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46章 同步發展

雖然於二和雷局長出於各種「不可說」的原因，沒有說出內心裏那「或許更接近真相」的猜測。但是他們依然達成了一些關鍵的共識：

無論人類面對什麼困境：商業、健康、人際關係等問題，以及這個時代面臨的科學、社會和文化的各方面挑戰———都存在一種正確的思想引領我們走向成功，而且我們可以找到這種思想。當我們找到它以後，需要做的就是將其變為現實。

思想的力量：這本身就是一種思想…

而於二和雷局長都不認為「人類現在為已有的科技水平已經找到這種思想，或者刻意將某種適合當前時代的思想變成現實」。三項關鍵科學技術的研究速度衰減，社會的種種問題。簡而化之，還是「人的觀念」出了問題：

人類在數億演化中的形成的、從而不可能在數十年內有所改變的「深層心理結構」，能夠容忍的「環境變化速率」將低於「人類創新活動」所誘致的「環境變化速率」，從而引發了整個中國社會「持續了數十年的」一次深刻的「總體性危機」。

當物質財富的生產速度，在工業文明和知識經濟下飛速提升，直到撞上了「不患貧而患不均」這種「剷平主義」怎麼辦？中國人的「集體心理」如何面對這「數波」無法回頭的「財富的革命」？

在比較美國的速度下，中國這趟列車是越來越快，可是大多數的民眾能跟上來嗎？

雷局長同於二說，中國有句古語，叫「德不配位」：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拆遷致富的人中，很多人有了錢卻不知道能做什麼。賭.博，甚至吸.毒，不少最終重回赤貧。

於二認為，或許雷－庫茲韋爾可以大膽預料科技的進步，但卻忽略了人心的叵測———

如果gnr技術真的突破，那麼必然是富人可以「先於」窮人「永生不死」（永生科技的普及必定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年為單位）才能惠及貧窮之人）。那麼死亡這個對所有人類都絕對公平的「公平」都消失后，更加絕望的窮人會做出什麼「不可以預測」的行為呢？！

憑什麼「我」要悲慘的死去，而「你們」這些有錢人可以不老不死的享受「生」的樂趣？！

戰爭！戰爭！戰爭！必然出現戰爭！而這次戰爭使用什麼武器，沒人預料到。但下一次的戰爭必定只能使用木棍和石塊，就像史前人類一樣…

討論這裏的時候，於二着重和特別闡述了他借鑒和發展於「三十年前的未來學者【阿爾文－托夫勒】」的【同步性發展規律】：一個發達的經濟需要一個發達的社會，因為「經濟行為」是整個社會「集體心理的投射」。而每一種經濟，都是其存在的「社會」和「所依賴的關鍵機構」的直接產物。

如果一個國家設法加速了它的經濟發展但將其重要的機構體制甩在了後面，那麼這個國家最終創造財富的潛力將受到限制。過去的過去，世界各地的封建體制都在阻礙著工業文明的發展。同樣，過去（三十年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工業時代的官僚制度也在減緩著向創造財富的更高知識體系發展的速度。

那麼當【過去】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實體的時候，經濟發展依賴的關鍵結構革新速度跟上了經濟的發展速度了嗎？或者是從開始變.革后就只有很少的變化？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夢起始於【深化改革】，需要的是「同步發展」！

如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五年過去的時候，滴滴專車因為違反「法律」被叫停。滴滴專車卻在網上被一些用戶所擁護，並宣稱堅持使用。直到此後神州專車推出。那麼到底什麼「經濟環節」出現了「不同步」？

繼續引用【阿爾文－托夫勒】的論述：

經濟發展，或者想想人類文明進化的「高速公路」上，嘗試測速，就會有領先者和落後者：

【每小時100英里】：在想像的告訴公路上，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疾馳的是一輛代表今天經濟發展中變化速度最快的「主要機構」的車子：公司或者企業。

事實上，這輛車子也是社會上眾多變革的驅動者。公司不僅在快速地運行着，而且還迫使供貨商和銷售商同時發生變化，因為他們都受到激烈競爭的驅使。

結果，我們發現公司在加速改變他們的使命、功能、資產、產品、規模、技術、勞動力的特性、與客戶的關係、內部的企業文化以及一切一切。這些不同領域裏的變化在以不同的速度發生著。

在企業界，技術的發展速度極為迅猛，往往超出了經理人和僱員所能應對的能力。金融界也在以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變化著，這不僅是在應對技術，而且是應對新的醜聞、新的規章、多樣化的市場和金融業的動蕩。與此同時，會計行業和其他體系也在爭先恐後地追趕着。

