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中國建築常識》（2）
第六階段——兩宋到金·元
（公元九六〇—一三六七年）
這個大階段以五代末的北周以武力得到淮南江北的經濟力量，在汴梁的建設為序幕；北宋統一了南北是它的發展和全盛時期；南宋是北宋的成就脫離了原來政治經濟基礎，在江南的條件下的延續與轉變；金和元都是在外族統治下宋的風格特點在北方和新的社會因素相結合的產物。
宋代建築是在唐代已取得的輝煌成就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宋代建築的特點與唐代的有着極大區別。
要理解宋建築類型、手法風格和思想內容，我們必須理解宋代政治經濟情況以下幾個方面：（一）趙匡胤沒有經過戰爭便取得了政權。五代末朝後周在汴梁因疏浚了運河和江淮通航所發展的工商業繼續發展；中原農業生產或得到恢復，或更為提高。居於水陸交通要道的汴梁人口密集，是當時的政治中心兼商業中心。趙炅（太宗）以佔領江淮門戶的優越條件，進而征服了五代末期南方經濟繁榮的獨立小政權如南唐、吳越、后蜀，統一了中國，不但在經濟上得到生產力較高的南方的供應，在文化上也吸取了南方所發展的一切文學藝術的成就，內中也包括建築上的成就。（二）因內部矛盾，宋代軍權集中於皇帝一人手中。無所事事，成為龐大消費階層的軍隊全力防內，對外卻軟弱無能，在北方以屈辱性的條約和遼媾和，在西方則屢次受西夏侵擾。統治者抱有苟安思想，只顧眼前享樂生活。建設的規模，建築物的性質、氣魄，和唐代開國時期和晚唐信奉宗教的熱烈情況都不相同。（三）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這個巨大的寄生階層，和大小地主商賈血肉相連，官僚們利用統治地位從事商業活動。在封建社會中滋長的「資本主義成分」的力量引起社會深刻的變化。全國中小消費階層的擴大促進了這時期手工業生產的特殊繁榮。國內出現了手工藝市鎮和較大的商業中心城市（特別突出的如京都汴梁、成都、興元〈漢中〉和杭州等）。城市中某些為工商業服務的新建築類型，如密集的市樓、邸店、廊屋等的產生，都是這時期城市生活的要求所促成的。又因商業流動人口的需要，取消了都城「夜禁」的限制，在東京出現了夜市和各種公共娛樂場所，如看戲的瓦子和豪華的酒樓，以後很普遍。（四）手工業的發展進入工場的組織形式，內部很細的分工使產品的質量和工藝美術水平普遍地提高。宋代瓷器、織錦、印刷、製紙等工業都超過了過去時代的水平。這一切細緻精巧的傾向也影響了當時的建築材料和細緻加工的風格。
宋建築的整體及格，初期的河北正定龍興寺大閣殘部所表現，仍保持魁偉的唐風。但作為首都和文化中心的汴梁是介於南北兩種不同建築風格之間，很快地同時受到五代南方的秀麗和唐代北方壯碩風格的影響，或多或少地已是南北作風的結合。山西太原晉祠聖母廟一組是這一作風的範例，雖然在地理上與汴梁有相當的距離。注重重樓飛閣較繁複的塑型，受到宮中不甚寬敞地址的限制，平面組合開始錯落多變化；宮廷中藏書的秘閣就是這種創造性的新型樓閣。它的結構是由南方吳越來的傑出的木工喻皓所設計，更說明了它成就的來源。公元一〇〇〇年（真宗）以後，宮廷不斷建築侈麗的道觀樓閣，最著名的如玉清昭應宮，蘇州人丁謂領導工役，夜以繼日施工了七年建成。每日用工多到三四萬人，所用材料是從全國彙集而來的名產。瓦用綠色琉璃；彩畫用精製顏料繪成織錦圖案，加金色裝飾。這個建築構圖是按畫家劉文通所作畫稿佈置的。其中的七賢閣的設計也是在高台上更加「飛閣」，被當時認為全國最壯觀的建築物。
汴梁宮廷建築的華麗傾向和因宮中代代興建，缺乏建築地址，平面佈置上不得不用更緊湊的四合圍攏方式或兩旁用側翼的樓和主樓相聯，或前後以杖廊相聯的格式。這些顯然普遍地影響了宋一代權貴私人第宅和富豪商賈城市中建築的風格。
原來是商業城市改建為首都的汴梁，其規模和先有計劃的「皇王之邑」的長安相去甚遠，宮前既無宏大行政衙署區域，也無民坊門禁制度。除宮城外，前部中軸大路兩旁，和橫穿京城的汴河兩岸，以及宮旁橫街上，多半是商業性質建築所組成的。人口密集之後，土地使用率加大，更促進了多層市樓的發展。因此豪華的店屋酒樓也常以重樓飛閣的姿態出現；例如《東京夢華錄》中所描寫的「三樓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閣欄檻，明暗相通」的酒店礬樓就最為典型。發展到了北宋末趙佶（徽宗）一代，連年奢侈營建，不但汴梁宮苑寺觀「殿閣臨水，雲屋連簃」，層樓的組群占重要位置，它們還發展到全國繁華之地，有好風景的區域。雖然實物都不存在，今天我們還能從許多極寫實的宋畫中見到它們大略的風格形象。它們主要特徵是歇山頂也可以用在向前向後的部分，上面屋脊可以十字相交，原來屋頂側面的山花現在也可以向前，因此樓閣嶙嶒，在形象上豐富了許多。宋畫中最重要的如《黃鶴樓圖》、《滕王閣圖》及《清明上河圖》等等，都是研究宋建築的珍貴材料。日本鎌倉時代的建築受到我們這一時期建築很大的影響，而他們實物保存得很好，也是極好的參考材料。總之，在城市經濟繁榮的基礎上所發展出來的，有高度實用價值，形象優美，立面有多樣變化組合的樓閣是宋代在中國建築發展中一個重大貢獻。
其次如建築進一步分工，充分利用各種手工業生產的成就（用）到建築上，如磚石建築上用標準化琉璃瓦和面磚，並用了陶瓷業模製壓花技術的成就，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從開封琉璃鐵塔這樣難得的實物上見到。木構建築上出現了木雕裝飾方面的雕作和鏇作。彩畫方面採用了紡織的成就，用華麗的綾錦紋圖案。因為這紙業的發展，門窗上可大量糊紙，出現了可以開關的球文格子門和窗等等。這些細緻的改進不但改變了當時建築面貌，且對於後代建築有普遍影響。
因為宋代曾採用匠人木經編成中國唯一的一本建築術書《營造法式》，紀錄了各種建築構件相互間關係及比例，以及斗栱砍削加工做法和彩畫的一般則例，對後代官匠在技術上和藝術上有一定的影響。
南宋退到江南，建都臨安（杭州），把統治階級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都帶到新的土壤上培植起來，建築風格也不例外。但是在嚴重地受着侵略威脅的局面下和萎縮的經濟基礎上，南宋的宮廷建築的內容性質改變了，全國性規模的建築更不可能了。南京重修的城市寺觀起初仍極為奢華，結構逐漸纖弱造作，手法也改變了。這時期的重要貢獻是建築和自然山水花木相結合的庭園建築在藝術上的成就。宮廷在臨安造園的風氣影響到蘇州和太湖區的私家花園，一直延續到後代明、清的名園。
金的統治階級是文化落後於漢族的女真族。金的建設意識上反映着摹仿北宋制度的企圖。從事創造的是漢族人民，在工藝技術上是依據他們自己的傳統的。而當時北方一部分卻是遼區域作風占重要位置。因此宋遼混合摻雜的手法的發展是它的特點之一。有一些金代建築實物在結構比例上完全和遼一致，常常使鑒別者誤為遼的建築。另有一些又較近宋代形制，如正定龍興寺的摩尼殿和五台山佛光寺的文殊殿，一向都被認為是宋的遺物。第三種則是以不成熟的手法，有時形式地摹仿北宋頹廢的繁瑣的形象，有時又作很大膽的新組合，前者如大同善化寺三聖殿，後者如正定廣慧寺華塔，都是很突出的。像華塔那樣的形式，可以說是一種緊湊的群塔，是一種富於想像力的創造。
金人改建了遼的南京（今天北京城西南廣安門內外一帶），擴大了城址，稱做中都。這次的興建是金海陵王特命工匠監官摹仿北宋首都汴梁而佈置的。因此中都吸取了宋的城市宮城格局的一切成就，保存了北宋宮前廣場部署的優良傳統。中都宮前的御河石橋，兩側的千步廊也就是元大都的藍本。明清兩代繼續沿用這種佈局；今天北京的天安門前和午門、端門前壯麗的廣場，就是由這個傳統發展而來的。
元代的蒙古游牧民族，用極強悍的騎兵，侵入鄰近的國家，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建立了橫跨歐亞兩洲歷史上空前龐大的帝國。
在元代統治中國的九十多年中，蒙古族採用了殘酷的武力鎮壓手段，破壞著中國原來的農業基礎，在殘酷的民族鬥爭中，全國的經濟空前地衰落了；因此元代一般的地方建築也是空前地粗糙簡陋的。這時期統治階級的建築是劫擄各先進民族的工匠建造的，因此有一些部分帶有其他民族的風格，大體是繼承了金和南宋後期細緻纖麗的風格。
元代的京城大都（現北京）是蒙古族摧毀了金的中都之後創建的。這座在寬闊的平原上新創的城市，在平面上表現著整齊的幾何圖形觀念；城的平面接近正方形，以高大的鼓樓安置在全城的幾何中點上。皇宮的位置是在城內南面的中軸線上。這是參照周禮「面朝背市，左祖右社」的思想，綜合金代中都所沿襲的宋汴京的規劃，依照當時蒙古族的需要而創建的。這種以高大的鼓樓作全城中心的方式，現在在北方的一些中小城市中仍可以看到它的影響。
元大都的宮殿建築是以豪華精緻的中國木構式樣為主。一般宮殿建築組群的主殿是採用工字形平面，前殿是集會和行政的殿堂，用廊連接的後部就是寢殿。殿內的佈置，是用貴重的毛皮或絲織品作壁幛，完全掩蔽了內部的牆壁和木構。這種的佈置與漢族宮廷內分作前朝和後宮的方式不同，內部的處理仍舊保留着游牧民族氈帳生活的習慣。
元代宮殿的木構建築方面進一步發展了琉璃，從宋代的褐、綠兩種色彩發展成黃、綠、藍、青、白各色，普遍地應用到宮殿和離宮上，更豐富了屋頂的色彩。
元代上都（內蒙古多倫附近）主要宮殿的遺址是磚石結構的建築，這可能是西方工匠建造的。此外像大都宮中的「畏吾兒殿」應是維吾爾族的式樣，還有相當多的「盝頂殿」和「棕毛殿」，也都是元以前小國傳統所沒有的其他民族風格。
元代的統治階級以吐蕃（西藏）的喇嘛教作為國教，吐蕃的建築和藝術在元代流傳到華北一帶，出現了很多西藏風格的喇嘛塔。矗立在北京的妙應寺白塔就是這時期最宏偉的遺物。從著名的居庸關過街塔殘存的基座上和古雕刻紋樣手法上也可以看到當時西藏藝術風格盛行的情況。
