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落淚為嬌女(6)

「何兄你不要說得好聽，你敢說將來你不讓你的孩子上大學？」朝我說話的是我的老鄉戰友徐建平。我們是同鄉加同學，又在一個部隊呆了好幾年，親如兄弟，他的愛人也是高中老同學，叫魯建英。徐建平把我問倒后，便坦言說起他們在深圳的感受：我們這代人是為深圳搞基礎建設的，那時的工作有力氣，有幹勁就行。現在可不一樣了。你光有力氣光有幹勁會連飯都吃不上。這不是說瞎話。深圳每年從內地來打工的人中，光大學生博士生等在人才招聘處門口就有好幾萬！就說我們部隊搞建設工程吧，你單位如果沒有幾個碩士、博士生當技術人員，人家業主搞招標時考慮都不考慮你！你還有啥能耐？我知道我的老鄉比較有出息，手頭的錢已經都是七位數了，便說：在深圳這樣的地方，光有錢不成了？那也是前幾年的事。徐建平說，沒有文憑，在以後的現代化城市中肯定吃虧。就拿我們這些人來說吧，照理在單位幹了二三十年了，論經驗論資歷都該當上層領導了吧？可不行，上面考核你就缺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你沒有學歷。技術單位，沒有進過正規的大學進行專業學習，確實不行啊！你不服沒用，我們這些人連二十六個英文字母都背不齊，而現在我們用的設備很多都是進口的，全是英文說明。跟外商做生意也是，不懂點外文你吃了虧還找不着北，這怎麼行？我們這些人這輩子也就是那麼回事了，可不能再耽誤下一代呀！他們要是沒有大學以上的文化，就別在深圳這樣的地方呆！真的，我們今天能在深圳呆得住，是因為我們確實是流過汗、流過血的深圳拓荒牛。但如果我們的孩子也只有像我們的文化水平，那他們真的會在深圳呆不下去的。靠我們留下的幾個錢能維持多久？有道是：金山銀山能吃空，只有知識和能力才是現代社會的立身之本。我驚喜地發現，現代化的深圳使我的戰友和老鄉的意識已經無比進步了。不過，每個家庭的情況是具體和現實的。我知道，徐建平的兒子正在上高中，且成績不怎麼樣。他對此怎麼看？我很想知道。但徐建平有意迴避這個話題。從另一位老鄉那兒，我了解到了實情：徐建平為了讓兒子以後能考上大學，花了二十幾萬元把兒子送進了一個什麼「國際」學校。「小平不容易，在孩子身上沒少花錢。本來不一定非要進那些貴族學校，但他的太太魯建英執意要送孩子到最好的學校讀高中，其實她自己為這孩子上學的事吃的苦比自己干工作還多……」我的另兩位老鄉戰友悄悄告訴我。這使得我有種必須採訪徐建平太太的意願。其實我與徐建平同班同學時，已經跟後來成為他太太的魯建英有了好幾年同班同學的歷史了。魯建英是我小學和初中的同學，她後來因為家庭的原因沒能上高中，但這並沒有影響她成為我老家一帶有名的、人品與相貌都很出眾的姑娘。魯建英屬於那種性格開朗、辦事乾脆的女人，只是我們很多年沒有見面，她那張本來很動人的臉上添了不少皺紋。因為從小就是老同學了，魯建英那晚談了她很多我以前並不知道的事。下面是她的話——……你是知道的，我家的成分不好，所以初中畢業后就沒有同你們一起上高中。可後來「文革」結束了，我們這個年齡的人就馬上覺得自己吃了大虧，因為大學考不成，再進高中年歲又大了。剩下一件事就是嫁人。那時能嫁一個軍官可能也就憑着自己一個相貌上的優勢吧。徐建平他們集體轉業到了深圳，我在1986年也到了他身邊。那時我和孩子的戶口還沒有落實，所以也只能到一些單位做臨時工。直到過了兩三年後，戶口才正式到了深圳，可那時深圳人才市場已經被來自全國各地的精英佔領了，啥部門啥單位進人都是要大學生。我們雖然也算是深圳人了，但找起工作遠不如外地來的大學生們容易。丈夫一直在原來的部隊單位工作，一個高中生也能湊合有口飯吃。我就不行了，只有初中文化，再能說會道也只能幹那些簡單的體力勞作，比如小企業的操作工、飯店的服務員什麼的。我來了幾年，換過四個單位，全都是給人家當下手。有一段時間在一個賓館當服務員，三十幾歲的人了，家裏又有孩子老公，可在外工作天天要看人家的臉色。特別是深圳的賓館、飯店這些地方，人家主管和經理都是二十來歲的小孩子，可人家都管着你，因為她們都是有文憑的大學生什麼的，你沒有文憑，再有能耐也只能當端盤或掃地的服務員。服務員也不好當呀，你每天都要與那些來住賓館的客人打交道，而那些客人一住下來，便以為深圳的賓館服務員都是妓女，無時無刻不瞪着色迷迷的眼睛盯着，左喚右呼叫你「小姐小姐」的。那些外來的打工妹經不住誘騙，下水便是常事。可我們這些有家有室的「老姐」哪受得了那些臭男人的那些德性！正是在當賓館服務員的日子裏，我堅定了一個信念，就是自己一定要拿下一個文憑。為了這個目的，我這幾年沒少吃苦，別人的太太放假過節在家搓麻將、陪孩子丈夫，晚上出去過夜生活。我則騎着車、撐著雨傘去上課聽輔導……三年多時間，幾乎天天都是白天上班晚上上課，星期天還得去聽輔導。前年我總算拿到了文憑，現在我在一家大公司負責財務，雖然一個月只拿一兩千塊錢，不算多，但跟以前相比，我覺得人格得到了尊重，業務能力也很不一樣了。正是從我經歷的酸甜苦辣中，我更加感到兒子他們這一代，必須接受高等教育，否則不僅永遠進不了上流社會，而且連基本的工作與生存都成問題。「聽說你兒子正在上高中，成績不是太好？」我問。魯建英沒有迴避她最擔憂的事，她說她兒子的成績不行，所以花了二十八萬元才進了一個「國際」私立學校。「怎麼要那麼多錢？」我感到驚詫。據說是包上大學。誰知道是真是假，反正有合同簽着，它學校以後想賴也不易。她說。「如果還考不上大學你又怎麼打算呢？」辦法總是有的，這年頭只要有錢啥事辦不成？魯建英好像心中早已為兒子設計好了一條通向大學的「金色通道」——實在不行，再花錢把他送到國外去唄！深圳很多家長都是這麼做的。她介紹說，在深圳就兩種人，一種是自己很有本事，也有學歷，但工作和生意忙，顧不了孩子，這些人的孩子的出路就是送出國。還有一種是自己什麼文憑都沒有，但很有錢，所以孩子的出路也是送出國。「苦就苦在我們這些既不是很有錢又不是很有本事的人，可孩子是一樣的呀，所以我們同樣供一個孩子上學、考大學，要比別人日子難過多了！否則我也不至於老得這麼快，讓你老同學都快認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