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張冠李戴

張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語言現象。一般地說，但凡不那麼好的事情，總會有個委婉的說法。

一、隔兒屁着涼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語文閑談》一書中講了這麼個故事。

1972年，尼克遜總統訪華時，隨行記者中有能說中文的，在街上採訪。他掏出一張林彪的照片，間一個小孩：這個人到哪兒去了？

小孩說：隔兒了。

記者不懂，問：什麼？

小孩又說：隔兒屁了。

記者還是不懂，又問：什麼？

小孩又說：隔兒屁着涼了。

記者更不懂了，只好再問：你說這個人到底哪兒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詳細地說：隔兒屁着涼一個大海棠！

這可真是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別說是老外了，便是咱們中國人，十有八九聽了也是一頭的霧水。什麼叫隔兒了？什麼叫屁了？什麼又叫隔兒屁着涼一個大海棠？整個一莫名其妙！

其實，說白了也很簡單，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麼叫隔兒了，和大海棠又有什麼關係？原來這就叫「忌諱」，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類學的名詞，語出南太平洋湯加群島，意思是禁忌，包括行為的禁忌和語言的禁忌。語言的禁忌也無非兩個方面：一是某些神聖的詞不能說，或不能隨便說，或只能由特殊身份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賤、污穢的詞也不能說。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後來規定只有皇帝才能稱「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說了。至於「死」，則是從皇帝到平民都忌諱的，當然也不能說。

不能說，又不能不說，怎麼辦呢？便只好「張冠李戴」，拿別的甚至毫不相干的東西來說事，比如把「死了」說成「隔兒屁着涼一個大海棠」就是。外國人的辦法更絕，是「嫁禍於人」。比如性病，在英國叫「西班牙痘」，在法國叫「意大利病（尼亞波利特病）」，在東歐則叫「法國病」。大家都往外國推，自己是不負責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沒事兒人一樣（參見陳原《社會語言學》）。

忌諱性病，是因為不光彩；忌諱死亡，則是因為不吉利。人總是要死的，但沒有人願意死，好死不如賴活着，所以「死」之一詞，歷來就有種種委婉的說法，據說在英語中有一百零二種，漢語中則不下三百之數（參見曲彥斌《民俗語言學》）。常用的有去世、過世、逝世、長眠、安息等等。這些說法都帶有感情色彩，比較好聽的有仙逝、歸西、百年之後，不好聽的有斷氣、蹬腿、見了閻王，更不好聽的則有隔了、屁了、玩兒完了、餵了野狗、聽蛐蛐兒叫喚去了。這些說法又有官方和民間、書面和口頭兩種。駕崩、大行、坐化、圓寂、犧牲、就義、捐軀、殉國、盡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種，揣腿兒、回去了、彈老三、一腳去、翹辮子、上西天，是后一種。但不管怎麼說，反正不說「死」。

不但「死」不能說，連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說。上海話「洗」和「死」同音，就不說「洗」，得說「汏」（讀如打）。洗頭叫汏頭，洗澡叫汏浴，洗手絹叫汏汏絹頭。外地人到上海理髮，理髮師問「儂格頭汏勿」，外地人聽了嚇一跳，不知道理髮為什麼還要「打頭」。如果理髮要「打頭」，那麼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說「要」。不但屁股要「汏」，其他別的什麼地方也一樣格統統都要「汏」格。

但在上海，卻是不得不這麼說的。比如不說「儂先汏」，而說「儂先洗」，就等於叫別人先去死（儂去死）了。舊上海有家廣東人開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為在上海人聽來，「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實廣東人也是忌諱「死」的。廣東人從來不說「氣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說「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說「忙得要死」，而說「忙得滿天神佛」。廣東人也忌諱與「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廣東，樓層沒有四樓，門牌沒有4號。他們還忌諱血，因此豬血就叫「豬紅」。上海的規矩，則是探望病人不能帶蘋果，新娘上門不能吃瓜，因為在上海話中，「蘋果」與「病故」諧音，「瓜」與「寡」音同。拎着蘋果去看病人，等於咒人家「病故」；新娘一進門就吃瓜，豈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說不得。「梨」和「離」諧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圓果」。也不能分著吃，以免「分離」。還有「鍾」，也不能作為禮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給老年人，以免人家以為你是來「送終」。