都城以外的建築仍是漢族工匠建造的，繼續保持着傳統的中國風格。其中一種類型可能是地方的統治階層興建的，比較細緻精巧，但帶有顯著的公式化傾向，工料也比較整齊；典型的代表例如正定的關帝廟，定興的慈雲閣。另一種是施工非常粗糙，木料貧乏到用天然的彎曲原木作主要的構架，其中的結構是煞費苦心拼湊成的。現在的這類建築大多是當地人民信仰的祠廟或地方性的公共建築。例如河北正定的陽和樓，曲陽北嶽廟的德寧殿，安平的聖姑廟或山西趙城的廣勝寺。這后一種在困難的物質條件限制下表現了比較多的設計意匠。它們正是這段艱苦的時期中人民生活的反映，鮮明地刻畫出元代一般建築藝術衰落的情況。
第七階段——明·清兩朝和舊中國時期
（公元一三六八—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年）
在這五百八十餘年中，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一）在漢族農民起義，摧毀並驅逐了蒙古族統治階級以後，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恢復了漢族的統治，恢復了久經破壞的經濟。但自朱棣以後，宦官掌握朝政二百餘年，統治階級昏庸腐朽達到極點。（二）滿族興起，入關滅明，統治中國二百六十餘年；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合而為一。（三）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的商人和傳教士，由十六世紀末開始來到中國，逐步導致十九世紀中的鴉片戰爭和中國的半殖民地化。（四）人民革命經過一百零九年的英勇鬥爭，推翻了滿清皇朝，驅逐了帝國主義侵略者，肅清了封建統治階級，建立了人民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朱元璋以農民出身，看到異族壓迫下農村破產的情形，親身參加了民族解放戰爭，知道農業生產是恢復經濟、鞏固政權的基本所在，所以建立了均田、農貸等制度，解放了異族壓迫，恢復了封建的生產關係，使經濟很快恢復。在建國之初，他已佔有江淮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國庫充實起來，使他得以建設他的首都南京，作為鞏固政權的工具之一。
明朝建立以後不久，官式建築很快就在佈局、結構和造形上出現了與前一階段區別顯著的轉變。在一切建置中都表現了民族復興和封建帝國中央集權的強烈力量。首都南京的營建，徵發全國工匠二十餘萬人，其中許多是從蒙古半奴隸式的羈束下解放出來的北方世代的匠戶。除了建造宮殿衙署之外，他特彆強調恢復漢族文化和中國傳統的禮儀：例如天子郊祀的壇廟和身後的陵寢，都以雄偉的氣魄和莊嚴的姿態建置起來。
朱棣（成祖）遷都北京，在元大都城的基礎上，重新建設宮殿、壇廟，都遵南京制度，而規模比南京更大。今天北京的故宮大體就是明初的建置。雖然大部分殿堂已是清代重建的，明朝原物還保存若干完整的組群和個別的主要殿宇。社稷壇（今中山公園）、太廟（今勞動人民文化宮）和天壇，都是明代首創的宏麗的大組群；其中尤其是天壇在規模、氣魄、總體佈置和藝術造型上更是卓越的傑作。雖然祈年殿在光緒十五年曾被落雷焚毀，次年又照原樣重修；皇穹宇一組則是明代最精美的原物，並且是明手法的典型。昌平縣[5]天壽山麓的長陵（朱棣墓），以廟宇的組群同陵墓本身的地面建築物結合，再在陵前佈置長達八公里的行道，這一切又與天壽山的自然環境結合為一整體。氣魄之大，意匠之高，全國其他建築組群很少能和它相比的。
明初兩京的兩次大建設將南北的高手匠工作了兩次大規模調配，使南方北方建築和工藝的特長都得以發揮出來，匯合為一，創造出明代的特殊風格。西南的巨大楠木，大量在北京使用。這樣的建築所反映的正是民族復興的統一封建大帝國的雄偉氣概。
自從朱棣把宦官干涉朝政的惡劣傳統培植起來以後，宦官成了明朝二百餘年統治權的掌握者。在建築方面，這事實反映在一切皇家的營建方面。每一座明朝「敕建」的廟宇，都有監修或重修的太監的碑誌，不然就在梁下、匾上留名。至於明代宮中八次大火災（小火災不計），史家認為是宦官故意放火，以便重建時貪污中飽的。更不用說，宦官為了迴避宦官禁置私產的法律規定，多借建廟的名義，修建寺院，附置庭園、「僧舍」，作為自己休養享樂之用。如北京的智化寺（王振建）、碧雲寺廟（魏忠賢建），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明末魏忠賢的生祠在全國竟達五六百所，更是宦官政治的具體的物質表觀。
明代官匠制度增加了熟練技術工人，大大地促進手工藝技術的水平。明代建築使用大量楠木和質地優良的磚，工精料美，絲毫不苟。在建築工程方面，榫卯準確，基礎堅實，彩畫精美，也是它的特色。琉璃瓦和琉璃面磚到了明朝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太廟內牆前的琉璃花門上細部如陶制彩畫額枋就精美無比。除北京許多琉璃牌坊和琉璃花門外，許多地方還出現了琉璃寶塔，其中如南京的報國寺七寶琉璃塔（太平天國戰爭中毀）和山西趙城廣勝寺飛虹塔，都說明了在這方面當時普遍的成就。
在明中葉的初期，由印度傳入「金剛寶座式」塔，在一個大塔座上建造五座乃至七座的群塔。北京真覺寺（五塔寺）塔是這類型的最卓越的典型。這個塔型之傳入使中國建築的類型更豐富起來。在清代，這類型又得到一定的發展。
在「黨禍」的鬥爭中退隱的地主官僚和行商致富的大賈，則多在家鄉營造家祠或私園以逃避現實世界。明末私家園林得到極大發展，今天江南許多精緻幽靜的私園，如蘇州的拙政園，就是當時林園的卓越一例，也是當時社會情況下的產物。最近在安徽歙縣發現許多私家的第宅，廳堂用巨大楠木柱，規模宏大。可見當時商業發展，民間的財富可觀。
明中葉以後，一方面由於工藝發展，磚陶窯業取得了極大的進步，一方面由於國內農民起義和東北新興的滿洲族的軍事威脅，許多府縣都大量用磚瓷砌城堡。這方面最傑出的實例就是北京城和萬里長城。這兩個城雖然各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形上建造起來，但都以它們雄健簡樸的龐大軀體各自表現了卓越的藝術效果。
明代磚陶業之進步所產生的另一類型就是磚造發券的殿堂，如各地的「無梁殿」，乃至北京的大明門（今中華門）一類的磚券建築就是其中的實例。這些建築一般都用磚石琉璃做出木結構的樣式。
明朝末年，隨同歐洲資本家之尋找東方市場，西洋傳教士到了中國，帶來了西洋的自然科學、各種藝術和建築，這對於後來的中國建築也有一定的影響。
滿清以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民族入主中國。由於他們入關以前已有相當長的期間吸收漢族的先進文化，入關時又大量利用漢奸，戰爭不太猛烈，許多城市和建築沒有受到過甚的破壞；例如北京這樣輝煌的首都和宮殿花園，就是相當完整地被滿洲統治者承繼了的。故宮之中，主要建築僅太和殿和武英殿一組受到破壞。清朝初期尚未完全征服全中國，所以像康熙年間重建太和殿，就放棄了官式用料的慣例，不用楠木而改用東北松木建造，在材料的使用上，反映了當時的軍事政治局勢，南方產木區還在不斷反抗。
滿清統治者承繼了明朝統治者的全部財產，包括統治和壓迫人民的整套「文物制度」。為了適應當時情況，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進行了各種制度和法律之制訂。在這些制度之中也包括了《工部工程做法則例》七十二卷。這雖是一部約束性的書，將清代的官造建築在制度和樣式上固定下來，但是它對於今天清代建築的研究卻是一部可貴的技術書。這書對於當時的匠師雖然有極大的約束性，但掌握在勞動人民手中的建築技術和藝術的創造性是封建制度所約束不住的。在「工程做法」的限制下，勞動人民仍然取得無窮輝煌的變化。
史家認為滿清皇朝閉關自守是封建經濟停滯時代，一般地說，這也在建築上反映出來。但在這整個停滯的時代里，它仍有它一定限度內經濟比較發展的高峰和低潮。清朝建築的高峰和一定的創造性主要表現在乾隆時代，那是滿清二百六十餘年間的「太平盛世」。弘曆幾度南巡，帶來江南風格；大舉營建圓明園，熱河行官，修清漪園（頤和園），在故宮內增建寧壽宮（乾隆花園），給許多藝匠名師以創造的機會。各園都有工藝精絕的建築細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時代的宮廷大量吸收了江南的民間建築風格來建造園苑。乾隆以後，清代的建築就比較消沉下來。即使如清末重修頤和園，也只是高潮以後一個波浪而已。
鴉片戰爭開始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時代，賡續了一百零九年。在這一個世紀中，中國的經濟完全依附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中國社會中產生了官僚資本家和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的外國資本家把歐洲資本主義城市的階級對立和自由主義的混亂狀態移植到中國城市中來；中國的官保買辦則大蓋「洋房」，以表達他們的崇洋思想，更助長了這混亂狀態。侵略者是無視被侵略者的民族和文化的，中國建築和他的傳統受到了鄙視和摧殘。中國知識分子建築師之出現，在初期更助長了這趨勢。「五四」以後很短的一個時期曾作過恢復中國傳統和新的工程技術相結合的嘗試，但在殖民地性質的反動政府的破碎支離的統治下和經濟基礎上沒有得到，也不可能得到發展；反倒是宣傳帝國主義的世界主義的各種建築理論和流派逐漸盛行起來。以「革命」姿態出現於歐洲的這個反動的藝術理論猖狂地攻擊歐洲古典建築傳統，在美國繁殖起來，迷惑了許許多多歐美建築師，以「符合現代要求」為名，到處建造光禿禿的玻璃方盒子式建築。中國的建築界也曾墮入這個漩渦中。
