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3章 杜維明講仁

「仁」的民族認同和世界意義

——儒學的核心價值應該在全球文化視野中考量、反思

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哈佛大學研究教授：杜維明（主講）

我和儒學

3多年與世界頂級人文學者溝通對話中,對儒家哲學經歷了反思、深入、豐富、發揚的過程

哈佛大學的思想碰撞告訴我：一定要把儒家哲學放到軸心文明的視野中研究。

我從194年（14歲）開始接觸儒學,196年從東海大學到哈佛大學時,雖然內心基本認同儒學，但總是抱着開放的心態，所以，每當和基督教等其他思想發生碰撞后,便經常反思原先接受的儒家觀點。我本就不是為捍衛儒家傳統而認同儒家，為的是追求真善美,也就是儒家思想中最有價值的部分，而事實上任何偉大的傳統都有其陰暗面。

很幸運的是，在哈佛大學我有機會和美國頂級的人文學者及社會科學家探討儒學。當時在美國最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想學家叫帕森思,他把韋伯的現代化理論帶到了美國，我上他的《宗教社會學》的課程，他提到韋伯對儒家的解釋：儒家認同這個社會，從而接受了社會的遊戲規則，也就很容易和現實權威結合，故在抗議精神、轉化世界的力度上無法和新教倫理相比。我聽了感覺很不安，就在他的辦公時間去和他討論。我說：儒家認同人倫社會，但同時又能夠轉化這個社會，具有抗議的精神。兩天後的大課上，有1多學生，他說：我要修正上次對儒家的說法，杜維明同學與我交談后，我覺得也許韋伯視儒家認同現實政治的觀點不一定正確，可能是在認同的基礎上還要轉化。他問我：「能否說儒家是要社會保持和諧，但和諧並不是完全接受它的遊戲規則。」我說這一點我贊成。

那時我很感動，在台灣罕有教師公開認錯；我也很受震撼：感覺儒家思想定能被更多人接受。

通過他，我結識了研究軸心文明的頂級學者貝拉，研究基督教神學和宗教比較學的史密斯，又認識了比較文化學的學者艾森斯塔德，他是研究軸心文明如何轉化出現代文明，也就是現代化理論的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和他們交流以後，我意識到要了解儒學就要放在全球文化發展的視野中，也就是我們常常提到的軸心文明中。公元前6年到1年，世界上出現了幾大文明——猶太教（以及後來發展出來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南亞的興都教和佛教，在中國有儒家和道家。它們彼此之間曾有相互碰撞交互的例子，但主要是相對獨立自成體系，沒有一種文明取代或消滅另一種文明，從而在人類文明發展早期顯示出多元、海納百川的氣概。1948年，雅斯貝爾斯將那個時代稱為人類的軸心文明，並指出，人類文明多年至今，仍受到四個典範人物的影響：蘇格拉底、孔子、耶穌和釋迦摩尼，今天還應加上穆罕默德。今天科學技術的發展好像和他們關係不大，但是他們影響了我們人類的精神文明。儒家文明是四大文明的一部分，軸心文明的一部分，所以我們當然要了解儒家思想，這是不可質疑的。

「五四」時期，很多學者對西方完全是學生的態度，導致對傳統文化完全喪失信心。

1966年，我通過哈佛博士口試以後，回到東海大學教《文化認同與社會變遷》，講iiy的問題。這是當時哈佛大學重要的心理分析學家艾里克森提出來，是我首次把它翻成「認同」，現在有些社會學家翻成「身份」。無論身份或認同，都涉及文化心理，我們有認同自己文明的核心價值的**和需要。世界上文明有古有今延綿不斷的，只有中國文明，這方面我相信是因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儒家的歷史意識特彆強，這源於慎終追遠的歷史記憶，比如，孔子的誕辰日公元前1年9月8日就是有考證的。其他幾個文明創始人的生日比如佛祖和耶穌都無法考訂。

有如此源遠流長的歷史記憶，理應變成一種凝聚力極強的文化認同。但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成為一個變化極快但集體記憶極難保存的民族。我們都患了「集體健忘症」，忘卻乃至主動地不再記憶。特別是「五四」以來，現代中國人、知識人，自覺地消解我們的文化，不僅消解，還自覺地破壞、摧殘自己的文化。所以，我們的「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有着似乎不可逾越的鴻溝。

「五四」反傳統，我為何又要說我是一個「五四精神」的繼承者呢？從事儒學研究的大多數都不認同「五四」，但「五四」的抗議精神對我很重要。我認為真正鼓舞「五四」青年做出激烈反應的是儒家的文化中國理念——救亡圖存變成每個人的關懷。

