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許多

美術學院從黨委書記、副書記、黨委委員，到教授、副教授、講師，以及想像得出來的一些人，再加上一兩個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貪污犯在裏面最囂張，是個依靠對象，儼然半個革命小將的味道。我們每天的「表現」全由他興之所至地向「革命群眾」彙報。

美術學院版畫系長長的衚衕兩頭一堵，裝上木閘子，天生的監獄一所。

可染先生、苦禪先生我們可算得是難兄難弟了。五六年朝夕相處時間總是有的。寫出所有的人的名單，就我眼前的記性看來是辦得到的。但沒有必要。

苦禪先生當得起是一個好漢，加上練功的底子，什麼侮辱也壓不倒他，什麼擔子他也挑得起。七十歲的老人，一舉手，幾百斤一鐵車的垃圾一下子倒進了垃圾坑。若無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從來沒有經歷過那麼大的動蕩，那麼兇惡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顧，他的確像**同志所說，是個「書生氣十足」的人。他沒招誰、惹誰。像苦禪先生和我都愛寫點、說點俏皮話。可染先生可從來沒有。他雖未達一心一意聽黨的話的程度，起碼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夠格的，但也逃不過這個「劫數」。

魯迅說過這麼一些近似的話：「工人當了工頭，比原來的工頭還毒!」這可是千真萬確。

革命群眾就是學生，學生就是管理我們的閻王。有一個形象長得像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學生，連褲子都永遠穿不好，掛在兩條瘦腿上老像尿濕了似的丁零噹啷，卻是極為兇惡殘暴，動不動就用皮帶抽我們。身上挨抽，心裏發笑：「這樣的賤種，平常日子，一隻手也能懸他在樹上!」

就是這一類中山狼使未經歷過恐懼和欺詐的可染先生喪魂落魄。他已經高血壓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來說點什麼的時候，連手臂、嘴皮都在顫抖，更別談要他說得出話。我心裏向著他，我心裏向他呼叫：「頂住啊，老頭!怕不怕都是一樣，一定不要倒下!」口裏卻不敢出聲。我家裏也有妻兒在等着我啊!

「牛棚」里，每天一人輪流值班到大廚房為大家打飯。牛鬼蛇神不準吃好菜，但米飯饅頭倒是一樣。饅頭每個二兩，吃三兩的，就是一個半。那半個饅頭由值班的負責將一個二兩的饅頭掰成兩半。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來，發抖的手總是將兩半饅頭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懸殊到當時覺得可怕現在覺得荒唐的程度。當然受到責罵。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耳聽到學生罵先生達到這樣的高度：

「你人話也不會說一句；蠢驢掰饅頭也比你掰得好!你個廢物!」

過了兩三天後，借勞動出勤的機會，可染先生問我可不可以給他用斷鋸條做一把切饅頭的刀子，因為他知道我有機會參加一個修補破臉盆、破洋鐵壺的工作。那些學院的工人跟我很要好。當然可以。當天下午，可染先生手上就有了一把鋸條做成的、帶漂亮竹手柄的小刀。多少年後，他還和我笑着提起這件事，我聽了反而傷感起來。吳作人先生的錢包里至今還藏着一根當年我給他做的「挖耳勺」，已呈蒼黃古老之色，這都是「同窗」的紀念品。

到了「文化大革命」末期，李可染、許幸之這幾位老先生被指定為永遠下鄉落戶到湖北農村生根的光榮戶。校門口有小敲小打的鑼鼓。這幾位老畫家面無人色，肩上居然還背着一個革命氣味很濃的包袱，排成一列，肅立在偉大領袖**石膏巨像前舉起右手宣誓，大意是賭咒絕不再回北京，如何如何!於是就讓那一丁點很不誠懇的鑼鼓聲送走了。

離別情緒在那時候等於塵埃。生死尚且如此，離別算個什麼東西?自身命運決戰迫在眉睫，誰又能判斷出更好和更壞的結局呢?

新疆人宰羊放血，放了一隻又一隻，幾十隻羊集中在一個羊圈裏，眼看着前一隻同類被宰完，第二隻自己就會乖乖地走到人的跟前躺了下來……

被宰割已經成為天性的時候，反抗和逃亡還有什麼意義?

我們是人啊!

李可染這個畫家是無愧於我們這個苦難的中國的。中國有了他，也光彩許多。

對於眼前的中國畫家，在他們身上使用美好的形容詞往往太過奢侈，紊亂了欣賞價值。

李可染畫作上的成就是實實在在的。一是他畫作的質量，二是他開展新局面的功績。

長年辛勤地藝術勞動，在中國畫上大膽施展濃墨，運用光和層次的可能性得到證明，啟導和開發了美的新觀念。(在我們這個時代，出現了兩位這樣重要的人，另一位就是傅抱石先生。傅先生把抽象和具體二者的關係結合得那麼融洽，那麼順手，令我們得窺千年來繪畫中所謂「意境」的殿堂。)

可染先生其實是有一種農民性格中的聰明和純樸，勤勞是他的天性。作品因之顯現出厚重的民族魂魄。所以，面對着他的作品時，就無法拒絕迎面襲來的道德感染。八大山人如此，石濤如此，傅山亦何嘗不如此?

一九五三年我初到北京大雅寶衚衕甲二號，可染先生夫婦是我們第一個相識的鄰居。他的第一個南方寫生畫展，登在《新觀察》雜誌上，我榮幸地寫出第一篇評介他的藝術創意的文章。不料三十幾年回到香港后得到他逝世的噩耗。他對我的友誼和我對他的尊敬，令我在不方便回去祭奠的情況下，寫一些往事作為紀念。

這是他生前幾次希望我做的事。佩珠夫人會記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