中國歷史中這一個波動劇烈的世紀，也反映在我們的建築上。
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的洋房、玻璃方盒子似乎給我們帶來新的工程技術，有許多房子是可以滿足一定的物質需要的。但是，建築是一個社會生活中最高度綜合性的藝術。作為能滿足物質和精神雙重要求的建築物來衡量這些洋式和半洋式建築，它們是沒有藝術上價值的，而且應受到批判。無可諱言的，這一百年中蔑視祖國傳統，割斷歷史，硬搬進來的西洋各國資本主義國家的建築形式對於祖國建築是摧殘而不是發展。歷史上封建的建築物雖已不能適應我們今天生活的新要求，但它們的優良傳統，藝術造形上的成就卻仍是我們新創造的最可寶貴的源泉。而殖民地建築在精神上則起過摧毀民族自信心的作用，阻礙了我們自己建築的發展；在物質上曾是破壞摧毀我們可珍貴的建築遺產的兇猛勢力。它們僅有的一點實用性，在今天面向社會主義生活的面前，也已經很不夠了。
結論
回顧我們幾千年來建築的發展，我們看見了每一個大階段在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在新的技術、材料的進步和發明的條件下，歷代的匠師都不斷地有所發明，有所創造。肯定的是：各代的匠師都能運用自己的傳統，加以革新，創造新的類型，來解決生活和思想意識中所提出的不相同的新問題。由於這種新的創造，每代都推動着中國的建築不斷地向前發展，取得光輝的成就。每當新的技術、新的材料出現時，古代匠師們也都能靈活自如地掌握這些新的技術和材料，使它們服從於藝術造型的要求，創造出革新的而又是從傳統上發展出來的手法和風格。在這一點上，建築歷史上卓越的實例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中國建築的新階段已經開始了。新的社會給新中國的建築師提出了嶄新的任務。我們新中國的建築是為生產服務，為勞動人民服務的。建築必須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勞動人民得到了適用，愉快而合乎衛生的工作和居住，游息的環境，就可提高生產的量和質，就可幫助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還要求新中國的建築，作為一種藝術，必須發揮鼓舞人民前進的作用。建築已成為全民的任務，成為國家總路線的執行中的必要工具了。
過去的匠師在當時的社會、材料、技術的局限性下尚且能為自己時代社會的需要，靈活地運用遺產，解決各式各樣的問題。今天的中國所給予建築師的條件是遠遠超過過去任何一個時代的。我們有中國共產黨和中央人民政府的英明正確的領導，有全國人民的支持，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思想武器，有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範本，有最現代化的技術科學和材料，有無比豐富的遺產和傳統。在這樣優越的條件下，我們有信心創造出超越過去任何時代的建築。
四《中國建築史》第六章宋·遼·金部分[6]
第二節北宋宮殿苑囿寺觀都市
宋太祖受周禪，仍以開封為東京，累朝建設於此，故日增月異，極稱繁華，洛陽為宋西京，退處屏藩，栱衛京畿，附帶繁榮而已。真宗時，雖以太祖舊藩稱應天府，建為南京（今河南商丘縣[7]），乃即衛城為宮，奉太祖、太宗聖像，終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門「猶是雙門，未嘗改作」。仁宗以大名府為北京，則因契丹聲言南下，權為軍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亦非美術或經濟之動態，實少所營建。
北宋政治經濟文化之力量，集中於東京建設者百數十年。汴京宮室坊市繁複增盛之狀，乃最代表北宋建築發展之趨勢。
東京舊為汴州，唐建中節度使重築，周二十里許，宋初號里城，新城為周顯德所築，周四十八里許，號曰外城。宋太祖因其制，僅略廣城東北隅，仿洛陽制度修大內宮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頗多，復置京新城外八廂」。神宗徽宗再繕外城，則建敵樓瓮城，又稍增廣，城始周五十里余。
太宗之世，城內已「比漢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繼則「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厲，至於「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其建築之活躍，不言而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為經濟中樞，乃商業之雄邑，而建為國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輿之下，士庶走集」，其繁榮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隨環境展拓，非若隋唐兩京皇帝坊市之預布計劃，經緯井井者也。其特殊佈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漸改善者，後代或模仿以為定製。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橋樑之盛，為其壯觀，河街橋市，景象尤為殊異。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東南隅出，有橋十一。汴河則自東水門外七里，至西水門外，共有橋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東北入，有橋五，金水河從西北水門入城，夾牆遮入大內，灌后苑池浦，共有橋三。
橋最著者，為汴河上之州橋，正名大漢橋，正對大內御街，即范成大所謂「州橋南北是大街」者也。橋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過，其下密排石柱，皆青石為之；又有石樑石筍楯欄。近橋兩岸皆石壁，鐫刻海馬、水獸、飛雲之狀。「州橋之北，御路東西，兩闕樓觀對聳。」金元兩都之周橋，蓋有意仿此，為宮前制度之一。橋以結構巧異稱者，為東水門外之虹橋，「無柱，以巨木虛架，飾以丹雘，宛如飛虹」。
大內本唐節度使治所，梁建都以為建昌宮，晉號大寧宮，周加營繕，皆未增大，「如王者之制」。太祖始「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皇居始壯麗。」
「宮城周五里」。南三門，正門名凡數易，至仁宗明道后，始稱宣德，兩側稱左掖右掖。宮城東西之門，稱東華西華，北門曰拱宸。東華門北更有便門，「西與內直門相直」，成曲屈形。稱門。此門之設及其位置，與太祖所廣皇城之東北隅，或大略有關。
宣德門又稱宣德樓，「下列五門，皆金釘朱漆。壁皆磚石間甃，鐫鏤龍鳳飛雲之狀。……莫非雕甍畫棟，峻桷層榱。覆以琉璃瓦，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自宣德門南去，「坊巷御街……約闊三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其間。自政和間，官司禁止，各安立黑漆杙子，路心又安朱漆杙子兩行，中心道不得人馬行往。行人皆在朱杙子外。杙子內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盡植蓮荷。近岸植桃李梨杏雜花；春夏之日，望之如綉」。宣德樓建築極壯麗，宮前佈置又改繕至此，無怪金元效法作「千步廊」之制矣。
大內正殿之大致，據史志概括所述，則「正南門（大慶門）內、正殿曰大慶，正衙曰文德。……大慶殿北有紫宸殿，視朝之前殿也。西有垂栱殿，常日視朝之所也。……次西有皇儀殿，又次西有集英殿，宴殿也，殿後有需雲殿，東有昇平樓，宮中現宴之所也。後宮有崇政殿，閱事之所也。殿後有景福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凡殿有門者皆隨殿名。」
大慶殿本為梁之正衙，稱崇元殿，在周為外朝，至宋太祖重修，改為乾元殿，后五十年間曾兩被火災，重建易名大慶。至仁宗景中（公元一〇三四年），始又展拓為廣庭。「改為大慶殿九間，挾各五間，東西廊各六十間，有龍墀沙墀，正值朝會冊尊號御此殿。……郊祀齋宿殿之後閣……」。又十餘年，皇祐中「饗明堂，恭謝天地，即此殿行禮」。「仁宗御篆明堂二字行禮則揭之」。
秦漢至唐敘述大殿之略者，多舉其台基之高峻為其規模之要點；獨宋之史志及記述無一語及於大殿之台基，僅稱大慶殿有龍墀沙墀之制。
「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亦五代舊有，後唐曰端明，在周為中朝，宋初改文明。后災重建，改名文德。「紫宸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栱……紫宸與垂栱之間有柱廊相通，每日視朝則御文德，所謂過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文德殿之位置實堪注意。蓋據各種記載廣德、紫宸、垂栱三殿成東西約略橫列之一組，文德既為「過殿」居其中軸，反不處於大慶殿之正中線上，而在其西北偏也。宋殿之區布情況，即此四大殿論之，似已非絕對均稱或設立一主要南北中心線者。
