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夯實基礎
一、人民政府不是衙門
李仲彬擲地有聲：
我們共產黨從來就沒怕過老百姓
2005年8月15日，新都區委接待室。
李仲彬的大名如雷貫耳，因為誇他的和罵他的人都為數甚多，喜歡他和討厭他的人都成群結隊。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他這個區委書記個性十分鮮明，也說明他在某些方面一定動了真格。動了真格，就會有人坐不住，也會有人拍巴掌。不過李仲彬的毀譽參半爭議迭起，恐怕還與他性格有關。他幾乎是一個從不隱瞞自己觀點，也毫不掩飾自己情感的人。愛則喜笑顏開，憎則金剛怒目，言則眉飛色舞，做則雷厲風行，一點都不像一般人心目中的領導幹部。
我喜歡他，也為他擔心。這種喜歡和擔心，不好說是「英雄惜英雄」，只能算「異類惜異類」。我們兩個不乏相似之處，只不過我的經歷比他坎坷曲折，他的人生比我轟轟烈烈。李仲彬1959年生，四川眉山人，當過知青，後來當消防隊員，多次立功受獎，是四川省勞動模範、全國抗洪勞動模範、全國模範軍隊轉業幹部。他在消防隊救了20年火，從電話班班長、防火科參謀、防火科科長、副支隊長，一直當到成都市最高消防指揮官（支隊長），從來就是身先士卒，沖在第一線，好幾次差一點以身殉職。李仲彬說這是帶兵的基本要求。你自己都不沖在前面，別人怎麼跟你沖啊？你有權力要別人上嗎？你自己沖在前面，你不叫別人，別人也要跟着。帶兵的人必須以身作則，垂範作用是很重要的。
那好，我們就來看看他在新的領域如何衝鋒陷陣。
李仲彬是1998年底調到新都的，先當副書記然後當縣長。李仲彬說，我到地方上來，切膚之痛就是感覺人民群眾對我們的誤會太多，對領導幹部的認同度不高，政府的威信和威望也不高。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們很多該公開的事情沒有公開，暗箱操作。要知道，人民政府為人民，人民的事，人民本來就有知情權。該讓人民知情的沒有讓他知情，他當然疑神疑鬼，胡猜亂講了。他不了解你嘛！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讓他了解。要了解，就要知情；要知情，就要開放。於是他一當縣長，就把縣政府常務會開放了，對外開放。
我問，開放了又怎麼樣呢？
李仲彬說，開放以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會代表、黨員代表、普通市民都進來了。他們看見了什麼呢？看見「當官的」研究的都是我們老百姓的事情啊，研究的是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問題啊，「當官的」很辛苦啊，很累啊，不是原來想像的那樣，都在研究怎樣發獎金，怎樣陞官啊！這一下不就溝通了嗎？
我說是啊，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嘛！
李仲彬說，通過這一溝通和交流，他們就把下面的問題帶了上來，有什麼想法他們也說出來了。這時我們就可以取捨。如果他們都反對，而且反對得有道理，這個議題我們就暫時不決，下次再議好了。畢竟他們來自第一線啊，他們了解基層的情況啊！這樣就避免了你盲目去決策，你決策的科學性、客觀性就要強一些了。這樣就能少走一些彎路，少犯一些錯誤。即使你犯錯誤，也不至於犯很大的錯誤，有這麼多老百姓監督嘛！還有，同時他們也把我們的情況帶回去了。我們有什麼決策，群眾一時半會不理解的，他們幫着解釋。他們也是開了會的，曉得是怎麼回事嘛！
我同意這確實是一個一舉多得的好辦法。領導避免了決策失誤，群眾行使了民主權利，下情得以上達，上情得以下達，彼此得到溝通，自然政通人和。以前，黨委和政府開會，門要關起來，窗帘要拉起來，外面還有一個站崗的。人民群眾覺得神秘兮兮，就認為自己是隔着布袋買貓，不知道你們葫蘆里賣的什麼葯。現在開放了，等於是把貓啊，葯啊，都放進玻璃櫃枱了。
李仲彬卻好像連「玻璃」都不要，他要的是「陽光」，是「陽光政府」。李仲彬說，何為「陽光政府」？就是將政府的一切行為置於法律監督之下，置於民主監督之下，置於老百姓監督之下，一切都看得清楚，一切都公開透明，一切都按規則來操作。這就叫「陽光」。你不公開能叫「陽光」嗎？你不透明能叫「陽光」嗎？你不讓老百姓參與能叫「陽光」嗎？該讓老百姓知情的，你不讓他知情能叫「陽光」嗎？當然不行。要「陽光」，就要「拆牆」。所以我一當縣長，就把政府外面的樓房炸掉，圍牆拆了。那個圍牆它不簡單是個圍牆，它是老百姓的心理障礙。把這個圍牆拆掉，雙方的心理就溝通了。站崗的也取消了，外面四通八達都可以進來，只有保安，跟小區一樣，老百姓晚上還可以在政府外面唱歌跳舞。這絕不是個圍牆問題，而是個理念問題。我們就是要讓老百姓看到政府是透明的，是陽光的，是公開的，是與老百姓血肉相連的。不要用高高的圍牆把自己和老百姓隔離開來。要給大家一種歡樂，一種信任，一種親和。我們是靠老百姓打了勝仗的，為什麼現在還要建圍牆了，還要站崗了，還要放哨了呢？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我們共產黨從來就沒怕過老百姓！
我正想說點什麼，李仲彬卻不接我的茬，只管說自己的。李仲彬說，他有很多不喜歡，包括不喜歡官場文化和衙門作風。人民政府不是衙門，領導幹部不是老爺。現在個別地方幹群關係緊張，就因為政府是衙門，幹部是老爺，不可能是老百姓有問題。老百姓有什麼問題？
真是擲地有聲！我開始領教這位老兄的開放理念和凌厲作風了。我相信他不會就此止步，一定還有動作。
果然，2002年12月，李仲彬一當書記就取消了書記辦公會，改革了常委會，加強了全委會。常委會只決定議題，不議事，把常委會的職能轉移給全委會。李仲彬說：這是我上台乾的第一件事，也是我行使的最大的權力，就是把我書記的權力全部分散，順便也把組織部長的權力下掉一些。以前提拔一個幹部，開書記辦公會。書記副書記碰頭，先議一議，再上常委會。實際上往往是一把手說了算，常委會走形式，跑官要官的都到書記這裏來了，要不就去勾兌（拉攏、討好、巴結）常委。現在對不起，就是提拔個副局長，我都沒權力。先要群眾公推，然後組織考核，對外公示，最後全委會投票，票到哪一個就是哪一個，我當書記的一句話也不能說。全委會有27個人，你去勾兌吧，看你勾兌哪個！其實要勾兌也不難，你把工作干好，讓群眾滿意，就是最好的勾兌。你還是勾兌老百姓去吧！
我說對不起，全委會票決也未必就靠得住，如果等額的話。
李仲彬說，提拔必須差額，至少兩個候選人，甚至三個。兩個人總有一個競爭，民主裏面有一個選擇權的問題。你拿一個我們選誰呢？當然候選人太多了也不好操作，二到三人比較合適。
我問，平調也票決嗎？
李仲彬說，平級調動也要票決。平調錶面上看好像很光明正大，沒有提拔誰誰誰，其實裏面的腐敗很可怕。一個文化局局長調去當財政局長，一個機要局局長調去當建委主任，肯定不一樣嘛！這裏面的名堂多啊，這裏面的貓膩多啊！所以非全委會票決不可，當然不能差額，只能等額。儘管是等額，是平調，如果大家不認同你，你還是調不了。
新都區的這項改革，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李仲彬認為還不夠，他還要搞「公推直選」。所謂「公推直選」，就是「公開推薦，直接選舉」。當然，這裏面有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他們的做法，是先在學校試行。李仲彬說，為什麼要先從學校開始？因為教師的民主意識要強一些。基層民主建設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逐步培養，逐步訓練。培養訓練得差不多了，然後再由點到面，橫向和縱向一步一步來。所以先在學校，全體教師選校長。然後在村，全體黨員選支書。最後在鄉鎮，全體黨員一人一票選舉黨委書記。
我問，差額還是等額？
李仲彬說，當然是差額，等額就沒意思。
我又問，這麼說，每次都有落選的了？
李仲彬說，當然有，包括原來擔任這個職務的。村支書選掉了58個，學校校長選掉了12個。鄉鎮黨委書記倒是沒有選掉的，但有人沒敢報名。
我再問，選掉了怎麼辦呢？
李仲彬說，學校校長選掉了，回去當老師，村支書選掉了，回去當農民。鄉鎮黨委書記是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如果是新當選的書記，干到中間你的任期目標沒完成，被罷免了，你原來是什麼位置就把你放回什麼位置。如果原來就是黨委書記，就保留你的政治待遇，回家過年去吧！
我問，不像以前那樣，實在干不下去了，就給他換個崗位？
李仲彬說，絕對不行！不但他不行，他班子裏的人也不行。實行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以後，當選書記有對副書記、常委、正副鎮長的提名權，報上級黨委批准后，由黨代會和人代會選舉。所以，你一旦被罷免，整個班子也得全體辭職，重新啟動新的選舉程序。原來是科長、副科長的，還是回去當你的科級幹部吧！這也是和國際慣例接軌，政務官選舉產生，事務官提名產生，技術官考試產生。它帶來什麼好處？就是解決了黨政幹部的團結問題。過去書記跟鎮長不容易搞好，現在沒有一個搞不好的。大家都在一條船了，有困難一起克服，要翻船一起落水。同舟共濟，休戚相關，他們能不團結？長期不容易解決的問題，稍稍把制度改進一下，設計一下，就解決了。
我問，幹得好呢？
李仲彬說，發獎。每年你完成目標任務了，會給你書記獎金6萬，年年兌現。你連續5年就是30萬，干滿5年以後還有20萬，這就是50萬。但是中途一斷，這20萬就沒有了。現在黨委書記很難當的，這個錢並不好拿。
我問，怎麼不好拿？
李仲彬說，我們有民主測評呀！全體人大代表，全體政協委員，全體黨代表（即黨代會代表），各民主黨派人士，還有市民代表，農民代表，每年一次給幹部打分。當場計票，當場統計，當場公佈。然後電視給你公佈出去，報紙給你公佈出去，你自己還要作檢討。這個東西很厲害啊！為什麼呢？因為它公開啊，它公平啊，它公正啊！它把每一個幹部的毛病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問，你自己也是測評對象嗎？
李仲彬說，當然。
我又問，如果你分數低了怎麼辦？比方說低於平均數或者低於副職。