可惜人總是要死的。死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死無葬身之地」。於是棺材便是稍有積蓄者的必備之物。「棺材」就是「官」與「財」，好像誰睡進去誰就陞官發財。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陞官），抬進棺材叫「進材」（進財）。棺材的木材要好，釘子要多，叫「財丁（材釘）兩旺」。然而一個人，死都死了，還升什麼官，發什麼財？莫非到「冥府銀行」去當總經理，或者到閻王殿裏去做財政部長？如果進了棺材就是陞官發財，那麼，反過來說，陞官發財豈不等於進了棺材？很遺憾，不會有人來認這個死理。張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講道理的，只不過圖個吉利罷了。

這就叫忌諱，也叫塔布。

二、禁忌種種

全國各地都有忌諱。

北方忌醋。因為「醋」與「錯」音近。吃飯的時候，問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會引起誤會。結果北方一些地區（如山西）便乾脆管醋叫「忌諱」。粵語忌肝。因為「肝」和「干」同音，結果豬肝叫豬潤，雞肝叫雞潤，豆腐乾叫豆潤。吳語忌葯。結果吃藥叫吃茶，真正的茶則叫「茶葉茶」。上海話甚至忌「鵝」，因為「鵝」與「我」同音，弄不好「殺鵝」就成了「殺我」，所以上海人把鵝叫做白烏龜。黑龍江富克山的淘金人連姓氏都有忌諱，姓吳、姓白的人進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為姓白的進山是「白來了」，姓吳又意味着「無」。

吃人的老虎當然也忌諱。於是北方叫大蟲，溫州叫大貓，長沙則把腐乳叫貓乳，把府正街叫貓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張牙舞爪，全變成「乖乖貓」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說成「貓背熊腰」，「虎頭蛇尾」不能說成「貓頭蛇尾」，「虎踞龍盤」當然也不能叫「貓踞龍盤」，而「貓視耽耽」或「不入貓穴，焉得貓子」就更不像話了。其實虎比貓好，貓總給人諂媚的感覺，虎則象著着生氣勃勃，威武雄壯。要不怎麼叫「生龍活虎」呢？實際上，虎勁、虎氣、虎步、虎勢、虎彪彪、虎生生、虎頭虎腦，都是好詞。所以，就連忌諱說「虎」的地區，也不忌諱說老虎鉗、老虎灶。當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過，現在大小算個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貓」的屁股，也不好隨便亂摸的，換個說法又能如何？

既然連「龍騰虎躍」的「虎」都忌諱，輸錢的輸，苦難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於是廣東人便管「絲瓜」叫「勝瓜」，管「苦瓜」叫「涼瓜」，管「草葛」叫「士多啤梨」。這個怪裏怪氣的名字幾乎沒有一個外地人聽得懂，但如果你對廣州人說，「不就是草莓嗎」，他們立馬就會叫起來：「衰過你把口！乜『霉霉』聲啊！」

蝕本的「蝕」當然也說不得。這是全國各地都視為禁忌的。蝕本也叫折本。折，讀如舌。所以「舌頭」也不能說，得叫「口條」，蘇州話則叫「門腔」。廣州人、溫州人和梅縣人不但不肯「折」（蝕），還想有賺，便叫豬利、豬口賺和豬利錢。南昌人更絕，乾脆叫「招財」（四川人也這麼叫）。結果，豬舌頭、牛舌頭都不叫舌頭，只有戰爭中抓過來問情報的俘虜才叫「舌頭」。誰要是當了「舌頭」，那就沒好果子吃了。

社會方言中也有忌諱。

店家忌「關門」（破產倒閉）。於是吳語便把晚上關門暫停營業叫做「打洋」。洋的意思是熔化金屬。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銀子，晚上得把它們熔化了鑄成大元寶，當然要「打烽」了。所以「打洋」不僅不是「關張」，簡直就是「招財進寶」。即便當真破了產，也不能叫「關門」，得叫「歇業」，意思是先歇會兒，回頭再來。

船家忌「翻」、忌「沉」、忌「滯」、忌「住」、忌「擱淺」，因此「帆」得叫「篷」，「蟠布」得叫「抹布」或「雲轉布」；「盛飯」得叫「裝飯」、「添飯」。「箸」因為在不同的方言中與「沉」、「滯」、「住」音近，就變成了「筷子」，甚至變成了「雙槳」（粵東），此外，吃飯的時候，不能把魚翻過來，也不能把筷子擱在碗邊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諱。

