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小和阿小
阿小和阿小是兩個人。
小學五年級前，我只認識一個阿小。他住在我家前面的那座房子。
那是座標準的閩南房子：左主房，右主房，中間一個天公廳——這是專門用以供奉神靈和祭祀的廳，閩南家家戶戶都供著一個神仙團，節日繁瑣到似乎天天都在過。
接着下來是左廂房、右廂房，中間一個天井。本應該接着連下來的，是左偏房、右偏房，中間一個后廳，他們家當時沒能力一口建完，草草地在天井附近就收尾，把空出來的地，圈出了個小庭院，裏面種了芭蕉樹，養了一條黑色的土狗。
那是個海邊典型的漁民家庭。他父親從小捕魚，大哥小學畢業后捕魚，二哥小學畢業后捕魚。母親則負責補網，還有到市場叫賣收穫的海鮮。他當時還沒小學畢業，不過他幾次和我宣誓一樣地說：「我是絕對不會捕魚的！」
我喜歡他的母親烏樓，每次和母親去見她，就意味着家裏難得會有頓海鮮大餐。烏惜似乎從來只會樂呵呵地笑，而不懂得其他表情，每次看到我，都要找點小零食給我吃，過年過節找個理由就往我家送點小魚蝦。偶爾他的父親和哥哥也會來逗我玩，甚至他家養的那條狗，我還沒進巷子口，它就已經在那邊搖著尾巴歡迎我。
但阿小，似乎總躲在一個安靜的角落，不參與我們兩家的交際。他很安靜，這種安靜卻分明帶着點高高在上的感覺，似乎永遠在專註思考着什麼。他唯一一次和我聊天，是聽我母親在和烏樓開心地說，我又考了年級第一。他招招手傲慢地把我叫過去，說，黑狗達，所以你要好好讀書，離開這個小鎮。
我當時還覺得小鎮很大，沒有離開的迫切感，但心裏對他莫名產生一種佩服：一個能看不上小鎮的人內心該是如何的寬廣。然而他讀書卻並不好，這讓他這種高傲的安靜，被理所當然地理解成一種孤僻。
孤僻的阿小，街坊開始這麼叫他。
另一個阿小是搭著高級的小汽車抵達我的生活的。
還記得那個下午，一輛只在電視里看得到的小汽車突然出現在巷口那條土路上。巷子太窄了，車子進不來，來回倒騰的車，揚起嗆人的煙塵，把圍觀的人，弄得灰頭土臉。
我光着腳站在圍觀的人群里。那時候，白色的運動鞋，水手服樣式的校服已經在小鎮流行，但我習慣穿拖鞋的腳，卻死活耐不住運動鞋裏的憋悶和潮濕。老師說，不穿運動鞋就只能光腳來上課，學校禁止粗魯的拖鞋。我乾脆就把運動鞋往書包里一裝，無論下雨酷暑，永遠一對赤腳。日子久了，腳底磨起厚厚一層皮，甚至踩到玻璃也不會刺穿，開始驕傲地強迫同學叫我赤腳大仙。
然後這個阿小走下車了，他腳下是電視里小少爺穿的皮鞋，身上穿的是電視里小少爺穿的吊帶褲，頭上梳着電視里小少爺才梳的那種髮型，皮膚白得像他身上的白色襯衫。
他長得一副小少爺該有的模樣，白得發亮，瞬間讓周圍的一切都灰暗了。
他是我東邊鄰居阿月家的侄子。父母到香港承包工程發了家，哥哥已經辦好香港移民手續，接下來辦他的，這中間需要一兩年的時間，這時間裏他就暫且借住在這裏等。
香港阿小，街坊覺得這名字特別適合，彷彿香港才是他的姓氏。
香港阿小給這群野生的孩子內心，造成了極大的觸動。或許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歐洲人也是如此的心情。
從那天開始，他的家裏總圍着一群偷窺的孩子，這些孩子好奇他的一切：他說話老喜歡揚揚眉毛，他頭髮總梳成四六分的郭富城頭，他喜歡吹口哨，還每天洗很多次澡。沒過幾天，這群老赤腳到處亂竄的小屁孩，個個說話也揚眉毛，頭髮也梳四六分，也開始吹口哨。竟然還有孩子偷窺他洗澡。
