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出獄后的囚犯
本書有過一章《逮捕》，是否還需要寫一章《釋放》呢？
要知道，那些一旦遭受逮捕的人（我指的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中間能夠嘗到這「釋放」滋味的恐怕連五分之一也沒有，如果能有八分之一就算很好了。
誰不知道「釋放！」是怎麼回事？全世界的文學作品裏，電影里，描寫過多少釋放的場面啊：陰森森的牢門打開了，外面陽光明媚，人群的歡呼，親人們的擁抱。
但是，古拉格群島的陰沉天空下的「釋放」卻令人憎恨。因為出獄之後你頭上的天空只會變得更加陰沉。「釋放」是不慌不忙的（當局現在何必着急？），它就像寫花體字時拖着一條長尾巴一樣時間拖得很長，這就是它與閃電般的「逮捕」唯一不同之處。除此之外，釋放就和逮捕完全相同了。它只是從一種懲罰過渡到另一種懲罰，它同樣刺痛你的胸膛，摧毀你整個生活安排，打亂你對一切事物的概念，而同時卻又不給予你任何希望。
如果把逮捕比作嚴寒對液體的突然襲擊，那麼，就可以說，釋放是兩次嚴寒之間的輕微的融化。
它是兩次逮捕之間的狀態。
這是因為在這個國家裏只要有了「釋放」，日後必定在某個地方發生新的「逮捕」。
處於兩次逮捕的中間狀態——這就是赫魯曉夫之前四十年間的「釋放」。
它也像是拋到群島的兩個小島之間的救生周。＿在從這個勞改營進入另一個勞改營營區之間，你先抓住它在水裏掙扎一陣子吧！……
最初的鐘聲到最後的鐘聲之間叫做「刑期」，從一個勞改營營區轉到另一個勞改營營區的中間一段路叫做「釋放」。
馬雅可夫斯基使勁號召別人羨慕蘇聯的護照，可是你手裏的那張渾濁的橄欖色的身份證被身份證法第三十九條的黑墨水塗抹得一塌糊塗。拿着它，哪個城鎮都不會給你上戶口，任何一份好工作都不會要你干。在勞改營里還有人管飯，在這兒可就沒有了。
同時，你卻獲得了很不可靠的所謂「來往自由」……
這些不幸的人不應該叫作被釋放的人一不，實際上他們是被剝奪了流放地的人。這些人一旦失去恩賜給他的不可逃避的流放地，便不會再強迫e已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原始森林或哈薩克沙漠地帶去生活在為數眾多的自己人——坐過牢的人中間了。不，這些人希望到備受虐待的、稠密的獄外自由人中間去。可是，那裏的人們卻遠遠地避開他們，他們將在那裏成為帶有標記的人、再次逮捕的候補人。
娜塔麗婭-伊萬諾夫娜-斯托利亞羅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從卡爾特種勞改營獲釋。她不能馬上離開，因為還沒有領到身份證。但她沒有買糧食的卡片，沒有住處，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伐木砍柴。勞改營的朋友們捐助給她的幾個盧布很快就吃光了，她只好又回到勞改營里來。她對警衛人員撒謊說是回來取東西的（這裏的老規矩是宗法式的，只要頭頭答應就行了），於是她回到了原來的工棚！她高興極了！女伴們圍攏過來，從廚房裏要來一點爛菜湯，（啊。真好吃！）有說有笑，大家聽她講述她在外面怎樣無依無靠，衣食無著：不，不，還是勞改營里日子好過些。晚點名的時間到了。多一個人！。……值班看守羞辱了她一番，最後還是允許她住一夜，但到第二天（5月1日）早晨就必須「滾出去」！
斯托利亞羅娃在勞改營時一直積極勞動，不知疲倦。（她是年輕時從巴黎回蘇聯來的，很快就被抓進監獄。所以現在她很想早些出去看看祖國的景象！）由於「她勞動積極」，當局以優越條件釋放了她：沒有限定她必須到什麼地方會居住。那些必須到指定地點去居住的人總還能找到一個安身之處，因為民警局無權把他們趕到別處去。但是持有「完全釋放」證明的斯托利亞羅娃卻成了一隻人人追打的喪家犬。各處的民警局都不同意她落戶。到了莫斯科，她在一些過去很要好的熟人家裏也只受到茶點招待，誰也不開口要留她住下。她只好到火車站去過夜。（候車室里糟糕的不僅是夜間常有民警來趕人，而且黎明前清掃時還要把所有的人都趕出去。此外，大概每個被釋放的囚犯都記得自己在大火車站候車室所體驗過的恐懼心情：一看到民警走過來，心裏就一抖：民警的目光多麼嚴厲2民警當然會感覺到此人原先是個囚犯，他馬上會問你：「你的證件呢？」如果他把你的釋放證沒收掉，那就全完了，你又成了囚犯。我們這裏是不存在所謂權利的，也不存在法律，而且「人」也不存在，只有證件！所以他現在把你的釋放證一拿走，你就完了。這是我們的切身體驗。）後來，斯托利亞羅娃打算到盧加市的手套工廠去當一名工人，該廠生產的手套幸好不是給工人階級使用的，而是給德國人戰俘用的。這總可以吧？但是，工廠廠長不但沒有錄用她，反而當眾把她奚落了一番：「噢，你想鑽進我們的組織！我們懂得你們這一套！我們讀過舍伊寧的小說！」（啊，你這個胖子告伊寧！你噎死才好呢！）