「五四」時期，本來應同時解決四個問題——融於民族文化心理中最關鍵的核心價值、批判傳統中陰暗面、吸收最優越的外來文化、批判外來文化中的糟粕。但我們患了矯枉過正的毛病，四個問題本來是四位一體，卻把整體的問題簡化成面和線乃至於點的問題，認為古今中西是絕然對立的觀念。這樣就把儒家所代表的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華的精華相比，一談到儒家就是一個等級社會、男性中心主義、小農經濟、封建、**，沒有任何創造力；而談到西方就是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所以，西方是我們學習的對象，而我們則一無是處。胡適那代知識分子，對美國完全是學生的態度。馮友蘭8歲后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他致辭說：「成為杜威的學生，是我一生中最高的榮譽。」相形之下，我和哈佛教授的關係是朋友，最多是師友之間。

正因為我們該揚棄的沒有揚棄，該弘揚的沒有弘揚，健康的儒家傳統沒有傳承下來；而對自己傳統的全盤否定，也決定了從西方所引進時態度的粗暴——並非最優秀的部分被引進了。為此，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中國人對儒家文化的信念全部崩潰，儒家的核心價值在中國人心理都沉淪到下意識層面去了。

我看「仁」

「仁」所倡導的自我修鍊、同情他人、人倫日用的常道、與萬物一體，是人類面向1世紀的重要價值

通過與西方的交流，我發現一定要了解儒家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如果是仁，在全球多元文明中如何理解和體現？

仁如何表現

儒家經典《論語》裏「仁」就出現了19次，說明其重要性。這19次是用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回應何為仁的問題，簡單的解釋是愛人，深入的解釋是孔子回答顏淵問仁：「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1966年，我首篇英文論文就是craiviobjali，與這個很相關。

孔子認為他最好的學生顏淵是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仁的最佳典範，原因在於他有豐富的精神力量。顏淵「不遷怒不貳過」，怒的對象離開了后他就不怒了；他犯了錯，絕對不再犯。更重要的，顏淵「三月不違仁」。在儒家看來，仁就是人性光輝的體現，孟子說「仁者人也」，真正的人就是有仁德的人。儒家傳統對人的理解不採取定義的方式：不是理性的動物，不是會用工具的動物，或說有語言能力的動物，而是孟子所言的四端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理由。顏淵能夠在三個月之內體現人的最光輝的價值，體現「仁」的惻隱之情，其他學生可能維持一個月，普通人大概只能維持幾個小時。

不過，每個人多多少少都能體現仁的光輝，也就是同情心的顯露，良知的發現。

為己之學與社會關懷

孔子認為，這種同情心並非隨時隨地都能充分體現，因為我們不是現實的聖人，更不是慈悲化身的佛。但人性的光輝每個人都可以體現，所以儒家的基本精神就是學做人，這是永恆的過程，是和其他的動物最大的不同。因為這是內在的體現，孔子講「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古之學者為己」，學習的初衷應該是為了自己，非父母、社會、國家、世界，就是為培養、訓練自己的人格。

但為己的「己」，在儒家裏絕對不是一個孤立絕緣的個體，而是一個關係網絡的中心點。從中心點來講是人的尊嚴、獨立性；從關係網絡來看，就是人的社會性。今天大多學者認為儒家是沒有主體性觀點的，基督教的主體性可建構信仰，佛教的主體性可建構人人皆可成佛。而儒家只有社會性。我認為，儒家的社會性基於主體性，社會實踐的有效性建構在主體的必要性之上。「克己復禮為仁」，克己復禮是兩面，一是能夠轉化或者說超越自己；二是能回到禮——人與人之間文明禮貌的世界，這兩面合起來是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只要一個人一日克己復禮以後，天下就朝着回歸仁的方向走。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此處對我有啟發，一個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基礎，一個人的仁是天下仁的基礎。簡單講，只要任何一個人能體仁，天下的仁就多一些；只要一個人不行仁，天下的仁就少一些。任何一個人都有能表現人性光輝的權利和義務，所有人的人性光輝都可以因為一個人的努力而發揚。

你可以是一無所有的人，也可以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家，一無所有的人能存活下去就是尊嚴，有極大影響的人只要把他的小部分資源分給大家，大家就獲利。越有影響力、掌握社會資源的人，越應該對社會負責任。所以，儒家的道德說教都是針對精英的。對百姓而言，第一需要安全，第二需要基本的生活，只有在生活富裕的前提下，然後可以教，即可體現道德價值。

