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豎琴》

第18章 《豎琴》

後記

札彌亞丁(Evge

iiZamiati

)生於一八八四年,是造船專家,俄國的最大的碎冰船「列寧」,就是他的勞作。在文學上,革命前就已有名,進了大家之列,當革命的內戰時期,他還借「藝術府」「文人府」的演壇為發表機關,朗讀自己的作品,並且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組織者和指導者,於文學是頗為儘力的。革命前原是布爾塞維克,后遂脫離,而一切作品,也終於不脫舊智識階級所特有的懷疑和冷笑底態度,現在已經被看作反動的作家,很少有發表作品的機會了。

《洞窟》是從米川正夫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譯出的,並參用尾瀨敬止的《藝術戰線》裏所載的譯本。說的是飢餓的彼得堡一隅的居民,苦於饑寒,幾乎失了思想的能力,一面變成無能的微弱的生物,一面顯出原始的野蠻時代的狀態來。為病婦而偷柴的男人,終於只得將毒藥讓給她,聽她服毒,這是革命中的無能者的一點小悲劇。寫法雖然好像很晦澀,但仔細一看,是極其明白的。關於十月革命開初的飢餓的作品,中國已經譯過好幾篇了,而這是關於「凍」的一篇好作品。

淑雪兼珂(MihailZoshche

ko)也是最初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員,他有一篇很短的自傳,說:

「我於一八九五年生在波爾泰瓦。父親是美術家,出身貴族。一九一三年畢業古典中學,入彼得堡大學的法科,未畢業。一九一五年當了義勇軍向戰線去了,受了傷,還被毒瓦斯所害,心有點異樣,做了參謀大尉。一九一八年,當了義勇兵,加入赤軍,一九一九年以第一名成績回籍。一九二一年從事文學了。我的處女作,於一九二一年登在《彼得堡年報》上。」

但他的作品總是滑稽的居多,往往使人覺得太過於輕巧。

在歐美,也有一部分愛好的人,所以譯出的頗不少。這一篇《老耗子》是柔石從《俄國短篇小說傑作集》(G

eat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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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s)里譯過來的,柴林(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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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原譯,因為那時是在豫備《朝華旬刊》的材料,所以選著短篇中的短篇。但這也就是淑雪兼珂作品的標本,見一斑可推全豹的。

倫支(LevLu

z)的《在沙漠上》,也出於米川正夫的《勞農露西亞小說集》,原譯者還在卷末寫有一段說明,如下:

「在青年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中,最年少的可愛的作家萊夫·倫支,為病魔所苦者將近一年,但至一九二四年五月,終於在漢堡的病院裏長逝了。享年僅二十二。當剛才跨出人生的第一步,創作方面也將自此從事於真切的工作之際,雖有豐饒的天稟,竟不遑很得秋實而去世,在俄國文學,是可以說,殊非微細的損失的。倫支是充滿著光明和歡喜和活潑的力的少年,常常驅除朋友們的沉滯和憂鬱和疲勞,當絕望的瞬息中,灌進力量和希望去,而振起新的勇氣來的『槓桿』。別的『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一接他的訃報,便悲泣如失同胞,是不為無故的。

「性情如此的他,在文學上也力斥那舊時代俄國文學特色的沉重的憂鬱的靜底的傾向,而於適合現代生活基調的動底的突進態度,加以張揚。因此他埋頭於研究仲馬和司諦芬生,竭力要領悟那傳奇底,冒險底的作風的真髓,而發見和新的時代精神的合致點。此外,則西班牙的騎士故事,法蘭西的樂劇,也是他的熱心研究的對象。『動』的主張者倫支,較之小說,倒在戲劇方面覺得更所加意。因為小說的本來的性質就屬於『靜』,而戲劇是和這相反的……

「《在沙漠上》是倫支十九歲時之作,是從《舊約》的《出埃及記》裏,提出和初革命后的俄國相共通的意義來,將聖書中的話和現代的話,巧施調和,用了有彈力的暗示底的文體,加以表現的。凡這些處所,我相信,都足以窺見他的不平常的才氣。」