於二認為：以金錢利潤為目標下，公司或企業追逐與滿足著「飄在前方的」民眾**與需求，其革新速度遠遠超過社會裏的其他組織。事實可見，資本為了更高的利潤，甚至驅使公司或企業去突破法律的邊界。如果他們發現隱藏在重重迷霧下的「金礦」可以被光明正大的挖掘，這些公司或企業開動起來的速度超乎想像…

【每小時90英里】：有一輛車緊隨在企業的車子之後，車裏的乘客也許令人驚訝，連「於二這個穿越者」都感到驚訝。這輛緊隨其後的第二輛車裏的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二號機構：民間機構。

他們像馬戲團里的小丑一樣，被擠在第二輛車子裏。

民間機構是一個不斷膨脹的溫室部門，是由數千個進行生產和變化著的非政府基層組織、親企業和反企業的聯合體、職業團體、體育聯合會、天主教組織、佛教組織、塑料產品製造協會、反塑料產品的激進主義分子、邪教、憎恨稅收者、鯨魚愛好者，以及所有有關的人組成的部門。

大多數的這類組織都要求變化：環境、政府規定、國防開支、地區劃分、疾病研究資助、食品標準、人權以及數千個其他的事業組織。

但是，還有一部分人卻拚死反對某種變化，並盡其所能來阻止或者至少減緩這種變化。

如美國的環境主義者利用法律訴訟、糾察隊和其他的手段減緩了美國建設核電站的速度。他們不僅延緩工程，而且將法律訴訟的費用抬高到了極點，使得這些核電站將來無利可圖。不管我們是否同意這種反對核電站運動的觀點，這裏反映出人們利用時間和時機掌握的這門經濟武器。

由於非政府機構所領導的運動往往都是由一些小型、快捷和靈活的單位組成，而且是以網絡化組織的，所以它們可以在大型公司和政府機構的周圍形成層層的包圍圈。

總的說來，研究者可以證明：

美國社會中任何重要機構的變化速度都沒有這兩個部門的快：商業界和民間機構。

於二認為：中國的民間機構遠沒有美國那麼繁榮。可以說是大政府替代了很多民間機構的義務，但誰又能說這不是社會經濟文明所發展的必經階段呢？

【每小時60英里】：第三輛車的乘客也十分驚人：（美國的）家庭。

數千年來，世界大多數地方的典型家庭都是數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庭，只是工業化和城市化才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這時，家庭的規模變小了，更適合於工業和城市條件的核心家庭模式成為了主體。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專家們還堅持認為，（美國）核心家庭（其嚴格的定義是一位工作的父親、一位作為家庭主婦的母親和兩個18歲以下的孩子）絕不會失去其的主導地位。而到了21世紀初，符合「核心家庭」定義的（美國）家庭數目還不到25%。

單親父母，未婚夫婦，帶着前婚孩子的二婚、三婚（甚至是更多次婚姻）的夫婦，老年婚姻以及最近合法化了的即使不算婚姻的同性戀結合，這些家庭都紛紛湧現出來。因此，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時間，家庭體系（在此之前一直是所有社會機構中變化最慢的機構之一）就發生了變化。

除此之外，還有一項快速變化正在發生著：

在那漫長的農業社會時代，家庭單位具有許多重要的功能。在田野或者農舍，家庭是一個生產單位。家庭教育過孩子、護理過病人、照顧過老人。

然而，隨着一個又一個的國家實行了工業化，工作從家庭轉移到了工廠。教育由外面的學校代辦了。醫療保健方面有了醫生和醫院，贍養老人成為了國家的義務。

今天，儘管公司都在履行着外包的各種功能，但是（美國的）家庭卻在家裏解決這些問題。對於數千萬的（美國）家庭來說，工作已經回到了家裏，或是兼職，或是全職。方便在家工作的數字化革命同時也將購物、投資、股票交易以及許多其他的功能轉移到了家裏。

教育仍然主要在學校的教室里完成，但是，隨着互聯網、wifi網和手機通訊在社會上的普及，至少部分的平行工作很可能又返回到家裏以及其他的地點。越來越多的老年人贍養工作也可能返回到家庭里，這是因為（美國）政府和個人保險計劃都在試圖降低護理院和住院的高額費用。

家庭模式、離婚的頻率、性行為、兩代人之間的關係、異性約會的方式、撫養孩子以及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都在迅速地發生著變化。