初，太祖營治宮殿「既成，帝坐萬歲殿（福寧殿在垂栱后，國初曰萬歲），洞開諸門，端直如繩，嘆曰：『此如吾心，小有私曲人皆見之矣』」。對於中線引直似極感興味。又「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頂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栱，福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左右升龍銀台等諸門皆然」。福寧為帝之正寢，柔儀為其後殿，乃后寢，故垂栱之南北中心線，頗為重要。大慶殿之前為大慶門，其後為紫宸殿，再后，越東華西華橫街之北，則有崇政殿，再后更有景福殿，實亦有南北中線之成立，唯各大殿東西部位零落，相距頗遠，多與日後發展之便。如皇儀在垂栱之西，集英宴殿自成一組，又在皇儀之西，似皆非有密切關係者，故福寧之兩側后又建置太後宮，如慶寺寶慈，而無困難，而柔儀之西，日後又有睿思殿等。
崇政初為太祖之簡賢講武，「有柱廊，次北為景福殿，臨放生池」，規模甚壯。太宗真宗仁宗及神宗之世，均試進士於此，后增置東西兩閣，時設講讀，諸帝日常「觀陣圖，或對藩夷，及宴近臣，賜花作樂於此」，蓋為宮后宏壯而又實用之常御正殿，非唯「閱事之所」而已。
宋宮城以內稱宮者，初有慶聖及延福，均在後苑，為真宗奉道教所置。廣聖宮供奉道家神像，后示奉真宗神御，內有五殿，一閣曰降真，延福宮內有三殿，其中靈顧殿，亦為奉真宗聖容之所。真宗咸平中，「宰臣等言：漢制帝母所居稱宮，如長樂積慶……等，請命有司為皇太后李建宮立名。……詔以滋福殿（即皇儀）為萬安宮」。母后之宮自此始，英宗以曹太后所居為慈壽宮，至神宗時曹為太皇太后，故改名慶壽（在福寧殿東）；又為高太后建寶慈宮（在福寧西）等皆是也。母后所居既尊為宮，內立兩殿，或三殿，與宋以前所謂「宮」者規模大異。此外又有太子所居，至即帝位時改名稱宮，如英宗之慶寧宮，神宗之睿成宮皆是。
初，宋內廷藏書之所最壯麗者為太宗所置崇文院三館，及其中秘閣，收藏天下圖籍，「棟宇之制皆帝親授」，后苑又有太清樓，尤在崇政殿西北，樓「與延春儀鳳翔鸞諸閣相接，貯四庫書」。真宗常「曲宴后苑臨水閣垂釣，又登太清樓，觀太宗聖制御書，及親為四庫群書，宴太清樓下。」作詩賜射賞花釣魚等均在此，及祥符中，真宗「以龍圖閣奉大宗御制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並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帝置一閣」。天章寶文兩閣（在龍圖後集英殿西）為真仁兩帝時所自命以藏御集，神宗之顯謨閣，哲宗之徽猷閣，皆后追建。唯太祖英宗無集不為閣。徽宗御筆則藏敷文閣。是所謂宋「文閣」者也。每閣東西序皆有殿，龍圖閣四序曰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天章閣兩序曰群玉蕊珠；寶文閣兩序曰嘉德延康。內庭風雅，以此為最，有宋珍視圖書翰墨之風，歷朝不改，至徽宗世乃臻極盛。宋代精神實多無形寓此類建築之上。
后苑禁中諸殿，龍圖等閣，及太后各宮，無在崇政殿之東者。唯太子讀書之資善堂在元符觀，居宮之東北隅，蓋宮東部為百司供應之所，如六尚局，御廚殿等及禁衛輦官親從等所在。東華門及宮城供應入口；其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所在」。
所謂外諸司，供應一切燃料、食料、器具、車駕及百物之司，雖散處宮城外，亦仍在舊城外城之東部。蓋此以五丈河入城及汴蔡兩河出城處兩岸為依據。糧倉均沿河而設，由東水門外虹橋至陳州門裏，及在五丈河上者，可五十餘處。東京宮城以內佈置，乃不免受汴梁全城交通趨勢之影響。后苑部署偏於宮之西北者，亦緣於「金水河由西北水門入大內，灌其池浦」，地理上之便利也。
考宋諸帝土木之功，國初太祖朝（公元九六〇—九七六年）建設未嘗求奢，而多豪壯，或因周廟之制，宋初視為當然，故每有建置，動輒數百間。如太祖詔「於右掖門街臨汴水起大第五百間」。以賜蜀主孟昶；又於「朱雀門外建大第甲於輦下，名禮賢宅，以待錢俶」，及「開寶寺重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皆為豪舉壯觀。及太宗世（公元九七六—九九七年），規模愈大。以其降生地建啟聖院，「六年而功畢，殿宇凡九百餘間，皆以琉璃瓦覆之」。又建上清太平宮：「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實啟北宋崇奉道教侈置宮殿之端。其它如崇文院，三館，秘閣之建築，「輪奐壯麗，冠乎內庭，近世鮮比」。「端栱中，開寶寺造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塔成，田錫上疏曰：「眾謂金碧熒煌，臣以為塗膏釁血，帝亦不怒」。畫家郭忠恕，巧匠喻皓，皆當時建築人材，超絕流輩者也。
真宗朝（公元九九七—一〇二二年）愈崇道教，趨祥異之說，盛禮縟儀，費金最多。作玉清照應宮「凡二千六百一十楹，以丁謂為修宮使，調諸州工匠為之，七年而成」。不僅工程浩大，乃尤重巧麗製作。所用木石彩色顏料均四方精選。殿宇外有山池亭閣之設，環殿及廊廡皆遍繪壁畫。藝術之精，冠於北宋歷朝宮觀。殿上樑曰「上皆親臨護，……工人以文繒裹梁，金飾木，寓龍負之輅以升。……修宮使以下及營繕掌事者，咸賜以衣帶金帛」。此宮興作之嚴重，實為特殊，此後真宗其它建置莫能及，但南熏門外奉五嶽之會靈觀，及大內南，奉聖祖之景靈宮（宮之南壁繪趙氏事迹二十八事）則皆制度華美，均以丁謂董其事。京師以外，宮觀亦多宏大，且詔天下州府，皆建道觀一所，即以天慶為名。
仁宗之世（公元一〇二三—一〇六三年），夏始自大，屢年構兵，國用枯竭，土木之事仍不稍衰，但多務重修。明道元年（公元一〇三二年），修文德殿成，宮中又大火，延燒八殿，皆大內主要，如紫宸，垂栱，福寧，集英，延和等殿。「乃命宰相呂夷簡為修葺大內使，發四路工匠給役，又出內庫乘輿物及緡錢二十萬助其費。」先此兩年（天聖八年），玉清照應宮因雷雨災，時帝幼，太后垂簾泣告輔臣，眾恐有再葺意，力言「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復修葺，則民不堪命。……」於是宮不復修，僅葺兩殿。二十五年後（至和中），始又增繕兩殿，改名萬壽觀，仁宗末季，多修葺增建，現存之開封琉璃塔，即其中之一。名臣迭上疏乞罷修寺觀。歐陽修上疏《上仁宗論京師土木勞費》中云：「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有零。又有睦親宅，神御殿，……醴泉觀……等處物料不可悉數，……軍營庫務合行修造者百餘處。……使厚地不生它物，唯產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又云：「……累年火災，自玉清照應，洞真、上清、鴻慶、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盪盡，足見天厭土木之華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終仁宗朝，四十年間，焚毀舊建，與重修勞費，適成國家雙重之痛也。
英宗在位僅四年（公元一〇六四—一〇六七年），土木之事已於司馬光《乞停寢京城不急修造》之疏中見其端倪。蓋是時宮室之修造，非為帝王一己之意，臣下有司固不時以土木之宏麗取悅上心。人君之側，實多如溫公所言，「外以希旨求知，內以營私規利」之人也。
神宗（公元一〇六七—一〇八五年）行新政，富改革精神以強國富民為目的，故「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寺是崇」。所作蓋多衙署之建置：如東西兩府御史台、太學等皆是也。元豐中，繕葺城垣，浚治壕塹，亦皆市政之事。又因各帝御容散寓宮中，及宮外諸寺觀，未合禮制，故創各帝原廟之制。建六殿於景寧宮內，以奉祖宗像，又別為三殿以奉母后。熙寧中，從司天監之奏，請建中太一宮，但僅就五嶽觀舊址為之。遵故事「太一」行五宮，四十五年一易，「行度所至，國民受其福」，實不得不從民意。太宗建東太一宮四十五年，至仁宗天聖建西太一宮，至是又四十五年也。
哲宗（公元一〇八六—一一〇〇年）製作多承神宗之訓，完成御史台其一也。又于禁中神宗睿思殿後建宣和殿。末年則建景寧西宮於馳道西，亦如神宗所創原廟制度，及崩，徽宗即位續成之。宮期年完工，以神宗原廟為首，哲宗次之。哲宗即位之初，宣仁太后垂簾，時上清太平宮已久毀於火，后重建，稱上清儲祥宮，以內庭物及金六千兩成之。蘇軾承旨撰碑。碑雲「雄麗靚深，凡七百餘間」，宮之規模雖不如太宗時，當尚可觀。