戲班則忌「散」，但凡諧音「散」的，都得改別的詞，比如雨傘就得叫雨蓋、雨擋、雨攔、雨遮，還有叫「豎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鳳霞在後台說：「我先歇歇！剛跑到這兒，渾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話音還沒落，把頭李小眼就大吼一聲「忌諱」。接着又說，「你他媽的還是在戲班長大的，怎麼這麼外行哪？這個字是戲班兒的忌諱，你不知道哇？你怎麼不說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個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戲班裏最大的災難，所以新鳳霞非挨一頓臭罵不可。

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散」不能說，不但連帶着「傘」成了忌諱，就連「三」也有了麻煩。方言中帶「三」字的詞似乎都不怎麼好，比如三隻手、三腳貓。上海話就更是如此。癟三、豬頭三、勿來三、彈老三（死），都不好。其實這是趕巧了，並沒有什麼內在聯繫的。人都是兩隻手，靠兩隻手勞動謀生。扒手小偷暗地裏藏着一隻，專門竊取不義之財，當然是「三隻手」。貓都是四條腿，四條腿的貓才能抓老鼠。一隻貓如果叫喚起來像只「貓」，「老鼠」卻抓不到一隻，當然是「三腳貓」。至於「豬頭三」，不過是「豬頭三牲」的縮語，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來三」則是「事不過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愛，一夜之間，最多兩次，勿來三，如果居然來了三次，那就是「來勁」了。所以「來三」也有「來勁」的意思，比如「迭個人做事體牢來三格」。有人說「來勁」一詞是從妓院裏傳出來的（肖復興《說北京話》），我懷疑「來三」也是。

忌諱「四」的似乎只有廣東人，北方人不怎麼忌。北方人送禮，常常是四樣，叫「四彩禮」。他們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涼四熱，四大件四冷盤，還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別喜歡。特別喜歡的是六、八、九。六諧音祿，八諧音發，九諧音久，是全國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歡的。其中，做官的特別喜歡「六」，經商的特別喜歡「八」，當皇帝的則特別喜歡「九」。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爺」。「八婆」也不能叫。在粵語中，「八婆」是指那些愛管閑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討厭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當於北京的「事兒媽」。如果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會讓你「發」的。所以廣東人也不喜歡。

三、說一不二

都不怎麼喜歡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頭的詞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賴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貨，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臉（不知羞恥的人）、二五眼（沒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絲絲（優柔寡斷）、二拉八當（猶猶豫豫）。此外，二心（異心）、二乎（畏縮、猶疑、沒指望）、二話（陰陽怪氣的話）、二婚頭（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販子，也都帶着貶義。再如成都話「二不掛五」（不正經）、南京話「二五郎當」（馬虎）、西安話「二膩八爭」（做事懶洋洋），都是。二字打頭的，也就二鍋頭還湊合。

其實說「一」的也不見得都好。一言堂、一窩蜂、一鍋粥、一團糟就不好，一敗塗地、一籌莫展、一躍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們就是喜歡「說一不二」。

為什麼「二」不招人喜歡呢？因為誰都想當「一把手」，當「老大」。老大老二，說起來差不太多，實際上地位差得遠。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實上一說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勁、不夠檔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貨」、「二婚頭」。二手貨未必就不好，二婚頭也沒什麼不光彩，但給人的感覺卻好像是吃了虧，至少意味着沒錢沒辦法沒能耐。有錢誰買「二手貨」？有辦法誰娶「二婚頭」？有能耐誰願意當「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總有那麼一點「淪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說一不二」。實在不行，就說「兩」。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車」叫「兩路車」，把「一二三」叫「一兩三」。二和兩又有什麼區別？兩，有「雙方」的意思。比如兩便、兩可、兩全其美、兩相情願、兩敗俱傷。更重要的是，這「雙方」還是平等或對等的。「二」就沒有這個意思，一說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後，就有個排序的問題。所以，但凡平等或對等，就只能說「兩」，不能說「二」。比如「兩岸」不能說成「二岸」，「兩邊」不能說成「二邊」，「兩面」不能說成「二面」，「兩造」（訴訟的雙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說成「二造」。兩漢、兩晉、兩宋、兩湖、兩廣、兩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還有兩黨（執政黨和在野黨）、兩極（南極和北極）、兩棲（水中和陸地），也都是。如果說成「二」，那麼請問誰是「老大」？