於二認為：很明顯，中國人大遷徙般的「春運」就是這種「家庭變化」的直接體現。社會經濟文明的發展，深刻的影響到了每個家庭。

【每小時30英里】：如果公司、非政府機構和家庭的方方面面都在快速地變化著，（美國）工會的情形是怎麼樣呢？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半個世紀以來，美國一直在從體力工作向腦力工作轉移，從可互換的技能向不可互換的技能轉移，從不用思考的重複性工作向有創新的工作轉移。

工作變得越來越具有流動性，可以在飛機上、汽車裏、旅館里和餐館里完成。人們不再是在一個組織里和同一批人共事，一干就是好幾年，而是從一個項目團隊轉向另一個特別工作組或工作小組，不斷地離開原來的夥伴並且結識新的夥伴。許多人是簽了合同的「自由代理人」，而不是簽了合同的僱員。公司在以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發生著變化。可是美國的工會卻被凍結在了琥珀之中，因為它們滿載着的組織、方法和模式都是20世紀30年代和大生產時代所留下來的歷史遺產。

1955年，美國的工會代表着全美國勞動力的33%。而到了2003年，這個數字是12.5%。

非政府組織每小時90英里的激增速度反映了已處於第三次浪潮中的美國各種利益和生活方式的迅速解體。同時，每小時30英里速度的工會組織反映了第二次浪潮大眾社會的衰敗。（美國）工會仍然還有某些角色要扮演，但是若想生存下去，他們就得需要一張新的地圖和一輛更快的汽車。

【每小時25英里】：政府的官僚機構和職能部門。

幾十年來，金字塔般的官僚機構很善於推脫責任、推遲變化，然而卻在全世界執掌著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客們知道，設立一個新的官僚機構（不管它多麼過時或者多麼沒有目標）遠比關閉一個舊的官僚機構容易得多。他們不僅自己變化緩慢，而且還在減緩著企業改變的速度。可是，企業為了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條件，需要的就是這種每小時100英里的速度。

一個真實的例子：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在批准新藥品時所花費的時間長得令人感到痛苦，而急等著用藥的疾病患者只能在痛苦煎熬中等待，有時候甚至死去。

令中國人難以想像的是：（美國）政府的決策十分緩慢，批准建設一條機場跑道往往要花上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批准一個公路項目往往也要花上7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於二（不怕被說「五毛」）認為：如果只能調用一樣多的資源，中國的政府機構絕對不比西方的政府機構落後，甚至遙遙領先。如果有錢，誰不想給民眾的產假延長三年啊？！

【每小時10英里】：即使是政府的官僚們從車子的後視鏡里往後看時，也能看到後面很遠處還有一輛車子。這輛車子輪胎沒了氣，散熱器冒着蒸汽，跌跌撞撞、顫顫巍巍地向前行駛着，將後面所有的車子都擋住了不能快行。維持這輛破爛車子花費了4000億美元，這可能嗎？答案是「是的，每年都是4000億美元」。

事實上，這就是美國的教育體系。

以及遠落後於美國的中國教育。美國學校的辦學目的是為了大規模生產，運作起來像是工廠，管理用的是官僚手段，保護者是依賴教師選票的強大的工會組織和政客。這種學校是典型的模式，完全徹底地反映了美國20世紀早期的經濟———只不過是有一個重大的差別罷了。唯一可以令他們挽回顏面的就是，大多數其他國家的學校也好不到哪兒去。

企業受高速的競爭逼迫不得不發生變化，而公立學校的體制卻受到壟斷企業的保護。家長、有創新思想的教師和新聞媒體都呼籲著進行改革。然而，儘管教育的實驗項目越來越多，但是美國公共教育的核心仍然是為工業時代設計的工廠式的學校。

每小時10英里速度的教育制度能使學生適應每小時100英里速度的公司里的工作嗎？

於二認為：明顯全世界的教育體制都面臨嚴重危機，他們的「教育產品」嚴重過時了。甚至中國的教育研究者已經喊出「中國教育是毀人」的口號。有個親身例子，很多美院學生畢業後過的很苦逼，他們卻不知道將才華如何兌換成生活所必須的金錢。而於二所從事的遊戲行業，卻缺乏大量需要高端審美能力的遊戲美術…

【每小時5英里】：並非所有影響世界經濟的有機能障礙的組織都是國家性質的。

世界上每個國家的經濟都直接或者間接地受到一些全球性組織的深刻影響。這些所謂全球性的組織是一批跨政府的組織，比如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幾十個制定國際規則的不甚顯著的組織。