李仲彬說：我只有打辭職報告。不要說分數低於平均數，就是低於副職都不行。因為你當一把手，就是一面旗幟。分數比副職還低，你的副職怎麼服你，怎麼認同你啊？你的副職就會想，你的分比他的低，你還要指揮他？你指揮他什麼，你自己打辭職報告解甲歸田吧！其實這件事，壓力最大的是我。當然對副職壓力也大，哪一個都怕分數低了。但是我們必須接受這個挑戰。我當縣長的時候就有這樣一句話「向我看齊，向我開炮」，也就是說一把手要成為班子成員的表率，同時也要成為第一個被監督的對象。你怕分數低了，你就不要當領導。我不止一次講，當一把手你就要成為這個地方的地麵皮。因為你是代表黨的形象、政府的形象。你要形成這個地方的氣候，你就要帶頭上梁山。這個梁山就是為人民服務，幫老百姓做事。這就要提高你的工作能力和政治水平。不上梁山就得下樑山，別無選擇！
我說，這個恐怕由不得你。誰能保證一把手一定會得最高分？
李仲彬說，所以你要以身作則。
我問，萬一有人存心跟你過不去呢？
李仲彬說，這個事情老百姓心中有桿秤。老百姓是很公正的。只要你一心為公，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去，給他們做實事，他們不會找碴的。
我說，不管怎麼說，你們新都區的官不好當了。
李仲彬說，是不好當，但是勁頭也很大。為什麼呢？因為人民群眾發自內心地支持你，什麼事情都要幫書記說話了。原來老百姓說，那是你們的書記，你們派的，這個書記可能是買來的，可能是貪官。現在不一樣了。鄉鎮黨委書記都是這個鄉這個鎮全體黨員選的，是自己的書記了。
我問，從「你們的書記」變成了「我們的書記」？
李仲彬說，是。過去工作的時候大家不一定配合，現在都主動配合了。因為事情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
我大體上弄清新都區做的事情了。一般學者調研和多數媒體報道，都說是三件事。但我認為應該說是四件，即開放三會、民主測評、全委票決和公推直選。我決定走訪有關人士，把這四件事情弄個明白。
二、打開天窗說亮話
孫建成水來土掩：
我們就是要月亮壩耍大刀──明砍（侃）
2005年8月16日，新都區區政府，孫建成的辦公室。
新都區區長孫建成給我的印象，是講政治，守紀律，很用心。孫建成和李仲彬一樣，也是軍人出身，也都愛學習。孫建成的文學修養是很好的，讀過不少文學名著。他當成都市副秘書長的時候，是市委的「筆杆子」，理論水平也比較高。他當區長以後，忙裏偷閒，仍然要思考一些問題。區長作為行政長官，事情是很多的。比如頭天晚上，新都區就碰到了50年一遇的風災，身為區長，不能不到第一線去。我見到孫建成的時候，他的褲腿和鞋子上都是泥。
我見孫建成，是要討教「開放三會」的一些問題。孫建成告訴我，三會，就是區委全委會、政府常務會、人大常委會。政府常務會在仲彬同志當縣長的時候就開放了，時間是在2001年9月。開放區委全委會和人大常委會是在2004年8月，那時新都已經由縣改區，仲彬同志也已經當書記了。
我開玩笑說，開放三會，總不會是把會議搬到廣場上，在露天壩里開吧？
孫建成說，當然不是，是邀請群眾代表列席。
我問，列席人員怎樣組成呢？
孫建成說，每次政府常務會，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民代表各3名總共9人列席，區委全委會的列席人員由黨代表（黨代會代表）和黨員群眾代表組成，人大常委會的列席人員是市民代表、政協委員和不是常委的人大代表。
我又問，這些代表如何產生呢？
孫建成說，根據議題來選。議題涉及哪個鎮，就請哪個鎮的鎮政府幫忙選3個市民代表。當然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是輪流，但基本上都是找與議題相關的代表和委員，通過人大常委會和政協辦公室來安排。
我問，你剛才說的是政府常務會吧？
孫建成說，是。全委會的列席人員也是9個，主要是黨代表和黨員代表，按系統產生。如果全委會有多個議題就分開來邀請，也可能每個議題來一位，也就是說各方面的代表性都要考慮到。
我問，為什麼要按議題來邀請呢？
孫建成說，如果與議題不相關，就是來當收音機了，沒多大意思。說句實在話，剛開始的時候，他們都只是旁聽，沒什麼發言權，聽聽而已。這也不奇怪。那時我們沒有經驗，他們也不熟悉，大家都很新鮮。當時大家都覺得，能夠開放會議，讓群眾旁聽，就很不錯了。
我同意。能開放就是進步。
孫建成說，但這不夠。我們開放三會，不是作秀，而是要務實。後來就針對議題邀請代表，每次都這樣。比如涉及某個鎮的事情，就請這個鎮的代表來列席。涉及某個系統，就請這個系統的代表來開會。這下子他們有發言權了，每次開會都積極發言，踴躍得很。
那是當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關係到自己的鄉鎮、系統，肯定要發表意見。何況他們身在基層，熟悉情況，本來就有發言權。
我又問，有表決權嗎？
孫建成說，沒有表決權，只有發言權。
我再問，那他們發言管用嗎？
孫建成說，管用。有一次開全委會，討論撤鄉並鎮。有一個鎮，利濟鎮，按照市裏的要求，應該整體歸併到另一個鎮去。當地老百姓就有意見了。因為這鎮原來就是兩個鎮合併的，這次再合，就成三鎮合一了，不方便。全委會上正好有這個鎮的黨代表，他就代表當地老百姓提出來，說能不能把我們這個鎮重新拆了，以河為界，就近合併。這邊的合到這邊，另一邊的合到另一邊。這個意見有道理。我們就尊重老百姓的意願，請示市委，市委也同意。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開放三會確實有效果，也說明我們黨實事求是。我們的主觀願望是想為人民辦好事，但有時候主觀願望和客觀實際不是完全吻合的。因此我們在做決策的時候一定要聽取老百姓的意見。如果老百姓反對，就寧肯放一放。
我問，你的意思是說，實際上他們還能起到左右黨委政府決策的作用？
孫建成說，如果他們的意見確實有道理，我們會聽的。我們在座的有分管領導，還有部門的負責同志。如果他們認為這個代表講的意見值得研究，那麼這個議題就有可能停下來，再研究，然後下次再討論。
我又問，如果代表的意見不一樣怎麼辦？比方說，我們兩個都是來旁聽的代表，還都是同一個鄉鎮或系統的，意見又不統一。
孫建成說，這個事要擱下。把不同意見都聽了后，有關職能部門再議，對這個事情再作些論證。
我再問，只要列席代表提出不同意見，你們都要擱下？
孫建成說。不一定，有些不。有些我們論證很充分的，或者他的意見並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在會上你就要給他解釋，當場給他解釋，有關部門給他解釋為什麼這樣做。他了解真實情況以後也會表示贊同。但是，第一，要充分聽取他的意見；第二，要採納其中合理的部分。
我問，有關部門的人也來列席？
孫建成說，都來，以備諮詢。相關單位也參加。比如我們要搬遷拆遷，涉及許多方面，搬遷企業、拆遷農民都可以來陳述，來發表意見。這實際是在更大範圍內實現了民主決策。
我又問，這樣大範圍地徵求意見，會不會人多嘴雜，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開成馬拉松會議？
孫建成說，不會。在此之前，分管區長必須徵求各方面的意見，做到充分諮詢，科學決策，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可行的方案，至少要有一個思路和操作方式，然後才拿到會上來。我們心裏其實還是有譜的。
我說，你的意思是，由於決策必須過群眾關，你們準備得特別充分？
孫建成說，是。但是我們認為，儘管準備充分，在最後決策這一關還是要請我們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市民代表、黨代表、黨員代表來討論，實際上也還是能夠聽到一些真知灼見，這樣我們的決策就更紮實更科學了。
我並不完全以為然。我說，話是這麼講，但也只是你的說法而已，或者說是一種理想狀態。實際上，這些群眾代表來，可能確實代表了人民群眾的呼聲，但也可能只是發表他個人的觀點。這是其一。其二，就算是人民群眾的意見，也不一定就科學。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畢竟是兩回事。部門負責人的意見也一樣，可能正確可能不正確，他們可能是在堅持科學發展觀，也可能是在維護部門利益。如果眾說紛紜，各執己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你們又該如之何呢？
孫建成承認這對領導幹部的素質和水平是一個考驗。孫建成說，你作為領導，肯定要有一個較高的理論修養和一個較高的執政水平，另外還要熟悉情況，瞭然於心，否則對付不下來。因為群眾代表在會上提出意見，你必須現場解答。就算他是少數派，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意見，你不能置之不理。他提出了問題，行還是不行，做還是不做，我們馬上就要作出決策。這就考驗領導的膽識了。所以開放三會，有利於我們領導幹部改進工作，對我們的能力也有提高。
我問，意見分歧時，領導要表態？
孫建成說，當然，尤其是一把手。總要有個結論嘛！
我想也是。如果領導不表態，事情就沒有結果，那就成開神仙會了。但是這裏面也有問題，就是「一言堂」的影響如何消除。我對孫建成說，你們以前開常務會，都是一把手說了算，現在雖然開放了，長期養成的習慣未必馬上就改得過來。怕就怕民意代表也順着你們的意思說，那可就變成了擴大的常務會，形式變了，性質照舊。
孫建成說，不會。因為在會上你可以發表不同的意見，可以發表不同看法。而且領導的表態，只能在討論后，不能在討論前，不能先定調子。
我問，你們有沒有獎勵民意代表呢？比方說給點出場費或者獎金。
孫建成說，沒有，這主要體現公民的權利和義務。
我問，做義工？
孫建成說，完全是義務的。
我又問，他們肯來嗎？
孫建成說，肯！可以和領導幹部直接對話，反映社情民意，還有影響決策的可能性，誰願意放棄這樣的機會！
我再問，要是說出真話，會不會被打擊報復？
孫建成說，不會，我們尊重他們。他們講真話，也可能講錯，但老百姓能錯到哪裏去呢？最多有點不切實際，或者缺少整體觀念。因此，不妨讓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只要不損害黨和國家的利益就行。
我說，那倒不會。黨和國家的利益是不會被損害的，損傷你們的面子卻有可能。要是聽了批評意見，你們把不高興掛在臉上怎麼辦？
孫建成說，不會的。我們聽了這些意見之後，要給他們解釋，他們不能接受那就下次再來。這就要求我們幹部態度要好。因為這些群眾代表是我們請來的。如果我們的態度不好，群眾就會有想法了。他們就會說：咋個？又不是我要來，是你請我來的。我的意見可能不對，那是我帶來的信息不一定準確，你可以不聽，但是你不能耍態度。你開放三會，不就是要打開天窗說亮話嘛！你沒有這個本事，沒有這個水平，沒有這個肚量，你就不要搞！實際上，不管群眾代表說什麼，怎麼說，本意都是好的，有什麼聽不得？一定要讓他們自由地建言獻策。