阿月姨家稍微殷實點，在那片地區是唯一的兩層樓。香港阿小每次換洗的白色T恤和內褲就掛在樓頂迎風飄揚。那白色的衣物，雪白得太耀眼，似乎是文明的旗幟，傲慢地挺立在那邊。對這些青春期的孩子，那衣物夾着莫名的荷爾蒙感。香港阿小來的第三天，有個小孩爬上電線桿就為了看一眼阿小最貼身的秘密，一不小心摔落下來。還好以前的土地都還是土地，而不是冷酷的水泥地。孩子磕出了傷痕，但不至於傷殘。
這樣的故事，小鎮甚至羞於傳播，大人們當作一切都沒發生。他們用假裝沒看見，或者不理解，繼續守着風土的簡單。
我其實內心已經認定自己不會喜歡這個阿小的。在鄰居小孩共同組成的拖鞋軍團里，我最會讀書，也是最得長輩和同齡人關注的，阿小雖然也引起我的興趣，但他奪走了原本屬於我的許多目光，讓我多少有點失落感。
我假裝漠視這一切，直到這一天，阿月姨來邀請我去和這個阿小玩。「你讀書好，多帶帶他，別被那些野孩子帶壞了。」我竟然掩飾不住地激動。
第一次的見面，有點狼狽。我手心全是汗，說話有點結巴。還好是他淡定。
他身上有花露水的香味，穿着雪白雪白的T恤，他笑出白白的牙齒，說：「我叫阿小。聽說你是這裏最會讀書的孩子？」
我點頭。
「你比我大兩歲？」
我點頭。
「黑狗哥好！」
回到家沒多久，拖鞋軍團的人早在等我，他們像堆蒼蠅一樣聚攏來，嘰嘰喳喳地問詢。我當時還假裝深沉地說這小子很客氣，不是簡單人物。心裏早生出了無比的好感。
擔心他一個人孤單，也擔心他被小孩子帶壞，親戚給他配了兩個保鏢——他兩個表弟，一高一矮，一瘦一胖。阿小對他們說話都是命令式的：你們給我做什麼去……我不知道阿小是哪點喜歡我，第一次認識后，他就不斷支使他的兩個表弟輪流叫我。一會兒問：「一起玩彈珠？」要不「一起捉迷藏？」或者「一起玩飛行棋？」
拖鞋軍團的人開始意識到可能會失去我，他們看着阿小的表弟拜訪我家，也派一個小孩，卡著同樣的時間通知我。抉擇的時間到了。
我猶猶豫豫，直到那表弟又來了：「我哥問，要不要一起看他從香港帶來的漫畫書，還有任天堂遊戲機。」
於是我選擇阿小那邊了。當天，拖鞋幫宣佈和我決裂。
於我，阿小真是個讓人愉快的玩伴，他總有最新奇的東西，漫畫書、遊戲機、拼圖、積木……而且還有兩個跟班幫你處理一些雜事：口渴了，他們去弄來冰凍飲料（香港帶來的沖劑），熱了，他們打開小風扇（香港帶來的）。
於他的表弟，他真是個霸道的王子。吃桑葚表弟多拿了一個，他一瞪，表弟馬上轉過頭去一聲都不吭。玩遊戲，我贏他可以，表弟眼看着也要超過他了，他喊了句表弟的名字，形勢就馬上逆轉。
拖鞋軍團站在外面的空地上，拿着用紙捲起來的紙筒不斷喊：叛徒、走狗……我隱忍着不吭聲，阿小卻一個人走出家門，對着他們大喊：「你們吵什麼吵，野孩子。」
我意識到戰爭開始了。
拖鞋軍團慣用的絕招是——牛糞加時鐘炮。時鐘炮於當時的我們來說，是高級的武器。它就像巨大的火柴棒一樣，一擦，火著了，會按著固定的時間爆炸。炮的等待時間有一分鐘的，也有半分鐘的，惡作劇的關鍵是，時間要卡得剛好，把炮插在準備好的牛糞上，等我們剛好走到，還沒注意時，牛糞突然仙女散花般，飛濺我們一身，就算成功。
然而，這些伎倆我太熟悉了，幾次都成功地避開。直到拖鞋軍團惱羞成怒，竟然直接把炮往我們身上扔。阿小怒了，回家拿出一把打鳥的獵槍衝出來，斜斜對着半空打了一槍。
「砰」——聲音像海浪一樣，在耳邊一起一伏。拖鞋軍團的人嚇呆了，我也是。
「野孩子，嚇傻了吧？」他罵人的時候，口中的牙齒還是很白，但聲調傲慢得讓我有說不出的寒意。