這是惡性循環：沒有戶口找不到工作，沒有工作就不給報戶口。沒有工作也就領不到糧食卡片。按規定，內務部有責任安置釋放后的囚犯，但是坐過牢的人不知道這條規定，即使知道，也不敢根據這條去麻煩內務部，因為誰也怕再被關起來……
真是：人身獲自由，終日淚交流。
我在羅斯托夫大學讀書時，有一位很古怪的教授，叫H-A-特里福諾夫，他總是縮著脖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十分膽小，人們千萬別在走廊里招呼他。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坐過牢。在走廊里喊他一聲，對他來說就像是行動人員的叫喊。
戰後，羅斯托夫醫學院有一位被釋放回來的醫生，他堅信自己不可避免地會再遭逮捕，不想等待下去；自殺了。體驗過勞改營生活的人，了解這種生活的人，選擇這條道路不足為奇。走這條路的痛苦並不更大些。
那些過早地獲得釋放的人是不幸的！阿維尼爾-鮑里索夫一九四六年獲釋后並沒有去什麼大城市，而是回到了自已故鄉的農村。他從前的老朋友，同班同學們，在街之都盡量避開他，不願意停下來同他打聲招呼，（這些青年人不久前在前線作戰時還都是無畏的戰士呢！）實在躲不開時，就勉強應付兩句，急急忙忙離去。任何人都沒有問過他這些年是怎樣度過的。（雖然大家關於古拉格群島的情況似乎知道得並不比關於中非的情況更多，但卻沒有人問及。我們的自由社會如此訓練有素，這一點我們的子孫們將來能夠理解嗎？）不過，終於有一位大學時期的老朋友邀請他了，請他晚上，天黑之後，到家裏去喝杯菜。真是難得的友情！暖人心房啊！正是這種不明顯的溫暖才是融冰化雪所需要的，才是他鮑里索夫所需要的呢！他去了。閑談中，阿維尼爾-鮑里索夫請他的朋友把相簿拿來看看，共同回憶一下過去。朋友拿出來了。這位朋友自己竟完全忘掉了自己曾……他驚奇地看到阿維尼爾突然站起來，不等茶炊里的茶煮好就匆匆離去了。是啊，阿維尼爾在相簿上看到：所有照片上自己的臉都被墨水抹黑了。鮑里索夫此時此地該作何感想呢？！
阿維尼爾-鮑里索夫的地位後來又有所升遷，他當了幼兒園的主任。這個幼兒園裏收容的孩子中有一些陣亡戰士的孤兒。當這些孩子聽到另一些有錢幹部的子女給主任起了個外號叫「管監獄的」，他們哭得十分傷心。（我們這裏沒有人會向孩子們解釋：那些富有家庭的子女們的家長倒很可能是「管監獄的」，而阿維尼爾則是「的監獄的」。如果是上一世紀的俄羅斯人民，就絕不會如此缺乏對祖國語言的語感了！』）
又例如，阿-卡爾捷爾雖然也是犯第五十八條的，但在一九四三年由於肺結核病不能勞動而被勞改營除名了。他拿着一張「黑籍」公民證，在任何城市都不能落戶口，到處找不到工作，疾病註定他將慢慢地死去，誰也不要他。這時，突然來了徵兵委員會。急需兵員。＿很急。卡爾捷爾患的是開放性肺結核，可他卻宣稱自己很健康，心想：要完蛋就痛痛快快作為一個平等的人完蛋吧！他入伍了。他幾乎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只是後來在野戰醫院裏「第三處」的眼睛才注意到他，他們發現了這個在戰場上奮不顧身的戰士……是「人民的敵人」。一九四九年已經決定名單，要重新逮捕他，多虧軍事委員會裏有幾個好人救了他。
在斯大林時代，最好的釋放就是走出勞改營大門之後立即留在原地參加勞動。當地的生產單位大都了解這些人，容易找到工作。而內務部的人在街上遇見時也認為這是他們已經檢查過的，一般也不再找麻煩。
但是，並不盡然。一九三八年普羅霍羅夫、普斯托維爾從巴姆勞改營被釋放后自願留在原地，當了一名自由雇傭的工程師。行動科科長羅森布利特就對他說：
「你被釋放了。但是你要記住，你總是走在鋼絲上的。稍有差錯，你就會再成為囚犯。為此甚至無須再經過審判。所以，你小心點兒！別以為你是什麼又由公民了！」
這些留在勞改營附近的聰明囚犯把監獄看作自由的另一種形式而自願選擇了它。在某些荒涼邊遠地區，諸如內羅布和納雷姆等地，至今還有幾十萬這樣的人。即使再去坐牢，他們也不會覺得很難過，反正就在旁邊嘛！
在科雷馬一帶則根本無須選擇，因為這裏全體群眾都是被束縛在這裏的——囚犯被釋放的同時就得簽署自願的保證：今後繼續留在原地勞動。（科雷馬的人要取得進入「宗主國大陸」的批准書比得到釋放還難。）例如，娜-維-蘇羅夫采娃不幸滿刑了。昨天她還在勞改營附設的兒童保育院勞動，那裏暖和，可以吃飽。今大既已獲得釋放，那就得去地里勞動，因為沒有別的工作。昨天她還肯定有一張床可睡，有份口糧可領，今天則不然：口糧不發了，住處沒有了．她不得不睡在一所半倒塌的破房的朽爛地板上。（這是在科雷馬呀！）幸虧兒童保育院的朋友們幫了忙：她們很長時間一直把自己節省下的口糧偷偷送給她這個自由人吃。蘇羅夫采娃在談到自己獲釋時的新感受時，說這是「自由狀態的壓迫」。後來，她才慢慢地能夠自主了，甚至成了……房產主」！在這張照片上我們看到她傲然站立在自己的小房旁邊。可是這種「房子」恐怕不是所有的狗都樂意鑽進去的。
讀者不要以為只是在邊遠的科雷馬才這樣。請看看沃爾庫塔的典型工棚「臨時民房」吧。這裏面住的自由人還算是過得不錯的，當然，他們從前都是因犯。