迨徽宗立（公元一一〇一—一一二五年），以天縱藝資，入紹大統，其好奢麗之習，出自天性。且姦邪盈朝，掊剝橫賦，倡豐亨豫大之說，故尤侈為營建。崇寧大觀以還，大內朝寢均麗若瓊瑤，宮苑殿閣又增於昔矣。其著者如「政和三年辟延福新宮於大內之北拱宸門外；悉移其地供應諸庫，及兩僧寺，兩軍營，而作焉」。宮共五位，分任五人，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其殿閣亭台園苑之制，已為艮岳前驅，「疊石為山，鑿池為海，作石樑以升山亭，築土岡以植杏林，又為茅亭鶴庄之屬」，以仿天然。此後作擷芳園，「稱延福第六位，跨城之外，西自天波門東過景龍門，至封邱門」，實沿金水可橫貫舊城北面之全部。「名景龍江，絕岸至龍德宮，皆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又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內列亭台館舍，不可勝計。……開景龍門，城上作復道通宮內，……徽宗數從復道往來」。其它如作神霄玉清萬壽宮于禁中，又鑄九鼎，置九成宮於五嶽觀后。政和以後，年年營建，皆工程浩大，綴飾繁縟之作。及造艮岳萬壽山，驅役萬夫，大興土木；五六年間，窮索珍奇，綱運花石；盡天下之巧工絕技，以營假山，池沼，至於山周十餘里，峰高九十步；怪石嶄崖，洞峽溪澗，巧牟造化；而亭台館閣，日增月益，不可殫記；其部署締構頗越乎常軌，非建築壯健之姿態，實失藝術真旨。時金已亡遼，宋人納歲幣於金，引狼入室，宮庭猶營建不已，後世目艮岳為亡國之孽，固非無因也。
宋初宮苑已非秦漢遊獵時代林囿之規模，即與盛唐離宮園館相較亦大不相同。北宋百餘年間，御苑作風漸趨綺麗纖巧。尤以徽宗宣政以後所辟諸苑為甚。玉津園，太祖之世習射觀稼而已，乾德初，置瓊林苑，太宗鑿金明池於苑北，於是各朝每歲駕幸觀樓船水嬉，賜群臣宴射於此。后苑池名象瀛山，殿閣臨水，雲屋連簃，諸帝常規御書，流杯泛觴游宴於玉宸等殿。「太宗雍熙三年，后常以暮春召近臣賞花釣魚於苑中」。「命群臣賦詩賞花曲宴自此始。」
金明池佈置情狀，政和以後所紀，當經徽宗增置展拓而成。「地在順天門街北，周圍約九里三十步，池東西徑七里許。入池門內南岸西去百餘步，有西北臨水殿。……又西去數百步乃仙橋，南北約數百步；橋面三虹，朱漆欄楯，下排雁柱，中央隆起，謂之駱駝虹，若飛虹之狀。橋盡處五殿正在池之中心，四岸石甃向背大殿，中坐各設御幄。……殿上下迴廊。……橋之南立欞星門，門裏對立綵樓。……門相對街南有磚石瓷砌高台，上有樓，觀騎射百戲於此……」規制之綺麗窈窕與宋畫中樓閣廊廡最為迫肖。
徽宗之延福擷芳及艮岳萬壽山佈置又大異，朱勔，蔡攸輩窮搜太湖靈壁等地花石以實之，「宣和五年，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河斷橋，毀堰坼閘，數月乃至。」蓋所着重者及峰巒崖壑之締構；珍禽奇石，環花異木之積累；以人工造天然山水之奇巧，然後以樓閣點綴其間。作風又不同於瓊林苑金明池等矣。疊山之風，至南宋乃盛行於江南私園，迄元明清不稍衰。
真仁以後，殖貨致富者愈眾，巨量交易出入京師，官方管理之設備及民間商業之建築，皆因之侈大。公卿商賈擁有資產者之園圃第宅，皆爭尚靡麗，京師每歲所需木材之夥，使宮民由各路市木不已，且有以此居積取利者，營造之盛實普遍民間。
市街店樓之各種建築，因汴京之富，乃登峰造極。商業區如「潘樓街……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娛樂場如所謂「瓦子」，「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中瓦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夜叉棚，象棚；最大者可容數千人」。酒店則「凡京師酒店門首皆縛綵樓歡門。……入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閣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映。……白磯樓后改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其它店面如「馬行街南北十幾里，夾道葯肆，蓋多國醫，咸巨富。……上元夜燒燈，尤壯觀」。
住宅則仁宗景祐中已是「士民之族，罔遵矩度，爭尚紛華。……室屋宏麗，交窮土木之工」。「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飾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
市政上特種設備，如「望大樓……於高處磚砌，……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軍兵百餘人，及儲藏救火用具。每坊巷三百步設有軍巡鋪屋一所，容鋪兵五人」。新城戰棚皆「旦暮修整」。「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每二百步置一防城庫，貯守御之器，有廣固兵士二十指揮，每日修造泥飾。」
工藝所在，則有綾錦院，築院，栽造院，官窯等等之產生。工商影響所及，雖遠至蜀中錦官城，如神宗元豐六年，亦「作錦院於府治之東。……創樓於前，以為積藏待發之所。……織室吏捨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
有宋一代，宮庭多崇奉道教，故宮觀景盛，對佛寺惟稟續唐風，仍其既成勢力，不時修建。汴京梵剎多唐之舊，及宋增修改名者。太祖開寶三年，改唐封禪寺為開寶寺，「重起繚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區。太宗端栱中建塔，極其偉麗」。塔八角十三層，乃木工喻皓所作，后真宗賜名靈感，至仁宗慶曆四年塔毀乃於其東上方院建鐵色琉璃磚塔，亦為八角十三層，俗稱鐵塔，至今猶存，為開封古迹之一。又加開寶二年詔重建唐龍興寺，太宗賜額太平興國寺。天清寺則周世宗創建於陳州門裏繁台之上，塔曰興慈塔，俗名繁塔，太宗重建。明初重建，削塔之頂，僅留三級，今日俗稱婆塔者是。寶相寺亦五代創建，內有彌勒大像，五百羅漢塑像，元末始為兵毀。
規模最宏者為相國寺，寺建於北齊天保中，唐睿宗景雲二年（公元七一一年）改為相國寺；玄宗天寶四年（公元七四五年）建資聖閣；宋至道二年（公元九九六年）敕建三門，制樓其上，賜額大相國寺。曹翰曾奪廬山東林寺五百羅漢北歸，詔置寺中。當時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餘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它物者，必由於此」。實為東京最大之商場。寺內「有兩琉璃塔，……東西塔院。大殿兩廊皆國相名公筆跡，左壁畫熾盛光佛降九矅鬼百戲。右壁佛降鬼子母，建立殿庭，供獻樂部馬隊之類。大殿朵廊皆壁隱樓殿人物，莫非精妙」。
京外名剎當首推正定府龍興寺。寺隋開皇創建，初為龍藏寺，宋開寶四年，於原有講殿之後建大悲閣，內鑄銅觀音像，高與閣等。宋太祖曾幸之，像至今屹立，閣已殘破不堪修葺，其周圍廊廡塑壁，雖僅余鱗爪，尚有可觀者。寺中宋構如摩尼殿，慈氏閣，轉輪藏等，亦倖存至今。
北宋道觀，始於太祖，改周之大清觀為建隆觀，亦詔以揚州行宮為建隆觀。太宗建上清太平宮，規模始大。真宗尤溺於符讖之說，營建最多，尤侈麗無比。大中祥符元年，即建隆觀增建為玉清照應宮，凡役工日三四萬。「初議營宮料工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續晝，每畫一壁給二燭，故七年而成。……制度宏麗，屋宇稍不中程式，雖金碧已具，劉承珪必令毀而更造」。又詔天下遍置天慶觀，迄於徽宗，惑於道士林靈素等，作上請寶籙宮。亦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宣和元年，竟詔天下更寺院為宮觀，次年始復寺院額。
洛陽宋為西京，山陵在焉。「開寶初，遣王仁珪等修洛陽宮室，太祖至洛，睹其壯麗，王等並進秩。……太祖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常有遷都之意」，臣下諫而未果。宮城周九里有奇，城南三門，中曰五鳳樓，偉麗之建築也。東西北各有一門。曰蒼龍，曰金虎，曰拱宸。正殿曰太極殿，前有左右龍尾道及日樓月樓。「宮室合九千九百九十餘區」，規模可稱宏壯。皇城周十八里有奇，各門與宮城東西諸門相直，內則諸司處之。京城周五十二里余，尤大於汴京。神宗曾詔修西京大內。徽宗政和元年至六年間之重修，預為謁陵西幸之備，規模尤大。「以真漆為飾，工役甚大，為費不資。」至於洛陽園林之盛，幾與汴京相伯仲。重臣致仕，往往徑第西洛。自富鄭公至呂文穆等十九園。其館榭池台配造之巧，亦可見當時洛陽經營之勞，與財力之盛也。
徽宗崇寧二年（公元一一〇三年），李誡作營造法式，其中所定建築規制，較與宋遼早期手法，已迥然不同。蓋宋初稟承唐末五代作風，結構猶碩健質樸。太宗太平興國（公元九七六年）以後，至徽宗即位之初（公元一一〇一年），百餘年間，營建旺盛，木造規制已迅速變更；崇寧所定，多去前之碩大，易以纖靡，其趨勢乃刻意修飾而不重魁偉矣。徽宗末季，政和迄宣和間，銳意製作，所本風格，尤尚綺麗，正為實施營造法式之時期，現存山西榆次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年）之永壽寺雨華宮，與太原天聖間（公元一〇二三—一〇三一年）之晉祠等，結構秀整猶帶雄勁，骨幹雖已無唐制之碩建龐大，細部猶未有崇寧法式之繁瑣纖弱，可稱其為北宋中堅之典型風格也。
第三節遼之都市及宮殿
契丹之初為東北部落，游牧射生，以給日用，故「草居野處靡有定所」。至遼太祖耶律阿保機並東西奚，統一本族八部，國勢始張。其漢化創業之始，用幽州人韓延徽等，「營都邑，建言殿，法度井井」，中原所為者悉備。迨援立石晉，太宗耶律德光得晉所獻燕雲十六州，改元會同（公元九三八年），建號稱遼，詔以皇都臨潢府（今熱河林西縣[8]）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定遼陽為東京。遼勢力從此侵入雲朔幽薊（今山西、河北北部）。危患北宋，百數十年。聖宗統和二十五年（公元一〇〇七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以大定府為中京（今熱河朝陽平泉，赤峰等縣地[9]），又三十餘年至興宗重熙十三年（公元一〇四四年），更以大同府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