兩，不但意味着雙方的平等或對等，還有和諧統一的意思，比如兩口子、兩公婆。即便「兩面派」，也得把那「兩面」弄得「天衣無縫」，讓人看不出來。所以「有兩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個概念，「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也不能說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發明了「倆」這個字。倆，是兩人，不是二人。也不簡單的只是「兩個人」，還意味着這兩個人在一塊兒。因此，說「他倆」、「咱倆」，顯然比說「他二人」、「我們二人」在語感上要親切得多。儘管「倆」還有「少」的意思（比如「倆錢」就是沒多少錢），但這並不妨礙親切感。相反，人越少，豈不越親切？

二，就沒有這種語感。它並不意味「少」，只意味「次」；也沒有親切感，反倒顯得等級森嚴。實際上，「二把刀」是相對「一把手」而言；「二流」也是相對「一流」而言。「一把手」是能幹的人（比如「里裏外外一把手」），「二把刀」就不咋的了。同樣，「一流」是「上流」，「二流」就有「下流」之嫌，於是「二流子」就成了「下流貨」的同義詞。「二竿子」也一樣。明白人都只有「一竿子」，做事情「一竿子插到底」。如此，則「二竿子」就是犯混、沒譜、愣頭愣腦、傻里叭嘰，還自以為是，也就是「愣頭青」。

二竿子也叫二愣子、二百五、二毬貨。「二百五」有「半吊子」的意思。古時一弔錢一千文，半吊五百。但五百還是整數，因此再減半，二百五。顯然，二百五比半吊子還要半吊子，當然是罵人的話。

二毬貨也是。毬，在北方方言尤其是西北方言中指男性的性器官。用性器官和性行為的稱謂罵人，在各地方言中屢見不鮮。為精神文明計，恕不一一列舉。問題是性器官未必就是什麼壞東西，沒有它，人也不成其為人，為什麼竟然成了罵人的話？原因之一，就在於它不幸「排行」第二。人身上，顯露在外，最重要、最不能沒有的是頭，其次就是性器官了，所以男性性器官在許多方言中也叫「老二」，還有叫「小弟弟」的。

性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禁忌。要做，只能偷偷摸摸地做；要說，也只能拐彎抹角地說。連帶性器官，也決不能「拋頭露面」，而且永無「出頭之日」。屈就「老二」，已是不幸；不能「出頭」，更加窩囊。於是性器官就成了不祥之物，甚至連來月經都叫「倒霉」，而男人看見了女人的經血則叫「倒血霉」。其實性是人類的正常需要和正常行為，沒什麼不祥和可恥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它是人類不可遏制的衝動，另方面又受到社會的禁忌和壓抑，這就兩難。做吧，好像「不要臉」；不做，又忍不住。於是便遷怒於性器官，都怪它「不是東西」，「不幹好事」。此種心理，男人尤甚。所以用性器官和性行為的稱謂來罵人的，便主要是男人。他們用自己的性器官罵，也用女人的性器官罵，一副「苦大仇深」的樣子，好像受了多大的牽連和委屈似的。

結果連「老二」、「二哥」也不能隨便亂叫。只有山東例外，山東人崇拜武松，叫你「二哥」，那是拿你當武松。如果叫「大哥」，豈不成了武大郎？所以你別小看方言，也別小看禁忌，這裏面講究大了。

四、倒霉的蛋

同樣的性忌諱，各地也不一樣。

北京忌說「蛋」，上海忌說「卵」。北京人管雞蛋叫雞子兒，管皮蛋叫松花，炒雞蛋和雞蛋湯則叫炒黃花和木樨湯。有一道菜叫「木樨肉」，其實就是黃花、木耳、雞蛋炒肉，可就偏不能說「蛋炒肉」。北京話當中帶「蛋」字的，差不多都是罵人的話，比如搗蛋、操蛋、扯蛋、滾蛋、混蛋、王八蛋，正如上海話中帶「卵」的都不是好詞（如老卵、阿吾卵）。後來，為了避諱，連「扯蛋」都改寫成「扯淡」。「蛋」這個字，可真成了「倒霉蛋」。

