這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和韓國不同，日本並無強敵壓境，而且擁有先進的海、空軍，卻把外交建立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之上。雖然德國同為戰敗國，同樣有美國的駐軍，卻可以採取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夠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問題上採取和美國不同的政策。這在日本是不可想像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間，中國的歷史是落後挨打的歷史。究其原因，中國的愚昧、腐敗和內亂固然是罪魁禍首。但是，外來干涉也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壞作用。在這105年中，中國的內亂與外患是相輔相成的，兩次現代化努力都毀於日本侵略。晚清持續50餘年的洋務運動毀於甲午戰爭。在北洋時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5年），繼承德國在華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前後，日本先後發動濟南事變（1928年）、九一八事變（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盧溝橋事變（1937年）、八一三事變（1937年），先是製造事端，步步緊逼，然後大舉進攻，再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開始接受西方文化時，中國晚了一步，此後步伐緩慢，於是步步落後於日本，處處受制於日本。因落後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日本在1945年投降后很快就投入建設，而中國則陷入內戰。內戰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斷的早期國共內戰的繼續。國民黨被趕到台灣島后，大陸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內亂和災難，在1979年重新開始現代化建設，至今進展還算順利。中日力量對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國仍遠遠落後於日本。中國落後的起點在19世紀後半葉的改革遲緩。

東亞的和解道路

日本學習太快也並非沒有壞處，因為它沒有睜開眼看清自己的道路。到了19世紀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擴張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這輛將要傾覆的彩車，且一發而不可收，結果為世界帶來了災難。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視這場災難。

日本的侵略戰爭持續了10多年，奪去了大約2000萬亞洲人民的生命和6萬多西方盟軍的生命。其中中國人超過一半，還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國人。日本人也因戰爭死亡了310萬。《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爭》，3頁。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價和其他許多重大的代價之後，世人並不知道是誰發起了這場戰爭，誰是戰爭的元兇。這和阿道夫?希特拉受到徹底清算不同。在日本，沒有一個人是元兇，每一個人都是在執行命令，卻不知道是誰的命令。他們都可以聲稱不承擔責任，而日本的最高權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則被塑造成一個和平愛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愛好和平的，而戰爭又的確爆發了，那隻能說明日本被迫應戰。日本人認為，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原因之一；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那時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還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這些都是借口。1990年代末開始的日本經濟不景氣持續了10多年，這與日本官方極力掩飾政治、經濟、金融結構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關係。這些只是內部問題。日本在對外政策中掩飾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殘殺這樣的問題上。這種鴕鳥政策大概就是所謂的「恥感文化」吧。

對付這個問題有一些辦法。在儒家的道德體系中是「慎獨」的修養，在法家則是嚴刑重罰，在民間信仰中是「頭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則為惡人準備了地獄。在現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監督力度。對於日本人，大概是現代國際政治文明更有用處。

日本是否接受戰敗的歷史，不再向戰犯致敬，還與中國是否強大，能否贏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關係。鑒於這一點，中日的最終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它牽涉到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中國僅僅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是不夠的。即使到了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也只有日本的1/10，因為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僅此一項就不足以改變中國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說兩國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如果日本不能改變輕視中國的態度，中國人就不可能改變反日情緒。

在爭執的背後還有中國對現狀的不滿和日本對未來的擔心。中國有可能在今後數年內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人對中國的心態有點像1980年代美國人對日本的心態。日本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明確說出他們的擔心。歷史與現實的交織使得問題更複雜，更難解決。美國《時代》有過一篇封面文章：《中國和日本：我們能交談嗎？》《時代》雜誌2004年11月29日。，副題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誤解之後，亞洲大國仍在掙扎著把過去留在身後》。文章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60年後，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場他們認為是劇烈的權力轉移，亞洲的政治和經濟動力（更不用提軍事實力）正在不可阻擋地從東京轉向北京。然而，儘管他們承認中國是21世紀的上升力量，許多人討厭他們所說的中國堅持讓他們對問題做出交代，他們相信這些問題很早以前就應該被放進歷史之中。