或許是不願意失去拖鞋軍團的傳統友誼，或許是對香港阿小傲慢的不舒服，我慢慢地開始尋找平衡。剛認識那幾天，我們幾乎綁在一起，到槍擊事件后，我決意抽出一半時間和拖鞋軍團的人玩。
阿小察覺到了，競爭一般，拿出他所有的寶貝——香港來的拼圖、香港來的唱片、香港來的遙控飛機。直到他意識到，我們倆之間確實有某種隔閡了，他也淡然了，冷冷地說，有空來玩，沒空我自己玩。
我知道，他是在自己親身感覺到自己的失敗前，先行切割。
其實我偶爾會同情阿小的，特別是熟悉后。我覺得他是個孤單的人。這種孤單我覺得是他父母的錯，他活在「去香港前準備」的生活里。他經歷的所有一切，都是過渡的，無論生活、友誼還是情感。
那時候，香港是個更好的世界，他即將去到的目的地，讓他不得不時時處於迫不及待離開的狀態中，他會覺得，自己是可以蔑視這裏的人。
但他卻是個孩子，他需要朋友。
我想，他選擇我或許只是因為，我是附近最會讀書的孩子，他認為這是一種階層上的接近。同時，或許他還有征服感。
在我開始疏遠他的時候，他時常拿出他哥哥的照片看。
其實他和哥哥並沒有太多相處的機會。母親疼幼子，小時候夫婦倆去香港打工，不捨得阿小跟着吃苦，就把他留在老家，每月寄來豐厚的錢求得親戚對他的照顧。而長子他們帶在身邊，幫忙工地做點事情。
所以哥哥從小就在香港長大，現在已經長出一副香港人該有的樣子：留着長頭髮，打了耳洞，夏天會穿白色短褲配皮鞋，有時候還戴着條絲巾。
阿小崇拜這樣的哥哥，我覺得他其實是崇拜著香港，正如我們崇拜著黑白電視里遊走在高樓大廈里的那些人。
但對我們來說，高樓大廈還是遙遠的事情，而對阿小，這是即將到來的事。
他幾次嘗試把頭髮留長，都被爺爺硬壓着給剪了，他嘗試用針給自己穿耳洞，最終扎出滿身的血，讓爺爺急匆匆送醫院了。現在這些他都放棄了，但是常拿着哥哥的照片一個人發獃。
和他保持距離后，我每次和拖鞋軍團的人瘋回家，就會來看看阿小，他會給我講哥哥的故事：我哥哥很牛的，他像電視里那樣，騎着摩托車，帶着一個女的飆車。但是到了我爸的公司，又換了一身西裝，可帥氣了。
有次他很神秘地和我說：「我哥吸毒的。」然後拿給我一根煙，附在我耳邊，「這是毒品。」一臉得意的樣子，彷彿他掌握著通往天堂的鑰匙。
他給我看完，又把那香煙小心地包在手帕里，然後裝到一個鐵盒子裏，放在床下——我知道那是他認為最寶貴的東西了。
我看着這樣的他，越發覺得遙遠。我知道他身上流動着一種慾望，一種強烈而可怕的慾望。他要馬上城市起來，馬上香港起來。他要像他想像里的香港人那樣生活。
我得承認，我看着電視上那些摩天大樓，心中也充滿熱望。但我老覺得不真實，它是那麼遙遠。而阿小，他簡直活在奇怪的錯位中：他穿戴着這個世界最發達地區的東西，肉身卻不得不安放於落後似乎有幾十年之久的鄉下。
果然，一個晚上，阿小把我叫進他的房間，掏出厚厚一把錢：你知道哪裏能買摩托車嗎？電視上那種摩托車，帶我去買，我要去飆車。
但小鎮當時沒有賣摩托車的地方，要買，必須去到六十公里遠的市區。他着急了，那毒品呢？大麻呢？
那個晚上，是我陪着他去一家地下遊戲廳玩了賭博老虎機作為結束的。看着他在老虎機上幾百幾百地兌換遊戲幣，然後大把大把地輸，我內心裏決定，遠離這個阿小。
我知道他活在一種想像出來的幻想中。我擔心他的這種熱望，也會把我拖進去。
因為我察覺到自己身上也有，類似的躁動。
實話說，我不知道，阿小和阿小是怎麼熟上的。
香港阿小很久沒讓表弟來叫我了，我也不怎麼主動去。這天阿月姨叫我幫阿小補習——數學成績下來了，他考了12分。