遼東為漢舊郡，渤海人居之，奚與渤海皆深受唐風之熏染，契丹部落之崛起與五代為同時，耶律氏實宗唐末邊疆之文化，同化於漢族，進而承襲中原北首州縣文物制度之雄者也。契丹本富於鹽鐵之列，其初有「回國使」往來販易，鬻其牛羊，毳，罽，馳馬，皮革，金珠，藥材等以市他國貨物，其後遼更與北宋、西夏、高麗、女真諸國沿邊所在，共置榷場市易，商業甚形發達，都市因此繁盛。其都市街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其中「邑屋市肆有綾錦之作，宦者，伎術，教坊，角抵，儒僧尼道皆中國人，並汾幽薊為多」。遼世重佛教，營僧寺，刊經藏，不遺餘力，嘗「擇良工於燕薊」。凡宮殿佛寺主要建築，實均與北宋相同。益兩者均上承唐制，繼五代之餘，下啟金元之中國傳統木構也。
太祖於神冊三年（公元九一八年）治城臨潢，名曰皇都；二十一年後，至太宗，改稱上京。太祖建元神冊之前，所居之地曾稱西樓。「阿保機以其所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東……起東樓，北……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蓋阿保機自立之始，創建明王樓。初未築成，其都亦未有名稱。如「以所獲僧……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以居之」。「其黨神速姑復劫西樓，焚明王樓」，「壬戌上發自西樓」等。「契丹好鬼貴日，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豈西樓時期，契丹營建乃保有漢，魏，盛唐建樓之古風；而又保留其部族東向為尊之特徵欽？
遼建「殿」之事，始於太祖八年冬，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早於城皇都約四年，其方向如何，今無考。「天顯元年，平渤海歸，乃展郛郭，建宮室，名之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五鑾。中有歷代帝王御容，」制度似略改。迨晉遣使上尊號，太宗「詔番部，並依漢制御開皇殿，辟承天門受禮，改皇都為上京」。以後開皇五鑾及宣政殿皆數見於太宗紀。
上京「城高二丈，……幅員二十七里。……其北謂之皇城，……中有大內。……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華西華。……通內出入之所」。城正南街兩側為各司衙寺觀國子監，孔子廟及二倉。天雄寺與八作司相對，均在大內南。「南城謂之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市容整備，其形制已無所異於漢族。然至聖宗開泰五年，距此時已八十年，宋人記雲「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然則遼上京制度，殆始終留有其部族特殊尊東向之風俗。
遼陽之大部建設為遼以前渤海大氏所遺，而大氏又本唐之舊郡，「擬建宮闕」。遼初以為東丹王國，葺其城，后升為南京，又改東京。「幅員三十里，共八門，……宮城在城東北隅……南為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相去各二里。宮壤北有讓國皇帝御容殿，大內建二殿。……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鐵幡竿在焉」。
遼南京古冀州地，唐屬幽州范陽郡；唐末劉仁恭嘗據以僭帝號。石晉時地入於遼。太宗立為南京，又曰燕京，是為北京奠都之始。城有八門，其四至廣闊，雖屢經史家考證，仍久惑後人。地理志稱「方三十六里」，其它或稱二十五里及二十七里者。或言三十六里「乃並大內計度」者，其說不一。但燕城令人注意者，乃其基址與今日北京城闕之關係。其址蓋在今北京宣武門迤西，越右安廣寧門郊外之地。金之中都承其舊城而展拓之，非元明清建都之北京城也。今其址之北面有舊城及會城門村等可考。其東南隅有古之憫忠寺（今之法源寺）可考，而今郊外之「鵝房營，有土城角，作曲尺式，倖存未鏟；有豁口俗呼鳳凰嘴，當因遼城丹鳳門得名」，乃燕城之西南隅也。今日北京南城著名之海王村琉璃廠等皆在燕城東壁之外。
遼太宗升幽州為南京，初無遷都之舉，故不經意於營建，即以幽州子城為大內，位於大城之西南隅；宮殿門樓一仍其舊，幽州經安史之徒，暨劉仁恭父子割據僭號，已有所設施，如拱宸門元和殿等，太宗入時均已有之。太宗但於西城巔詔建一「涼殿」，特書於本紀，豈仍循其「西樓」遺意者耶？
南京初雖仍幽州之舊，未事張皇改建，但至「景宗保寧五年，春正月，御五鳳樓觀燈」，及「聖宗開泰駐蹕，宴於內果園」之時，當已有若干增置，「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其時市坊繁盛之概，約略可見。及興宗重熙五年（公元一〇三六年）始詔修南京宮闕府署，遼宮廷土木之功雖不侈，固亦慎重其事，佛寺浮圖則多雄偉。迨金世宗二十八年（公元一一八八年）距此時已百五十餘年，而金主尚謂其宰臣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其它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遼代建築類北宋初期形制，以雄朴為主，結構完固，不尚華飾，證之文獻實物，均可徵信。今日山西大同應縣所倖存之重熙清寧等遼建，實為海內遺物之尤足珍貴者也。
第四節金之都市宮殿佛寺
金之先，出靺鞨，古之肅慎也。唐初，其黑水一部曾附高麗，其後渤海強盛，契丹又取渤海地，乃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號熟女真，在北者不在契丹族，號生女真。金太祖之先，已統一部落，修弓矢，備器械，日臻強盛，不受遼籍。至太祖敗遼兵，招渤海，乃建號稱大金。收國元年（公元一一一五年），更節節進攻。數年之間，盡得遼舊地，進逼宋境。
金建會寧府為上京，「初無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寨」，當尚為部落帳幕時期。及「升皇帝寨為會寧府，城邑宮室，無異於中原州縣廨宇。制度極草創，居民往來，車馬雜遝，……略無禁制。……春擊土牛，父老士庶皆聚觀於殿側」。至熙宗皇統六年（公元一一四六年），始設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仿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宣和六年（公元一一二四年），宋使賀金太宗登位時，所見之上京，則「去北庭十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千餘家，近闕北有阜園，繞三數頃，高丈余，雲皇城也。山棚之左曰桃園洞，右曰紫微洞，中作大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建殿七棟甚壯，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土壇方闊數丈，名龍墀」，類一道觀所改，亦非中原州縣制度。其初即此乾元殿亦不常用。「女真之初無城郭，國主屋舍車馬……與其下無異，……所獨享者惟一殿名曰乾元。所居四處栽柳以作禁宮而已。殿宇繞壁盡置火炕，平居無事則鎖之，或時開鑰，則與臣下坐於炕，后妃躬侍飲食。」
金初部落色彩濃厚，漢化成分甚微，破遼之時劫奪俘虜；徙遼豪族子女部曲人民，又括其金帛牧馬，分賜將帥諸軍。燕京經此洗劫，僅余空城。既破壞遼之建設，更進而滋擾宋土，初索歲幣銀絹，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歸宋。既盟復悔。乃破太原真定，兵臨汴京城下，擄徽欽二帝北去。所經城邑盪毀，老幼流離鮮能恢復。至征江淮諸州，焚毀屠城，所為愈酷。終金太宗之世，上京會寧草創，宮室簡陋，未曾着意土木之事，首都若此，他可想見。
金以武力與中原文物接觸，十餘年後亦步遼之後塵，得漢人輔翼，反受影響，乃逐漸摹仿中原。至熙宗繼位，稍崇儀制，親祭孔子廟，詔封衍聖公等。即位之初（公元一一三五年），建天開殿於爻刺，此後時幸，若行宮焉。上京則於天眷元年（公元一一三八年）四月，「命少府監……營建宮室」，雖雲「止從儉素」，「十二月宮成」，為時過促，恐非工程全部。此後有「明德宮享太宗御容於此，太后所居」；「五雲樓及重明等殿成」；又有太廟，社稷等建置。皇統六年，以「會寧府太狹，才如郡制，……設五路工匠，撤而新之」。天眷皇統間，北方干戈稍息，州郡亦略有增修之跡，遺物中多有天眷年號者。
自海陵王弒熙宗自立，迄其入汴南征，以暴戾遇刺，為時僅十二年，金之最大建築活動即在此天德至正隆之時（公元一一四九—一一六一年）。