有些組織，比如萬國郵政聯盟，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還有一些是在75年前國際聯盟時代出現的。剩下的大多數組織（世貿組織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除外）也是在半個世紀前二戰結束之後建立的。

到了2003年的時候，國家的主權正在受到新的勢力的挑戰。新的選手和新的問題正出現在國際舞台上，但是這些政府間的官僚結構和常規工作卻一成不變。

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184個成員國選舉新的領導人時，美國和德國在人選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最後，德國的候選人得以當選，因為據《紐約時報》報道，當時的克林頓總統和他的財政部長「拉里－薩默斯」最後決定，「他們不能破壞50年以來讓歐洲人擔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領導人的規矩……」

【每小時3英里】：變化速度甚至更慢的是富裕國家裏的政治結構。美國的政治機構，從國會到白宮一直到各政黨本身，正受到來自越來越多的不同團體的要求的攻擊。

所有這些團體都在期待美國的體製做出更快的反應，然而這些體制最初就是為了方便抗辯和官僚惰性而建立的。當時美國參議院的一位身居要職的成員「康尼－馬克」曾這樣對我們（托夫勒等人）抱怨：

「在國會山，我們做任何事情從來沒有連續超過兩分鐘半的時間，從來沒有時間停下來思考，或者進行些有點兒知識含量的談話……」

「我們必須將三分之二的時間花在搞公共關係、競選或者籌措競選經費上。我在這個委員會，在那個專門小組，在另一個工作小組，誰知道還有什麼機構。你認為我真會有那麼淵博的知識，為那麼多的事情做出明智的決策嗎？這不可能，根本沒有時間。因此，越來越多的決策是由我的工作人員做出來的。」

對他的誠實我們向他表示感謝。然後我們問：「那麼您的工作人員到底是誰選的呢？」

政治體制的建立根本不是為了應付知識經濟的高度複雜性和飛速發展的速度。政黨和選舉也許更替不休，籌措經費和競選的新方法正在出現，但是在美國這個知識經濟最為先進、互聯網使得新的選舉政區可以立即形成的國度里，政治結構上的重大變化卻發生得十分緩慢，簡直令人難以察覺。

我們幾乎不需要為政治穩定性的重要經濟意義和社會意義做什麼辯護。但是一成不變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國200年歷史的政治體制第一次發生根本變化是在1861～1865年的內戰之後；第二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後，當時它充分使自己適應了工業時代。

從那之後，美國政府毫無疑問得到了發展。但是就基本的、體制上的改革而言，美國的政治結構仍然將以每小時3英里的速度在路上繼續爬行，而且還經常停在路邊休息，除非發生某種根本性的危機。這種危機也許到來的比世人想像得還要快。2000年的總統大選（當時美國總統僅是靠最高法院多的一票得以當選）幾乎導致危機的發生。

於二認為：對比願意承擔責任的決心上，中國的政黨機構要「優」於美國所謂的民主。

【每小時1英里】：我們最後來到所有緩慢變化體制中最慢的一輛車：法律。

美國法律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組織性的：法院、律師協會、法學院和律師事務所，另一部分就是這些組織解釋和辯護的法律主體。

儘管美國的律師事務所正在迅速發生著變化（合併、刊登廣告、開發諸如知識產權等新的專業、召開電信會議、搞全球化、努力爭取適應新的競爭現實），但是美國的法院和法學院基本上沒有改變。這個體系運作的速度也沒有加快。重案大案在法**令人無精打采地一拖就是好幾年。

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微軟公司反壟斷案審理期間，廣泛的推測顯示出美國政府可能試圖把微軟分成若干個小公司。然而，這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來完成。等到案子結束時，技術的發展可能會使整個案子變得毫無意義了。矽谷事件記錄者「羅伯特－克林格雷」（robertcringley）寫道，這是「超高速的互聯網時代」和「司法時代」之間的衝撞。

法律主體據說是「活着的」，但也僅是奄奄一息而已。法律主體每天都在改變，因為國會在撰寫新的法律，法院在給現存的法律增加新的解釋。但是增加的這一部分，即使不算是微不足道，也僅佔全部法律的一小部分。這些增補的法律只使得現有的法律更加膨脹和龐大，而沒有從整體上對法典做出任何重大的修改，或者對其結構做出調整。

當然，法律的改變應該是緩慢的。它為社會和經濟提供著一種所需的可預測性，可以及時地為過快的經濟和社會變化踩剎車限速。

但是緩慢是多慢呢？在2000年之前，一項法律將享受美國社會保障福利的65～69歲的老人的利益減少了「三分之一」。由於這項法律制定時正值失業率的**期，所以該法律的原宗旨是不鼓勵老年人工作，從而讓更多的就業機會由年輕人所獲得。這項法律已經存在了大約70年的時間，致使《福布斯》雜誌以這樣的標題來調侃這項改變：「快看！大蕭條時期結束了！」