由此可見米-彼-雅庫博維奇的釋放形式還不能算是最壞的：把他「釋放「到殘廢收容所（「吉洪諾夫之家」）去了，他在那裏要繼續受監督，仍舊無權到外地去。
魯德科夫斯基釋放後到處找不到工作。（他說。「我受的苦可不比在勞改營里少。」）因此只好到庫斯塔奈地區去墾荒（「在那兒什麼人都遇見過！」）。施維德在諾里爾斯克不管風雪多大都得去編組列車。耳朵聾了。後來便去當司爐，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他去找社會救濟機關要求救濟，但他沒有工作證件，人們只是聳聳肩膀說。「你提出證人來吧！」證人？我們的證人是海象……卡爾普尼奇在科雷馬乾了二十年、受盡折磨，得了病。當他快到六十歲被釋放時，卻由於不夠「雇傭勞動二十五年以上」的工齡條件而得不到養老金。一個人在勞改營里呆的時間越久，他的病就越多，他的「工齡」就越短，得到養老金的希望也就越小。
要知道，我們國家裏沒有像英國的那神「刑滿釋放者救濟協會」之類組織，這類旁門左道的機構在我國連想想都可低怕。＿人們給我寫信說：「在勞改營里的日子是『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出來之後是他的第二天」算了把！難道不是從那個時候起就升起了自由的太陽嗎？不是向那些不幸的人們伸出了雙手，告訴他們。「這一切永遠不會重演了！」一鳴？甚至在黨代表大會的講台上似乎還流下了眼淚呀？！、茹科夫從科弗羅夫市寫信來說：「我不是站起來了。而是跪着直起點身子來了。」．但是「我們身上始終掛着勞改犯的標籤，只要有精簡之類的事。我們當然首當其衝」。古洪諾夫寫道；「給我恢復了名譽，現在我在研究所工作，可是總像還繼續過着勞改營生活似的。踩在我們頭上握有權力的還是當過勞改營頭頭的那些人。」波波夫說：「不管口頭說過些什麼，也不管紙上寫了些什麼，但只要同事們一聽說我勞改過，就無意似地把臉扭過去了」
不，魔鬼確實仍然是強有力的！我的祖國至今仍然是這樣的。要想把這個國家朝着暴政的方向推一丈遠，最多只需蹙蹙眉頭，咳嗽一聲就能作到；但要想把她往自由的方向哪怕只打一寸，那也需要套上一百頭黃牛，還得用棒子拚命打每一頭，邊打邊喊；「看！往那地拉！看！往那兒拉！」一那麼，恢複名譽的方式又是怎樣的呢？一位姓契的老太婆忽然收到一個語氣粗暴的通知：「明天上午十點之前到民警局來！」別的什麼也沒說＿！她的女兒頭一天晚上拿着這通知跑去問。「這是怎麼回事？我真擔心媽媽的老命。我該讓她作些什麼思想準備呢？」「不必擔心！是件高興的事，是要給她的亡夫平反了！」（也許是件心酸的事呢？這是那些「恩賜者」根本不會想到的。）
我國發善心的方式尚且如此，我國發狠心的方式就自不待言了！
平反的雪崩來勢兇猛！但它也沒能砸開那幫一貫正確的人們的花崗石腦門一！因為雪崩塌下來的方向，不是朝着只需皺皺眉頭的那邊，而是朝着需要套上一百頭黃牛的那邊。
「平反工作搞得太輕率！」黨的官員們直言不諱地說，「平反過頭的人太多了！」
沃爾德馬爾-孔林（頓河羅斯托夫市）蹲了十五年，出來以後一i八年老老實實，啥也不說。一九六O年才敢把勞改營里的糟糕情況向同事們聊了聊。因此就對他立案偵查，一個克格勃少校對扎林說：「別以為平反就是沒罪了，只不過是罪行不大而已。但有些東西是永遠抹不掉的！」
在里加市，也是一九六0年，彼得羅帕夫洛夫斯基被一些配合得很好的「同事」集體連續「整」了三個月。因為他隱瞞了他父親各……一九三七年被槍斃的事！
正因為這樣，科莫戈爾才不明白：「今天到底誰是正確的，誰有罪？當那些醜惡的面孔又突然大談平等友愛時，我們該往哪裏躲呢？」
馬爾克洛夫恢複名譽以後在勞動合作組織里當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被選為工藝合作勞動組合保險理事會主任，簡單說，相當於勞動組合工會地方委員會主席。但是這個勞動組合的主席卻從來不敢讓這個民選幹部單獨呆在他的辦公室里，哪怕一分鐘《兼管幹部工作的支部書記巴耶夫，為了保險起見，把馬爾克洛夫負責的工會地方委員會的公文函件都攥在自己手裏。「是不是有一份關於工會地方委員會改選的文件送到您這裏了？」馬爾克洛夫問道。「噢，好像一個來月前送來過一份這類東西。」巴耶夫回答。「我現在需要從它！」「嗯，給你看看吧，不過，你得快點，馬上就下班了！」何這份公文是發給我的呀！好吧，我明天早上就還給你！」「那怎麼行？！那怎麼行！這是文件！」——請設身處地替這個烏爾克洛夫想想，假如您處在巴耶夫這樣一副嘴臉之下，而您的工資收入和戶口又全取決於這個巴耶夫的話。您會以怎樣的心情呼吸這自由世紀的空氣呢？！
一位姓傑耶娃的女教師被解僱了，因為她「道德墮落」：她喪失了一個教師的尊嚴、竟然嫁給一個……刑滿釋放回來的犯人（她在勞改營里教書時教過這個人）！
這一切都不是發生在斯大林時代，而是在赫魯曉夫時代。
過去的一切留下的唯一實物的東西就是證件。一張不大的紙片，大約十二公分寬，十八公分長。對仍然活着的人來說，它是恢複名譽的證件。對已經死去的人來說，它是死亡通知書。死亡時間——無法查證；死亡地點欄——畫了一個大「Z」號表示不詳；至於死亡診斷，你哪怕翻一百頁這類證明文件，都是那個現成的答案，有的還附有（當然是杜撰的）見證人的姓名。