海陵既跋扈狂躁，對於營建惟求侈麗，不殫工費，或「賜工匠及役夫帛」，或「杖提舉營造官」，所為皆任性。天德三年，「詔廣燕城，建宮室，按圖興修，規模宏大」。貞元元年，遷入燕京，「稱中都，以遷都詔中外」。以宋之汴京為南京，大定為北京，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乃迎太后居中都壽康宮；增妃嬪以實後宮，臨常武殿擊鞠，登寶昌門觀角抵，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絹。園苑則有瑤池殿之成，御宴已有泰和殿之稱，生活與其營建皆息息相關。又以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正隆元年，奉遷金始祖以下梓宮葬山陵，翌年，「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削上京號，「稱為國中者，以違制論」。既而慕汴京風土，急於巡幸，於正隆四年（公元一一五九年），復詔營建宮室於南京。
汴京烽燧之餘，蹂躪燼毀，至是侈其營繕，仍宋之舊，勉力恢復。「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千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遍傅黃金，而後間以五采。……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但海陵雖崇飾宮闕，民間固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為田處。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宇，無不頹毀」。各剎若大相國寺亦「傾檐缺吻，無復舊觀」。汴都此時已失其政治經濟地位，絕無繁榮之可能。
中都宮殿營建既畢，又增高燕城，辟其四面十二門，廣遼舊城之東壁約三里，世宗以後均都於此，與宋剖分疆宇，昇平殷富將五十餘載，始遭北人兵燹，其間各朝尚多增置，朝市寺觀日臻繁盛。
初海陵丞相張浩等，「取真定材木營建宮室及涼位十六」，制度實多取法汴京。皇城周回「九里三十步」，則幾倍於汴之皇城，而與洛陽相埒。自內城南門天津橋北之宣陽門至應天樓，東西千步廊各二百餘間，中間馳道宏闊，兩旁植柳。有東西橫街三道，通左右民居及太廟三省六部。宣陽門以金釘繪龍鳳，「上有重樓，制度宏大，三門並立，中門常不開，惟車駕出入」；應天門初名通天門，「高八丈，朱門五，飾以金釘」；宮闕門戶皆用青琉璃瓦，兩旁相去里許為左右掖門。內城四角皆有垛樓。宣華，玉華，拱宸各門均「金碧翚飛，規制宏麗」。
「內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樓閣倍之」。其正朝曰大安殿，東西亦皆有廊廡。東北為母后壽康宮及太子東宮（初稱隆慶）。大安殿後宣明門內為仁政殿，乃常朝之所。殿則為遼故物，其朵殿為兩高樓，稱東西上閣門。「西出玉華門則為同樂園，若瑤池、蓬瀛、柳庄、杏村在焉」，宮中十六位妃嬪所居略在正殿之西；宴殿如泰和神龍等均近魚藻池，后苑亦偏宮西，一若汴京。遼時本有樓閣球場在右掖門南，經金營建，乃有常武殿等為擊球習射之所。太廟標名衍慶之宮，在千步廊東。金庭規制堂皇，儀衛華整，宋使范成大，雖雲「前後殿屋崛起甚多，制度不經」，但亦稱其「工巧無遺力」。
中都外城佈置，尤為特異。金初滅遼，粘罕有志都燕，為百年計，「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後各一門，樓櫓池塹，一如邊城。……穿復道與內城通」。海陵定都，欲撤其城而止，故終金之世未毀。世宗之立，由於勸進，頗以省約為務，在位二十九年，始終以大定為年號，世稱大定之治。即位之初，中都已宏麗，不欲擾民，故少所增建。元年（公元一一六一年）入中都，「詔凡宮殿張設，毋得增置」。三年又敕有司「宮中張設，毋得塗金」，有詔修遼東邊堡，頗重守御政策，即位數年，與宋講好，國內承平，土木之功漸舉，重修災后泰和神龍宴殿，六年幸大同華嚴寺，觀故遼諸帝銅像，詔主僧謹視；有護古物之意。大定七年，建社稷壇；十四年，增建衍慶宮，圖畫功臣於左右廡，如宋制。十九年，建京城北離宮，宮始稱大寧（后改壽寧，壽安），即明昌后之萬寧宮，章宗李妃「妝台」所在。瑤光台，瓊華島始終為明清宮苑勝地，今日北京北海團城及瓊華塔所在也。二十一年。復修會寧宮殿，以甓束其城。二十六年，曾自言「朕嘗自思豈能無過，所患過而不改。……省朕之過，頗喜興土木之工，自今不復作矣」。二十八年盛譽遼之仁政殿之不尚虛華，而能經久，嘆曰：「今土木之工，滅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奸，侵克工物；上則戶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苛辦；至有工役才華，隨即欹漏者；……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重抵以罪。」海陵專事虛華，急於營建，且遼宋劫后，匠師星散，金時構造之工已遜前代巨構甚遠，世宗固已知之。
大定之後，惟章宗之世（公元一一九〇—一二〇八年），略有營造，大者如盧溝石橋，增修曲阜孔廟，重修大同善化寺佛像，及重修登封中嶽廟等普遍修繕之活動。趙州小石橋至今仍存，亦為明昌原物。至於中都宮苑之間，章宗建置多為游幸娛樂之所。常幸南園玉泉山，香山。北苑萬寧宮尤多增設。瑤光殿之作，後世稱章宗李妃妝台。瓊華閣及絳綃翠霄兩殿，亦為大定后所增。「宸妃鄭氏又嘗見白石，愛而輦歸，築崖洞於芳華閣，用工二萬，牛馬七百」，貽內侍余琬以艮岳亡國之諷。章宗末季，南與宋戰，北御元軍，十年之間，邊事愈頻，承安之後，已非營建時代。衛紹王繼位，政亂兵敗，中都被圍，「城中乏薪，拆絳綃殿，翠霄殿，瓊華閣材分給四城」。距燕京城破之時（公元一二一五年）已不及三年，衛紹王廢，宣宗立，中都危殆，金室乃侖皇南遷。都汴之後，修城葺庫，一切從簡，無所謂建設。及元代之朝，日臻隆盛，金之北方疆土盡失，復南下入宋，以圖自存。迄於金亡，二十年間，中原中部重遭爭奪，城邑多成戎燼之餘，宋遼金三朝文物得以倖存至今者難矣。幸遼金素重佛法，寺院多有田產自給，易朝之際，雖遭兵燹，寺之大者，尚有局部恢復，而得後代之資助增建者。今日遼寧，河北，山西佛寺殿堂及浮圖，每有遼金雄大原構滲與其中，已是我國建築遺產重要之一部。
第五節南宋之臨安
靖康變作，二帝被擄，高宗即位於南京（應天府），改元建炎（公元一一二七年，適為金太宗天會五年），迄宋幼帝昺蹈海死（公元一二七九年），為時一世紀有半，是為南宋；后金之亡約四十餘年。
建炎三年，金兵愈逞，高宗駐蹕杭州，以州治為行宮，下詔罪己，自無心於宮室之營建。且適當金人破徐州，焚揚州，宋雖改江寧為建康府，升杭州為臨安府，固未遑定都。及金人再度進迫，高宗出走，如越州，奔明州，又航於海入溫州。行跡無定，百司零亂。金兵亦追跡至杭州，破越明，屠潭州。游騎又至平江、常州、鎮江焚掠，江南處處尚在破壞中，及韓世忠、岳飛挫金將烏珠於江中，紹興二年，高宗始又如臨安。時軍事稍振，臣下頗有建議奠都建康以圖恢復者。高宗猶豫，「命守臣具圖經畫建康行宮」，又「命漕臣即平江子城營治宮室」，而尤屬意臨安。紹興五年還臨安作太廟；挫岳飛北進之策，乃顯然欲早定行宮，以苟宴安，紹興八年乃定都焉。
高宗詔曰：「……朕荷祖宗之休，克紹大統，夙夜危懼不常厥居，比者巡幸建康，撫綏淮甸既已……是故復還臨安，內修政事，繕治甲兵以定基業。非厭霜露之苦而圖宮室之安也……」實則紹興元年，已詔守臣修內司百間，「二年九月，南門成，詔名行宮之門；三年詔梁汝嘉創廊廡於南門之內」，四年八月，知臨安府，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此即臨安初創時之正殿，蓋「凡上壽則曰『紫宸殿』，朝賀則曰『大慶殿』，宗祠則曰『明堂殿』，策士則曰『集英殿』，四殿皆即文德殿隨事揭名也」。高宗自紹興初年蓄意議和，受制於秦檜，坐失兵機，迄三十二年禪位於孝宗，自「以秦檜舊地作德壽宮，鑿池引水，疊石作山」，優遊其間，無非皆「圖宮室之安」者，園苑建造之頻，尤甚於其後諸帝。為太上皇時曾「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實不失當艮岳之裔。南宋宮室制度，初創時因國恥未雪，諸多顧忌，未克任意施展，僅就州城府治興葺重造，故云「皆從簡省」。臨安州治本為錢王宮，地址雖較他州宏敞，宋建之正殿，礙於時勢，未曾侈大；及增垂栱，崇政「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輿服志》云：「其實垂栱、崇政二殿，權更其號而已。殿為屋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殿南檐屋三間，修一丈五尺，廣亦如之。兩朵殿各二間。東、西廊各二十間，南廊九間，其中為殿門，三間六架。」孝宗又以「殿後擁合七間為延和殿，其制尤卑，陛階一段，小如常人所居」，其「上樑文云：聽朝決事，兼汴都延和、崇政之名……」。崇政究與垂栱易名，抑與延和同為一殿，尚待考證。正殿宮閣無多，又隨時異額，勉襲汴都舊名，尤顯其隘窄。
及和議成，韋太后迴鑾，「宮中慶典復始」，禁城內外乃年年增建。「紹興八年，作慈寧宮；紹興十二年作太社太學；十三年築圜丘，景靈宮及秘書省；十五年作內中神御殿（欽先孝思殿）；十六年廣太廟；十七年作玉津園，太一宮，萬壽觀……」禁中則營祥曦福寧等殿及后苑堂閣。十八年至二十八年間，曾增築皇城，外城及宮前麗正門御路，建執政府，築兩相第，太醫殿，尚書六府等。高宗禪位后所辟別宮、園苑及所賜府第、私園，亦多工巧靡麗，但建築無宏大者。繼后各朝所增造亭榭及便殿，或為習射、蹴鞠，或攬湖山之勝，多為宮廷宴遊而作。偏安一隅之南宋首都，蓋風雅有餘，氣魄不足，非復中原帝京之氣象，建築多水榭園亭之屬，大殿無所增置，史志美其名曰「務簡約，不尚華飾，以遵祖制」耳。