我拿着他的考卷，笑了半天，連最簡單的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他都不懂。準備好好糗他一把。
走進去，看到那個身上還帶着海土味道的阿小。
他們倆頭湊在一起，正在搭一架木構的恐龍。
我有點錯愕。這個阿小，對外人說話都不願意超過三句。但我看到他在那誇張地開着玩笑：「哇，這恐龍好酷啊，簡直要叫出聲了。」
很蹩腳的討好。我心裏說不出的反感，然後對這個老家的阿小有種莫名其妙的悲哀。我知道他為什麼喜歡香港阿小的——他其實是喜歡這個阿小身上的香港的味道。
那個晚上，我只是簡單把題目的正確做法示範了一下，就匆匆要走。
香港阿小着急了，追着出來，說要不要一起去打電動。他後面跟着那個老家的阿小。
我看着老家的阿小，躲在香港阿小背後，跟着一臉的賠笑。我說不出的難受，說，算了，我不玩了。轉頭就走。
從此，即使阿月姨叫我再去幫忙補習，我都借口推了。
我害怕看到老家阿小的這個樣子，他會卑微到，讓我想起自己身上的卑微。
老家的阿小突然新聞多起來了：他瞞着父母翹了整整三個星期的課，但每天假裝準時上下學。他跑到小鎮新開的工業區，不由分說地逼迫那些外地的打工仔，要求他們學狗叫，不叫就一陣拳打腳踢；最後他父母還發現他竟然偷偷溜進父母房間了，偷了幾百塊不知道去幹嗎。
烏惜心裏憋悶得難受，又不敢在丈夫面前哭，每次出事就偷偷來我家和母親說。
母親只能安慰：「孩子總是調皮的。」
我在一旁不說話，我知道這個阿小生病了，他從香港阿小那傳染了「香港病」。我幾次在路上碰到他，他說話的腔調、梳着的髮型都很香港阿小。連笑的時候嘴角微微的上撇，都模仿得那麼入微。
我忍不住插了一句：「你讓他別和香港阿小玩。」
烏惜愣了，她一向還挺驕傲香港阿小看得起自己家的孩子。母親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大人說話小孩子不能亂說話。」
但總之這話還是傳出去了。後來路上碰到兩個阿小，一個對我冷漠地轉過身假裝沒看見，一個示意著要和我打架。想打我的，是老家的阿小。
不過，拖鞋軍團的人總在我身旁，大家也相安無事。事情就這麼過去了，我和兩個阿小也徹底斷了往來。
然後斷斷續續聽到消息：老家的阿小又打人了，老家阿小被學校警告處分了，被留校察看了，後來，老家的阿小退學了。
然後再後來，聽說香港的阿小一個星期後要去香港了。
阿月姨來我家了，手上帶着一隻木頭拼成的恐龍，和一個任天堂遊戲機——這是香港阿小最喜歡的兩個玩具，現在，他想全部送給我。
阿月姨說：「我不知道你們兩個小孩子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他還是最喜歡你這個朋友，有空去找他玩玩。」
香港阿小顯然對我的到訪早有準備，估計都是演練過無數次的動作，所以表現一直得體並保持着驕傲感。
他一手勾住我的肩，像電影里那種兄弟一樣把我拉進他房裏，坐在床上，掏出一張紙片，上面歪歪斜斜地寫着一行字，是地址。
「地址我只給你，有空給我寫信。」他揚了揚眉毛。
我倒是笨拙，傻傻地補了句：「寄到香港要寄航空信，很貴吧。」
他笑開了，「咱們好朋友你在乎這點錢，以後你到香港來，我一次性給你報銷。」
然後我把我準備的禮物遞過去給他，那是我最喜歡的一本物理參考書，厚厚一本，50元，對當時的我來說很貴，是我攢了半年才買到的。