我說，長期以來，你們可都是關起門來說悄悄話的。現在打開天窗說亮話了，有什麼感受嗎？
孫建成說，我個人的感受有三條。第一，開放三會，在一定範圍和程度內讓人民群眾對黨委、政府工作評頭論足，讓更多的老百姓有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甚至決策權，其實就是還權於民。這是基層民主建設的重要內容。第二，開放三會，直接聽取來自基層的聲音，拉近了黨委、人大、政府與群眾的距離，也使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第三，開放三會，把所有能夠公開的都公開，對領導幹部的素質和水平是一個考驗，也是一個鍛煉。它要求領導幹部具備相應的理論素養、決策水平和分析判斷能力，既不能獨斷專行，也不能人云亦云，聽到風就是雨，而要吸收採納科學合理的意見與建議。反正，「太平官」你是當不成的了，因為你只能月亮壩耍大刀——明砍（侃）。
這話說得俏皮，也精彩。同時我也注意到孫建成提到了監督權。不過，開放三會，更多地還是解決了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的問題。確保人民群眾的監督權，新都區其實另有高招。
三、群眾的眼睛
廖仁松心平氣和：
幹部是給群眾打工的，當然該由他們來打分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委接待室。
與李仲彬的個性張揚、鋒芒畢露相反，新都區委副書記廖仁松顯得文靜內斂，甚至不善言辭。他說話輕言細語，不緊不慢，並不主動傾訴，但也有問必答。廖仁松告訴我，新都區搞民主測評，已經三年了。當初的想法其實很簡單，或者說很單純，就是要解決一個幹部的工作好壞誰說了算的問題。原來的幹部考核，老百姓參與的比較少，搞測評的和被測評的都是官，通俗的說法叫「官評官」，人民群眾的參與權和監督權體現不出來。
我說，說白了就是自己給自己評功擺好，自己給自己打分。
廖仁松說，也不都是評功擺好，也有批評的。但不管表揚批評，都是當官的在說，老百姓沒有發言權。我們就想，領導幹部是幹什麼的？說到底，是給廣大人民群眾打工的。既然如此，我們幹得好壞，就應該由廣大人民群眾來打分，起碼要有一些群眾代表來參加打分。所以在2003年，我們就在原來「官評官」的基礎上略為擴大了一些範圍，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代表來參加，一共好幾百人。雖然官的比例減少了，但裏面還是有官。
哦，摻沙子！但不知從哪裏摻起。
廖仁松說，先從區上做起，對我們區上領導幹部進行民主測評。
我問，測評些什麼呢？
廖仁松說，這是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當時我們想，既然我們是在為老百姓做事，那麼測評的內容就應該體現這一點。所以我們就設定了工作能力、政策水平、精神狀態、群眾觀念、調查研究、碰硬精神、辦事效率、作風民主、以身作則、清正廉潔、工作實績等這些項目，一共11項。原來這些項目當中還有子項目，後來覺得不能這樣分，還是簡單點好。
這是對的。成百上千人來測評，當然宜粗不宜細。項目分得太細，一些群眾代表就不知道怎樣下筆了。
我又問，如何打分呢？優良中差還是百分制？
廖仁松說，好、中、差，三等，另加棄權。為什麼要有「棄權」？因為領導幹部分管的工作不一樣，並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他們，了解情況。你非要他評出好、中、差來，肯定不客觀。所以就給大家說，你了解，你就選擇好、中、差；不了解，你就棄權。結果第一次測評時，棄權票就相對多一些。
我說，這不是壞事。這說明大家都很負責，總比不負責任亂打分好。
廖仁松同意我的看法。他說，測評完了過後，我們自己也認為這種評價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但是也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就是我們測評的結果，是按照慣例由組織系統內部掌握呢，還是向老百姓公開呢？
是啊，公開還是不公開，這對他們的基層民主建設可是一個考驗。就像哈姆雷特說過的那樣：生，還是死，這是一個問題。
廖仁松說，當時一部分意見認為應該公開，一部分意見覺得不公開好。主張不公開的也有一定道理。因為是第一次，大家不一定拿得穩。再就是有些領導幹部某一項好票少一點，或者差票多一點。如果公佈出去，有些人就擔心會不會影響領導在群眾中的威望威信，會不會挫傷積極性。反覆討論沒有結果。仲彬書記就採取先黨內后黨外的辦法，最先在常委會上，後來在全委會上，就把票數公佈了。全委會上多數同志認為，既然請了老百姓來給你們投票，老百姓有權知道這種結果。人大、政協也是這個意見。於是就在報紙、電視公佈出去了。
我問，向全區公佈？
廖仁松說，對，向全區公佈。
我又問，完全公開？
廖仁松說，對，完全公開，所有老百姓都知道。
我再問，公佈出去以後怎麼樣呢？
廖仁松說，公佈出去以後，就有了新的問題。既然你請了老百姓來畫票，這就等於是徵求意見了。如果某一項差票多，就說明老百姓意見大，說明你本人和領導班子存在突出問題，你就要向老百姓作個交代。所以公佈的第二天，我們就進行自我剖析，由電視直播。同一時間，全區60萬人都看到，有11位領導同志在電視上作檢討，分析原因，作出承諾，保證改進。整個新都區對這件事反響非常強烈，街頭巷尾議論紛紛，都說領導幹部自我檢討的意識強了，是我們老百姓的福氣。第一次民主測評初見成效，我們就開始推進……
我問，把「官評官」徹底變成「民評官」？
廖仁松說，對。當然也有一個過程。第二次民主測評時，所有的黨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全部參加。黨代表300多人，人民代表200多人，政協委員200多人，加上去有700多人。其中人民代表和黨代表之間有交叉，另外人民代表和黨代表中的領導幹部不能參加，總共就是五六百人。然後就是我們所有的村、社區的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社區主任，部分生產合作社的社長、機關幹部的代表、農村一般群眾的代表、無黨派人士的代表、各方面知名人士的代表等，這樣加起來就是1047人。第三次的人數就更多了，1299人，代表的方面和人數都增加了。同時，不但區級領導幹部不參加，就連局級領導幹部、鄉鎮黨委書記、鎮長也不參加，「官評官」徹底變成了「民評官」。
這也可以算得上是「快速的漸進式改革」了。不過我更關心他們的具體操作方式。比方說，怎樣填票，怎樣投票，怎樣計票，等等。不能小看這些細節。對於基層民主建設來說，細節往往決定成敗。
廖仁松告訴我，填票是每人一個小桌，完全隔開，獨立思考。剛開始的時候，為了保證獨立填票，我們的測評是分批進行的。後來，我們利用雙休日，借學校的操場和課桌，就可以上千人同時進行。投票和選舉一樣，有投票箱。計票用微機。我們在微機上做了軟件，培訓了一批素質好的工作骨幹，用微機去計票，全過程在紀檢部門和媒體的監督下操作，組織部門不參加。
我問，當場公佈結果嗎？
廖仁松說，當場公佈。
我又問，做排行榜嗎？
廖仁松說，那倒沒有。
我看過他們2005年的測評結果。17個領導幹部，11項測評內容，每個人每個項目都有差票。一把手李仲彬，工作能力差票12張，政策水平差票17張，精神狀態差票3張，群眾觀念差票10張，調查研究差票23張，碰硬精神差票4張，辦事效率差票8張，作風民主差票72張，以身作則差票8張，清正廉潔差票7張，工作實績差票6張。差票最多的一位，工作能力差票50張，政策水平差票37張，精神狀態差票33張，群眾觀念差票66張，調查研究差票45張，碰硬精神差票51張，辦事效率差票46張，作風民主差票44張，以身作則差票55張，清正廉潔差票62張，工作實績差票36張。作風民主這一項，差票名列榜首的是李仲彬。李仲彬這個人，工作作風是有些問題，我的評價是「民主思想，集權作風」。看來群眾的眼睛確實是雪亮的。
這就奇怪了。上千人來給17位區級領導打分，他們都了解情況嗎？
廖仁松說，第一次的時候，確實很多人不太了解，所以棄權票就多。後來大家習慣了民主測評，平時就比較關心注意了。何況每次測評前，每個領導都要到電視台的演播廳去述職，現場直播，提前通知廣大群眾和領導幹部收看。另外報紙也要把區級領導幹部的述職報告全部登出來。新都區的報紙是機關的內部刊物，是贈閱的。我們就加大批量印刷，發到所有的鄉鎮、社區、單位，大家都來看。提前一個星期登，讓大家認真去思考。這樣，請你來測評的時候，你就會給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了。所以第三次的棄權票就比前兩次少得多。測評完了就通報，然後就上電視剖析。這種方式，所有的區級領導都已經接受了。
我問，黨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也都習慣了？
廖仁松說，都習慣了。
我又問，不能到會的群眾呢？
廖仁松說，他們會委託黨代表、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表達他們的意願，有的還會找上門去反映情況。大家的認同程度、接受程度、積極性都越來越高。
我說，你們可以推而廣之了。
廖仁松說，正是這樣。於是我們就擴大了範圍，單位、鄉鎮、村，都如法辦理。區級領導幹部的民主測評是在七八月份進行，鄉鎮的是在年底。鄉鎮這一級就更好搞了，因為本來就是我們的管理對象。區級領導幹部民主測評的結果只能供上級組織部門參考，鄉鎮幹部民主測評的結果就要兌現。有一個鎮的副鎮長，差票超過了三分之一……
我說且慢，什麼叫做差票超過三分之一？你們不是有11個項目嗎？是每個項目的差票都超過三分之一，還是平均？
廖仁松說，鄉鎮幹部的民主測評多一項，綜合評價。如果這一項差票超過三分之一，就要處理。於是我們就給這個副鎮長做工作，要不你辭職，要不停職，總之測評結果要運用。當時他就主動辭職了。
我說，動真格了。