美國國會經過了幾十年的辯論之後，也將兩項關於知識經濟的基本法做了修改。1996年，世界上變化最快的產業之一電信業，一直受到1934年通過的一項已有62年歷史的法律的制約。在金融業，掌管監督美國銀行業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也是60年沒有任何改變。美國管理股票和其他證券發行的基本規則都是1933年寫成的。

直到2003年，全美國共有8300個合資公司，代表着幾乎2.5億個賬戶和幾乎70000億美元的資產。然而，這麼大的投資數目卻基本上受制於1940年制定的法律。而在那時，賬戶不過30萬，合股投資公司僅為68家，其資產僅為今天總量的「1/146000」。

在另一個領域裏，當2003年美國的東北部地區出現了大面積停電現象時，努力想恢復供電的技術員們感到了束手無策，原因是，據多倫多大學的「托馬斯－霍默－狄克遜」的說法，這些技術人員不得不使用「幾十年前所制定的規則，可是那時候大多數的發電站都離消費者很近」。

直接影響諸如版權、專利和個人**等領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法律已經遠遠地過時了。知識經濟的出現並不是因為有了這些法律，而是因為它們絲毫不顧忌這些法律。這既不是法律的穩定，也不是固定，這是法律上的僵死。

美國的律師們也許在改變着他們的工作方法，但是法律本身卻幾乎一成不變。

那麼中國的情形呢？所以說滴滴專車是「違反法律」的其實是「事實」的，也是必定的…

想像的高速公路的盡頭，托夫勒總結為這是一場競爭：「惰性vs超速度」。

當我們看這些機構以及它們如何應對時，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其實也涵蓋中國）今天所面對的不僅是一種迅猛發生的變化，而且是「高速發展的新經濟的需求」和落後的「社會體制結構的惰性」這兩者之間的懸殊對比。

二十一世紀的信息生物經濟能夠繼續高速發展嗎？

或者說社會上的那些步履維艱、功能失調、陳舊過時的機構會讓這種發展戛然而止？

官僚制度、運轉不靈的法院、目光短淺的立法體系、管理上的瓶頸和病態的增長只能造成更多的損失。看樣子我們得犧牲掉某些東西了。

與那些眾多相關但是卻不同步的機構越來越多的系統性功能障礙相比較，沒有多少問題會被證明更具挑戰性了。如果一個國家想要得到世界領先經濟的巨大好處，那麼這個國家就必須根除、替換或者徹底地改革那些阻礙在面前的歷史遺留下來的機構。

隨着變化的繼續加速，這種機構上的危機也不僅限於美國了。在21世紀，世界經濟中的每一國家（包括中國、日本和歐盟國家）都必須發明新的機構，擺好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間的平衡關係。有些國家遇到的困難也許比美國的還要多，因為美國的文化至少對製造變化者是友好的。

不管怎麼說，儘管我們（托夫勒）剛才所做的這種公路上速度排名的比喻肯定具有爭議，但是有一個主要的事實卻不容置疑：

全面地看：在家庭、公司、工業部門、國家的經濟和全球體系本身等各個層次上，我們正在財富創造和時間的深層原理這兩者之間進行着最廣泛的變革。

而在最後，於二又加上了自己對「托夫勒同步發展規律」的補充：

在假想的社會經濟文明發展高速公路上，慢慢悠悠的晃蕩在最最後的，是「人的心理」。

社會上的每個人，心理都需要一種「安全感」。但是面對快速變化的未來，瞅著公路上將自己遠遠拋在後面的那些社會機構。儘管他們之間有快慢，有領先者和落後者。但是他們的變化速度，還是快過大部分人的心理接納速度。這樣的情況下，安全感何從建立？

所以說社會經濟文明進入「知識時代」后，后工業文明、網絡文明和其他等等讓人類的物質財富迅速增多。人均壽命大幅提升，但是怎麼大家都在說：找不到曾經的幸福了？

刨根問底的想一想：哪怕是產假放三年、而福利體系非常好的西方發達國家，為什麼他們的人口出生率也出現了「負數」？

因為【人心】變化的太慢，而世界變化的太快。就算排除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而教育孩子的知識壓力，連帶自身找不到錨點的安全感，也是新時代年輕人「內心的挑戰」…

面對這個越來越陌生的世界，我們可以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