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美無言（2）

這裏我要特別說明，這篇小說我一開始寫得並不好，當時在《北京文學》當主編的林斤瀾老師把我找去談了一上午，對小說提了不少修改意見，我才改成後來的樣子。回頭再看這篇小說，我還是不太滿意，主要是語上下的功夫不夠。

牧：復仇是一個古老的結了，《摩西法》和《可蘭經》都認為復仇是對的。復仇，貫穿了「親親」，即親疏等級的原則。五倫之中，人們認為君父最親最美，父仇是不共戴天的，然後兄弟之仇，朋友之仇，關係漸疏。在古代，復仇被說成是一種神聖的義務，因為「神聖」也就有了「莊嚴的美」的意思。您的《走窯漢》，還有上面說的《玉字》，是否也把「復仇」當作一件「神聖」的事來處理？

劉：復仇，這個問題怎麼說呢？是不是可以這樣認為，復仇小說是用小說把握生活的一種方式，所表達的是一種強烈的感，極端的感，或者說是一種激。

我寫的第一篇被稱為復仇的小說是《走窯漢》，1985年寫的。當時我正尋找創作上的突破口，正想挖掘人性的複雜性，加上我正在讀外國作家的一些小說，比如雨果的小說，就嘗試着寫一點把人類感推向極端的小說，也就是人們所說的復仇小說。這類小說我寫了好幾篇，除了《走窯漢》、《玉字》，還有《拉倒》、《血勁》等。在寫這類小說之前，我對復仇並沒有過多的研究。在寫小說的過程中，也沒想到把復仇當成神聖的事來處理，只是覺得復仇的故事對表現人性比較方便，同時可以營造出一種冷峻嚴酷的藝術氛圍，能嚇讀者一傢伙，衝擊一下讀者麻痹的閱讀神經，震顫一下人們的心靈。從讀者反應看，效果還真的不錯。

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哲學傳統，講究中庸、和諧、含蓄，不主張把事做絕，不大喜歡太強烈的東西。但這不等於我們中國人感不充沛，不強烈。我覺得表達一下我們大愛大恨、敢愛敢恨的感還是必要的。汪曾祺就主張作家在年輕時寫一些帶血性的狂放的東西、他看到一些作者年紀輕輕的就模仿他，小說寫得平實，沖和，雅緻，汪先生很不以為然，他嫌年輕作者太缺少朝氣和銳氣，他說，你們現在就這樣寫，到老了你們怎麼寫（大意，不是原話）？

牧：但至少在東漢末年，復仇已成為國家法律不允許的。魏文帝曹丕規定：「敢有私復仇者，族之。」復仇有害法律，渲染這種美，是否會對「惡」的形象有所張揚。

劉：關於復仇的話題，我們談得是不是有點多了。在寫小說時，我沒有把復仇和法律聯繫起來想，但我現在來想，復仇是不會消失的，只要有仇恨，就可能有復仇，如同只要有壓迫就有反抗一樣。復仇有時表現為一種責任，它代表的起碼是正義的力量。當然了，在法制逐步健全的今天，最好不要採取個人復仇的辦法實現心理平衡。其實說白了，法制也是一種復仇，它是公共復仇，代表着公共的意志，維護的是人類正常的生存秩序。

就我個人而，從小到大，我從沒有真正仇恨過哪一個人。過去，我遇到過不少不愉快的事，受到過一些不公正的對待，曾產生過激憤的緒，但還說不上到了仇恨的程度。隨着時間的推移和閱歷的增長，連那些激憤的緒也早已淡化了。

不可否認，在現實生活中，一些惡人、小人、心胸狹窄的人、嫉妒心極強的人、撥弄是非的小丑等，還存在着。我們有責任通過文學作品揭露他們，鞭撻他們，以抑惡揚善。具體到某一個人，我們沒必要拿來當作仇限對象，更不能在文學作品中泄私憤，那樣的話，作品就會喪失宏大的氣度，就不美了。

牧：看了您最近的小說《響器》，您還告訴我，一個人其實就是一個響器。老實說，這篇小說也寫得很美。但這象徵了什麼？是否有一種神秘的色彩？

劉：《響器》在2000年《人民文學》第4期，是我比較偏愛的一篇小說。在寫這篇小說時，我覺得靈感奔涌，讓人喜之不禁。表后，我讀了又讀，老也讀不夠。如果用兩句話來概括這篇小說，那就是寫了人類的音樂性，音樂的自然性。人類，音樂，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者是相通的，是渾然一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