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9）

《夢蕉亭雜記》又記：

慈聖以袁君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文忠仍以才可用，凡作亂犯上之事，諉之黨人，並以身家保之。袁仍得安其位。

由此看來，榮祿製造此一借口，竟是連慈禧太后也瞞過了。所以如說有此賜袁密詔，應該是出於榮祿的偽造。

黃彰健認為「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意謂政變是預定的計劃。其主要的論據，基於榮祿在八月初五並未進京，所以慈禧太后此時尚未得悉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否則，八月初六不會僅捉拿康有為一個人。他認為袁世凱告密的詳情，慈禧太後於八月初八方始獲悉，於是而有八月初九的逮捕「六君子」及張蔭桓。我以為這是不曾深究慈禧太后的心理的說法。

從光緒親政開始，慈禧太后一直希望她的地位有如內禪后的乾隆。易言之，即是希望光緒如接位后的嘉慶。一方面光緒先意承志，大政及用人，不違背她的意思；一方面能容她在頤和園中優遊自在，好好享幾年福。是故，只要光緒能如嘉慶，她是絕不願放棄排雲殿前的湖光山色，每天一大早來召見軍機的。

至於對光緒，她一手撫養長大，對於光緒荏弱忠厚的本性，知之甚稔，她相信光緒絕不會做出什麼悖逆的行為，這還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她料准了光緒不敢。至於後來常指責光緒不孝，是她為了把持大政，不得不然的說法。

但是，慈禧對光緒，有一防範極嚴的顧慮，就是怕有人「教壞」了他。第一個引起她警惕的是珍妃。文廷式大考第一，卷子發下來時交代名次：「第一不動，其餘皆可動。」此為光緒明知自己的做法不對，而還是要做的明證，亦即明知珍妃的話不能聽，而還是要聽的明證。這就不僅「教壞」，直是蠱惑了，所以慈禧非去之不可。而「教壞」珍妃的，又是文廷式，因而亦非被逐，並永不錄用不可。

第二個是翁同。我相信恭王在戊戌四月十一臨死以前，光緒奉慈禧臨視時，恭王一定對慈禧作了「他一死，翁同如挾帝而有所作為，恐無人可以壓得住他，故太后必須慎防」的諫勸。此為慈禧惡恭王，甚至不准他祝壽，而始終之典之優渥，幾可與雍正之待怡親王允祥相比擬的原因。

在恭王死後不到半個月，果然而有四月廿三，翁同親自草擬的「定國是詔」，接着有四月二十五日，著康有為於四月二十八日預備召見的上諭。其間翁是否保薦過康有為，或至少不反對召見康有為，話很難說，因為翁同日記是經過他自己改過的，痕迹已泯。但一通「定國是詔」，已足以引起慈禧的極大警惕。於是在榮祿與剛毅合力相傾之下，慈禧斷然決然地驅逐了帝師。

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八月初六之詔，只捉拿康有為兄弟。即因為慈禧認為康有為教壞了皇帝，是罪魁禍首。及至發覺康有為已經逃脫，復於八月初七電寄榮祿等，於津滬等處嚴密查拿康有為。如果康有為被捕，當然不能活命。但六君子的下場，不致如是之慘。

對慈禧太后的政治手腕，治近代史者應不會忽略，她有應變的天才，即到情況十分緊急時，亦不會亂了方寸與步驟。當時的情勢，如我前面所說過的，危機已如胎死腹中，根本不必緊張。但為了要為訓政找根據，不能不故意張皇，製造嚴重的氣氛。須知此時慈禧的第一目的是奪權，因而特行臨朝訓政的典禮。要到了八月初八，行過此禮，慈禧才算正式而充分地接收了權力。在此之前，任何足以妨礙達成此一目的之舉動，如逮捕四京卿，足以招致大局不安的魯莽舉動，皆應避免。

這也就說明了，六君子何以遲至八月初九，方始被捕的緣故。同時，在八月初六那天，情勢還不十分明朗：第一，會不會引起外來力量的干預；第二，不知康黨除了袁世凱以外，可曾勾結過其他將官？關於後者，自然是由榮祿去作檢查與部署，這需要一段期間。關於前者，降旨捉拿康有為兄弟，亦等於放了一個探測氣球，看看國際上有何反應？經過兩天，並無動靜。同時榮祿亦已作了周密的部署，乃於八月初九下令，逮捕所謂「罪甚八司馬」——六君子加張蔭桓、徐致靖。