所以從儒家來講，政治目標很直接很現實但也有深刻的哲理：為社會安排一個安全、生活過得去的環境，然後讓大家發揮道德潛力，立己立人，既成全自己又服務社會。

這樣看來，「仁」所代表的作為人性的光輝，是內在價值，只要「要」就可以得到，外在的價值的「要」，需要很多自己不能掌握的條件才能得到，但仁的「要」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以仁理解「五倫雙軌」

我認為在儒家人文精神的語境中，「仁」的價值應該是所有其他價值的基礎，乃至其他價值的前提，這是儒家思想的一貫之道。比如說基督教，保羅的基督教有三大價值：信仰、希望、愛。保羅選了「愛」為核心，保羅認為沒有愛，信仰、希望就沒有價值；當然很多基督徒選擇信仰作為核心。

與此相比，讓我們來看儒家倫理。沒有仁，義可能變成苛律，無人情可言；沒有仁，禮是形式主義；沒有仁，勇是匹夫之勇；沒有仁，智是小聰明，而非大智慧；沒有仁，信是虛偽的。忠孝悌溫良恭儉讓，也都是以仁為基礎。以孝而言，曾子的父親有暴力傾向，拿大棍子打他，他不跑，孔子非常生氣。如打傷了，父親會受到各種譴責，豈不陷父於不義中？所以說父親要像父親，兒子要像兒子，推而廣之，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在不同環境中，都要盡量遵守角色的要求。君君臣臣，前面是現實的君，後面是理想的君，或說君的規範，這樣，社會才能和諧，人人各得其所。

以此理解父子之間不是權威關係，孟子講的五倫都不是單向的控制：君臣有義，君仁臣忠，父子有親，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男女有別。因此，五倫的關係都是雙軌的。我曾嚴厲批評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婦綱。但是王元化先生晚年非常認同儒家的「三綱」，我開始不接受，後來再讀漢代的《白虎通義》。了解到這是法家的韓非子最先提出，儒家後來修改，到了董仲舒取陰陽之道，得出「三綱」。法家稱「三者逆，天下亂」，儒家使用時變了，「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強調君要真正像君。1993年郭店出土的文物中魯穆公問子思子「何為忠臣」，他說「恆稱其君之惡者為忠臣」每天批評你的才是忠臣。這種雙軌的關係，與一般理解的權威控制大不相同。

陰陽相互的關係豐富了仁

從上面討論的雙軌來看，仁如沒有內在價值，只是社會價值，就很難說仁比禮更根本。郭店出土的文物中，仁字沒有例外，寫的都是上身下心，這就是仁的基本精神，是人的主體性。由此可見，儒家不僅不接受笛卡爾的身心二分思路，而且拒絕把身心、靈肉、心物、聖凡絕然分割為對立兩面的方法論。身心合一說明中國傳統裏面沒有唯心唯物嚴格的二分。《大學》裏講先後上下左右深淺，都是對應關係。一般來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陰陽，董仲舒倡導天人感應，陰陽互動，陰中必有陽，陽中必有陰，他不是曲解了儒家而是豐富了儒家的形上哲學。

最近韓國有一位認同儒家的女性主義的學者，她把性別歧視在陰陽哲理中徹底消解了，認為陰陽代表兩種力量，一種力量叫乾，創造力和發展型，另外一種是坤，凝聚力和接納性。在任何社會、任何情況這兩種力量都可以互補並互相轉化，比如，你的老闆無論男性或女性，都是陽；你若歲，父親4多歲，他是陽你是陰，但你歲，父親7、8歲，父親就從陽變成陰，你就從陰變成陽。社會要能夠融合，需要創造力——乾；個人之間關係能和諧，需要凝聚力——坤。

值得注意的是，「仁」這個觀念，到了宋明儒學有了飛躍——從心理學範疇擴展到社會學範疇，之後又推及及人，更重要的是擴展到宇宙的仁德，充滿了生態環保意識。孟子提出「萬物皆備於我」，《中庸》講「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你如果能體現人性，就是體現了物性，就真正參加了宇宙大化的創造，是共同創造者；因為我是創造者，所以在宇宙大化中間不只是一個觀察者、欣賞者。

不過，同時意味着人可能成為一個最可怕的破壞者，「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所以人要發展責任感，不僅對自己、家庭、社會、國家，還要對天地萬物。這個觀念到了宋代程顥非常清晰，他的《識仁篇》裏面談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

作者有話要說：這是資料章，請在正式內容更新覆蓋后再回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