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上海的事

我讀書早，九歲就小學畢業了。

我沒有留在村裏做會計，也沒有去學放電影。爸爸決定，還是要考中學，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學。順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諾，把全家搬回上海。

從農村搬一個家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爸爸忙得焦頭爛額。但他覺得其中最煩難的，是我考中學的問題。

姨媽的態度最明確。她對爸爸說：「鄉下那個小學我去看過了。秋雨到了上海應該先補習一年，明年與益生一起考中學。我會仔細打聽，找一所容易考的學校試試看。」

益生哥雖然比我大，卻是按照上海規定的年齡上學的，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屆。

爸爸不太贊成讓我先補習一年的做法，但又沒有把握，因此急忙寫信給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來與我談談，作一個判斷。如果今年有希望考，那就要他對我作一些臨時的輔導。

叔叔很快就來了。他穿得非常整齊，一見面，雙眉微蹙，嘴卻笑着，說：「現在輔導已經來不及了，還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來想帶着我去看外灘，但不知怎麼腳一拐，走進了他每次來上海時必去的福州路舊書店。

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麼多書，一排排地壘成了高牆。

叔叔幾乎本能地朝《紅樓夢》研究的書架走去，但只瞭了一眼就說「我都有了」，便離開，到隔壁櫃枱問公元八世紀唐代書法家顏真卿的字帖。他弓下身來在我耳邊輕輕說，在所有中國古代文人中，他對這位書法家的品格最敬重。

一位上了年歲的營業員打量了一下叔叔，說：「我們最近收到了他的一部帖子，珂羅版影印的，可能有點貴，是葉家的藏品。」

葉家？那麼大的城市，那麼多姓葉的，是哪一家？營業員快速而模糊地把一家姓氏當作通用常識隨口吐出，可見這座城市是有一些驚人的家族的，能把千家萬戶都罩住了。

叔叔是在上海長大的，但此時此地也沒有勇氣去追問是哪個葉家。這就是上海。

叔叔出高價買下了那個帖子，顏真卿的《祭侄帖》。然後，他又帶着我在一排排書架間轉悠。他不斷地從書架上取下一本本書，放在我手上，給我介紹幾句。我匆匆翻一下書，傻傻地問幾句，又把書交還給他，他隨手放回書架。開始時我問得有點害羞，後來膽子大了一點，問了不少。叔叔對每個問題的回答，總是又短又快。

這天回家后叔叔對爸爸說：「他用不着補習了，今年就報考，找一個好一點的中學。」

全家搬回上海后，祖母把陳媽、吳阿姨、海姐這些老姐妹都叫來了，說的全是老話，一會兒擦淚一會兒笑。

海姐告訴祖母，姨媽為了一門心思把益生哥培養成人，不考慮再嫁。但她已經沒有穩定收入，只得瞞着親戚朋友，通過失業者服務公司的介紹，悄悄地做起了一家菜場的營業員。而且她自己要求，專做拂曉時分的早市。那是菜場最辛苦的時段，但對她來說，卻可以躲開以前熟悉的一切目光。那些目光看到的她，還是在南京理髮店做頭，在德大西菜館用餐，在原先法租界復興公園的梧桐樹下牽着益生哥散步。

她一個人過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每天重複著艱難的扮演，非常勞累。

只有一位姓楊的先生，全都看到了。他先是在復興公園的林蔭道上被姨媽的美麗所震動，後來幾天他從種種跡象判斷這個女人只有一個兒子卻沒有丈夫，就開始盯梢和打聽。他會起一個大早，在人聲鼎沸、燈光幽暗的菜場里排著隊向一位包着頭巾的女營業員買菜，但那個營業員的眼睛從來沒有抬起來看過任何一位顧客。當天晚上，他會坐在一張斜對面的西餐桌上偷看一位高雅女子在燭光下與自己的兒子輕聲講話。終於有一天，在公園的一把長椅上，他跟她開始了愉快的交談。

