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孽（2）

按理說，老天爺總是睜着眼睛的，似乎連他睡覺時，也許都還總睜著一隻似公不公的眼。這樣，他害怕我家的苦難過多而累積成一種爆發的災難——因為災難總意味着一種結束和重新的開始，所以他讓我大姐飽嘗了十七年病苦后緩輕下來，繼而，又讓我們兄弟姐妹，如接力賽樣又開始瘋跑在為父親求醫問葯的人生道路上。那時候，大哥已經是每月二十六塊八毛工資的郵電局的臨時投遞員，他每天騎車跑幾十公里山路投信送報，吃食堂最差的菜、買食堂最便宜的飯，有時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兩餐，把勒緊褲帶節餘下的錢送回家裏；大姐因身體虛弱，被照顧到小學教書，每月也有十二元的民辦工資；二姐除了種地幫母親洗衣燒飯，也不斷去拉^H小說沙運石，跟着建築隊干一些體力零活；母親，還有我的母親，她比她的任何一個兒女，都更多地承受着幾倍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壓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餵豬養雞，外到每個兒女的婚姻大事，內至每天給父親熬藥倒痰。可以說，父親的生命，幾乎全都維繫在吃藥和母親的照料上。所以母親每天少言寡語，總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撐。母親粗略地核計了一下，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那幾年，父親如果哪天有五至六元錢用於藥品，那一天父親的日子就會好過些，如果沒有這五到六元錢，他就難熬那一天因我的逃離而留給他的苦難。可在那個年月，每天有五六元的錢，又談何容易呢？加之大姐、大哥的婚事，住房漏雨需要翻修，和吃鹽燒煤的日常開支，家裏的窘境，其實已經遠遠超過大姐病重的時候。

1982年冬，父親的病癒發嚴重，那時我已經是個有四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師圖書室的管理員，家裏在窘到極處時，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隊的醫院。這一方面，因為部隊醫院隱含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部隊醫院可以周旋著免去醫療費。於是，我請假回家去接了父親。記得是哥哥把我、父親和母親送上了一百多裏外洛陽至商丘的火車。火車啟動時，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別說：「父親的病怕是不會輕易好了，無論好壞，你都要讓父親在醫院多住些日子，是醫院都比家裏要好。」哥哥說：「讓父親在醫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親下世不在了，我們弟兄心裏也可以少些內疚。」我正是懷着少些內疚的心情回去接的父親，可天黑前下了火車，到師醫院的門口，父親突然把我叫住，把母親叫住，說：「我從生病以來，沒有正經住過醫院，這部隊的醫院正規，設備好，技術也好，咱們火車、汽車，跑了幾百里的路程，又沒錢付賬，如果人家不讓住時，你們都給醫生跪下，我也給醫生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