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凌辱(6)

1991年，文部省的審查官命令教科書作者刪去所有教科書中關於南京暴行中國人死亡數字的資料，因為當局認為這些數字缺乏足夠的依據。3年後，文部省甚至迫使一位作者將南京大屠殺期間日軍在一天內殺害的人數從2．5萬人減至1．5萬人。該教科書的初版中，摘錄了一份日記中的統計：在一天中「消滅」了25，000名戰俘。在文部省的壓力之下，教科書出版者做了讓步，將日記中的摘錄縮短為：「佐佐木部隊消滅了15，000人。學術界的掩蓋手段日本學術界很少有人研究南京的暴行。

有人說，此事過去時間並非久遠，還不值得去進行歷史研究或是讓歷史學家去評判日本的錯誤。一些人甚至對批判日本戰爭罪行的作法表示憤怒。(有人激動地說，"我們究竟要為我們犯過的錯誤道歉到什麼時候?其他一些學者則充當了日本的道歉者，甚至還與日本保守的極端民族主義者聯手，共同壓低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及死亡之數字。東京大學教育學教授，藤岡信勝就是一位著名的篡改者，為了扭曲南京暴行的歷史和二戰史上的其他方面內容，……進行了狂熱的行動。在其煽動性的聲明中，……認定：南京暴行中的死亡人數遠遠低於中國人所聲稱的數字；南京大多數死者是游擊隊員，不是平民；日本軍隊的亞洲性奴隸，或稱"慰安婦"，都是些普通的妓女。……將那些婦女得到的經濟賠償比做是："摸彩票中了獎，還要求日本政府收回對這些婦女的道歉，並在日本的歷史教科書刪去與他們有關的內容。在日本，對南京暴行進行嚴肅的研究，基本上是由那些在傳統的學術界之外的人進行的，比如自由撰稿人和記者等等。

工廠工人小野憲次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88年，他開始採訪附近的一些農民，這些人曾於南京暴行期間在若松師團服役。小野是個單身漢，因為工廠每次輪休有36個小時，他又沒有家庭責任，所以有時間全力投入這項工作。據報道，6年以後，小野已經訪問了大約600個家庭，採訪了200人，從30多本日記中影印了20多本，把他與7個人的談話做了錄音。他的一些發現發表在《金曜日周刊》周刊上，被讚譽為是第一個完全採用日本本國的資源對南京大屠殺進行研究的成果。或許小野最後會就南京大屠殺出版一部重要的書，但與此同時，他卻生活在可能會遭到報復的陰影之下。

由於擔心成為日本右翼狂熱分子的襲擊對象，小野甚至拒絕拍照。自願承擔的審查日本審查制度破壞教科書的行為不僅是僅僅由政府做出來的，媒介為了保護自己，也運用了審查制度。私人機構的自我審查微妙而詭秘，難以使人察覺，因而往往比政府的審查制度更為陰險。日本的電影發行商在電影《末代皇帝》中對南京暴行的鏡頭所作的手腳，明確地說明了日本自我審查的存在。1988年，日本富士電影發行公司從伯納多·貝托魯奇這部關於溥儀生平的影片中剪去了30秒描寫南京暴行的鏡頭。貝托魯奇知道此事後，當然十分憤怒。他說："在未經我授權甚至沒有告知我的情況下，日本發行商違背了我的意願，將'南京暴行'的全部鏡頭剪掉了。他們還對新聞界說，我與製片人傑里米·托馬斯早就打算肢解這部電影"，貝托魯奇聲明："這種做法完全是錯誤的，令人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