卵和蛋為什麼不能說呢？原來它們常常被用來指男性生殖器，準確地說就是睾丸。睾丸被稱作卵和蛋，是一種遠古生殖崇拜的遺風，也就是把鳥看作男性生殖器的象徵。鳥與男根的共同之處，是都有「卵」。先民們看見雛兒從鳥蛋里出來，嬰兒從胞衣中出來，便想當然地認為人類的新生命，也是男卵入女腹的結果。於是男性生殖器便被叫做鳥，後來又被叫做雞雞（英語叫cock），睾丸則理所當然地被叫做卵和蛋。

男性生殖器的另一象徵物是蛇。蛇平時看似綿軟無力，一旦需要進攻，立即就會勃起並十分堅挺，正與陰莖相似，都是「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所以，不但中國的伏羲是蛇，印度的韋須奴和歐洲的阿波羅是蛇，伊甸園裏勾引女人犯罪的也是蛇，蛇當然也是忌諱。在遠古時代，蛇被叫做「它」（蟲旁是后加的），意思是「那東西」、「那玩藝」、「那傢伙」、「那話兒」。就連和「蛇」同音的「折」和「舌」，也忌諱。

女性生殖器的象徵物則是魚和蛙。魚象徵外陰，蛙象徵子宮。蛙的繁殖力很強。一夜春雨，便蝌蚪成群，很是讓人羨慕。於是我們民族的母親神便被想像成一個神蛙，她就是女蝸。其實女媧的「女」字是多餘的，「媧」也只能讀如蛙。母親是「媧」（或者蛙），子女當然也就是「娃」。娃娃落地呱呱叫，青蛙出世叫呱呱，那不是別的，是生命的交響。

魚和蛙都是多子多孫的，也都是吉祥物，而魚又更受歡迎一些。因為「魚」諧音「余」（餘）。魚本來就象著着饒多，又和表示饒多的「餘」同音，也就特別為中國人所寵愛。逢年過節，送一幅「蓮蓮有魚」（蓮蓬、鯉魚、大胖娃娃）的年畫，說一句「年年有餘」的祝詞，誰的臉上都會笑成一朵花。

這就奇怪。魚、蛙、蛇、鳥，都是生殖器宮的象徵物，為什麼魚和蛙吉祥，鳥和蛇忌諱？中國曆來重男輕女，為什麼這回重女輕男？難道一個男子像鳥一樣多卵，像蛇一樣堅挺，不是一件很幸運很值得驕傲的事，非得遮遮掩掩，甚至視為下流無恥不可。

原因也很簡單：生殖與性有別。生殖是一件體面的事，不但用不着遮掩，反倒應該大張旗鼓。因此棗、栗子（早立子）、花生（花著生）、蓮子（連連得子）都是婚禮上的吉祥物。「一把栗子一把棗，小的跟着大的跑。」有的地方還要特地做夾生飯給新娘吃，還要問她「生不生」。魚和蛙既然是生殖的象徵，當然百無禁忌。何況蛙的這種象徵意味已經被淡忘了，魚又有了「富餘」的意思，更是大吉大利。蛇的象徵意味雖然也被淡忘，但蛇畢竟是兇惡恐怖之物，也就不會有人喜歡。何況蛇是要吞食蛙的，男人不恨，女人還恨呢！

鳥就不一樣了。它一直就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徵物。男人並不生孩子，所以男根主要被看作性器官，而不是生殖器官。前面說過，性，是一件不能公開的事。既不能公開做，也不能公開說，因此「性交」就像「死亡」一樣，歷來就有種種委婉的說法，比如上床、睡覺、親熱、溫存、苟且（特指不正當的性關係）、在一起、干那事、發生關係、夫妻生活、兩個人快活等等。時下流行的說法則是「做愛」。「做愛」這個詞不知道是誰發明的，我以為可以得諾貝爾獎。它不像「雲雨」那樣古奧，也不像『舊」、「操」那樣粗俗，又不像別的說法那樣有歧義，而且還多少有點味道，難怪大受歡迎。