但是，交往幾個月後他還是被徹底拒絕了，由於他對孩子冷淡。任他再怎麼保證，都毫無用處。

祖母說着這事，嘆了一口氣說：「今後要是益生對他母親冷淡，我會親自教訓他。」

叔叔顯然還掉在楊先生的故事裏，笑着說：「在上海，像楊先生這樣的男人不可多得。這樣拒絕可惜了。」

這一來，話題轉到了叔叔自己身上。祖母說：「現在你也可以在上海找一個對象了。」

叔叔說：「我已經習慣了安徽。到上海來就是看看母親和全家，再買點書，看幾部外國電影。完了就回去。」

媽媽問：「那在安徽有沒有合適的？」

叔叔靦腆地說：「在母親和嫂嫂面前我也不隱瞞了。那裏看上我的人還真不少。我宿舍外面的過道上有一個小木台，每次回家把鞋子、外衣往那裏一脫，總有人搶著把它們洗得乾乾淨淨。」

「調查出是誰了嗎？」媽媽問。

「住在我對面的同事發現了，有好幾個，有一個還是當地著名的演員。」叔叔說。

「演員？好啊！」媽媽高興起來：「是不是黃梅戲演員？」

「不是黃梅戲演員，是另外一個劇種的，但人家也是名人，我不配。」叔叔說。

第二天，叔叔就買火車票回安徽了。

我是以高分考上中學的，這讓爸爸、媽媽大吃一驚。但是，他們為了不使姨媽尷尬，只是讓經常串門的海姐順便轉告一句，我考上了。

這所中學，對我來說，連每一個細節都不可思議。花崗岩台階，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樓梯，紫銅卷花窗架，窗外是噴泉荷花池。我怯生生地走進去，腳步很輕很輕。讀了一年之後，學校擴大規模，另外找了個新校址，留在原來校址的部分改了個新校名。我兩個地方都看了，經過比較，太貪戀原來校址的美麗和高貴，選擇留下。

但是，我從來不在家裏說學校里的事情。

有一天，爸爸問我：「你們學校里發生了什麼事？阿堅好幾天不太理我了。」

原來，爸爸的老同學、老同事吳阿堅的兒子吳傑，與我一起考上了中學。爸爸覺得，阿堅沒有別的原因突然不理他，除非是兩個兒子在學校里發生了矛盾。

我想了想說：「可能是學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門口見到吳傑，他也愛理不理。」

「什麼叫重新分班？」爸爸問。

「一個年級的十二個班級，全部按照成績重新分配。我分在一班，吳傑分在九班。」我說。

爸爸認為，這樣分班是錯誤的，既會傷害學生自尊，又會製造嫉妒和對立。因此，他立即騎上腳踏車去了我們中學。

一個小時后他就回來了，樂呵呵的。原來學校的教導主任接待了他，說他的意見是對的，會改過來。更讓爸爸高興的是，他終於知道了我的學習狀況。

他當着我的面對祖母和媽媽說：「我今天進校門，左邊牆上貼著最新語文成績排序，右邊牆上貼著最新數學成績排序，兩邊頭一個名字是相同的。」他又轉過頭來對我說：「聽你們學校的教導主任說，你還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賽第一名，上海北片數學競賽第七名？」

我說：「數學競賽也不應該是第七名，我只是不明白題目上說的『燕尾槽』是什麼東西。」

媽媽笑着說：「這我就放心了。我原來擔心他在鄉下天天給人家寫信、記賬會影響學習。現在才知道，寫信鍛煉了他的作文，記賬鍛煉了他的數學。」

爸爸突然想起了什麼，對我說：「你應該主動幫幫吳傑的功課，盡量把你們的差距縮小。」

「不，不。」祖母連聲否定：「不要主動去幫。他們父子，現在頭痛的不是功課，是面子。一去幫，他們更沒有面子了。再說，我也不希望秋雨把心思放在別人的高興不高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