那些真正的見證人卻都沉默不語。
我們也沉默不語。，那麼，後代子孫將到何處去了解呢？全都隱蔽起來、釘死、粉飾得乾乾淨淨了。
維爾博夫斯基抱怨說：「甚至青年人也向被恢複名譽的人投以懷疑和輕蔑的目光。」
自然，並不是所有青年人都這樣。大部分青年對這些事根本不關心。我們是否恢復了名譽？現有的一千二百萬坐牢的人是否還呆在監獄里？大部分青年認為這些都與他們完全無關。只要他們自己目前有自由，有磁帶錄音機和蓬亂髮式的姑娘陪着就行了。
魚類從來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鬥爭，魚兒只知道努力從網眼裏鑽出去。
同一種疾病發生在不同人身上便會有不同的病程。釋放也如此。如果從近處觀察，大家對釋放的感受是十分不同的。
從身體方面看也易這樣。有些人把過多的「應力」用在設法度過勞改期上。他們把全部精力集中起來像鐵人一樣度過了勞改期。他們整整十年吃不刮身體所需要的東西，整日從事艱苦勞動，穿着單薄的衣服在嚴寒中砸石頭也從不感冒。但是，一旦服滿刑期，外來的非人的壓力有些鬆弛了，內部緊張也鬆弛下來。這時出現的「壓力差」』就會把這種人毀掉。大力士丘爾別涅夫在伐木場整整幹了七年，一次傷風都沒得過。獲釋之後他卻得上了好幾種病。索羅金。恢複名譽之後精神和心理越來越不健全。在勞改營時同伴們一直是很羨慕他的健全心理狀態的。他後來得了好幾種病：神經官能病．精神病……」伊戈爾-卡米諾夫說：「出獄之後我的身體虛弱多了，一點力氣也沒有，總覺得比在勞改營里還累。」
早就有這樣三句話；「困苦時刻強忍受，時來運轉吃酒肉。」有些人釋放后不到一年就滿口的牙全掉了。有的人很快變成了老頭子。也有的則是剛剛到家，便像一枝燃盡的蠟燭似地死掉了，
但也有另外一些人，他們是獲釋之後精神才振奮起來，只有這時才煥發出青春活力。挺起了腰板（例如，我本人現在看來比我流放期的第一張照片上還顯得年輕）。你會突然發現：外界真是好過呀！那裏的，古拉格群島上的地心引力完全不同。在那裏自己的兩腿好似大象的腿一般沉重，可是到了外界腿輕快得像麻雀一樣。自由人覺得無法解決的一切困苦情況，在我們面前都可以迎刃而解。一因為我們有一把富有朝氣的尺子：「從前比這困難多呢！」從前比這困難得多，那就是說現在很容易解決。我們總是不倦地重複這句話：從前比這困難得多呢！從前比這困難得多呢！
但是，畫出一個人的今後命運的幾筆決定性勾畫。還是在於他獲釋當時的精神狀態的轉折。這個轉折的表現形式是千差萬別的。你只有走出勞改營崗樓大門時，才會感覺到你在離開這苦役營故鄉。精神上你是在這裏重新誕生的，你內心最隱秘、最珍貴的一部分將永遠留在這裏，儘管你的兩腿正在把你報向那個沒有聲音、沒有反響的獄外世界。
人的性格會在勞改營里表現出來，但它同樣也會在釋放時表現出來！我們前面提到過薇拉-阿列克謝耶夫娜-科爾涅耶娃。現在我們來看看她一九五一年是怎樣離開特種勞改營的吧。她說：「兩扇五米高的大門在我的身後關上了。我哭了。我自己也不相信我怎麼竟會在邊走由外界的一剎那哭起來。我哭什麼？……有一種感覺，好像是我把自己的心從最寶貴的、最親愛的東西上、從難友們身上扯開了似的。大門關上了。一切全完了。我再也看不到這些人，再也不會得到他們的任何消息了。我好像是在走入來世似的……」
是走入來世！……釋放就是死亡的另一種形式。難道我們獲得了自由嗎？我們是死了，是進入了某種陰間的、完全不同的、有些虛幻的生活。我們將在那個世界小心翼翼地觸摸各種事物，力圖重新認識它。
可是，原來想像的到這個世界上來的釋放並不是這樣的。它在我們腦海里的形象是按普希金的方式描繪的：「弟兄們會把利劍送到你們手上。」」但是，極少有哪一代囚徒享受過這樣的幸福。
我們這是偷來的釋放，不是真正的釋放。凡有這種感覺的人全都急急忙忙帶着這偷來的一點點自由逃到孤獨的生活中去。維。維，波斯佩洛夫說：「還在勞改營的時候，我們，我和我的好朋友們，就幾乎都是這樣想的：一旦上帝讓我們活着離開這裏，獲得自由，我們決不住在城市，也不住在村鎮。我們要住到密林深處去，當個護林員或森林巡查員，甚至當個牧人，遠遠地離開人們，離開政治，離開這浮華世界的一切。」阿維尼爾-鮑里索夫獲釋之後，最初一個時期總是躲避人，想法跑到大自然中間去。他說：「我真想抱住每一棵小白燁，抱住每一棵楊樹親吻。我聽到嘩嘩的落葉聲像是在聽音樂（我是秋天被釋放的），我眼裏充滿淚水。我一天只能掙到五百克麵包，但這無所謂，只要能幾小時幾小時地傾聽這寂靜，只要可以看書，我就心滿意足了。獄外世界的任何工作都似乎很輕鬆，很簡單；一晝夜就像一小時似的飛過去，對生的渴望永遠得不到滿足。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幸福，那麼每個囚犯獲釋后的第一年就肯定會遇到它！」