性成了禁忌，性器官自然也成了禁忌。性被看作骯髒下流，性器官的名聲也好不到哪裏去。連帶「卵」和「蛋」，也成了不祥之語。

其中最毒的是「王八蛋」。王八就是忘八，意思是「孝佛忠信禮義廉恥」八字皆忘，至少也是忘了第八個字。最典型的「王八」是那些讓老婆當妓女，自己坐在旁邊數錢的男人。這種人也叫「烏龜」，因為烏龜在俗話中也叫王八。其實王八不是烏龜，而是鱉。鱉又叫甲魚、團魚，和烏龜形狀差不多，大家也就混為一談。所以「鱉孫子」也是罵人的話。意思相同的還有「龜兒子」和「兔崽子」。古人說那些縱妻賣淫的家庭，有兩句詩：「宅眷多為掌月兔，舍人總作縮頭龜。」老婆成了「掌月兔」，她和嫖客養的私生子當然就是「兔崽子」；老公成了「縮頭龜」，則其子不管親生私生，也都是「龜兒子」。所以龜兒子、兔崽子也就是王八蛋。你想，「王八」已不是東西，「烏龜王八蛋」還能是玩藝嗎？

結果，連雞蛋湯也不敢說了，只好說成「木擇湯」。

其實，「雞」也是不能隨便說的。如果你說一個女人是「雞」，她非跟你拚命不可，因為「雞」與「妓」諧音，所以妓女叫雞，暗娼則叫野雞。有雞就有鴨，鴨，指那些為女性提供色情服務的男子。一個地方，如果「雞鴨成群」，那就是「黃色架步」了。「架步」是粵語，指比較固定的進行非法活動的地方，主要流行於港澳地區。北方就不這麼說。北方叫「停機坪」和「炮樓子」。因為「機」與「雞」同音，嫖妓叫「打炮」，因此，警方取締黃色架步，在民間就叫「端炮樓」。

五、蜜與屜

張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見的語言現象。一般地說，但凡不那麼好的事情，總會有個委婉的說法。比如肥胖叫發福，排泄叫方便，婚外通姦叫「有了外遇」（如果是妻子與人通姦則叫「紅杏出牆」），出入青樓叫「尋花問柳」（染上性病則叫「花柳纏身」）。其實花柳何辜？只因為人要「塔布」，便無端背此惡名。事實上，當人們使用「拈花惹草」或「風流罪過」一類說法時，往往也就在暗示那是一種可以理解的行為或一種可以原諒的錯誤。

不過時代不同了，體面不體面的也有兩說。婚外性行為過去在北方叫「亂搞」，在上海叫「軋拼頭」，甚至還有叫「偷雞摸狗」的。現在沒人說了，誰說誰老土。你想，現在都是什麼觀念？「男人沒情婦，就是沒財富」；「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女人不愛，當然是沒能耐；而人家兩個人自己願意，又「關儂啥事體」？所以，犯不着把話說得那麼難聽，什麼「破鞋」、「拼頭」的，幹嗎呀！葡萄酸是不是？

新的說法是「泡妞」、「小蜜」。蜜，指情人、女朋友，也叫「咖啡伴侶」。當然，她並不光是陪你喝咖啡。至於還陪什麼，那就看你的魅力和雙方的交情了。但不管交情到什麼份上，也是「蜜」。女朋友為什麼叫「蜜」呢？因為她們都是小姐，也就是「密斯」（miss）。密斯也可以翻譯成「蜜斯」，簡稱「蜜」。蜜，有甜蜜的意思，比「密」更好，儘管「密」有秘密、親密的意思，也不錯，但想來想去，還是甜甜蜜蜜吧！

蜜也有好幾種，最常見的是「小蜜」。小蜜不是「小密」（小密斯），反倒有可能是「小秘」（小秘書）。秘書有大有小，大秘管工作，小秘管生活；大秘居間調停，小秘陪進陪出；大秘多半是頭腦清晰的男子，小秘多半是善解人意的麗人。日久生情，結果「小秘」往往會變成「小蜜」。

並非隨便什麼人都有秘書。對一般人而言，小蜜也就是小妞。中年人泡上一個二十齣頭的，固然是「小蜜」；小夥子跟一女孩起膩，也能管人家叫「小蜜」。反正不管年齡大小，也不管婚前婚外，是女朋友就叫「蜜」。由此及彼，又有酒蜜（陪酒的女朋友）、軍蜜（現役軍人的女朋友）、磕蜜（追女朋友）、嗅蜜（找女朋友）、扎蜜（泡女朋友）等詞。這些都是北京人的發明。推廣到外地的，基本上只有「小蜜」。

