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烈的感情：在此國與彼國之間(1)

王宏圖：80年代初，包括剛才提到的看了《今日日本》的原因，中國有一些人對西方的觀念發生很大變化，從最開始的盲目自大一下子陷入了自卑。特別是到了80年代中後期，有一個關於「中國要被被開出球籍」的討論，這實際上表明了一種危機感，說明在中國對西方的想像中包含了過多的自我貶低。當然中國的確在體制上存在危機，需要改革，但這種過分的自卑是建立在對西方的想像的基礎上的。人們覺得上海作為三、四十年代遠東的一個經濟金融中心被搞得一塌糊塗。有人曾經說過一句話，「上海人對外國人都很有感情的」。上海這座城市和其它地方不一樣，它是「媚洋」的，比如很多家長希望自己的子女跑到外國去發財，並不希望他們在國內做官。郜元寶：我們能不能列舉一下當代中國人，也就是住在國內的中國人通過哪些渠道獲得西方的知識，或者說製作西方的知識。這一點很重要。葛紅兵：據我所觀察到的而言，我覺得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像我們這樣，通過讀書，第二種是通過電視，我覺得電視一方面是破除幻覺的工具，一方面又是製造幻覺的工具，更主要的是在視覺上給人衝擊的工具。比如說我父母，我父親是在文革中被教育的，他一生都在農村工作，他有一種很強烈的趨向，就是通過看電視了解外國。他跟我說你有機會要去外國親眼看一看，他認為外國人的確比我們好得多；還有另外一種人，也是我的長輩，他們就說別看外國街道那麼寬，房子那麼漂亮，實際上內里卻是十分糜爛的。比如愛滋病，人與人之間的冷漠，不講道德等等。他們對外國還停留在這種印象。這樣區分下來，我想主要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相信電視上的直觀圖景，一類是不相信電視上的圖景。王宏圖：直觀圖景還包括一些旅遊散記，它們和電視一樣也給人很直觀的刺激。當時塑造的對外國的想像還有《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北京人在紐約》、《上海人在東京》、《中國人在東歐》這樣一些書。當時還有一本書叫做《討個外國人做老婆》，這些書以紀實性為主，藝術性當然很粗劣，但構造的外國的圖景還是和當時的政治文化語境有關係。特別像《曼哈頓的中國女人》。如果在現在，這本書可能就沒人看了，但是當時國內在經濟方面有很多禁忌，中國人被壓抑的發財夢只有在美國的土地上才能夠實現。當時這本書的暢銷有兩方面的因素，一個是異國情調，而更重要的就是發財夢，這兩個方面結合得極好，就成為一個很大的賣點。葛紅兵：《北京人在紐約》和《上海人在東京》這兩個片子出來后，我曾經分析過。《北京人在紐約》為什麼成功？它實際上是一個反過來的模式。以前總是外國人到中國來欺負我們，它現在是反過來了，我們中國人走出國門去，戰勝了美國人，並且在美國人那裏賺了錢。他這個「戰勝」是很曲折的，首先是自己帶着老婆出去的，結果老婆被美國人搞掉了，但他又憑着中國人的機智、勇敢、勤勞把那個美國人的工廠收購了，徹底地打敗了美國人。這表現了中國人對外國想像的一個變化。過去我們老覺得自己是弱勢，後來發現我們也可能在局部成為強勢。這個電視劇在當時迎合了大部分中國人的夢想：我們要戰勝美國，要在西方面前抬起頭來。相反，另外一個片子《上海人在東京》卻不成功。因為它沒有給人這種在異國發財的夢想，沒有給人在異國從性、金錢、觀念方面征服外國人的夢想。我想中國人對外國的某種想像在這兩部片子中表現得非常強烈：我們現在是揚眉吐氣的時候了，是戰勝外國人的時候了。王宏圖：你說到這裏，我突然想起（19）96年有一本書叫《中國人可以說不》，它實際上也是建立在對外國的想像的基礎上。（葛紅兵：它們是一脈相承的）它能夠成為賣點，就是迎合了像你說的當時那種對外國的想像：我們中國人可以和美國人說「不」，雖然不能完全超越外國，但在某些點上還是有力量的。它裏面建立的美國的圖景也是歪曲的，就像前兩年有本書談美國新聞界如何「妖魔化中國」的，《中國可以說不》這本書也存在「妖魔化美國」的情況。郜元寶：從文字媒介了解西方、外國、世界，和從圖象媒介去了解，儘管有些不同，但也有相同之處。這樣的了解都不可能是忠實的。譬如說，我們看荷里活的電影，獲得的對美國的了解當然是淺浮的，但難道文本的閱讀就真的是對美國的了解嗎？比如我們有很多從來沒有出過國的外國文學的專家，他非常熟悉某個外國文學家的風格，但如果讓他們見了面，那個外國文學家就會驚訝：「啊，那是我嗎？」實際上我們在中國也有這種經驗，經常會發現一些作家文不如其人。因為絕對的真實是很困難的，是一種理論上的假設。我們希望中國人對西方有一個儘可能真實而全面的了解，但通過目前的溝通渠道，文本的或非文本的方式，是不可能達到這種理想的。但這不是問題的要害。問題的要害是在這種不完全的接觸和想像的過程中，哪一種東西是逐漸佔上風的，它壓制和排擠了另外一種對西方的想像，成為一個階段性的或一個時代的主調，占強勢的對西方的想像。我們很多人最初讀薩伊德的《東方學》，覺得很精彩。因為他抨擊了西方學術界對東方的普遍獵奇和歪曲，和建立在帝國主義擴張基礎上的對東方的蔑視。但是反過來，我們東方人認識西方人時就能避免這種片面性嗎？我們談了那麼多經驗，文本的和電影的製作，無論是知識分子參與的對西方介紹，還是政府的政治宣傳對西方的想像和描述，難道就能夠擺脫薩伊德所說的西方人描述東方人時的那種片面性嗎？我想也是很難避免的。這種片面性我們如何認識？它由哪些力量造成？它是受到中西方交往關係的限制還是受到人類的認識能力的不可避免的限制？這種限制有沒有中國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