這樣的人往往很長時期不想擁有任何東西：他們懂得，財產是很容易失掉的，就像燒毀一樣。他們幾乎是帶點迷信地避免使用新東西，他們把舊衣服一直穿到破，把舊傢具一直用到不能再用。我的一位朋友家裏連個可以坐坐靠靠的東西也沒有。他們自己卻笑着說：「看，我們就這麼過日子，從一個營區到了這個『營區』。」（他剛買了一套新傢具，人也就死了。）
列-科佩列夫一九五五年回到莫斯科后，他發現；「同那些一帆風順的人很難相處！所以我經常見面的都是多少有些失意的老朋友。」
的確，作為人來說，只有那些放棄追求功名利祿的人才有生趣，而那些繼續追求這些東西的人大都是枯燥無味的。
但是，人是不同的。有些人對被釋放到外界來的感受完全與眾不同（尤其是在「契卡格勃」似乎閉上眼睛的那個時期）。許多人想：萬歲！我自由了！如今只有一個信條：絕不要再進去！現在可以彌補一下過去失掉的東西了！
有人要在職位上彌補，有人要在（學術、軍階等）稱號上彌補。有人要在掙錢方面和儲蓄存摺上彌補。（在我們國內，人們在談到錢這個問題時總要使用一種不屑一提的語氣，其實背地裏還是在數着鈔票的……）也有人要在孩子上彌補。還有的……（如瓦連京-M-）在監獄時就對大家發誓說：他出獄之後要好好地在姑娘方面彌補一下。而且M也確實照這麼辦了；一連幾年他白天工作，晚上，包括平常日子的晚上，則和姑娘們鬼混，而且總是換新的；他每天只睡四、五小時。所以他很快就瘦得不像樣子，衰老了。有些人則要在飲食上彌補，在傢具和衣着上彌補。（自己的衣扣怎樣被扯掉，最好的東西怎樣在浴室脫衣間被沒收，這些他全忘記了；）購買物品也成了某些人的一種最愉快的活動。
可是，怎麼能責怪這些人呢？失去的東西確實太多了！從生活中被割掉的東西確實太多了！
既然對獄外生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感受，也就必然有兩種不同的對待過去的態度。
是的，你經歷過那些可怕的年代。可你並不是兇殘可怕的殺人犯，不是心毒手狠的騙子手！那麼你為什麼要權力忘掉監獄和勞改營生活呢？它沒有什麼使你可恥的。認為它豐富了你的生活體驗不是更合適嗎？以它自豪不是更正確嗎？
可是，竟有多少人在極力忘掉這一切呀！（而且他們從前既不是意志薄弱之輩，也不是愚昧鄙陋的人啊。真想不到！）他們想儘快地忘掉！忘得乾乾淨淨！徹底忘掉這一切，就像根本沒有發生那回事一樣！
文德爾施坦說：「一般地說。總是不願回憶它。這也可說是某種保護性反應吧。」普倫曼說；「說老實話。我不願意見到從前勞改營里的熟人，免得勾起關於過去的回憶。」C-A-列索維克說：「從勞改營回來那天起，我就努力不回憶過去。您知道嗎，我幾乎作到了這一點！（在《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問世之前。）」C-A-都達林這個人我早就了解，一九四五年我在盧賓卡監獄住的那間牢房在我之前就是他住的。我向他提起同牢房的其他人，還提到我從前不認識的、同他住過同一牢房的人。而他卻回答說：「可我倒是在努力忘掉所有同我一起坐過牢的人！」（既然如此，我當然無須再回答他的問話了。）
我能理解原先勞改營中那些正統派分子為什麼極力躲避勞改營時期的熟人。他們已厭倦於一個人沖着一百人狂吠了，那時期的回憶對他機來說過於沉重。況且，一般地說，現在接觸我們這些不純正的、．思想覺悟范的人對他們有什麼用呢？再說，假如不忘掉過去，不原諒過去，不回到原有狀態的話，他們還算什麼思想忠誠分子呢？正是為了這個，他們才一年四次呈文叩請，苦苦哀求的呀。「恢復我吧！讓我回來吧！我過去好好乾，今後還要繼續好好乾！」他們想恢復的是什麼呢？首先是恢復黨證。還有資歷卡片、黨齡、功績。
宣告無罪，恢複名譽，
頭上的黨證發出暖人的氣息。
而勞改貸的經歷對這些人來說則像是某種有毒的髒東西，必須儘快擺脫它。他們想：即使把勞改營的經驗好好抖一抖，洗滌、清理一番，難道能夠找出一點點貴金屬來嗎？
列寧格勒的老布爾什維克瓦西里耶夫就是一例。他蹲過兩個十年（每次都連帶五年剝奪政治權力）。現在他領到了共和國級的個人特定養老金。所以，他便說：「我現在生活完全有保障。我要歌頌我們的黨和我們的人民。」（妙極了！似乎只有《聖經》裏的約伯才這樣歌頌過上帝：上帝，感謝你踢給我們潰瘍、瘟疫、飢餓、死亡、屈辱！歌頌你！光榮歸於你！）不過，這個瓦西里耶夫也並不是遊手好閒的，他可不是個單純的消費者，他說；「我現在是反寄生蟲鬥爭委員會成員。」也就是說還在拼着把老骨頭干著當前主要的破壞法制的行為。看吧，這就是「思想純正者」的面貌。
我也可以理解從前的告密者——眼線們為什麼不希望回憶和見面：他們擔心受到指由、受到揭露。
但是對其他人來說呢？這是因為奴性太深？是害怕再次進去而自願作出的保證？娜斯堅卡-維當年可不是平平常常地走進監獄時。她是帶着拒捕時的槍傷進去的，可如今她用兩隻拳頭緊壓着太陽穴對我說：「要忘掉它，像一場夢一棒，忘掉，忘掉勞改營里經歷的那些幻覺。」古典語文學家阿-德，按照他的工作性質，是要對各種古代歷史場景作出理性的汗量的。可是為什麼他也命令自己「忘掉一切」？這樣他在整個人類歷史中能夠領悟到什麼？