和「蜜」不同的是「喇」。「蜜」做男人的「咖啡伴侶」，絕大多數只是想玩玩，享受一下自己經濟條件達不到的物質生活。她們的男朋友相對穩定，接受饋贈也和「喇」的「工資」有本質區別（參見《北京青年報》1988年7月26日）。也就是說，「蜜」是講感情的，即便那愛情帶有遊戲成分。「喇」則完全沖錢而來。她們叫做「喇」，就因為「喇」和「拉」同音，也就是在你的錢包上狠狠拉一道口子。送上門來的冤大頭么，不宰白不宰。

介乎「蜜」和「喇」之間的是「傍家」。傍家，本指相互依靠、陪伴的朋友、夥伴、幫手，比如「咱們和桑普公司也是傍家兒」，也就是誰也離不開誰的「戰略夥伴」。參加這種合作、協助、輔佐就叫「加傍」，斷絕這種朋友、夥伴、幫手關係則叫「撤傍」。如果把自己的「傍家」介紹或轉讓給別人，就叫「發」。不過這「發」可不是發財的發。即便不是發配的發，至少也是發貨的發。說得體面一點，也可以說是發「伊妹兒」的發。

被款爺們「發」出去的「傍家」多半是他們的「女朋友」。事實上「傍家」一詞如果用於同性之間，多半指的是「哥們」、「姐們」；如果用於男女之間，指的就是情人了，和「蜜」差不多。但我們可以說某男和某女是「傍家」，卻不能說某男是某女的「蜜」。還有一種「專業傍家」是專門「傍大款」的。「傍大款」當然是沖着錢來，不過當真「傍」上了也講點感情，不像「喇」宰一刀是一刀。然而那條件也高得多。心氣高的，還要先看是「美軍」還是「皇軍」。如果是「國軍」，門兒都沒有。

這就說到錢了。錢這玩藝，也是要忌諱的。錢不是好東西嗎？怎麼也忌諱？錢當然是好東西。金錢雖然並不萬能，沒有錢可是萬萬不能。但並非只有不好的東西才忌諱，好東西也不能隨便說的。隨便說，弄不好它就沒了。再說，錢這玩藝，畢竟有些「銅臭」。文人清高，就改「錢」為「泉」。「泉」多好呀，高山流水的，撥算盤也成彈古琴了。其實，上古時代就稱錢為泉，也叫「泉布」，意思是「流行如泉」，或「藏如泉，行如布」，也就是「通貨」，與「高山流水」的雅興沒什麼關係。

老百姓沒這麼多窮講究，卻也記得「財不露白」的古訓，因此能不說就不說，要說也得換個說法。於是有叫「銅鈿」的，有叫「票子」的，還有叫「麻腦殼」的。北京則叫「屜」，也叫「頁子」（指紙鈔），「鋼蹦」（指硬幣）。搞錢、弄錢叫「搬」，數錢叫「點張」。這些原本都是黑道上的說法，現在也都普及了。

錢數也有種種說法。具體說來，一元叫一分，十元叫一張，一百元叫一棵，一千元叫一噸，一萬元叫一方。比如「被人搬走了半方外帶七棵半」，就是五千七百五十元落進了別人的腰包。方，是萬字出頭，也就是「萬」；噸，是一千公斤，也就是「千」；棵，是白菜一棵，也就是「百」。至於一元是「分」，十元是「張」，一百元是「一個數」，則不過是不把錢當錢，顯得財大氣粗，拔份兒罷了。此外還有大團結（十元）、工農兵（五十元）、四老人（一百元），都是因人民幣票面圖案而得名，其他地方也有這麼說的。如果是外匯，則另有一說。美元叫美子，日元叫老日，港幣叫港紙。三方老日，六噸港紙，九棵美子，也就是三萬日元，六千港幣，九百美金。它們也都是「屜」。只要有「火紅的屜」，就不愁沒有「巨灑的蜜」（極其漂亮瀟灑有風度的「女朋友」）。