廖仁松說，老百姓也這樣認為，覺得我們是動了真格，不是來「呵」（哄騙）他們的，在領導幹部當中震撼也比較強。仲彬書記就講，上一次你在電視上給老百姓講的是那個缺點，下一次你還是那個缺點，你就不能交賬了。不能給老百姓交賬，你肯定不行了。另外你給老百姓不能說大話，不能說套話，只能說老百姓關心的事件，老百姓身邊的事情。如果你說了大話、套話，老百姓說你是個嘴殼子。你講的話不落實，不關心老百姓，老百姓就不承認你。老百姓不滿意，不擁護，不支持，你就干不下去。以前，我們都是對上負責的，現在也要對下負責了。當然，對上負責、對下負責是一致的，因為黨就要求你對下負責。
這當然很對。不過民主測評也好，差票超過三分之一就要下課也好，都只是事後監督。那麼事前呢？事前豈非更應加強監督，小心謹慎，以防用人失察？要知道，一個領導幹部不稱職，人民群眾不滿意，雖然可以用民主測評的方式請他「另謀高就」，但畢竟是「亡羊補牢」。耽誤的時間，耽誤的工作，可是補不回來了。實際上，對於幹部的管理來說，任用遠比考核重要。在這個問題上，新都區又有什麼創造性的作為？
這就必須弄清楚另外兩件事：全委票決和公推直選。
四、鳳凰涅槃
麻渝生侃侃而談：
我們在新時期的歷史使命就是放棄自己的部門利益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委接待室。
新都區委常委、組織部長麻渝生讓我想起了兩句詩：「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這位基層幹部穩重沉着，毫不張揚，說話不多但很有分量。麻渝生說，他是3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又長期從事組織、紀檢工作，深受黨的教育和培養，也一直在思考很多問題，比方說，我們黨將走向何方，如何防止東歐、蘇聯那樣的巨變，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說這也許不該是他考慮的……
我說哪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麻渝生說，當然我們可能是杞人憂天了。我還思考：組織部門的歷史使命是什麼？如果說改革就是一場革命，那麼首先應該革誰的命？我是把這些問題都想清楚了，才和仲彬書記一起來推進新都基層民主建設的。
這就太好了！不過新都區基層民主建設的總體情況，我已經和李仲彬談過了，現在很想聽麻渝生專門談談全委票決的事情。
麻渝生說，全委會票決這個事，是不能就事論事的。如果單講票決，就講不到位。實際上它是整個基層政治體制改革當中的一環。這個過程從2001年李仲彬同志提出「陽光政府」理念以後，就起步了。到2003年，仲彬書記提出了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一系列想法，我們組織部就按照這種想法來操作，來貫徹執行。最初是在學校公選校長。它不是現在公選校長的一般意義，也不是後來我們直選校長的模式，實際上是公開選拔和直接選舉兩種模式結合在一起的雛形。後來又推進到直選校長和公推直選書記。這樣一路實驗下來，到2003年12月7日，就公推直選了第一個鎮黨委書記——木蘭鎮黨委書記；2004年上半年，又在三十幾個行政村試點的基礎上，對299個村的黨支部書記進行了差額直選。隨後我們分四批，到今年3月為止，11個鎮的黨委書記全部實行公推直選。鄉鎮這一塊幹部的任用，已經是全新的模式了。
我問，是不是到了這個時候，機關、部門幹部的任用就成了問題？
麻渝生說，是。按照過去常規的幹部任用方式，有許多現實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一個最為突出的問題是跑官要官，眼睛向上，跑「部」前「晉」。這個問題不解決，後患無窮。正好當時也遇到了一個難題。2003年上半年，市上給了我們3個助理巡視員的名額。按照常規的做法，是組織部先提出方案，通過考察，提出建議，上會通過以後，就可以上報。但當時的情況，是只有3個名額，卻有14人符合條件，你說報誰，又不報誰？讓我們組織部來判斷，確實很難。仲彬同志也剛當書記，他就決定在全委會上票決。根據我的觀察，仲彬同志是想通過這件事情，來推進接下來要實施的一系列改革。其實幹部的任用，中央和中組部是有規定的，應該在常委會上票決，縣以上的主官要全委會票決，全委會閉會期間，需要徵求委員的意見。像我們這樣，既是全委票決，又是差額票決，票決的還是助理巡視員的上報人選，這樣的事情，中央沒有具體規定，也沒有人這麼做過，我們算是第一個吃了螃蟹。
我說，但是你們卻做了一件具有開創意義的事情。
麻渝生說，這個確實具有很重要的意義。從這以後，我們逐步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換屆後任命的20個局長，我們都進行了票決。接下來我們取消了書記辦公會，常委會也只是討論議題，由全委會來討論和決定全區的重大事項。我們的幹部任用也都在全委會上進行票決了。
這就又邁出了一大步。因此我急於知道他們的具體做法。
麻渝生卻胸有成竹，他不緊不慢地告訴我，在幹部的任用上，有兩個問題是很敏感的，也是很關鍵的：一是誰提人選，也叫「初始提名權」；二是怎麼票決，也就是表決程序如何設計。
話音剛落，我立即意識到問題的重要性。因為麻渝生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涉及提名權，第二個涉及表決權，但都涉及程序的公正性問題。對於法治社會而言，程序公正是比實質正義更重要的東西。沒有程序公正，就沒有實質正義。如果程序做了手腳，有了貓膩，實質正義最終就會是一句空話。看來這位麻部長非同一般。他雖然說話不多，語氣平和，神態安閑，卻字字句句點到了穴位。
麻渝生並不知道我在想什麼，他繼續往下說。麻渝生告訴我，按照通常的做法，在基層來講，區縣這一級是組織部有什麼想法，或者分管的副書記有什麼想法，再聽聽其他領導的想法，根據這些想法商量一個方案，提出最後人選。也就是說，初始人選的提名權，按照規定應該是在組織部。但是在實際運作當中，並不完全是組織部說了算，起碼要一把手同意，這個初始提名才能提出來，才能到單位去推薦，才能進行後面的程序。正因為初始提名權很關鍵，所以我們很多幹部被提拔以後，出了問題。問題出在什麼地方？不出在考察這個程序，而是出在初始提名的這個環節。這一塊出了問題后，後面的程序再怎麼正規，程序再怎麼完善，都有問題。因為一個地方的書記說了話，組織部是很難改變的，除非是特別不行的，明顯有問題的。但是有些人選在能力方面還不太適應這個工作崗位，感覺不是很好的，這樣的初始提名就不好辦了。
我馬上明白了。他們的改革，一定是從初始提名權入手。
果然，麻渝生告訴我，在李仲彬的倡導下，他們就把初始提名權的問題提出來了。麻渝生說，我們改革初始提名有個過程。最初是讓全委會來推薦。持續了一段時間，感覺還有問題，還有不完善的地方，就進一步改進。
我問，現在的做法是什麼呢？
麻渝生說，先把空缺的職位通過文件、報紙、電視等形式向全區公示，符合條件的就來報名。報名有一個截止日期，而且規定報名者至少要有四人。
我問，如果不足四人呢？
麻渝生說，就取消這個職位的選拔，過一段時間再說。比如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職，現在就是空缺的，因為當時只有兩個人報名。
我又問，不耽誤工作嗎？
麻渝生說，每個單位都有副職。職位空缺的時候，由副職主持工作。
我再問，如果報名的有四個或四個以上呢？
麻渝生說，先由我們的考評小組對報名者進行資格審查，接着演講，再由考評小組打分，然後前三名進入考察、推薦等程序。
我打住麻渝生，且慢！你剛才說，報名的人，要有四個或四個以上才進行考評，但進入考察、推薦、票決程序的卻只有前三名。也就是說，考評小組至少要淘汰一個人，是不是？
麻渝生說，是。
我說，那麼考評小組也是一個關鍵或者關口了。如果這裏面有貓膩，同樣導致腐敗。請問考評小組由哪些人組成，他們又如何進行考評？
麻渝生笑了一下說，考評組由七人組成。管黨副書記，組織部長，政府一個副區長，人大一個副主任，政協一個副主席，民主黨派一人，還有就是職位空缺單位的中層幹部一個，這樣組成一個考評組。
我問，人員是固定的嗎？
麻渝生說，管黨副書記和組織部長是常任，其他人隨機。
我說，哦，兩個「常任理事」，五個「非常任理事」。
我又問，考評方式呢？
麻渝生說，參選人面對考評組成員演講，考評組成員對參選人的演講進行打分。演講的內容包括：他為什麼要去擔任這個職務，怎麼去當？他的思路是什麼？他當了以後怎麼干？做什麼事情？通過這樣的形式來考察這個幹部對這項工作的理解、思路、規劃和施政方略。我們考評組經過思考，給他打一個分。
我問，考評組成員每個人都打一個分數嗎？
麻渝生說，每個人都打。
我又問，當場打嗎？
麻渝生說，當場打。
我再問，分數公佈嗎？
麻渝生說，馬上現場公佈，直接告訴他是多少分。
我又問，是公佈所有的分數呢，還是公佈平均分？
麻渝生說，平均分。但為了公平起見，去掉一個最高分，去掉一個最低分。最高分和最低分為什麼要去掉呢？就是為了避免帶有個人色彩，特別對他好或者是特別對他不好。這個平均分數就真實地反映對這個人的真實評價。
我問，然後呢？
麻渝生說，然後就把前三名又拿到他工作的原單位搞民主推薦。按照省委的要求，民主推薦必須超過50%。只有超過50%，才能進行下一步的程序。然後按照幹部任用的條件進行考察和測評。這些程序結束后，我們組織部開會，有的地方叫部務會，我們叫辦公會，再徵求紀委的意見。紀委沒有意見，就上全委會票決，從三個裏面決出一個來，條件是票數必須過半。
我問，能決出來嗎？
麻渝生說，一般來講，應該能夠決出來。比如我們選拔規劃局長，三人上會，其中一人一次過半，就定下來了。但也有意外。選拔民宗局長（民族宗教事務局局長），也是三人上會，27位委員投票，結果是每人各得9張。原來我們的設想，是萬一誰都不過半，就在前兩名當中再票決一次。但是這回不行，都是9票。沒有前兩名，這樣誰都沒有當成。
我笑，你們這不是自找麻煩嗎？
麻渝生也笑。他說，麻煩是麻煩一點，但是很必要。因為只有通過這樣的程序設計，才能解決幹部任用中很多敏感的問題，防止容易出現的弊病，比方說個人說了算，或者說少數說了算。我們有個規定，叫「凡提必差」，也就是但凡提拔，必須差額，當時我們叫三差額：差額推薦、差額考察、差額票決。後來又形成了一系列的程序，即公開職位，自願報名，資格審查，演講考評，民主推薦，組織考察，徵求意見，上會票決。鄉鎮幹部可以公推直選，機關這塊不行，就用這一整套程序來體現公開、公平、公正，防患於未然。說得形象一點，過去是「伯樂相馬」，現在是「疆場賽馬」，起碼在這一小塊地方能夠賽出好馬。
我說，但這對你們組織部來說，似乎沒什麼好處。事情變多了，權力變小了，可以說是「車子越坐越大，房子越住越小」，你們為什麼還要做？
