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我的姨媽李訥

我的姨媽李訥是外公和**的女兒，1940年生於延安。當時外公已47歲，對這個自己十個子女中最小的孩子特別喜愛。他不忍心把女兒送到保育院，姨媽成了家中惟一和外公度過全部童年的孩子。父女間的昵稱是：「大娃娃」和「小爸爸」。1946年，外公給岸青舅舅寫信，特地為小女捎了幾筆說：「妹妹問候你，她已五歲半。她的剪紙，寄給你兩張」。撤離延安時，外公起初是帶着妻女一道行軍，有時親自還背着幼小的姨媽。後來，他見形勢實在嚴峻，便讓女兒隨另一支隊伍渡黃河到了山西。1947年，外公在給岸英舅舅的信中還特別關照說：「你給李訥寫信沒有？她和我們的距離已很近，時常有信有她畫的畫寄來。」慈愛之情躍然紙上。外公對子女親屬歷來是愛之深，責之嚴。姨媽從小被外公要求去大食堂吃飯。上學后更是不準有絲毫的特殊。這些故事太多太多……困難時期衛士長給姨媽送了一包餅乾，受到外公嚴厲批評。有一次姨媽周末回家稍晚，當時北京大學所在的海淀還很偏僻，公交車已經沒有了。姨媽請衛士派車來接自己一下，外公得知后大發脾氣。有次外公問她：「今天怎麼來的呀？」姨媽說：「我坐三輪車來的。」外公又問：「哦，那拉三輪的師傅都和你聊了些什麼呀？」姨媽答：「沒說什麼。他拉他的，我坐我的。」外公搖了搖頭說：「要是我呀，一定和師傅好好聊聊……」姨媽後來明白了父親的一番苦心：他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已足以證明其偉大，而偉人自己也一直向往常人的生活啊！今天我們已非常難以理解外公這樣對待子女。現在的家長只要稍有條件，恨不得用蜜糖把孩子包起來。看看千里迢迢送子女上大學，辛辛苦苦在宿舍里為他們鋪床的父母們，再想想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外公如此要求自己舐犢情深的女兒——這就是成就偉業的**，一般人確實是難以達到他的高度的。現在，我把這些故事寫下來，也許能對世人有所啟示。記得外公建國后曾有為青年人寫書的願望，可惜未能如願。作為當代青年人，我這也算是替他還願吧。外公對女兒的愛，真正表現在他對女兒的精神、品德教育上。姨媽自小體弱多病，外公常鼓勵她在病中要有堅強的意志。1958年姨媽得盲腸炎，外公在信中寫道：「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鍛煉意志」——這也是他的經驗之談。1963年，姨媽給父親的信中，痛陳自身存在的缺點，彙報思想收穫，說自己讀了《莊子·秋水》的感受是：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外公為女兒的進步高興。他回通道：「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幹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姨媽回信后，外公再回一信：「極高興。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壯志，大有自我批評，大有痛苦、傷心，都是好的。你從此站立起來了，因此，我極為念你，為你祝賀。讀淺、不急，合群，開朗，多與同學多談，交心，學人之長，克己之短，大有可為。」而今讀來，也深感外公的拳拳之心。我的媽媽和姨媽在整個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關係一直融洽。而媽媽結婚後，特別是搬出中南海后，來往就比較少了。但在那動蕩的十年，媽媽記得姨媽曾兩次受外公委託，到紅牆之外看望自己。她帶來的是父親對女兒的關切，還有妹妹對姐姐的祝福。也許只有親歷困苦的人，才能體會此時的深意吧！就這樣，她們各自度過了多事的中年時期。如今，進入老年，歷經人生悲歡的兩姐妹常有機會見面，也聯袂出席活動。媽媽和姨媽回憶著和我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有說不完的話題。姨媽1965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后，以她特殊的角度見證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紛雲複雜的歷史。然而，好學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媽與波譎雲詭、百口莫辯的政治顯得那樣不協調。後來，她也和數以萬計的機關幹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外公逝世之後，姨媽有過一段異常孤獨、困難的時光。由於**在京北遠郊秦城監獄服刑，她常常要花費整天的時間，乘公共汽車去那裏探監。但是，人們並沒有忘了她。在外公衛士長李銀橋夫婦的大力幫助下，姨媽1984年和我現在的姨夫——王景清結婚，長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種簡樸而局促的房子裏，過着老百姓平靜而自由的生活。姨媽有一獨子，現名王效芝。我的效芝表弟繼承了毛家和姨媽自尊、自強的個性，不喜歡拋頭露面。同時，作為當代青年，他選擇了一條與父母一輩人完全不同的獨立生活道路，在此，我祝福表弟，希望他事業有成！2003年春，姨媽李訥和我媽媽李敏一起被選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大會堂一望無際的席位中，姨媽又展現出從兒時至今依舊燦爛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