一個事件是否被放進歷史，取決於它對「現在」有沒有直接的作用。從這一點來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還沒有成為歷史。中國人的歷史縱深感要比日本人強一些，不僅存於「現存者」之間。何況這段歷史還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日本領導人仍在參拜靖國神社，向戰犯致敬。如果日本人把他們的戰犯「放進歷史之中」，他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歷史。出於國際政治的考慮，中國曾經給予日本太多的寬容，錯過了讓日本認真道歉的最好機會。中國開始認真追究日本的戰爭責任，已經是在二戰結束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南京大屠殺等日軍在華暴行已經過去了60餘年，受害者和目擊者都在急劇減少。由於以前缺乏第一手資料的收集，許多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再現，給否認者留下了機會。

日本總是要擺脫不利的事實。1932年12月犬養毅擔任日本首相，他公開拒絕國際聯盟就日本佔領滿洲提出的勸告，宣稱日本將「擺脫辯解外交」。比克斯注意到，「其後成為整個20世紀日本外交史上不斷重提的說法」。《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爭》，171頁。現在日本堅持的「擺脫道歉外交」和戰前是一脈相承的。問題是，日本在「擺脫」之後的走向也將一致嗎？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供奉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參拜靖國神社。此後陸續有首相向戰犯致意。他們不能不引起懷疑和憤怒。在另一方面，日本總會有一些學者和老兵反對否認暴行的觀點。有些人採取「工具理性」的治學態度，不偏不倚，有些還站在理解中國的立場上。如大屠殺派學者井上清，老兵東史郎。對日本的走向極端，他們是一個有力的牽制。他們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個寬容的社會，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即使他們受到威脅。雖然右翼勢力在上升，但良心與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視。

在2002年，中國有人提出了在歷史問題上妥協的「對日新思維」，終於在眾人喊打之下無疾而終。兩國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違，中國無法繞過歷史問題處理中日關係。如果日本領導人繼續否認歷史，參拜靖國神社，那麼，中日就像是兩輛重載卡車，在一條線路上相向行駛，總有一天會發生撞擊。

因為歷史的緣故，以及日本官方對待歷史的態度的緣故，大多數中國人厭惡甚至仇視日本。這些厭惡和仇視確有紮實的事實根據，中國人難以擺脫。但是，仇恨不應該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應該讓仇恨蒙蔽我們的雙眼。在厭惡和仇恨之中生活只能傷害自己。我們的目標是生活得更美好，而這個「生活」不僅僅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還包括國家的富強，文明的昌盛，以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所以，中國需要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審視日本，並考慮把日本納入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的體系之內，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無論是在種族還是在文化上，日本無疑是和中國最接近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這個事實本來可以拉近中日之間的距離，雙方的交流應該相對容易一些。但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日親善」。如果日本能夠改善和中國的關係，甚至更多地幫助中國發展，日本在將來東亞的地位會更加鞏固。日本只能依附於一個大國。在中國強大之前，日本將繼續依附美國。中日關係的實質性改善將出現在中國整體實力明顯超過日本之後。那時，中國民眾可能會寬容一些，較少受到現實的干擾。他們對日本過去的侵略暴行會心平氣和一些，能夠接受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在既成事實面前，日本也可能放棄它在看中國時的緊張和輕視，考慮重新回歸亞洲，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就像它在19世紀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那樣。只有在日本成為本地區第二位的國家之後，日本才有可能認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錯誤。

2007年有過一次和解事件。巴布亞新幾內亞的食人族的後代向斐濟政府道歉。報道說：

8月15日，巴布亞新幾內亞食人族的後代為祖輩吃掉斐濟傳教士的行為道歉。和解儀式在巴布亞新幾內亞東部新不列顛島的拉包爾市舉行，巴布亞新幾內亞總督保萊阿斯?馬塔內、斐濟政府代表和數百名民眾出席了和解儀式。

1878年4月，斐濟一名官員和3名傳教士在巴布亞新幾內亞加澤爾半島被當地部落殺死並吃掉。此後，英國傳教士喬治?布朗指揮並參與了「懲罰」行動，殺死多人並燒毀了幾個部落村莊，他的行為引起澳大利亞等地宗教組織的強烈抗議。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2007年8月16日報道，新華社次日轉發。

從吃人事件發生到道歉與和解儀式，中間相隔了129年。可見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時間限制的。在炎熱潮濕的巴布亞新幾內亞，估計沒有任何一人的壽命超過129歲。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數都在戰後出生」不能成為日本迴避殘忍歷史、逃避戰爭責任的借口。如果日本能夠與東亞國家舉行這樣一次和解儀式，對日本、對東亞都將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可以有條件地支持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符合中國的利益。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日本獲得的權力大多以美國的損失為代價，因為美國在操縱、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軍事。此外，這樣做也許還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號召力。畢竟，改變戰敗國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題。