麻渝生告訴我，他的想法是，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也好，幹部人事制度改革也好，說穿了就是一場革命。革命革命，總是要革一部分人的命。戰爭年代我們革反動派的命，改革時期我們革自己的命。我們共產黨人，就是有這個勇氣，有這個胸懷，有這個膽量，來順應歷史潮流，順應民心民意。當然，革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不管是革誰的命都很痛苦，但我們的態度是樂觀的、積極的。因為組織部本身是黨委的一個部門，它的使命就是要建設好我們這個黨，而不是保留組織賦予的權力。實際上，某些人強調保密，他們要保的，並不是黨的秘密，而是自己的權力。但是，這個權力並不是組織部門自身所有的，而是黨組織根據工作的需要賦予我們的。隨着我們國家的各個方面的進步，每一個部門的職能也應該有所變化，這種變化就影響了權力的分配。組織部門不能因為有了變化，就固守我們這種權力，把實質意義上的黨的建設放於一邊。這不是組織部所應有的使命。我們在新時期的歷史使命就是放棄自己的部門利益，來加強我們黨的建設，選好我們的幹部，管好我們的組織。所以我們在一定的場合講，我們新都區組織部的職能已經轉換，就是組織黨員選舉幹部，簡稱「組織部」。這就回到組織部的本來意義上了。這樣，我們組織部的視野就會更加擴大，就能更有力地推進黨內民主。因為黨內的民主，首先體現在幹部任用上。沒有用人的民主，其他民主都將失去基礎，淪為空談。
這就說得再透徹不過了，而且堪稱鳳凰涅槃。我不禁對麻渝生，對新都區的領導幹部們肅然起敬。我已經沒有什麼可問的了，但我還想聽聽其他一些當事人的說法，尤其是那些在公推直選中首當其衝的基層幹部的真實體會。
五、風口浪尖
張雄全記憶猶新：
我是寫好了辭職報告才走進風暴中心的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馬家鎮黨委辦公室。
大約是長期在基層工作的原因，馬家鎮黨委書記張雄全看上去比他的實際年齡要大，而且一臉的滄桑。這就讓我這種懷有偏見的人感到放心。張雄全告訴我，他們鎮的公推直選，是在去年10月29號。去年10月10號左右，區委開全委會，確定馬家、軍屯、龍橋三鎮作為第二批試點。張雄全當時只聽說過有這個事兒，沒想到第二批就有他們鎮，非常突然。所以他隔了三天才去報名，填表交照片。報名之後給了三天時間實地調研和考察，他在馬家鎮已經工作四年，就用不着了，其他人要搞。下來就準備演講稿。
我問，還有其他人報名嗎？
張雄全說，有，一共七個，馬家鎮三個，鎮長、副書記、我，另外還有新民鎮的鎮長，竹友鎮的管黨書記，青流鎮的管黨書記，農機局一位副局長。
我又問，什麼時候公開推薦呢？
張雄全說，半個月以後。參加公開推薦大會的有區領導，全鎮機關幹部，村裏的書記和主任，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員代表，群眾代表，企業的領導，230多人。他們決定我們誰有資格成為候選人。
我說，哦，230位「推委會委員」。
張雄全接着說，開會時，領導先簡短講話。然後抽籤，抽演講的順序。
我問，你抽到幾號？
張雄全說，一號。我們幾人站成一排挨着抽，我在中間，結果是一號。
我說好啊，NO.1。接下來呢？
張雄全說，演講。規定的時間是15分鐘，我大概超了一分鐘。我多了個內容，就是在馬家鎮四年的工作情況。最後結果，230人推薦，我得了200票。
我說不錯嘛，高票入圍，你成候選人了。什麼時候選舉？
張雄全說，大概隔了好幾天，10月29號，決定直選。當天參選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我，一個是鎮長。投票的是馬家鎮的全體黨員。一共666人。
我開玩笑說，哈,六六大順!
張雄全說，當時也要演講，我又抽到一號。演講完了就投票。第一輪投下來，都不過半，我比鎮長可能還少兩票。
我問，都不過半，就不能當選吧？
張雄全說，是。
我問，那怎麼辦呢？
張雄全說，領導就開會，決定立即再選。
我又問，選第二次？
張雄全說，是，又發選票。
我再問，結果呢？
張雄全說，我們兩個又都不過半，而且票數完全一樣。
這可真有戲劇性！不知這事又如何了結。
張雄全說，當天再選是不可能了。一是再選也未必有結果，二是選票也沒有了，三是一些老同志和有事的人沒法堅持。領導就徵求參會黨員意見，是不是擇日再選，大家都同意。
我問，那你們兩個怎麼辦呢？吊起？
張雄全說，我當時心情很矛盾。我真的沒有想到會是這麼個結果。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還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為什麼呢？因為畢竟我在馬家鎮還是做成了那麼多的事情。但是說良心話，力度不夠，投入不夠，研究不夠，群眾對我的了解也不夠。老百姓是很實際的，他們是「眼見為實」。所以要把實事干在他們身邊，關心他們的重點難點問題，這是一個教訓。但我確實是第一次遇到這種局面，想不通，也很難過。我當時，唉，我當時，真的很難過。面對那麼多黨員，那麼多幹部，那麼多群眾，整成這個樣子，你說我今後咋個開展工作？
我說是啊，無顏見江東父老。
張雄全說，再說也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如果下回又是兩個人票數扯平，又是都選不上，咋整？所以當時我就跟領導說，要不把我調走算了。領導說：你看我現在咋辦？我也不可能踢一個下來。競爭競爭，沒有對手怎麼競爭？不行。不管結果如何，你張某人現在繼續在馬家鎮當黨委書記，年底拿試捲來看！
我問，你服從了？
張雄全說，不服從不行。再說我也不服輸。我想我就是輸，也要輸得光明正大。哪怕二天（下回）我選不起（不能當選），現在的事我也要做好。
我說，你們兩個又各就各位，一個回去當書記，一個回去當鎮長了？
張雄全說，是。
我又問，那你們兩個同一棟樓辦公，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怎麼相處？難道沒有一點尷尬嗎？
張雄全說，要說一點沒有，也不真實，但應該說還是處得很好。開始我心裏確實難過，但表面上是穩起（穩穩噹噹）的。我想，我是一把手，是黨委書記，不能趴下。要是自己先趴下了，還怎麼做事，怎麼做人，怎麼帶隊伍？就是牙齒咬碎了也要穩起，要踏實做事，明白做人。我和鎮長還是在一起上班，該怎麼還是怎麼。我明確給大家說，今天下來了。沒下之前和鎮長是競爭對手，下來了還是要好好在一起工作。我們不會說我們是對手，我就要讓你消失這樣的話。那兩個月不管怎麼說，我們的班子還是比較穩定的，工作效率還是比較高的。
我問，後來呢？
張雄全說，後來我主動要求再選。這樣吊起，總歸不是個事。
我又問，什麼時候再選的呢？
張雄全說，今年1月9號，還是老規矩，抽籤，演講，投票。我又抽到一號。我就想，我怎麼回回都抽到一號，三盤都是棒棒（一號）？上次「標」（丟）過一盤，這次不得「標」了。但是台上說的話要算數，承諾要兌現，壓力還是很大的。演講了8分鐘，再投票。
我問，投票的時候，你在幹什麼？
張雄全說，我在旁邊抽煙。
我又問，這回結果如何？
張雄全說，當時來了620多人，我得票超過了三分之二。
我說，這回你是勝出了，但你想到過失敗沒有？你並沒有十足的把握對不對？而且你和鎮長不同。鎮長競職書記，落選並不丟人，你可是在位書記啊！
張雄全說，實在地講，我的壓力很大，雙重甚至三重壓力。我當時就是在風暴中心，而且沒有退路。當時我想，要是真的選掉了，不怪上面也不怪下面，只怪自己確實不行，沒本事或者沒把事情做好。那就該走掉，讓其他同事來干。既然是競職，有成功有失敗很正常。當然沒面子，哪個都不願意。
我問，現在呢？沒壓力了吧？
張雄全說：壓力更大了。馬家鎮工作做得好和壞，不是我張某人一個人的事，是我們整個班子的事情。我跟班子裏的人說，你們現在有個錯覺，這個黨委書記權力大。我說不是權力大，是責任大。我今天請你進班子，你覺得有信心有能力，你就進來。如果工作中出現問題，兩年之後讓你下課。我四十一二了，做不出來成績，不是我個人下，是我們整個班子解散。下一個新書記來，看得起你就用你，看不起你就不用你。仲彬書記說過，老百姓把你選得上去，就把你選得下來。我們只能好好乾，沒得退路。
我又問，怎麼沒有退路呢？
張雄全說，我們新都區的鄉鎮黨委書記都是公推直選的。你不可能這裏幹得不好，換到其他地方當黨委書記，也不能幹兩年換個地方。再說老百姓也看起（看着）的。比如工程招標，就沒得哪個敢拉半點關係。要是你走關係，你做事不公道，想點歪心，他們一下就知道了，而且要廣泛宣傳。好事不覺得，壞事都曉得，那你的鈎鈎（贊成票）就可能變成叉叉（反對票）。
我說，據我所知，市委規定，公推直選的黨委書記沒有特殊情況，原則上要把任期做滿。下一次選舉要在五年以後，那這還有什麼關係？
張雄全說，還有一年一次的民主測評。
我問，你們搞了嗎？
張雄全說，8月5號搞的，設了三欄——滿意、基本滿意、不滿意。那天我先報告工作。按照區委的五條規定，說了16分鐘，都是做過的，實在的事情，農村人一聽就明白。前三天，我把報告打印出來發給所有要參加測評的人，說了之後就提問。那天提問題比較激烈，都很真實，是事先不能準備的。我只得認真回答，幹部群眾都比較理解。那天我的滿意票85%，基本滿意15%，沒有一張不滿意票。這說明群眾認可了我們。
我說，那你可以鬆一口氣了。
張雄全說，松不了。我是把辭職報告打印好了放在身邊，然後才走進風暴中心，走向工作崗位的。我隨時接受考驗，隨時準備離開。
我不想再問了。我覺得自己已經感同身受。不容易，不容易啊！這些基層幹部，鄉鎮幹部，職位很低，級別不高，但負擔不輕，責任不小。現在，為了基層民主建設，他們又自願或者半自願地走向了第一線，用自己微弱的身軀扛起共和國長治久安的基石。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我們民族的英雄。
但是，我更惦記着另一些基層幹部，即那些在公推直選中落選的人。沒有他們，這一項改革也不可能成功，甚至更不可能成功。因此，如果說敢於參加公推直選的是英雄，那麼，其中的落選者就更是英雄。如果這些落選者還是女幹部，那就要算是「巾幗英雄」了。
六、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
楊金華坦然應對：
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門口了，怎麼能退縮
2005年8月18日，新都區流花賓館。