然而這些話似乎不免有些偏愛,據珂剛教授說,則倫支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的最偉大的法規制定期,登記期,兵營整理期中,逃進『綏拉比翁的兄弟們』的自由的懷抱里去的。」那麼,假使尚在,現在也決不能再是那時的倫支了。至於本篇的取材,則上半雖在《出埃及記》,而後來所用的卻是《民數記》,見第二十五章,殺掉的女人就是米甸族首領蘇甸的女兒哥斯比。篇末所寫的神,大概便是作者所看見的俄國初革命后的精神,但我們也不要忘卻這觀察者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的青年,時候是革命后不多久。現今的無產作家的作品,已只是一意讚美工作,屬望將來,和那色黑而多須的真的神,面目全不相像了。

《果樹園》是一九一九至二十年之間所作,出處與前篇同,這裏並仍錄原譯者的話:

「斐定(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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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中之一人,是自從將短篇寄給一九二二年所舉行的『文人府』的懸賞競技,獲得首選的榮冠以來,驟然出名的體面的作者。他的經歷也和幾乎一切的勞動作家一樣,是頗富於變化的。故鄉和雅各武萊夫同是薩拉妥夫(Sa

atov)的伏爾迦(Volga)河畔,家庭是不富裕的商家。生長於古老的果園,漁夫的小屋,縴夫的歌曲那樣的詩底的環境的他,一早就表示了藝術底傾向,但那傾向,是先出現於音樂方面的。他善奏懷亞林,巧於歌唱,常常出演於各處的音樂會。他既有這樣的藝術的天稟,則不適應商家的空氣,正是當然的事。十四歲時(一九○四年),曾經典質了愛用的樂器,離了家,往彼得堡去,後來得到父親的許可,可以上京苦學了。世界大戰前,為研究語學起見,便往德國,幸有天生的音樂的才能,所以一面做着舞蹈會的懷亞林彈奏人之類,繼續着他的修學。

「世界大戰起,斐定也受了偵探的嫌疑,被監視了。當這時候,為消遣無聊計,便學學畫,或則到村市的劇場去,作為歌劇的合唱隊的一員。他的生活,雖然物質底地窮蹙,但大體是藏在藝術這『象牙之塔』里,守御着實際生活的粗糙的刺戟的,但到革命后,回到俄國,卻不能不立刻受火和血的洗禮了。他便成為共產黨員,從事於煽動的演說,或做日報的編輯,或做執委的秘書,或自率赤軍,往來於硝煙里。這對於他之為人的完成,自然有着偉大的貢獻,連他自己,也稱這時期為生涯中的Pathos(感奮)的。

「斐定是有着纖細優美的作風的作者,在勞農俄國的作者們里,是最像藝術家的藝術家(但在這文字的最普通的意義上)。只要看他作品中最有名的《果樹園》,也可以一眼便看見這特色。這篇是在『文人府』的懸賞時,列為一等的他的出山之作,描寫那古老的美的傳統漸就滅亡,代以粗野的新事物這一種人生永遠的悲劇的。題目雖然是絕望底,而充滿著像看水彩畫一般的美麗明朗的色彩和綽約的抒情味(Ly

ici**)。加以並不令人感到矛盾缺陷,卻釀出特種的調和,有力量將讀者拉進那世界裏面去,只這一點,就證明著作者的才能的非凡。

「此外,他的作品中,有名的還有中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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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后二年,他又作了《都市與年》的長篇,遂被稱為第一流的大匠,但至一九二八年,第二種長篇《兄弟》出版,卻因為頗多對於藝術至上主義與個人主義的讚頌,又很受批評家的責難了。這一短篇,倘使作於現在,是決不至於膾炙人口的;中國亦已有靖華的譯本,收在《煙袋》中,本可無需再錄,但一者因為可以見蘇聯文學那時的情形,二則我的譯本,成后又用《新興文學全集》卷二十三中的橫澤芳人譯本細加參校,於字句似略有所長,便又不忍捨棄,仍舊收在這裏了。

雅各武萊夫(Ale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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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kovlev)以一八八六年生於做漆匠的父親的家裏,本家全都是農夫,能夠執筆寫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個。在宗教的氛圍氣中長大;而終於獨立生活,旅行,入獄,進了大學。十月革命后,經過了多時的苦悶,在文學上見了救星,為「綏拉比翁的兄弟們」之一個,自傳云:

「俄羅斯和人類和人性,已成為我的新的宗教了。」

從他畢業於彼得堡大學這端說,是智識分子,但他的本質,卻純是農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藝術的基調,是博愛和良心,而認農民為人類正義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為惟有農民,是真將全世界聯結於友愛的精神的。這篇《窮苦的人們》,從《近代短篇小說集》中八住利雄的譯本重譯,所發揮的自然也是人們互相救助愛撫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還是幻想的產物。別有一種中篇《十月》,是被稱為顯示著較前進的觀念形態的作品的,雖然所描寫的大抵是游移和後悔,沒有一個鐵似的革命者在內,但恐怕是因為不遠於事實的緣故罷,至今還有閱讀的人們。我也曾於前年譯給一家書店,但至今沒有印。

理定(Vladimi

Lidi

)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於墨斯科的。七歲,入拉賽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候,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

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旅行於外國。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為是大學畢業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個較為出色的作者。這原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村田春海譯本重譯的。時候是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飢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著革命俄國的最初時候的周圍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卻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為原譯本所無,則都用括弧作記。至於黑雞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裏大概不至於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左祝黎(EfimSosulia)生於一八九一年,是墨斯科一個小商人的兒子。他的少年時代大抵過在工業都市羅持(Lodz)里。一九○五年,因為和幾個大暴動的指導者的個人的交情,被捕系獄者很長久。釋放之後,想到美洲去,便學「國際的手藝」,就是學成了招牌畫工和漆匠。十九歲時,他發表了最初的傑出的小說。此後便先在阿兌塞,后在列寧格勒做文藝欄的記者,通信員和編輯人。他的擅長之處,是簡短的,奇特的(G

oteske)散文作品。

《亞克與人性》從《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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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譯出,原譯者是荷涅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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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從表面上看起來,也是一篇「奇特的」作品,但其中充滿著懷疑和失望,雖然穿上許多諷刺的衣裳,也還是一點都遮掩不過去,和確信農民的雅各武萊夫所見的「人性」,完全兩樣了。

聽說這篇在中國已經有幾種譯本,是出於英文和法文的,可見西歐諸國,皆以此為作者的代表的作品。我只見過譯載在《青年界》上的一篇,則與德譯本很有些不同,所以我仍不將這一篇廢棄。

拉甫列涅夫(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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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於一八九二年生在南俄的一個小城裏,家是一個半破落的家庭,雖然拮据,卻還能竭力給他受很好的教育。從墨斯科大學畢業后,歐戰已經開頭,他便再入聖彼得堡的炮兵學校,受訓練六月,上戰線去了。革命后,他為鐵甲車指揮官和烏克蘭炮兵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二四年退伍,住在列寧格勒,一直到現在。

他的文學活動,是一九一二年就開始的,中間為戰爭所阻止,直到二三年,才又盛行創作。小說製成影片,戲劇為劇場所開演,作品之被翻譯者,幾及十種國文;在中國有靖華譯的《四十一》附《平常東西的故事》一本,在《未名叢刊》裏。

這一個中篇《星花》,也是靖華所譯,直接出於原文的。

書敘一久被禁錮的婦女,愛一紅軍士兵,而終被其夫所殺害。

所寫的居民的風習和性質,土地的景色,士兵的朴誠,均極動人,令人非一氣讀完,不肯掩卷。然而和無產作者的作品,還是截然不同,看去就覺得教民和紅軍士兵,都一樣是作品中的資材,寫得一樣地出色,並無偏倚。蓋「同路人」者,乃是「決然的同情革命,描寫革命,描寫它的震撼世界的時代,描寫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日子」(《四十一》卷首「作者傳」中語)的,而自己究不是戰鬥到底的一員,所以見於筆墨,便只能偏以洗鍊的技術制勝了。將這樣的「同路人」的最優秀之作,和無產作家的作品對比起來,仔細一看,足令讀者得益不少。

英培爾(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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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八九三年生於阿兌塞。九歲已經做詩;在高等女學校的時候,曾想去做女伶。卒業后,研究哲學,歷史,藝術史者兩年,又旅行了好幾次。她最初的著作是詩集,一九一二年出版於巴黎,至二五年才始來做散文,「受了狄更斯(Dicke

s),吉柏齡(Kipli

g),繆塞(Musset),托爾斯泰,斯丹達爾(Ste

dhal),法蘭斯,哈德(B

etHa

te)等人的影響。」許多詩集之外,她還有幾種小說集,少年小說,並一種自敘傳的長篇小說,曰《太陽之下》,在德國已經有譯本。

《拉拉的利益》也出於《新俄新小說家三十人集》中,原譯者弗蘭克(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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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雖然只是一種小品,又有些失之誇張,但使新舊兩代——母女與父子——相對照之處,是頗為巧妙的。