徐致靖之被捕，是因為保薦康有為。張蔭桓之被捕，亦是因為他「教壞」了光緒。對於光緒之所以致此，責任誰屬，在慈禧的看法是一貫的，與我國刑法上對「教唆」犯罰得特重的立法精神也是一致的。

至於八月十三日的突變，《夢蕉亭雜記》所記，亦頗可採信。原來派軍機大臣、大學士，會同刑部嚴於審訊。十二日本已加派御前大臣會審，而次日未待慶王所派之員主持審問，即因貽谷一奏，由剛毅親自至刑部傳諭，毋庸審訊，立即正法。其基本原因還在外間流言太盛，「有謂各公使出面干涉，並謂一經審問，恐諸人有意牽連，至不能為尊者諱」之故。

《夢蕉亭雜記》所說「某京堂」指國子監祭酒貽谷。當時確有外力干預的跡象。但此外力干預，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英日兩國營救張蔭桓。而八月十一日有上諭，指出張蔭桓非康黨，故此外力干預，乃別為一事，與六君子的安危無關。

另一部分是由康梁漏網而引起，梁啟超在京晤李提摩太，避入日本使館，康有為得英人之助，得以安抵上海，以及上海道蔡鈞接到逮捕康有為的密令，與英國領事接洽，未能如願的情況，京中必都已了解。加以天津《國聞報》的公然昌言，西人將作干涉。因此，在貽谷以前有高燮曾、黃桂兩奏，皆主速作斷然處置。平心而論，高、黃、貽三人都是為了保護光緒，安定大局着眼，其中黃桂八月十二日一奏，最為簡明扼要。

外間傳說紛紛，皆謂康有為弟兄所犯案情重大。其黨之同謀者，在內則以張蔭桓、徐致靖、譚嗣同、林旭為渠魁，而楊深秀、宋伯魯等扶助之。在外則以黃遵憲、熊希齡為心腹，而陳寶箴、徐仁鑄等附和之。此外尚有梁啟超、麥孟華等數十百人，蔓延團結，黨羽遍佈……自去年以來，人言嘖嘖，皆謂此輩謀為不軌，將效開化黨亂高麗之故事。而康有為來京，果借變法為名，包藏禍心，詭計百出，陽托為忠憤之舉，陰售其奸詐之謀。搖惑人心，混匿國是，真有出人思議之外者。今聞朝廷察其罪狀，凡屬臣民，莫不同聲稱快。及聞該員逃匿，未能緝獲，則又私憂竊慮，恐其鋌而走險，勾結外洋，致生他變。且天津《國聞報》妄造謠言，謂外人意頗不平。此必其黨欲為挾制之計，而該報復張其說也。臣之愚見，以為此事宜早決斷，將已獲之犯，速行處治，以絕其望。

至案內牽連人員，應拿者拿，應黜者黜，應宥者宥，一經辦理定奪，即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使為首者不能漏網，為從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慾來干預而事已大定，無所施其術矣。臣素知康有為、張蔭桓居心詭譎，故望朝廷先發制人，庶免奸黨煽亂。

此奏又有一附註，專為張蔭桓而發，基本上仍舊是客觀的：

再：臣正繕折間，適接邸鈔，知康有為一案，已奉諭旨將徐致靖等分別審訊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張蔭桓平日聲名甚劣，雖非康有為之黨，亦應按照屢次被參款跡，從重處罪。

黃桂為筆者長親，貴州人，時由翰林院編修改福建道御史。他當然是舊派，但卻是真正的道學先生，幼時聞長輩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僕入室，即避至門后，古板如此。

大致歷代黨爭，輒令人有薰蕕同器之恨。不過雖「閹黨未必盡小人，東林未必盡君子」，但代表正義一方的主事者，須是君子，則雖失敗一時，於世道人心，仍大有幫助，如明末東林閹黨之爭，東林敗得很慘，但「東林孤兒」所發生的影響，促成了康熙朝的盛運。擺脫狹隘的種族觀念來看，自是歷史上值得驕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變，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偽君子康有為苟且偷生，並以作偽的方法，利用光緒的被幽，六君子的慘死，沽名釣譽，營私牟利。賢如梁啟超，亦不免助師為惡。代表正義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無怪乎民初北方政壇的醜態百出了。