馮珂和楊金華，正是兩位落選的「巾幗英雄」。現任新都區政務中心副主任的馮珂一共參加了兩次競職，一次是在軍屯鎮，一次是在新繁鎮，都是競職黨委書記。之前她是新都鎮的副鎮長，當了3年多。其實她當副鎮長也是通過公選的。所以馮珂自稱她是受益者，對改革滿腔熱情。馮珂說，2001年公選的時候，她當時也很猶豫，覺得公選第一次嘛，會不會是作秀啊，會不會有假啊，會不會要憑關係啊！結果呢，就是通過那次公選當了副鎮長。
我說，所以軍屯鎮公推直選的時候，你就積極報名了？
馮珂說，是的。當時一共有五個人參加。有他們的書記、鎮長，然後還有一個副鎮長，我和另外一個是其他鄉鎮去的，那個也是副鎮長。當時是205個人進行公推，我得了22票。外鎮人嘛，應該算比較可以的了。今年一月份新繁鎮搞公推直選，我又報名參加了。這一次呢，有他們新繁鎮的書記、鎮長、兩個副鎮長，然後也是我和外鎮的另外一個人，總共6個。參加公開推薦大會的是390人。公推結果，第一名是現任書記，可能有300票；第二名是他們的鎮長，大概是168票。我得了103票，就居第三名了，還是沒有入圍。
我問，為什麼？
馮珂說，因為只取兩名。最後直接選舉，還是書記當選了。
我又問，遺憾嗎？
馮珂說，也遺憾也欣慰，總歸從22票達到了103票。
我說，步步高升啊！
馮珂說，更重要的是得到了鍛煉，得到了提高。過後很多朋友也好，領導也好，都開玩笑說，知名度提高了吧？其實我覺得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過程，這些措施，還有我們整個新都區的氛圍。公推直選那一段時間，街頭巷尾也好，看電視的也好，一出去聽到的就是大家都在議論這件事，都在討論這件事，也都在評論這件事。所以我感覺，公推直選不僅把我們年輕幹部都調動起來，也把我們廣大老百姓參政議政、關心政事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直接的參與者就更不用說了。「選手」（競職者）也好，「選民」（選舉人）也好，心理素質和整體素質都在不斷提高。比如參加公推的代表，參加投票的黨員，他們在評選、推選這個候選人的時候，他們的眼光也好，心理也好，都在不斷完善了。所以從我內心來說，我是非常擁護這種制度的，也是用我的行動來擁護這種制度的。
這話說得好。其實我在訪問之前，也是有些顧慮的，害怕一不小心揭了人家的傷疤。但有馮珂這碗「酒」墊底，我就敢直面楊金華了。
現任新都區團委書記的楊金華，就是在馬家鎮和張雄全「打擂台」，兩次不分勝負，又最後落選的那一位。楊金華也參加了兩次公推直選。第一次是在木蘭鎮，當時她是團區委副書記，公推排在第三名。第二次是在馬家鎮，當時她已經在馬家鎮當了七個月的鎮長。所以楊金華說她是新都區公推直選的參與者、實踐者和見證人，感受非常深刻。
於是我就問，你都有些什麼感受呢？
楊金華說，木蘭鎮公推直選的消息，我是第二天才知道的。我在食堂吃早飯的時候，別人都在議論，說新都搞公推直選了，木蘭鎮黨委書記的職位要拿出來，不像以前那樣指定，或者是書記走了，鎮長填充。當時我就有一點點躍躍欲試的想法。平時在團區委，扮演的更多的是組織者的角色，都是組織青年團員來唱來跳，這次是區委搭建了一個舞台，讓我們上台表演，對我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共青團幹部是有政治敏銳性的。公推直選的出現，我感覺是歷史的開創，一種創新，所以當時就有很強烈的願望報名參加。當時沒有什麼功利心，只是想去參加一下，試一試。因為我們不可能什麼都等著領導來安排。人的一生，機會並不是很多，目前的這個機會應該好好地抓住。
我問，你覺得你抓住了機會嗎？
楊金華說，我覺得抓住了。因為在這次公推大會上，我把自己最好的風采展示了出來，同時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之所以能夠到馬家鎮去工作，我覺得應該來源於我在木蘭鎮公推直選的表現，我的感受和判斷絕對是正確的。
我笑問，那麼你參加馬家鎮的公推直選，感受和判斷正確嗎？
楊金華笑答，其實我當時的心態很微妙。第一，木蘭鎮的平台已經達到了我的目的，這次競職應該說已經沒有必要了。第二，我到馬家鎮的工作經歷很短，還在學習和鍛煉的過程當中，參加競職，自己的分量還是很輕。第三，現任黨委書記張雄全，本人很實在，實幹精神也非常強，群眾的認可度也很高，我去競爭的希望比較渺茫。再說我到馬家鎮來，方方面面與他的合作也很愉快。如果他不參與我就會義無反顧，他要參與我就到別的地方去參加。權衡利弊后，我當時就穩起沒動。
我問，後來怎麼又挺身而出了呢？
楊金華說，後來別人說，民主的推進是一個一個層次的，由一個點到另一個點，是星火燎原。不是說你非得要去當這個黨委書記，而是給自己積累一些競職的經驗，以便不斷適應這種競爭。再說了，如果作為一個鎮長，都不敢面對當地老百姓的選擇，還跑到其他地方去競職，老百姓會認為你連這點底氣都沒有，自己就會覺得自己不行。起碼也應該讓老百姓認識一下鎮長是什麼樣子嘛！民主都跑到自己的家門口了，怎麼能退縮？何況我作為一個年輕幹部，也是因為公推直選才走到現在的工作崗位上的，我更沒有理由退縮。
我又問，但是你想到了可能出現的結果沒有？
楊金華說，沒有。正式選舉出現那種意外結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但是我想張書記受到的震動肯定比我大。當時選舉結果遲遲沒出來，現場都很着急。按理說應該沒啥懸念。一個是老書記，工作經驗很豐富；一個是新鎮長，領導經驗也不是很突出。如果放在一起居然沒有任何懸殊的差別，我覺得是無法想像的。結果領導上台公佈選票，說這次大家都沒過半，還要重新投票，下面就有點嘩然，弄不清楚都不過半是個什麼概念。我當時的第一個反應，是不是群眾中很多人棄權？很多人棄權才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時這樣一個簡單的念頭就閃出來了。後來第二次選舉，領導又上台宣佈票決結果，投下來票數居然一模一樣……
我問，當時你怎麼想？
楊金華說，當時我腦袋裏面一片空白，就覺得咋會是這樣的呢？我就覺得我好對不住我們的書記！如果當天這個事情結束了，我們就好安安心心去工作，去合作，沒想到會這麼一波三折。
我說，擇日再選的結果就更沒有想到吧？
楊金華說，完全沒有想到。張書記以高票當選，和前兩次那種票數很接近的結果差異非常大。當時我就有種跌入谷底的感覺。
這種感覺很真實，也很讓人同情，但我還是開了個玩笑。因為楊金華長得很漂亮，有點像林黛玉，當然比林黛玉健康。聽她說「跌入谷底」，我就忍不住幽了她一默：哈，天上掉下個林妹妹！
楊金華卻是輕輕地搖了搖頭，又笑了笑說，其實我很知足了，至少前兩次的選舉證明，我到馬家鎮這七個月的表現還是合格的。第三次選舉差異這麼大，可能是我基層工作的經驗還是太少了。另一個呢，老百姓通過一段時間的觀察，發現我們張書記確確實實還是一個在為他們干實事的書記。儘管我落選了，我還是很認可他。既然是差額選舉，就不可能兩個都當選。但我覺得我還是成功的，只不過成功的意義不一樣。我覺得唯一的遺憾，是還沒有人把現任黨委書記選掉。在基層民主建設的過程中，這個頭總是要開的。如果當時我上了，也許就創造了歷史。但是反過來想，我也可能成了另一種歷史，就是當選后又被群眾罷免的歷史。兩種歷史都有可能，現在想來我還是很慶幸的。
我問，這事就這麼定下來了？
楊金華說，1月9日宣佈后，他就當選了，我還在當鎮長。我是3月底才回到區里的。應該說心理還是有微妙的變化。公推直選既有競爭的成分，也有感情的因素在，我開始站在另外一個角度去看問題了。我去看張書記，他變得更加勤奮，為民辦事的決心，發展的想法，都比以前有勁了。我為他有這種變化感到非常高興，一種欣喜，別人感覺不到的。我覺得我達到了我的目的。因為我是馬家鎮人，我也希望把馬家鎮建設好。
我追問，也就是說，你們的關係還是一如既往？
楊金華實話實說，承認還是有一種微妙的變化。她說，這種變化淡淡的，說不出來，讓我用語言來形容也形容不出。但是總體感受，變化重點是在工作上。因為公推直選有一個後續程序，就是所有的領導班子要實行重新組合，由書記來提名。我有一種擔心，擔心會不會因為我給他造成了威脅，他就不提名我了。他呢，也許根本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但反過來說，如果是我，就不一定提名他。為什麼呢？因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展思路，不同的發展思路在一起是有矛盾和衝突的，這並不利於發展。從這個角度我又挺理解他的。我想他心裏很矛盾。不提名我吧，外界會說他沒得心胸；提名我呢，畢竟我們在競選當中體現了不同的思路。他肯定也會擔心，最後這麼懸殊的當選，會不會在我心裏造成一種不好的影響，會不會對今後的工作不利？他肯定比較為難吧！
我問，實際情況怎麼樣呢？
楊金華說，他還沒有提方案，我就調走了。
我默然，然後向楊金華道謝。其實我還應該向新都區所有設計、領導和參加公推直選的人道謝。因為就我所掌握的情況而言，他們至少在一定範圍內顛覆了一個傳統，一個很不好的傳統──成者王侯敗者寇。
七、瓜熟蒂落
唐川平穩操勝券：
任何制度都是在實踐中產生和完善的
2005年8月25日，成都市委接待室。
1957年出生的成都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唐川平英俊瀟灑，朝氣蓬勃。和他拉起家常，發現彼此的經歷不乏相似之處。我們都當過知青，也都跳過「農門」。有着研究生學歷的唐川平原本是學工程技術的，1977年考入西北工業大學，是新時期第一批大學生（77級）；我則在1978年考入武漢大學，是新時期第一批研究生（78級）。也就是說，我們都是在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時間走進大學的，這使我們之間有一種親切感。
不過親切歸親切，工作歸工作。說起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唐川平和市委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而且言簡意賅，乾淨利落。這和他組織部長的身份不無關係，也和他「高級經濟師」的職稱十分相符。唐川平說，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表面上看，只是一個鄉鎮一把手的任用問題，其實，這一個問題裏面就包含了三個方面：鄉鎮一把手應該是怎麼樣的，應該怎樣產生，產生以後又如何管理。
我說，哦，何為領導，怎樣產生，如何管理。你的意思是說，你們在這三個方面都有考慮，都有改革，都有創新？