「阿月姨給我看過你的物理，太爛了，做做裏面的習題吧。」
「這麼爛的禮物啊。」他又恢復到傲慢的惡毒了。
他走的那個下午是星期六，我剛好去市裏參加一個比賽。聽說他來我家敲門，不斷喊我名字，卻沒找到我。
依然和來的時候一樣，是一輛高級的小汽車來接他的，小鎮的大人和小孩圍成一圈，目送著這個彷彿屬於另外一個時空的人離開，依然只有興奮地指指點點。
那晚回家，小鎮里的孩子興奮地說，我太有面子了。但我心裏說不出的空落落，一個人悄悄走到阿月姨家，在他住的房間窗口，往裏看了看，一切黑糊糊的。
我轉過頭，看到不遠的地方，一個小孩在哭，我知道，那是剩下的這個阿小。聽說，他沒去送香港阿小。
香港阿小就像被接走的外星人，理性的我早判定，他和我是兩個時空的人，此前發生的事情，就當一場夢了。不多久，我又當回我的赤腳大仙。而整個小鎮也似乎迅速遺忘這麼一個本來也不大起眼的小孩，依舊吵吵嚷嚷、熱熱鬧鬧。
只有一個人，提醒著香港阿小的存在——我家前面那個阿小。
沒有香港阿小帶他去理髮店剪那樣的髮型，他堅持自己試圖用剪刀剪出那樣的形狀；沒有阿小陪他去開發區展現英雄氣概，他依然堅持每天晚上去逼迫路過的外來打工仔扮狗叫，然後幾次邀約各種人去觀摩，都遭到拒絕。
沒去讀書，這個阿小的命運只能有一條：當漁民。他是掙扎了幾次，甚至和父親大打出手，離家出走。失蹤了一個多月，餓得瘦骨嶙嶙的阿小回來了。他答應當漁民了。他的條件是：必須給他買一輛摩托車。為了兒子走回正途，他父母商量了半天，終於同意了。
打漁要趕早潮，每天早上五六點，我就聽到那摩托車帥氣地呼呼地催引擎，發出的聲音，炫耀地在小巷裏擴散開。他每天就這樣載着父親，先去下海布網。他大哥和二哥，則踩着那輛吭哧吭哧響的自行車跟在後頭。
下午三四點他們就打漁結束回來了。海土、海風和直直炙烤着他們的太陽，讓他越來越黝黑。每次把滿裝海鮮的籮筐往家裏一放，他的油門一催，就呼嘯著玩耍去了。沒有人知道他去哪，但是後來很多人常告訴我，看到阿小，沿着海岸線邊的公路，以超過時速一百的速度瘋一樣地呼嘯而過，嘴裏喊著亢奮的聲音。
慢慢地，我注意到他留起了長頭髮，每次他開摩托車經過我家門口，我總在想，他是在努力成為香港阿小想成為的那個人嗎？
我從沒想過，會收到香港阿小的來信。那已經是他離開小鎮的第三年，我已經進入高考的最後準備時期。
他拙劣地在信封上寫着，某某中學，然後我的名字收。還好學校負責的收發阿姨，仔細地核了全校五千多個學生，才找到了我。當然，也可能是來自香港的郵戳起的作用。
他的字還是那麼差，扭扭捏捏，但已經換成繁體字了：親愛的黑狗達！
好久不見。
我在香港一切很好。香港很漂亮，高樓大廈很多，有空來找我玩。
衹是我不太會說粵語，朋友不太好交，多和我來信吧，我找不到一個人說話。
我家換了地址，請把信寄到如下……我知道他在香港可能一切都很不好。我突然想像，在那個都是白襯衫、白牙齒的教室里，另外一群孩子高傲地看着他，悄悄地在他背後說鄉巴佬。
我莫名其妙地難過。
拿着信，我去敲了烏惜家的門。這個阿小正在自己玩結他。當時流行的一部香港電視劇里，主人公總在彈結他，許多潮流男女都在學。
我拿出香港阿小的信給他看。
他愣住了，沒接過去。
「他給你寫信？」
我明白了，香港阿小沒給他寫信。
這個阿小搶過信，往旁邊的爐子一扔。香港阿小的信，以及回信的地址就這麼被燒了。
我才覺得，我太魯莽太欠考慮了。
我知道，從此這兩個阿小都和我離得更遠了：一個收不到我的回信，肯定是責罵我扔掉我家的地址；一個從此會因為覺得自己受傷而更加疏遠我。