當然戊戌政變絕不能與明末天啟年間的政潮相提並論。保皇黨不同於東林，守舊派更非閹黨。天啟並不值得同情，值得為之一掬同情之淚的是光緒。但光緒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慘的不是袁世凱，也不是榮祿，而是康有為。

大家都知道，光緒最痛恨的是袁世凱。常常在紙上畫一隻烏龜，寫上袁世凱的名字，然後將紙撕碎。又以寫有袁世凱字樣的紙懸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種近乎童的舉動，為一種無可奈何的發泄。我以為光緒之恨袁世凱，不在他告密，而在誣賴他有「密詔」付袁世凱要包圍頤和園。而此「密詔」，可能出於榮祿偽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則袁世凱亦為替人受過，只是受過的代價很不小，袁世凱應無所憾。

其次，光緒恨的是榮祿。兩宮一起召見大臣時，光緒幾乎從不理榮祿。但榮祿卻常存補過之心。廢立一事，論者多歸功於張季直為劉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難防」，筆力足以回天。其實若無榮祿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內外相維的默契，劉坤一不敢貿然上折，即上亦未見得能發生有力的效果。主張廢立者，實以「蒙古狀元」崇綺為首，而徐桐力贊。崇綺自其女嘉順皇后殉帝，閑廢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復起；徐桐則以不通的翰林，自以為衛道的重任，實在是兩為帝師，聲光權勢先不逮李鴻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將大阿哥溥儀炮製成一個如同治之親李、光緒之昵翁，可以由他擺佈的皇帝。說起來都是私心。

光緒之倒霉，在於榮祿、袁世凱、崇綺、徐桐，還有康有為，都拿他當作反面的政治資本，好比一張「人頭支票」，可藉以詐欺搪債。所不同者，榮、袁、崇、徐，人盡皆知其為後黨。而康有為則打着保皇的鮮明旗幟。而最諷刺者，則后黨與保皇黨，都誣賴光緒想以武裝奪母之權。北方謂某人害慘了某人，輒謂之「送了他的忤逆」。榮祿與康有為都送了光緒的忤逆，而光緒實非忤逆。康有為不特不為之辯，且推波助瀾，證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為拿光緒這張「人頭支票」行騙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錢，故必須號召忠義之士，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梁啟超改譚嗣同的詩、改林旭的詩，都是為了這個目的。

梁啟超改林旭之詩，不如改譚嗣同之詩之甚。但小動手腳，意思卻大有出入。先說第一句：

青蒲飲泣知何補（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陳。今以林旭受光緒特達之知，凡有諫奏，只要辦得到，無不嘉納，根本無須泣諫，更不會無補於事。然則近臣密陳，「青蒲飲泣」的對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為「伏蒲泣血」，不過大廷苦諫，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為，並不能表現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顯示泣諫的對象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評丁卯的詩：「卻賴漢庭多烈士，至今猶自伏蒲論」而來，以「泣血」之泣來強調「烈士」之烈。

這句詩中，梁啟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隱瞞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諫之意。因為這表現了林旭調和兩宮的本心，變成妥協主義。而梁啟超要表現勢不兩立的戰鬥精神，當然要隱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補」為「用」，亦所以表現並無商酌的餘地。

再談第二句：

慷慨難酬國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報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報深恩的對象，雖皆為光緒，但報恩的原因大不相同。這一點於林旭的原意，頗有出入。就詩論詩，是點金成鐵；就事論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跡。僅就前者而言，梁啟超已經愧對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國士待我，國士報之」，報恩是因為光緒以國士相待，並非由於光緒是皇帝的緣故。作詩講究貼切，切人切時切地切事，不獨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時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詩精髓。

照梁啟超一改，則是一般化了，凡為臣子，無不可用。化特殊為一般，恰就是梁啟超改詩的用意，以君臣大義立論，則人人當奮起勤王，黃彰健：

《戊戌政變記》記林旭此詩頭兩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其言「報主恩」，與梁撰《譚嗣同傳》「酬聖主」語氣相同。恐系梁有意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