唐川平說，對。不過首先要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也就是說，作為鄉鎮一級組織的一把手，鄉鎮黨委書記應該是一個怎麼樣的人？我們有兩點想法：第一，應該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第二，他來當這個書記以後，能夠帶領大家去發展，去致富。一個是願意給老百姓做事，一個是能夠給老百姓做事，這就是我們心目中理想的鄉鎮黨委書記。
我說，我注意到，你們的試行辦法，對參選人資格的界定，標準並不高。比如，黨齡只要兩年，工齡只要三年，擔任副職的工作經歷也只要兩年，文化程度則只要大專以上，等等。這些規定，是不是出於以上考慮？
唐川平說，我們是想把門檻設低一點。當然也不能說是很低，中央委員也只要五年以上的黨齡嘛！鄉鎮黨委書記，黨齡兩年以上，門檻不能算低了。但我們確實是想把面放寬一點。黨齡越長，工作年限越長，入圍的人就越少。其實在農村要實事求是。現在農村的人才，應該說相對而言，數量還不太多，質量也受到限制，標準太高是很難選的。關鍵是要能夠帶動農民致富。只要能帶動農民致富，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其他方面不必太講究。
我說，這倒是實事求是。不過你們對這些幹部任職以後的要求卻不低。你們規定，公推直選鄉鎮黨委書記，應確定任期目標。而且，任期目標又由「任期工作目標」和「任期承諾目標」組成，這會不會很難？還有，我們也不太明白，這個「任期工作目標」和「任期承諾目標」有什麼關係和區別？
唐川平說，任期工作目標，就是區（市）縣委對那個鄉鎮下達的工作目標任務；任期承諾目標，就是在他競職時對老百姓表的態，或者說許的願。對老百姓的承諾是應該完成的。但是一個鄉一個鎮一個黨委書記，不是說兌現了對老百姓的承諾，就可以把地方搞好的。老百姓關心的，更多的是直接關係到他們自身利益的東西，上級黨委卻還有更長遠更宏觀的考慮。那麼對於上級來說，還得對他有個目標考核。
我說，又要對上負責，又要對下負責，這不是太難為人家了？
唐川平說，所以要研究，要探索，要試驗。實際上我們現在搞公推直選，搞基層民主建設，就是要解決如何實現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相結合的問題，讓我們基層幹部的任用人選和所作所為，既合黨心，又順民意。
我說，不知你們有什麼錦囊妙計？
唐川平說，也沒什麼特別高明的辦法，只不過改革了選舉的方式。我們以前也選書記啊，鄉鎮黨委書記也是選出來的啊！但那是間接選舉，由黨員代表大會來選，候選人則是上級黨委指定的。那麼，為什麼要改成現在這樣，改成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直選前還要公開推薦？就是為了有更多的老百姓來認可，而不是簡單地只是上面認可、代表認可。如果可能的話，多數人認可總比只有少數人認可好。實際上，選張三，選李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群眾的認可。縱觀人類歷史，無論哪種制度，哪個政權，哪個人執政，要想長治久安，立於不敗之地，都要人民認可。中國共產黨也一樣。不能說中國共產黨想執政就執政，中國共產黨執政，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根本就是人民的選擇。
我說，你這是說到根本上了。不過，人民認可，並不等於直接選舉。或者說，人民認可，並不一定要採取直接選舉的方式。但我同意，在鄉鎮一級，直接選舉確實比間接選舉更能體現人民群眾的認可。至少，這種認可更加直截了當，一般群眾會覺得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着。但這也只是解決了一個對下負責的問題，如何能體現對上負責呢？
唐川平說，我們還有一條原則，一項規定，一個委員會。一條原則就是「黨管幹部原則」，一項規定就是「選舉結果應報區（市）縣委批准」，一個委員會就是「選舉監督委員會」。選舉監督委員會成員有區（市）縣委領導、紀檢委負責人、組織部負責人，還有選舉鄉鎮的黨員代表和群眾代表，也體現了對上負責和對下負責相結合的精神。另外，當選書記還有「任期工作目標」，這也是對上負責的體現。
我說，按照你們的規定，公推直選有一系列的程序，包括發佈公告，參選報名，實地調研，初步考察，公開推薦，組織考察，直接選舉，等等。這一系列的程序自然是為了保證整個過程的公平、公正、公開。但是我注意到，參選者報名的方式有三種：個人自薦、聯名推薦和組織推薦。這三種方式是平等的嗎？
唐川平說，平等的，任何一種都可以。
我說，但我怎麼看，都覺得它們的分量是不一樣的。聯名推薦和個人自薦的分量可能差不太多，也可能前者略重一點，組織推薦的分量就很重了。我不知道為什麼在個人自薦和聯名推薦之外，還要設組織推薦這種方式？
唐川平說，黨管幹部本來就是一個原則，何況民主的權利是平等的。總不能說黨員有個人自薦的權利，有聯名推薦的權利，黨組織反倒沒有推薦權吧？
我說，那現實操作中會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比方說，本來我想去報名的，結果組織上推薦了一個，我可能就不敢去報名了。要知道，所謂「組織推薦」，指的是上級黨委也就是區（市）縣委的推薦。你和區（市）縣委推薦的人競職，不是胳膊擰大腿嗎？
唐川平說，在實際當中，這個現象不是很明顯。自己願意去的，可能會很有準備，很有信心，不然名都不會報的。
我問，聯名推薦要十人以上嗎？
唐川平說，要。要有十名以上的黨員群眾，而且要採取書面形式，署真實姓名，以示負責。
我又問，如果被推薦者不願意報名怎麼辦？
唐川平說，對於是否必須接受聯名推薦，我們沒有作硬性規定。
我追問，尊重他的民主權利？
唐川平說，可以這麼理解吧！但如果是組織推薦，必須服從。拒不服從或消極參與的，兩年內不得提拔使用。
我再問，為什麼？
唐川平說，這是組織原則：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
我說，這就是第二個方面——「怎樣產生」吧？
唐川平說，是。鄉鎮黨委書記產生后，就有了第三個問題，即「如何管理」。所以我們又出台了一系列的試行辦法，內容從選舉、備案、提名，到考核、質詢、罷免、獎懲都有。
我問，這些辦法是指令性的呢，還是指導性的呢？
唐川平說，指導性的。當時我們考慮，公推直選試點之後，後續的管理有必要跟上，因此要有一個規範。但是各個區（市）縣有不同的情況，我們尊重他們的意見，因此這些規範只能是指導性的，也叫「試行辦法」。何況制度都是在實踐中產生的，也只能在實踐中檢驗和完善，以後也還有修改的過程。本來制度就是需要完善的。我們現在想的是，先定製度，按制度辦，在實踐中完善，再形成新的制度。然後再實踐再完善，再完善再實踐，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我說，在你們的試行辦法中，我特別注意到兩點，就是對當選鄉鎮黨委書記的罷免和獎懲，請問為什麼要作這樣的規定？
唐川平說，我們擔心的問題，就是黨員群眾選的黨委書記，能不能罷免，誰來罷免。以前這個問題是不存在的。上級可以任命他，也就可以罷免他。現在改成公推直選，就有一個回歸權力源的問題。我們想，既然選舉有一系列體現公開、公正、公平原則的程序，那麼，罷免也應該有這樣的程序。因此我們作了一系列的規定，從動議、受理到罷免，都有。
我說，我注意到了這些規定，而且注意到它們充分體現了兩大原則，即黨管幹部原則和基層民主原則。比如動議由基層黨員提出，區（市）縣委責成組織部門受理；罷免由鄉鎮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審議表決，報區（市）縣委批准。另外，為了充分尊重每一個人的民主權利，你們規定「罷免對象有權進行申辯」；為了防止干擾正常工作，你們規定「罷免請求撤銷后，黨員一年內不得以相同理由再次提起罷免動議」。這似乎可以看做一種有中國特色的、而且僅限於基層地方黨委書記的「彈劾制度」。彈劾畢竟是非常規的特殊行為，對於這些當選的鄉鎮黨委書記，你們還有常規的管理方式，是不是？
唐川平說，是的。這就是考核和獎懲。考核包括年度考核和任期考核，由區（市）縣委組織部組織實施。年度考核被評定為不稱職的，由本人引咎辭職，或者區（市）縣責令辭職。任期考核被評定為不稱職的，降職使用。
我說，除上級黨委的考核外，好像還有人民群眾的民主測評。
唐川平說，測評是一年一次。滿意率低於50％的，由本人提出辭職。本人不辭職的，黨員有權提出罷免。
我明白了。一方面是上級黨委的考核，另一方面是人民群眾的測評，仍然是同時充分體現黨管幹部原則和基層民主原則。而且，民主測評還有罷免程序以為後盾，鄉鎮黨委書記們當然不敢懈怠。那麼，幹得好呢？
唐川平說，獎勵。年度考核評定為優秀和稱職的，有年度獎勵；任期考核評定為優秀和稱職的，另有一次性獎勵。具體標準嘛，各區（市）縣自定。有條件的地方也可以實行年薪制，但只適用於非公務員，公務員就不好拿年薪了。
我問，鄉鎮黨委書記不都是公務員嗎？
唐川平說，公推直選的並不都是。因此還有一種辦法，就是五年之後把他轉成公務員，那就不能拿年薪。這也是一種激勵，一種長期的激勵。
聽了唐川平的介紹，我有一種體會，就是成都市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可謂積極而穩妥。他們的方法，也基本上切實可行，完全可以推而廣之。事實上，就在這天，四川省省委決定，在省內30個縣全面推行鄉鎮黨委書記的公推直選。這一改革成果終於瓜熟蒂落了。
八、紅旗漫卷西風
鄧川話說根本：
推動黨內民主建設，關係到我們黨的生死存亡
2005年8月26日，成都市委，鄧川的辦公室。
成都市委常務副書記鄧川畢業於兩個名牌大學——四川大學和吉林大學，先學中文後學經管，是經濟學碩士。他擔任過團省委副書記、遂寧市委書記、成都市常務副市長等職務，經驗豐富，思想解放，作風穩健。熟悉他的人告訴我，鄧川是一位很有人情味和親和力的領導幹部，在成都政界的威信和威望都很高。我們在他的辦公室促膝而談，氣氛有如閑庭散步。問到緊要處，鄧川輕聲細語，娓娓道來，似乎萬千思緒都化作了一壺清茶。