高三的後半學期，整個學校像傳銷公司。
老師整天說，別想着玩，想想未來住在大城市裏，行走在高樓大廈間，那裏才好玩。他們偶爾還會舉例：某某同學，考上了北京的大學，然後，他就住在北京了……口氣篤定得好似王子和公主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
誰都沒懷疑住在北京就是所有幸福的終點。整個高三的年段，也像是準備離開小鎮的預備營地，許多人開始寄宿在學校，全心投入一種冥想狀態。彷彿學校就是一艘太空船，開往一個更開明的所在。
我也是寄宿中的一員，全身投入這種衝刺中。直到高考最後一刻結束，回到家，母親才叫我去探探阿小。
阿小騎着摩托車在海邊狂飆，一不小心車歪了，他整個人被拋出去，頭先著的地。那是兩個月前發生的事情。當時一度下了病危通知書，但總算奇迹般地搶救過來了。
去到他家，他還躺在床上，受傷的頭部已經拆線，但可以看到，前額凹進去一塊。他看到我驚恐的表情，開玩笑地說：「我牛吧，摔成這樣，竟然沒死，而且一點後遺症都沒有，就是難看了點，不過這樣也好，這樣出去，混江湖最容易了……」
兩個月後，我被一所外地的大學錄取，離開小鎮。我去向他告別，他當時已經開始和父兄去捕魚了，只不過從此不騎摩托車，也蹬上了吭哧吭哧響的自行車。
阿小終於成了小鎮上的漁民了。
兜兜轉轉，大學畢業后的我，來到了北京，來到了那個在想像中可以和香港比拼的北京。
當然，此時的我早知道，留在北京不是全部故事的結束，而是所有故事的開始。
偌大的城市，充滿焦灼感的生活，每次走在地鐵擁擠的人群里，我總會覺得自己要被吞噬，覺得人怎麼都這麼渺小。而在小鎮，每個人都那麼複雜而有生趣，覺得人才像人。
這個時候我才偶爾會想起老家的阿小，我竟然有些妒忌。聽說他娶了個老婆，很快生了個兒子，然後自己買了塊地，建好了房子，也圈上個庭院，裏面還同樣養了只狗。
我則每天忍受着頸椎病，苦惱著工作的壓力和工作結束后的空虛。唯一能做的是不停通過職業的成就感稍微緩解自己：我是個寫字的人，在一家全球聞名的頂級雜誌社工作，我的文章會被到處轉載。
總有老家的朋友，從那聽得到狗吠的小鎮上打來電話，說你這小子混得不錯。裝模作樣地相互吹捧下，掛下電話，迎接突然襲擊而來的空虛感。
這個晚上，我習慣性地查閱自己博客的評論，意外地看到一條留言：你是黑狗達嗎？小鎮上的黑狗達嗎？我是阿小，我在香港，能電話我嗎？我的電話號碼是……是阿小。香港那個阿小。
說不上的猶豫感，我竟然拖了半個月沒回電。我竟然有點害怕。我不想知道他活得怎麼樣，無論好，或者不好，對我都是種莫名其妙的震顫。
半個月後，突然有個事情必須到香港出差。我把電話抄在紙上，還是沒決定是否撥通這個號碼。
事情忙完了，一個人癱在賓館空蕩蕩的房間里，突然下了決心撥打出那串電話。
「喂？邊個？」
「是阿小嗎？」
「啊？」他愣了下，顯然有點錯愕。
「黑狗達！你在香港？你終於要見我啦！」
他竟然記得我的聲音，可見香港的生活讓他有多孤單。
和阿月姨拉着我第一次去見他的時候一樣，我竟然又緊張到全身是汗。坐在路邊的茶餐廳里，我一直想像，他會是怎麼樣的？他應該長發飄逸，穿着入時，然後應該釘上耳環了吧？他應該終於可以打扮出他想成為的樣子了吧？
阿小進來了。我一眼就認出他。他的身體拉長了，五官卻沒怎麼變，他剪著規矩的短髮，但耳朵確實有曾經戴過耳環的樣子。他依然打扮得很清爽，但背着一個不太搭配的帆布包。