臨安外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峙」。凡十三門，東壁有七門，西壁臨湖有四門。其中涌金門為「北宋政和六年重建，頗極壯麗」。南北則僅各有一門，南即嘉會門，稍偏西與皇城麗正門引直，北曰「餘杭」，亦曰「北關」。外另有水門五。全城「東沿河（錢塘江）西至山崗（鳳凰山），自平陸至山崗，隨其上下，以為宮殿」。形勢乃不規則之山城。
「紹興十八年，名皇城南門曰『麗正』，北門曰『和寧』，東苑曰『東華』……皇城周迥九里」，南面麗正「其門有三，皆金釘朱戶，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鐫鏤龍鳳飛驤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列百官侍立閣子，登聞鼓院，檢院相對，悉皆紅杈子，排列森然，門禁嚴甚」。外城之嘉會門，營建亦精，其「城樓絢彩，為諸門冠」。蓋南門為御道，「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皆潮沙填築，其平如席，以便五輅往來」，過南郊，從此幸郊台也。
自大內北出和寧新路，井市最盛，「南北寶玉珍異、花果時新、海鮮奇品，悉集於此」，一若汴京時之東華門外，和寧門之重要亦乃臨安河道及市區地位所使然。門「在仁孝登平坊巷之中。亦列三門，金碧輝映，與麗正同，門外列百僚侍班閣子……」其內因與宮中後殿密邇，故帝后臣僚率多出入於此。「皇后出宮，至祥曦殿，上升龍檐，出和寧門」。「皇帝御垂栱殿，提舉等官奉迎諸書至和寧門，步導致垂栱殿，各取合進呈……」等。
皇城內之宮殿，隨事給名，後代改額，不易悉考。前殿建於紹興四年，行在所錄謂之正衙，即文德殿，凡上壽朝賀宗祠策士皆御此殿，故或稱紫宸、大慶、明堂、集英。紹興十二年，增建垂栱「以內諸司地為之」。「殿後有擁舍，孝宗改為別殿，是為延和便殿」。東部麗正門內為東宮。建炎初，「孝宗初育宮中，只造書院於宮門，曰內資善堂……迨為太子……止建廳堂並諸官屬從屋……光宗升儲，建太子宮門。淳熙二年（公元一一七五年）創射圃為遊藝之所。度宗時（幾十年後）更為增廣」。孝宗於乾道初「辟射殿于禁垣之東，名日『選德』」，及至淳熙五年，「中設漆屏，書郡國守相名氏其上」，圖事揆策於此，以示着意軍機，周必大被旨撰選德殿記。殿近東華門，近臣常於此召入。「自北宮門循廊而左，轉南為祥曦殿，西接修廊為後殿」。而「欽先孝思在崇政之東」。
此外寧福寢殿及后妃等位於后苑偏宮之西部。稱為南內，「苑中亭殿名稱可見者僅有復古殿、損齋、觀堂、芙蓉閣、翠寒堂、清華閣、欏木堂、隱蚰、澄碧、倚柱、隱秀、碧琳堂之類……」。寧福殿後改為壽康宮，光宗遜位后居之。復古殿，損齋均高宗所常御，為其觀摩書畫玩器之處，觀堂建於山頂，蓋「碧琳堂近之一山崔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芙蓉閣則在山背，「翠寒堂以日本國松木為之，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澄碧殿位置近宮池，「淳熙二年孝宗曲宴宰執……至一小亭中，前有大池，瀦水平岸，其下為石渠貫亭，以函啟閘，奔流入渠，其聲如雷，上曰：『朕於飲食、衣服、宮室務從簡儉，至所喜者唯此水爾……』」內苑大略如此實皆高宗所建飾，孝宗以後少有增置。
慈寧殿亦曰慈寧宮，為高宗因太後有歸期而建，「上謂輔臣曰：行宮地步窄隘，今營建太後宮，抵是依山因地勢修築……」其址當在皇城前部西面山地一帶。后易名慈福、慈壽，仍為各朝太后所居之殿也，寧宗開禧二年焚。
南宋內苑御園之經營，借江南湖山之美。繼艮岳風格之後，着意林石幽韻，多獨創之雅緻，加以臨安花卉妍麗，松竹自然。若梅花、白蓮、芙蓉、芍藥、翠竹、古松，皆御苑之主體點綴，建築成分反成襯托。所謂堂與亭者最多，皆為賞玩花木，就近營建，如為古梅題匾曰「冷香」，石曰「芙蓉」，又為蟠松作清華堂，荼蘼作清研亭，皆此之類也。高宗究心藝事，內禪后尤多閒情逸緻，所營德壽宮苑內萬歲橋，「橋長六丈，並用吳磷進到玉石甃成，瑩澈可愛。橋中心作四面亭，用新羅白木建造，極為雅潔。大池十餘畝，皆種千葉白蓮」。
德壽宮「在望仙橋東，高宗倦勤，即秦檜舊地築新宮……內禪后遂移仗居焉。都人稱為『北大內』。鑿大池，續竹筧數里，引湖水注之。其上壘石為山，象飛來峰，有堂名『冷泉』，樓名『聚遠』。又分四地為四時遊覽之所。」其中佈置精雅，花木泉流，多有匾額亭榭之名，尤為新穎。至孝宗禪位亦居之，改名重華宮。
外御園有玉津、聚景（東園）、富景（西園）、集芳、屏山諸園，玉津園為帝王較射之所，在嘉會門南四里洋泮橋側，清時在杭州龍華寺后，猶得見。淳熙八年、十年駕幸玉津園，韓彥直等扈從題名，俱正書摩崖。聚景園之南門在清波門外，北門在涌金門外，西湖之東岸也。亭宇皆孝宗御匾，嘗請兩宮臨幸，后光宗、寧宗亦皆奉太后同幸。乾淳《起居注》云：「淳熙六年……幸此園，太上太后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至翠光降輦，並坐瑤津西軒入御筵……遂至錦壁賞大花。牡丹約千餘叢，又至清輝少歇，由翠光登御舟入湖……泊花光亭，仍至會芳少歇還內。」其佈置略可窺見。富景以芙蓉臨池秀髮，高孝兩朝嘗登龍舟卧看，建築不詳。集芳在葛嶺，前臨湖山，園歸太后，藻飾甚麗，諸匾皆高宗御題。屏山園在錢湖門外，正對南屏，又名翠芳。理宗「開慶初，內司展建東至希夷堂，直抵雷峰山下……水環五花亭外」。「內有八面亭」，其建築顯為纖細亭榭之屬。
其它如慶樂園，光宗曾以賜韓侂胄，后復歸御有。內多古桂，亦有「十樣亭榭，工巧無二。射圃、走馬廊、流杯池、山洞，堂宇宏麗，野店村莊，裝點時景」，謝太后府園歇涼亭之佈置，則尤着重濱湖亭館之建築。「有眉壽堂、百花堂、一碧萬頃堂、湖山清觀，皆宏麗特甚……地宅百餘間，後為元帥夏若水所居……元夕放燈，上下輝映」。高宗所賜楊存中之水月園，其中之水月堂「俯瞰平湖，前列萬柳」，亦為近水堂榭，西湖園苑之特徵也。南宋宮中殿宇無宏大之作，禁御則皆亭榭窈窕，曲徑通幽，為優遊忘世，高雅情緒之所託。其配屬實創園亭設計之另一意識。北宋洛陽諸園本已漸有江南氣息，傾向雅素，避脫侈麗之作，着重自然之美。宮苑中延福開其端，艮岳繼其後，因無天然湖山之便，蔡京用朱沖父子，以人工興築，致成花石之擾，反病奢狂。高宗定都臨安，以園苑論，實得山川之助，繼艮岳之態，造成庭園建築之佳例。吳中則自政和以後，進奉花石，開始疊假山之風，為之者愈多。其著者如光宗時之俞瀲所作石山，秀拔有奇趣。
南宋建築每單位之結構本嗣北宋崇寧格式。紹興初「平江郡守王喚承兵火之餘，興葺官署學校，不遺餘力，又重刊營造法式，即世所稱紹興本者，故其興作猶遵奉汴梁遺法」。證之今日江南最大南宋殿宇，蘇州玄妙觀之三清殿亦可識其大略，「此殿自南宋淳熙六年重建后，迄今七百五十餘年，雖迭經修治，然迄無再建之紀錄」。
王喚究心藝事，尤重建築。平江府治「北垣之齊雲樓，循城為屋，輪奐雄特，一時稱最。吳人至謂兵火之後，唯王喚重建此樓，差勝舊制」。此蓋與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等同一性質之城上台觀也。其下為府治宅堂北之齋園，亭軒柱廊亦皆喚之經營。紹興十五年，又繪大成殿兩廡，韌講堂，辟齋舍。十六年重作圓妙觀兩廊「畫靈寶度人經變相。召畫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喚與梁汝嘉先後直寶文閣，皆監修平江府治及臨安行宮最力者，北宋建築遺法之得以傳播江南，喚尤有功焉。蓋當時民間建築嚴受限制，「凡庶民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採為飾，仍不得四鋪飛檐。庶人合屋許五架門，一間、兩廈而已」。微官府不時興修，建築藝術及法式最易廢弛。董其役者，既以舊法為重，則技術雖有演變，系統究不中斷。
宋代陵寢依其分佈，可別為三區。「保定諸陵，皆開國后追建者；鞏縣為太祖、太宗以下諸帝后之陵及乾德間徙建之宣祖安陵，在宋陵中規模最為宏巨，最後為南渡諸帝之陵，權厝於會稽寶山，稱為『攢宮』，示異日恢復中原，歸葬鞏洛也」。
北宋陵寢北域悉圍以竹籬，謂之「籬寨」。籬寨有內外之別，外籬在前。建有神御殿、齋宮、東西序、神廚、庫室、公宇等，位在山陵下，故稱「下宮」。「外籬之後為內籬，其範圍包括石象生、獻殿、陵台，謂之上宮」。上宮為陵之主體，其平面佈置系「於南端建有鵲台，次乳台，次象生，次神牆，每面各闢一門，門內更為正方形之陵台，其下即帝后埋骨所也」。
南宋攢宮制度，比之鞏縣諸陵則大小懸殊，不可同日而語；然除象生、陵台數者外，其上下二宮，猶能具體而微，遵奉舊制。諸帝攢宮，凡所設施，乃參酌時宜，適合南渡后之物力，故廢象生神牆及方上陵台，而藏梓宮於上宮獻殿之後，為龜頭屋覆之。明、清方城明樓之制，或即由此演變，而又另成形制，蓋亦迥然與古代陵墓佈置不同。此實研究我國陵墓沿革之可注意者。
永思陵者，高宗之陵也。建於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一一八七年）冬，至翌年春季落成。陵之規模及間架尺寸，與彩畫、瓦飾材料，見於周必大《思陵錄》者異常詳密。「下宮之構成，系以前後殿與殿門迴廊為主體，其外周以圍牆一重，外復以竹籬繞之」。上宮部分，其外亦有籬門，內有紅灰牆，周回六十三丈五尺，疊砌「鵲台」兩堵。內為殿門，面闊三間，其內為火窯子，更內為獻殿。「殿面闊三間，為上宮之主體，其後附龜頭屋三間，設皇堂石藏子，置梓宮於內。殿外繞以磚砌之階，施勾欄十七間，正面設踏道」。《思陵錄》中關於結構尺寸甚詳，尤以大木方面，柱高與開間面闊之比例等，對於宋代結構式樣研究極有俾助，故洵足寶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