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教育的幾點隨想

——讀《教育：必要的烏托邦》

文/陳遠

早就知道蕭雪慧先生出版了一本關於教育的隨筆集，在市面上找了好久也沒有見到，於是給蕭先生打電話索書，蕭先生告訴我她手頭的樣書已經被朋友們索要得所剩無幾，但是她會儘快給我寄來。幾天後，我收到了蕭先生寄來的書。

我承認閱讀這本書不是一個愉快的過程，因為凡是有良知的人在讀這本書的時候都會被書中的敘述和現實的境況刺痛靈魂的深處，尤其是像我這樣對於當下的教育有些了解的人。

在本書選入的文章中，《教育：必要的烏托邦》是作者用力最重也是着筆最多的篇什。在文章中，蕭先生尖銳地指出了當下教育最為嚴重的三個問題，一是提供教育機會的不公正，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義務教育名存實亡；二是「中小學教育從教育思想、培養目標到教材內容、課程安排都貫穿了一種政治功利主義，孩子的個性和願望完全不受尊重」；三是「大學因缺乏學術自由、教學自由而喪失了她作為學術和教學自治中心的地位」。然而當下的教育與這一目標恰恰相反，它在少數利益集團的壟斷下變得極其狹隘。在摩羅等人編著的《審視中學語文教育》一書中，摩羅寫道：「我們的教育目前的基本狀態跟我所理解的教育目的是相反的，它儘可能地切斷學生跟人類文化和大自然的聯繫。它只得告訴學生在人類所有的思想財富中，只有馬克思主義是好的，其他的都是壞的，是對人類精神有損害的。」這種不公平的、狹隘的教育如果不儘快改變，那麼我們民族的未來岌岌可憂。

在《南橘北枳的「教育產業化」》一文中，蕭先生對近年來盛行的「教育產業化」的說法進行了批駁。從理念上來講，我並不反對「教育產業化」這種提法，1949年以前的南開、光華、燕京等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以及蕭先生文中提及的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都在教育產業化上有過成功的探索。需要指出的是教育可以產業化，教育的目標、其基本的理念卻不可以產業化。尤其需要澄清的是，教育產業化並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減少對教育的投資或者不對教育進行投資，因為從教育成本與教育收益上來看，個人誠然是教育的收益者，但是社會才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對此我們可以做一個複雜的計算。這裏需要指出的是，對教育成本可以精密地計量計算，而對教育收益進行精密的計量計算幾乎是不可能的，下面的計算方法儘管精密，也只是大致上的精密。

在這裏，我們採用如下計算方法：

每名畢業生的社會直接成本=（學制期各年各項費用支出總和-無關費用）×（學制期各年平均在校生數總和÷學期制）

個人直接成本=學雜費+書籍文具費+生活差距費-助學金（獎學金）

教育收益通過教育收益率來計算：∑nt=1Et（1+i）t=∑nt=iGt（1+i）t教育成本收益比值：①《教育的投入與產出研究》王善邁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V/G=∑nt=1Et（1＋i）t÷∑nt=1Gt（1+i）t

教育收益現值：

Epdr=∑nt=1Et（1+i）t-∑nt=1Gt（1+i）t

貼現后的個人教育成本：

G=∑nt=1Cet+Cit1+i=∑nt=1Gt（1+i）t

預期教育收益貼現值：

V=∑nt=1Et（1+i）t

式中，V=n年收入的總貼現值

Et=第t年的教育收入

R=利率，即教育的機會成本

Cet=t年的直接成本

Cit=t年的間接成本

G=n年的總成本貼現值

i=內在收益率（教育收益率）

然而無論是通過計算還是通過已有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教育的個人收益率一般均高於教育的社會收益率，但是有一個常識性的事實我們不能忽視，那就是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社會的發展卻是歷百年而不衰經千年而不竭的，從教育收益的長期性多效性和擴展性等特性考慮，教育的個人收益在社會收益的面前幾近於零。

因此我認為，「教育產業化」只可以作為在多元化辦學格局下的一種思路，而不能成為政府逃避教育投資的借口。

在《大學之魂》一文中，作者着重闡述了大學中的「不服從」傳統。在這一點上我與蕭先生的看法有些不同。大學的職能和功用決定了她應當是一個保存、發展、傳播價值和文化遺產以及誕生新思想的機構之所在，這一根本目的決定了大學的超現實性和超功利性，也決定了大學的精神在於對學術的探求。賈誼有句話：「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我覺得這倒頗為符合大學的精神。對於這一點，陳平原先生在《北大傳統之建構》一文中有淋漓盡致的闡述，陳先生在搜集了嚴復（《論北京大學不可停辦說帖》，1912年）、陳獨秀（《在北京大學開學式上的演說詞》，1918年）、蔡元培（《致〈公言報〉函並答林琴南函》，1919年）、胡適（《北京大學》，1922年）、李大釗（《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紀念感言》，1922年）、蔣夢麟（《北大之精神》，1923年）、魯迅（《我觀北大》，1925年）、馬寅初（《北大之精神》，1928年）、劉半農（《北大河》，1929年）、周作人（《北大的支路》，1936年）等10位先賢的文章一一加以註解闡釋，最後意在指出大學的精神重在對學術的探尋與建構。誠然，學術的探求精神與「不服從」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在政治高壓致使學術的獨立性無法保存的時候，「不服從」便成了學術獨立的前提，半個世紀以前的陳寅恪在這方面給後人樹立了極好的典範，但是說到底，陳先生的「不服從」還是着眼於學術而非對當局的干涉。而對學術的探求精神，如果從嚴格的規範來說，本身就包含了「不服從」的外延。（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