葉夫根尼婭曾在一九二一年被逮捕關進盧賓卡監獄，當時她還沒有結婚．一九六五年她向我講了這段經歷，講完后卻補充說。「我婚前婚後對我死去的丈夫一直沒講過這件事。忘了……」忘了？對一個同她生活了一輩子的最親近的人忘了講？照這麼說，把我們關在監獄里的時間還是不夠長！！
或許我不應該這麼嚴厲地評判？或許這就是人性的平均數？老百姓中間有些諺語也是這麼說的：
過上半天甜日子。已往的苦楚全不知。
事情容易記不清，好了瘡疤忘了疼。
好了瘡疤忘了疼！——原來這就是人啊！……＿我的朋友尼古拉-維特凱維奇是我的同案犯，我們兩人以孩子般的直言不諱致使自己身陷囹圄。在他看來，我們所經歷的這一切都是可詛咒的，是愚人的可恥失敗。因此，他一頭鑽進了科學，鑽到這個最保險的事業里，想靠它有所成就。一九五九年，當帕斯捷爾納克還在世，但已被獵犬所包圍的時候，我們他談到過帕斯捷爾納克的事。他大不以為然地擺擺手說：「不要再翻這些老皇曆了！你還是聽我講講我在教研室怎樣進行鬥爭的吧！」（他為了取得職務上的升遷經常在同一些什麼人進行中爭。）是啊，軍事法庭當時判了他十年勞改，其實，也許只須一次鞭打就足夠了吧？……
格里戈里-姆-澤也被釋放了。釋放，撤銷原判，恢複名譽，把黨證交還給他。腰知道，人們根本沒有問他在這期間是否信仰了耶和華或者穆罕默德？人們不管他從前的思想是否已經蕩然無存。很簡單：「這是你的黨證，拿去吧！」）於是姆-澤從哈薩克又回到原來的某地。他經過我們城市時，我特地趕到火車站去同他會面。他如今夜想些什麼呢？嗯，他會不會現在又希望回到軍隊的「秘密科」、（特別科」，或者「專門科」去？我同他談話時，他好像總是心不在焉。從那之後他一直沒給我來過信，一行字也沒有寫來，』「「」
又例如，雷茨。他現在當了房管所的主任，又是民兵。他談起自己今天的生活來津津有味。他雖然沒有忘掉過去，（在科雷馬度過的十八個年頭怎麼能輕易忘掉呢？）但是一提起科雷馬，談話就索然無味了，似乎他在懷疑：這一切果真發生過嗎？這怎麼可能？他身上已經沒有過去的痕迹，現在他一切順利，他對一切都滿意。、就像盜賊「洗手不幹」一樣．那些政治犯的仿造品們也把過去忘掉。對於這些已經「洗手」的人們來說，這個世界又變得很舒適了，似乎沒有荊棘。沒有壓迫。他們覺得從前似乎大家都在的審．初在他們卻覺得似乎誰也不在坐牢。原先五一節和十月革命紀念日所具有的那種歡樂愉快的氣氛又回到他們身上，這些節一日對他們來說已不再是讓我們站在嚴寒中、對我們進行特別侮辱性的搜身、把我們嚴嚴地關進勞改營監獄的那些日子了。本來嘛！何必抱那麼高的希望呢？！既然一家之主今天白天在工作崗位上受到了上司誇獎，那麼晚上一家人吃飯時不就應該有些節日氣氛嗎，不就可以慶賀一番嗎！
這些從前的受難者只是在家裏還偶爾喃喃地埋怨幾句，只在家裏他有時還記得村去，這是為了使家裏的人更撫愛他，更珍視他。一出家門，他就把過去忘得一乾二淨。
不過，我們也不該太不近人情。要知道，經歷過許多使人厭惡的失意之後回到原來的「自我」中去，恢復自己從前的（雖然不是很好的）特點和習慣，這本是一般人的常情！我們的稟性，我們的遺傳基因的穩定性，也就表現在這裏。大概人不如此也就不成其為人了吧。我們前面引用過塔拉斯-謝甫琴柯的彷徨的詩句人就是這同一位謝甫琴柯十年之後萬分高興地寫道：「我的內心形象絲毫沒有改變。我衷心感激萬能的造物主，他沒有讓那可怖的試驗鐵爪觸及我的信仰。」
但是，人們究竟怎樣才能忘掉呢？到哪裏去學會這忘卻的本領呢？……
加里尼娜給我寫信說。「不，我什麼也忘不了。生活怎麼也安排不好，雖然我自己也不願意這樣／在工作上我可能作出些成績，日常生活也能處理，可是總覺得心裏不舒暢、彆扭，而且覺得疲勞。我希望您在描寫那些被釋放的人時，總不至於說他們完全忘了過去，生活得很幸福吧？」
拉伊莎-拉祖季娜來信說：「不讓我回憶不好的東西？那麼要是沒有什麼好的可回憶呢？……」
塔瑪拉-普雷特科娃寫道；「我坐了十二年牢。」我出獄后已經生活了十一年（！）了，可我至今還是不明日到底為什麼活着？哪兒才有正義？」
歐洲談論平等精神已經兩個世紀了。可是在我們這裏人們還是多麼互不相同啊！生活的犁鏵在我們彼此心靈上耕出的犁溝真是太不一樣了！有的八十一年什麼也忘不掉，另一些人一夜之間忘得乾乾淨淨。
伊萬-多布里亞克說：「一切都過去了，可又不是一切。給我恢復了名譽，可我總是不能平靜。很少有一個星期能夠安安靜靜地睡覺，總是夢見勞改營。我自己流着眼淚從夢中驚醒，坐起來，或者把別人嚇得趕快叫醒我。」
安斯-伯恩施坦獲釋十一年之後還一直夢見勞改營。我也大約有五年的時間老是夢見自己是因犯，從來沒有夢見自己是自由人。即使今天．有時候還夢見我是因犯（我在夢裏一點也沒感到奇怪，一切行動還是按照治經驗）。列-科佩列夫獲釋十四年後得了病，馬上就說開關於監獄的胡話了。乃-科佩列夫獲釋后第十四年得了病、病中的譫妄都是關於勞改營監獄的，
我們的舌頭總像是說不出「船艙」和「病房」這些詞，總想說成「牢房」
沙維林說；「我至今一看到狼狗還是心驚膽戰的。
丘爾佩涅夫如今一走進樹林就不能平靜地呼吸，也不能欣賞自然風光，他說：「我一看，這片松樹林不錯。枝杈很少，伐倒之後無須再燒掉砍下的枝杈，能夠出一批很好的方材……」