中日需要和解。在中國一方，和解依賴一個多元社會的建立。中國人對日本的憤怒和不滿必須得到宣洩，受害者（儘管在世者已經很少了）必須得到補償。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諒解，使憤怒得到緩解。任何以壓制民眾情緒為前提而達成的和解是沒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從長遠來看，日本比中國更需要和解，因為它是施害者，將來還可能是弱者。日本一再挑起中國人的痛苦記憶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為和解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在戰爭及暴行的分歧問題上，西方在中日之爭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邊。原因不大說得出口，不過是蔑視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已。這對西方（主要是英美）來說是非常短視的，英美有一天或許會糾正這個錯誤，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為在二戰中，它們也是日本的敵人。這和它們為了給蘇聯難堪而對納粹德國的暴行視而不見沒有區別。

日本應該是東亞經濟、安全合作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國。它在歷史上就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繼續依附美國，依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在日本獲得更多的外交和軍事自主權之後，顯然會有自己的選擇和目標，不會完全追隨美國。它會成為美國更平等的夥伴，在兩國利益不一致的時候更多地堅持自己的立場。第二是爭取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者。這將和中國形成競爭的態勢。當美國不再有實力控制東亞之後，最好的結果就是製造鷸蚌相爭的局面，以坐收漁人之利。然而，作為一個偏於一隅的島國，日本很難承擔起地區的領導責任。日本在1895-1945年之間50年的嘗試徹底失敗，給本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第三是融入以中國為龍頭的地區一體化之中。從中日1000多年來的關係和兩國人口、面積的差距來看，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很大。它將是歷史模式的再現，但前提是中國穩定地發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有能力團結本地區各國集體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如果中國做不到這一點，東亞就仍將是散亂的。日本還有第四個選擇，即孤立。這將使日本邊緣化，喪失影響力。所以這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對一些人來說，數落別人的缺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這個行為並不能解決問題，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因為它引開了對自己的批評。作為一個和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國家，我們應該從日本看到許多引以為戒的東西。和一個世紀前的日本類似，中國也正在經歷國家的崛起，面臨與當初日本類似的選擇。不同的是，中國的崛起只是一次復興，是以深厚而長久的歷史為基礎的。歷史縱深感有助於中國把握未來的方向，減少國家戰略的可能失誤。這種失誤曾把日本和德國帶入了災難性的戰爭——當時它們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業化方面，日本也有許多中國可資借鑒的經驗。從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國一直傾力發展重工業，在補「洋務運動」開始的、因為戰亂一直沒有完成的一課。這一課日本在20世紀初已經大致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標誌着它成為新興工業國）。正是這一課的缺失，使中國成為日本軍事擴張的最大受害者。此後，在整個冷戰期間，中國先後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時與它們對抗。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是失大於得；而日本則是冷戰（包括朝鮮戰爭）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因此有人感嘆：「冷戰結束了，日本贏了。」這個有利因素是中國所不具備的。但是，在此期間，中國仍打下了重工業基礎。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為起點（1951年日本結束美軍佔領，1953年中國結束戰爭狀態），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比日本晚。如果以1951年作為日本戰後工業復興的起點，中國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當然，雙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礎），中國現代工業的起步時間至少比日本落後25-30年。如果不考慮這個時間差距，中國的發展速度和軌跡和日本多有相似之處。現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經有20年了。作為後起工業國，中國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訓——特別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係上——以避免陷入長期不景氣的覆轍。這個覆轍是中國無法承受的。

簡而言之，日本不具備地區領導能力。如果處理得當，日本不太可能對這一地區造成大的危害。一個富裕、安詳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日本可以做另一個歐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選擇發展軍事力量，與周圍國家抗衡。日本將處在又一個「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上，確定它下一個要跟隨的國家，或者自己爭取做地區領導者。在中期內，日本仍將跟隨美國，因為美國仍將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亞洲也沒有做好接受它的準備，而且由於難以調和的歷史問題和它的長期不景氣，日本的地區影響力在持續下降。中國的「強大」目前還只是體現在潛力和活力上，但經濟的規模和質量還落後於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為諸國效法的對象。中日之間目前的糾紛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