鄧川說，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黨是很重視這個事情的。過去，在戰爭年代，在社會主義建設年代，我們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幹部隊伍建設都有很好的發展，現在應該好好抓抓黨內民主建設了。因為我們黨已經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要用基層民主、黨內民主來帶動整個社會的民主建設和政治文明。用一句老話說，也就是「先黨內后黨外」吧！實際上，我們國家發展到今天，經濟建設也好，社會管理也好，都需要更多的群眾來理解，來參與，就是說民主化的要求會越來越高。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照搬西方那種制度。那麼，我們國家的民主化應該走一條什麼樣的道路？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這是一個非常重要也非常難的課題。
我說是啊，你們是迎難而上啊！
鄧川說，也不僅僅是成都，實際上全黨都很關心。關鍵是怎麼做，做到什麼程度。我在遂寧的時候，就在步雲鎮搞過鎮長的公推直選，桂花鎮的黨委書記也試行過公推直選。只是由於種種原因，沒能推廣。其他地區也有這樣那樣的試點和經驗。但應該說新都做得更多，步子更大。除了公推直選，還有民主測評，開放三會，進一步提高了我們黨工作的透明度，把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落到了實處，整個效果還是不錯的。所以市委認為，新都的做法應該是代表了我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基本發展趨勢，應該進一步推廣。省委也這麼認為。當然了，這一方式可能還需要不斷去完善。但是能夠邁出這一步，我覺得很重要。這也是我們推進黨內民主必然的選擇。
我問，為什麼？
鄧川說，因為對基層民主政治建設，尤其是對公推直選的推廣，當然還有民主測評，開放三會，可以讓我們的黨員擁有最直接的權利，知道最應該負的義務和責任，以及如何行使這種權利，如何擔負責任、承擔義務。這對他們（黨員群眾）來說，實際上是一個很好的鍛煉。中國古代社會就缺這個東西，缺民主的文化，缺民主的歷史，缺民主的傳統。所以有人說，中國不能搞民主。這其實是錯誤的。民主這個東西，我認為它並不只屬於哪個階級、哪個民族、哪個國家、哪種社會制度，應該說是全世界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個文明標誌，一種政治文化的境界。中國既然缺少這個傳統，就必然需要進一步加強建設，而且首先是在基層。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一些常識，比方說，如何推薦，如何選舉，如何報名，如何投票，使我們的基層黨員對民主有了切身的體會和感受。他們的實際參與和操作，對整個民族民主素質的提高應該說是有好處的。
我非常贊成。但也有一個疑問，就是在推行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的過程中，難道沒有不同意見？
鄧川笑着說，肯定有不同意見。其實這個很正常。所謂民主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有不同意見。所謂民主政治，就是要讓這些不同意見都能夠比較好地表達出來。表達出來以後，在充分聽取不同意見這樣一個基礎之上，最後達到大多數人都能夠認同的一個結合點。我覺得民主建設是這樣的。我們過去呢，是根據少數人的意見作出決策。這個意見有可能正確，甚至可能很多時候都是正確的；但也可能是錯誤的，有可能錯得還比較厲害。但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都是少數人甚至是某一個人說了算，其他人的看法不大容易聽得到，或者是聽到了也很不充分。過去一些不民主、不科學的東西可能就是這樣形成的。
我問，你的意思是說，必須要有不同意見？
鄧川說，其實民主政治建設，一個很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能夠容忍，甚至不光是容忍，還要鼓勵不同的意見，讓這些意見得到充分的表達。兼聽則明，單方面的決策總是會有問題的。只有廣泛聽取不同意見，才能找到一個更好的路徑和方案來推動我們的工作，避免走彎路，避免犯錯誤。
我又問，如果這些不同意見是少數人的，或者是錯誤的，也要聽嗎？
鄧川說，意見是少數人發表的，或者是錯誤的，也沒關係。少數人的意見中肯定有錯誤的，也有正確的。即使是多數人的意見，正確的意見，也不一定全是正確的，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
我追問，那怎麼辦？
鄧川說，把這些東西都儘可能擺在陽光下，相信大多數人都有一個基本的判斷，然後通過民主的方式，找到一個大多數人意見的結合點。這可能就是我們要尋找的一個正確做法或者方案。
我說，那好，我們現在就把當初那些不同意見都擺在陽光下，看看你們找到的，是不是一個正確的做法或者方案。
這就要講當初的不同意見了。鄧川告訴我，異議主要有三點。第一點，就是擔心會出亂子。這些同志問，我們搞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有沒有這個條件，這個土壤，這個傳統？我們會不會抓？就是說我們說的民主會不會變樣，包括有人說，民主弄不好就是「暴民政治」，那不是完全失控了嗎？
我說，像「文革」中那樣，打砸搶。
鄧川默然。
我問，那你們怎麼想？
鄧川說，我覺得，正因為過去沒有這個政治傳統，所以我們走了很多的彎路，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因此推進黨內民主政治就顯得越發重要，可以說關係到我們黨的生死存亡。所以對這個事，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在基層從事黨建工作的同志，應該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自覺地來推進。至於擔心出現「暴民政治」，我看沒有必要。我們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而且首先建設的是黨內民主，怎麼會有問題？
我問，第二點異議呢？
鄧川說，擔心失權。過去理解黨的核心領導作用，主要就是指用人的權力。現在這權力都交給群眾了，黨的領導又怎麼體現？
我說，哦，一個擔心失控，一個擔心失權。那麼你的看法呢？
鄧川說，從新都的實踐看，這個擔心是多餘的。因為推進黨內基層民主，說到底，是把一些本來屬於普通黨員的權利還給他們。是「還權」，不是「讓權」，也不是「放權」，更不是「喪權」。還什麼權？選擇權。具體地說，就是黨員群眾對自己領導的選擇權。把這個權利交還給黨員群眾以後，他就會覺得這一票很重要，也會很珍惜。因為珍惜這一票，實際上就是珍惜自己的民主權利。同時，由於他親自參與了這個最基本的政治活動，他的積極性就調動起來了。他會覺得自己真正是其中一份，就會更加關心這個黨，更加愛護這個黨，把黨的生死存亡看做自己的生命所系。這是一方面。
我問，另一方面呢？
鄧川說，另一方面，推進基層民主建設，改變了過去視野非常狹窄這樣一個狀況，為我們黨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制，讓我們能夠更好地、更加準確地選擇優秀人才，得到一批黨也放心群眾也公認的好乾部。這樣的話，對我們幹部隊伍的建設，對加強幹部的監督和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好處。監督和管理加強了，幹部隊伍建設得更好了，反過來也促進了基層民主建設。
我說，良性循環？
鄧川說，對。
我說，所以，黨的領導不但沒有削弱，反而加強了？
鄧川說，正是如此。
我問，那他們還擔心什麼？
鄧川說，擔心民主政治建設不是下面搞一搞就能解決問題的。下面搞了上面沒搞，有什麼意思？作用有多大？包括有些同志就講，民主政治建設應該自上而下，不應該自下而上。這是第三點不同意見。
我說，這個擔心不無道理。我們這麼大一個國家，三五十個鄉鎮也不過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就算他們搞了黨委書記的公推直選，就算十分成功，又能有多大影響？哪裏比得上登高一呼，天下雲集？
鄧川說，對這個事情，我的看法是這樣的。基層民主政治建設，這是一個符合時代發展潮流，也是我們黨自我完善、在新時代為自己注入新的生命力的必然選擇。所以，黨內民主必須推動，也必然會推動，但不能為推動而推動。如果急於求成，造成社會動蕩，就不符合我們的初衷。因此只能積極而穩妥地進行。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中國過去沒有這樣一個傳統，又不能簡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那套東西，那麼我們應該怎麼做，就有一個探索的問題。如果基層在這方面作一些嘗試，實際上就起到了一個探路的作用。只要持之以恆，有序推進，就能不斷豐富，不斷完善，不斷積累。既積累經驗，也積累教訓，至少也能提供實戰的經驗。雖然一個鎮兩個鎮，一個縣兩個縣，在全國來說不算什麼，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算搞錯了，那麼推倒重來，也不會影響大局，動搖國本。我想，新都的意義，也可以這樣理解。
我同意他的觀點。事實上，經濟體制改革先從農村開始，從生產隊開始，經濟特區不選北京，不選上海，選深圳，就有這麼一層意思──萬一搞錯了不會影響全局，不會引起大的動蕩，成功了則可以在全國推廣。從這種意義上看，我覺得成都有一點像當年的深圳，新都有一點像當年的蛇口。它是開了一個口子，一個讓我們看到希望看到前途的窗口。
其實，改革的路徑不是只有一條，改革的方案也不是只有一種。除了基層民主建設這種自下而上的方式，成都也有自上而下的做法。這就是「規範化服務型政府」。這也是「成都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正是它，開創了公共管理的嶄新局面，再造了人民政府的勃勃生機，使我們在成都大地上欣喜地看到了「東方風來滿眼春」。
那麼，所謂「規範化服務型政府」，又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我決定去請教姜曉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