米爾采沃村裏幾乎半居民是在勞改營呆過的（雖然大多是犯的盜竊罪）。＿如果你釋放后住進了這個村。怎麼能忘掉過去呢？你來到梁贊火車站。看見車站的圍牆上有三根柱子是損壞的，可是從來也沒有修過，好像就應該這樣。這是因為囚犯列車通常正是停在這裏的，運囚犯的。「烏鴉車」也一直開到這兒，一車屁股對着缺口，囚犯們一下火車就被轟著往這個牆洞裏鑽．（這樣方便，無須押著囚犯走過嘈雜的月台）。全蘇無知普及協會「給你開出一張出差證（一九五七年），原來是叫你去第二勞改區，即附設在監獄的婦女勞改區去作報告的。你走過崗樓。一項熟悉的軍帽從小窗口裏盯着你、你同教育科的一位代表一起穿過監獄大院，衣裳破舊的女囚犯首先討好地趕着向你們兩人打招呼。你坐在政治處主任辦公室稍事休息，陪同者為了不使你寂寞而同你聊天＿一你會想像到，就在這個時候正在從囚室往外趕女犯們，在小伙房裏正在奪下囚犯伙夫手裏的鍋：喂，快去聽報告！快點：快！囚犯們擠滿禮堂。禮堂里發出一股潮濕味。走廊也潮濕，牢房裏可能更潮。整個報告中不幸的婦女們一直咳嗽：那是老年人的、悶聲悶氣的。連續的咳嗽，是那裂人心腸的短促的乾咳。她們的穿戴與其說像婦女，不如說是對婦女的諷刺，年輕人們也都像老太婆一樣粗壯拙笨，個個疲憊不堪，盼望着報告儘快結束。你感到恥辱，恨不得化作一陣煙霧散掉。很不得不講這些「科學技術的成就」，而對她們高喊：「婦女們！這一切你們要忍到哪一天算完呀？！……」你的眼睛立即發現幾個穿得不錯的、甚至穿着毛線衣的鮮明形象。顯然她們是當雜役的。好了，你可以把目光停在她們身上，不去聽那咳嗽聲，可以順利地宣讀講稿了。這幾個人目不轉睛地盯着你……是在聽嗎？不，她們明明不是在聽你講話，她們不需要關於宇宙的知識。因為她們很少看到男人，所以在那裏仔細端詳你呢……這時，你會設想：假如現在把你的身份證拿走，你就得留在這裏了。這幾堵牆，距離你熟悉的街道和熟悉的無軌電車站只有幾米遠的這幾堵牆，就將把你同整個外界隔開，它們就不再是牆而變成許多難熬的歲月了……不，不，你馬上要離開這裏！花四十戈比就可以乘電車到家，吃一頓美味的晚飯。但你總忘不掉：這些婦女仍將留在這裏，仍將這樣咳嗽下去，成年地咳嗽下去。
每逢我被捕的紀念日，我都要過一個「囚犯日」——早晨切下六百五十克麵包，放兩小塊糖，倒上一杯熱水。午飯我要求給我煮一份爛菜湯加一小勺稀飯。於是，我很快便回到原來的境地：天快黑的時候我把麵包渣拾進嘴裏，把盤子舔乾淨。往目的景象歷歷在目，往日的感受刺得我的心隱隱作痛！
我把自己身上那幾塊號碼布也帶出了勞改營，至今保存着。是啊，只我一個人這樣嗎？不，在這一家，在那一家，到處人們都把它像保存的聖物一樣拿出來給我看。
有一天。我走在新斯洛博德大街上。布蒂爾卡監獄！「探監室」。我走進去。裏面擠滿了婦女，夾雜着個別男人。有人在遞交東西，有人在談話。噢，外界給我們送的東西原來就是通過這裏送進去的。真有趣：我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看「探視規則」。可是這時一個大嘴臉的中土盯了我一眼，走過來問道：「公民」，你有什麼事？」他大概看出我不像來探監的，怕我搞什麼名堂。這麼說，我身上大概總是帶着一種因犯氣味吧？
要是去憑弔死者呢？去憑弔那些自己人，也就是你也應該被刺刀扎死同他們躺在一起的那些人呢？奧列涅夫雖已衰老，但他還是在一九六五年去憑弔了一次。他背起背包，拿上手杖來到了從前衛生營的所在地，從那裏進了山，當時死人就埋在這裏（高凱爾基村不遠）。山上到處是白骨和頭顱骨。當地居民把這個小崗子叫做白骨山。
加利婭-B-住在遙遠的北方城市，那裏是半年黑夜，半年白天。整個世界上她沒有一個親人，她的所謂「家」只是一個嘈雜退出的角落。她想休息時便拿着書到飯館去。要一杯酒，慢慢喝着，看看書，抽支煙，「悲痛地思念俄羅斯」。她最喜愛的朋友是樂隊隊員和看門的人。她說。「許多從那裏回來的人都隱瞞着過去那段經歷。可是我卻以自己那段經歷自豪。
雖然沒有固定地點，但過去的囚犯們每年總要在某個地方舉行一次難友集會．他們在一起飲酒、回憶。戈利岑談到這類集會時說。「說來也怪，回憶過去時並不總是些阻暗的、痛苦的場面。許多東西回憶起來倒使人覺得心裏暖洋洋的呢！
這也是人的一種本質！而且並不是最壞的本質。
金茲伯格（金茲堡）高興地回憶說：「我在勞改營時號碼前面的編號字母是『N』，而我獲釋之後身份證號碼前面的編號字母是『3k』（澤克），有意思吧！」
看到這樣的來信心裏確實感到溫暖．是的，果真的，在許多來信中，從前的囚犯的來信總使人讀後感受不同！多麼不尋常的生命力啊！如果目的明確。它將產生多大的推動力啊！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是你收到一封不是無病呻吟的，而是真正充滿樂觀主義的來信，那它肯定是從前的囚犯寄來的。一這些人對世界上的一切都已習慣，因而不論面對什麼，都不會灰心喪氣。