六、口彩

有錢，就有掙錢的人，撈錢的事。

錢多的主叫「款」，也叫「大款」、「款爺」。錢少點兒的，叫「款哥」、「款姐」。掙錢多的活則叫「頁子活」。不是「款」也不是「腕」，又沒「頁子活」可干，還想過上「幸福生活」（不是貧嘴張大民的那種），那就只好自個兒想辦法了。於是有「練攤」的，有「蹭飯」的，有當「托兒」和干「走合」的，還有切匯、抄肥，黑了心宰人的。「練攤」就是擺個小攤兒掙倆小錢，「蹭飯」就是厚著臉皮不花錢白吃白喝，「托兒」就是冒充顧客幫着僱主推銷東西（往往是假冒偽劣），「走合」就是在買方和賣方之間牽線搭橋利用差價牟取好處，「切匯」就是在外匯交易中扣下一方應得的部分款項，「抄肥」就是看見有油水的買賣就撈他一把，或者攔路打劫，半道里把貨截走，北京人稱之為「驢叼夜草」。反正怎麼着也得想辦法「扎款」（搞錢）。人不為己，誰肯早起？為了「巨灑的蜜，火紅的屜」，禮義廉恥什麼的也就顧不上了，哪怕是「殺熟」（坑親朋好友），也「該出手時就出手」。

這當然很不好。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嘛！但不管怎麼說，錢，總是大家都喜歡的東西。「恭喜發財」之類的話，大家也都喜歡聽，尤其是逢年過節。年，在中國人心目中是道「坎兒」，所以也叫「年關」，不能「過不去」。不但要「過得去」，還要「過得好」，因此得說吉利話，不能犯忌諱。不小心犯了，也得文過飾非。比方說，打碎了東西，是忌諱的，解決的辦法則是趕緊說「歲歲平安」或者「越打越發」。

吉利話叫「口彩」，也叫「意頭」。廣東人最講「意頭」。比如髮菜蚝豉叫「發財好市」，髮菜豬手叫「發財就手」，髮菜香菇叫「發財金錢」，是逢年過節非吃不可的，好不好吃都要吃（近年因環保則改吃生菜，意謂「生財」）。粵語「橘」（桔）、「吉」同音，年前便家家戶戶都要從花市買回一盆金橘。又是金，又是吉，自然吉利得可以。近年的習俗，是有人來拜年時，送禮待客之物，除了橘子，還有蘋果，意思是「吉利平安」。閩南一帶也這樣。

年糕則是南方許多地方都要吃的，江浙一帶更是年夜飯的頭一道，意思是「年年高升」。台灣吃雞，因為台灣閩南話「雞」、「家」同音，吃雞就「發家」。閩南吃蘿蔔，因為閩南話蘿蔔叫「菜頭」，吃蘿蔔也就是吃「彩頭」。有些地方大年三十晚上要燒芋頭吃，意思是「遇頭彩」；親人出門上路也要以此餞行，意思是「遇好人」。

北方過年吃餃子。餃子就是「交子」，本來就很吉利。北方人還嫌不過癮，又管餃子叫「元寶」（至少過年時得這麼叫）。餃子煮在鍋里，如果不小自煮破了，不能叫「破」，得叫「掙了」。掙了元寶，當然是好事，因此也吉利。

吉利是大家都喜歡的，倒霉是大家都不喜歡的。倒霉在粵語中叫「衰」，它同時也有缺德、討厭的意思。比如「邊個咁衰，整到呢度咁污糟」，就是「誰這麼討厭（或誰這麼缺德），弄得這裏那麼臟」。不過同樣是「衰」，語氣也有輕重。衰公、衰婆、衰人、衰神、衰鬼豆的語氣較重，有下流坯、下賤貨、壞傢伙、倒霉蛋、討厭鬼等意思；衰仔衰女的語氣輕一些，多半指那些調皮搗蛋的男孩和女孩。但不管怎麼說，衰，不是好事。

為什麼「衰」就不好呢？因為「衰」有衰落、衰退、衰減、衰弱的意思。你看和「衰」字沾邊的，哪有什麼好詞？不是衰敗、衰竭、衰萎，就是衰老、衰朽、衰亡。難怪廣東人要討厭「衰」，或把討厭說成「衰」了。

和「衰」相反的是「興」。興，意味着興盛、興旺，這是大家都喜歡的。不知是不是這個原因，興，在方言中就還有兩個意思，一是允許，二是或許。的確，運氣這東西，是興來興不來（可能來可能不來）的。倒霉的事，大約也是興來興不來的，哪能因為我們講忌諱，討口彩，就一定會來或一定不來呢？

忌諱和口彩的興衰，或者也可以作如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