凱泰耶夫(V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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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aev)生於一八九七年,是一個阿兌塞的教員的兒子。一九一五年為師範學生時,已經發表了詩篇。歐洲大戰起,以義勇兵赴西部戰線,受傷了兩回。

俄國內戰時,他在烏克蘭,被紅軍及白軍所拘禁者許多次。一九二二年以後,就住在墨斯科,出版了很多的小說,兩部長篇,還有一種滑稽劇。

《物事》也是柔石的遺稿,出處和原譯者,都與《老耗子》同。

這回所收集的資料中,「同路人」本來還有畢力涅克和綏甫林娜的作品,但因為紙數關係,都移到下一本去了。此外,有着世界的聲名,而這裏沒有收錄的,是伊凡諾夫(VsevolodIva

ov),愛倫堡(IliaEh

e

bu

g),巴培爾(IsackBabel),還有老作家如惠壘賽耶夫(V.Ve

esaev),普理希文(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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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爾斯泰(AlekseiTolstoi)這些人。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日,編者。

《洞窟》譯者附記

俄國十月革命后飢荒情形的描寫,中國所譯的已有好幾篇了。但描寫寒冷之苦的小說,卻尚不多見。薩彌亞丁(Evge

üSamiati

)是革命前就已出名的作家,這一篇巧妙地寫出人民因饑寒而復歸於原始生活的狀態。為了幾塊柴,上流的智識者至於人格分裂,實行偷竊,然而這還是暫時的事,終於將毒藥當作寶貝,以自殺為唯一的出路。——但在生活於溫帶地方的讀者,恐怕所受的感印是沒有怎麼深切的。

一九三○年七月十八日,譯訖記。

《豎琴》譯者附記

作者符拉迪彌爾·理定(Vladimi

Lidi

)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於墨斯科的,今年才三十五歲。七歲,入拉賽列夫斯基東方語學院;十四歲喪父,就營獨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畢業,夏秋兩季,在森林中過活了幾年。歐洲大戰時,由墨斯科大學畢業,赴西部戰線;十月革命時是在赤軍中及西伯利亞和墨斯科;後來常常旅行外國,不久也許會像B.Pily

iak一樣,到東方來。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到去年止,約共有十二種。因為是大學畢業的,所以是智識階級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讀者頗多,算是一個較為出色的作者。這篇是短篇小說集《往日的故事》中的一篇,從日本村田春海的譯本重譯的。時候是十月革命後到次年三月,約半年;事情是一個猶太人因為不堪在故鄉的迫害和虐殺,到墨斯科去尋正義,然而止有飢餓,待回來時,故家已經充公,自己也下了獄了。就以這人為中心,用簡潔的蘊藉的文章,畫出著革命俄國的周圍的生活。

原譯本印在《新興文學全集》第二十四卷里,有幾個脫印的字,現在看上下文義補上了,自己不知道有無錯誤。另有兩個×,卻原來如此,大約是「示威」,「殺戮」這些字樣罷,沒有補。又因為希圖易懂,另外加添了幾個字,為原譯本所無,則並重譯者的註解都用方括弧作記。至於黑雞來啄等等,乃是生了傷寒,發熱時所見的幻象,不是「智識階級」作家,作品裏大概不至於有這樣的玩意兒的——理定在自傳中說,他年青時,曾很受契訶夫的影響。

還要說幾句不大中聽的話——這篇里的描寫混亂,黑暗,可謂頗透了,雖然粉飾了許多詼諧,但刻劃分明,恐怕雖從我們中國的「普羅塔列亞特苦理替開爾」看來,也要斥為「反革命」,——自然,也許因為是俄國作家,總還是值得「紀念」,和阿爾志跋綏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國,為什麼並不「沒落」呢?我想,這是因為雖然有血,有污穢,而也有革命;因為有革命,所以對於描出血和污穢——無論已經過去或未經過去——的作品,也就沒有畏憚了。這便是所謂「新的產生」。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魯迅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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