他看到我，笑開了那嘴抽煙抽壞的牙齒，張開雙臂，迎上來抱住我。
你當時怎麼沒回我信？他問。
我張了張口考慮是否要解釋，終於還是放棄。
愛面子是沒變的，當晚他堅持邀請我到香港半山的一座高級酒吧。透過窗子，是維多利亞的璀璨夜景。
適當的懷舊后，我終於忍不住問：「你現在怎麼樣啊？」
「我啊，好好工作啊，哪像你，混得這麼好！」
「做什麼工作？」
他用手搖了搖酒，支支吾吾。彷彿下了很大決心，終於說：「我在安裝防盜門。」
然後馬上補充：但我是高級技工，一個月能拿一萬二港幣。
我不知道如何把話進行下去了。一種找不到話題的恐慌感，在彼此心內滋長。
他很努力，自嘲地講到了在香港被同學看不起，交不到朋友，對城市生活的厭惡，以及父母生意的失敗。
「你知道嗎，我竟然覺得，那個我看不起的小鎮才是我家。」說完他就自嘲起來了，「顯然，那是我一廂情願。我哪有家？」
我知道這句話背後藏着太多故事：為什麼沒有家？他父母呢？
但我也意識到，這顯然是他不願意提及的部分。
晚上十點多，他說自己要趕公車回住的地方了。我送他到車站。
車站早已經排了長長一隊，有打着領帶穿着廉價西裝的，有穿着電器行標誌的服飾的，有別着美髮屋樣式的圍裙的……臨上車了，他突然說，要不要到我住的地方繼續聊天，我們太久沒見了，通宵聊聊天不過分吧？
我想了想，答應了。
車的站牌上寫着通往天水圍，我知道天水圍於香港的意義。一路不斷閃過高樓大廈，他興奮地和我一個個介紹，也順便講述了發生在其間的自己的故事。
車繼續往城外開，燈火慢慢稀疏。
「快到家了。」他說。
然後車開上一座長長的斜拉橋。
「這橋叫青衣大橋，是全亞洲最大的鐵索橋。我每天坐車都要經過。」
「這樣啊。」我禮貌性地點點頭。
他望着窗外的橋，像自言自語一樣：「我來香港第三年，父親查出來得了癌症，鼻咽癌，建築公司不得不停了，父親到處找醫院醫病，本來還有希望，結果哥哥怕被拖累，卷著家裏的錢跑了。我和母親只好賣掉房子，繼續給父親醫病。有一天，他自己開着車來到這裏，就從這裏衝下去了。我現在要掙口飯吃，還要從這經過。」
我愣住了，不知道怎麼接話。
他接着自言自語：「城市很噁心的，我爸一病，什麼朋友都沒有了。他去世的時候，葬禮只有我和母親。」
「呵呵。」停頓了一會兒后，他自己輕輕笑了一下。
我張了張口，嘗試說點什麼。他顯然感覺到了。
「我沒事的，其實可搞了，香港報紙還有報道這個事情，我家裏保留着當天的報紙，是頭版頭條，你相信嗎？」他轉過頭來，還是微笑着的臉，但臉上早已經全是淚水。
車依然在開，那座橋漫長得似乎沒有盡頭。橋上一點一點的燈影，快速滑過，一明一滅，掩映着車裏晃動着的疲倦人群。
大部分人都睏倦到睡著了——他們都是一早七點準時在家門口等著這車到市區，他們出發前各自化妝、精心穿着，等著到這城市的各個角落，扮演起維修工、洗碗工、電器行銷售、美髮店小弟……時間一到，又倉皇地一路小跑趕這趟車，搭一兩個小時回所謂的家，準備第二天的演出。
他們都是這城市的組成部分。而這城市，曾經是我們在小鎮以為的，最美的天堂。他們是我們曾經認為的，活在天堂里的人。
阿小轉過頭去，拉開車窗，讓風一陣一陣地灌進來。我突然想起遠在老家，已經又敢重新開摩托車的那個阿小。
這個時候，他應該已經在海邊布好了明天的網線，騎着摩托車沿着堤岸往回趕。家裏有房子、妻子和兒子。聽說他也養了只黑狗，那黑狗會在他還沒到巷口的時候，就歡快地跑出來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