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學》回眸老大學餘韻

文/陳遠

在一次和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先生的聊天中，我們談及過去的教育和當下的教育。黃先生感慨地說：「在家有父母，何必靠外人。」黃先生此語是有感而發：1949年以還，在大學結構上曾經有過兩次重大的調整，一次是在1952年，史稱「院系調整」，另一次大規模變動是上個世紀末的所謂「院校合併」。前者學習蘇聯，後者看似學習歐美，實則好大喜功。我想黃先生的意思是說「我們過去的大學本來有很好的傳統，何必總是去學習外國呢。」這本書，就是一本關於「過去的大學」的書。

過去的大學，大抵如一個人，時間久了，變形成種種個性，在校則成為校格。過去的大學生，從他的言談舉止就可以判斷出他是從哪個學校畢業的，就是因為有校格存焉。校格的養成，有賴於校長，所謂「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過去的大學校長都有一種較高的自覺，那就是在一所大學篳路藍縷的開創時期發凡起例創建制度之後，將自己置於制度之下而非凌越於制度之上，比如北大的蔡元培、南開的張伯苓、光華的張壽鏞。曾經擔任過華中師範大學校長又對教育史素有研究的章開沅先生對此體會頗深，在前不久出版的《中國著名大學校長書系》中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校長責任重大，不僅其辦學理念、謀划決策關係着學校的發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體現的品格、作風，也悄然無聲地對眾多師生產生某些影響。」校格之養成，此之謂乎？

1949年之後，隨着環境的改變，過去大學的環境也隨之改變，一些大學消失了，如燕京大學、光華大學；一些大學改變了，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過去大學的流風遺韻，只留在曾經在那裏讀過書的人們殘存的記憶或者後人的感念之中。1982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鍾叔河與朱純二位先生所編的《過去的大學》，是我看到第一本有「普及意義」的「大學往事」，鍾先生乃當代出版大家，編出書來自然有大匠之風，編書這種事，大學者不屑為，小學者不能為，以先生之學識、之地位而編《過去的大學》，其人文關懷，令後生如我者感佩不已。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陳平原先生編出一本《北大舊事》引起一時紙貴，謝泳先生有感於此，倡議編一本《清華舊事》，我不及二位先生的專深，只好把過去存在過的大學籠而統之，編成這本《逝去的大學》。但是在私意中，也確認為中國除了北大與清華兩所至今仍受世人矚目的國立大學之外，一直被冷落的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也有值得感念之處，他們在北大與清華之外，也算是開闢了中國大學的「第三條道路」。

本書分三輯：第一輯「大學與校長」選取當時名勝一時的大學中最著名的校長，或敘述他們創建學校之時的艱辛，或敘述他們在大學生存環境發生轉變之際的境遇以及選擇。不僅記「其跡」，而且記「所以跡」。蔡元培、竺可楨、梅貽琦、張伯苓、司徒雷登、唐文治……這一串名單，可以作為過去大學校長的一個縮影，從中當可窺探出過去大學的發展史。第二輯「大學往事」，選取了聖約翰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雲南大學等過去少為人提起的大學，這些大學至今多已不復存在，看看發生在過去這些校園裏的故事，當知大學之所以為大學的所在。第三輯「大學理念」是近年來時賢對於過去大學留下來的資源的一種梳理，可以看作是對當下教育的諫言。

記得蕭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過這樣一句話：一九四九之後，不作興把自己的書獻給誰了。工作之餘，我編了一本這樣的書，我也沒有想過把它獻給誰，如果非要把它獻給誰的話，我首先要獻給的是我自己。因為在讀大學的時候，我總想做個與眾不同的人，但是我把自己跟自己的那些同學比較，怎麼看怎麼像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後來我在書上讀到大師們的風流遺韻，不由得對養成他們的環境產生興趣，這也算這本書的由來。如果還要獻給誰的話，我想把這本書獻給正在大學里讀書的莘莘學子以及跟我一樣曾經在校園裏讀過書並且迷惑過的人們，我們不能改變周圍的環境，但是我們能夠改變自己。

（此文為《逝去的大學》一書序）

《逝去的大學》陳遠編謝泳等著同心出版社出版2005年3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