我為自己屬於這一強有力的種族而感到自豪！我們原本不是一個種族，是別人使我們成為同一種族的！別人把我們焊到一起了。如果我們處在昏暗和渙散的、人人自危、互相警惕的獄外世界的話，我們永遠不會如此堅固地焊接到一起。那些正統派分子和眼線們一到獄外就自動離去了。我們無須約定互相支持，我們也無須互相考驗。＿我們一見面，看看眼神，說一兩句話，就清楚了。難道還需要解釋什麼嗎？我們是會互相援救的。我們到處都有朋友。我們的人有幾百萬！
監獄給了我們一權衡量人和事的新標尺，它從我們眼前去掉了那層經常障住未經風霜的人們的眼睛的世俗油污。這時我們得出了多麼出人意料的結論啊！
娜-斯托利亞羅娃是一九三四年從巴黎自願要求回國的。她落進了這個捕獸器．它奪去了她一生中最寶貴的時期。但是，斯托利亞羅娃不僅不悔恨自己回國，不痛苦，她反而說：「當時我不顧周圍一切人的勸告，不聽自己理智的聲音，而毅然回到了俄國。看來我是做對了！我當時根本不了解俄國，但我的內心已經猜到她是什麼樣子了。」
卡爾普尼奇-布拉文在國內戰爭時期曾任旅長。他過去是一帆風順的，他脾氣急躁、易怒。那時候，特別科科長把名單拿給他、他看都不看一眼就用鈍鉛筆簽字批准槍決，而且他不是在名單上都簽字，而是在名單末尾簽，不用大寫字母，而只用小寫字母、不帶縮寫點地寫上兩個字母：「BM」（這意味着：對名單上所有的人全部處死！）後來，他戴上了菱形章，再往後則是在科雷馬的勞改營蹲了二十年零半年。如今，他住在大森林中的一個孤零零的村子裏，澆菜，養雞，有時做點兒木工活。他並不申請恢複名譽，一提到伏羅希洛夫他就罵娘。他每天聽廣播，看報，並且對於每一篇電台廣播稿和報紙上的每一篇文章都在筆記本上寫下自己憤怒的回答。但是，又過了若干年，這位山村的哲學家卻意味深長地從某本書上抄下了這樣一句格言：
「對人類單有愛還不夠，對人們首先應該善於容忍。」而在臨死之前，他又寫下了他自己的兩句話：
「我過去總是用自己的尺度評判一切。但現在我已是另外一個人了，我不再用苗已的尺度評判了。」
這使人感到震驚。這不是很神秘嗎？是不是托爾斯泰老人還魂了？
塔爾諾夫斯基是個出類拔萃的人，可是他在刑滿之後自願留在科雷馬了。他在寫詩，但並不把這些詩寄給任何人。他沉思著。寫道：
註定我呆在這天涯地邊，
是上帝判定我沉默無言，
因為我曾看到惡人該隱，
卻未能把他的頭頸斬斷。
遺憾的是；我們全都漸漸地死去，不能完成任何值得敬仰的事業。
此外，回到自由的獄外之後囚犯們還要和許多人見面。父子相會，夫妻相會。而這些會面也常常並不稱心如意。十年，十五年來同我們在一起的孩子們，長大之後不可能同我們感情融洽：有時彼此簡直形同路人，甚至像是敵人。忠貞地等待丈夫的婦女中受到應得的報償的只是極少數：因為這麼長時間彼此過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人的一切全改變了，只剩下姓名沒變、他和她的生活經歷過於不同，他們已經不可能情投意合了。
這些事還是留給人們去寫電影劇本或小說吧，本書無法全包括進來。
但是，這裏也不妨援引一個事例。讓我何1來聽聽瑪麗娜-卡達茨卡妮的敘述吧。
「頭十年期間我的丈夫總共給我寫了六百封信。后十年期間只寫了一封，而且這封信寫得叫人看了不想再活下去。經過十九年之後，當他第一次得到休假時，他並沒有到我和兒子這裏來，而是到親戚那裏去了。只是過路途中決定在我和兒子這裏呆四天。我和兒子去車站接他，不料車站宣佈那列火車當天不能到達了。我徹夜未能成眠。天亮時剛剛躺下休息，聽到了叩門聲。一個陌生的聲音說：『我找瑪麗婭-維涅季克托芙娜！』我打開門。走進來一個上了年紀的胖男子，穿着外套，戴着呢帽。他什麼也沒說，徑直走進屋裏。我因為剛有些睡意，好像也忘記了自己正在等待丈夫。我們兩人獃獃地站着。他問：『你沒有認出我來？』『沒有。』我心裏還在想，這是怎麼回事？大概是個什麼親戚吧。我親戚很多，也都多年不見了。這時，我看到他那緊閉的嘴唇，想起自己正在等丈夫——一下子就昏過去了。這時兒子回來了，他正在生病。就這樣，我們三個人，在這唯一的一間屋子裏整整坐了四天，沒有走出去一步。他和兒子兩人很拘束，而我同丈夫也幾乎沒有談什麼，只是一般的談幾句。他講了他個人的生活。根本沒有問及我和兒子這些年沒有他是怎麼活過來的。他又回西伯利亞去了，臨別時都沒有看我一眼。我告訴他；我的丈夫早已死在阿爾卑斯山裏了（戰時他在意大利，是同盟國軍隊解放他的人」
也有另一種比較愉快的會面。＿可能你會遇見原先的看守或勞改營長官。突然，你會發現在切別爾津旅遊基地擔任體育指導的斯拉瓦是原先的諾里爾斯克勞改營的看守。或者米沙-巴克斯特突然在列寧格勒糕點商店裏看到一個熟悉的面孔，那人也注意到他了。原來那是勞改營分部的長官古薩克大尉，現在換上了便服。「喂，你等等，你等等！你在我的什麼地方蹲過把？……噢，我想起來了。因為不好好勞動，我們還沒收過你的郵包！」（是啊，他全記得！．但是，他們覺得這一切都很自然。似乎他們就該永遠騎在我們頭上，月前只不過是短暫的間歇而已！）
還可能遇見（別爾斯基就遇見了）部隊指揮員魯迪科上校。是他當初為了避免麻煩，才匆匆忙忙下令逮捕你的。他現在穿着便服，戴着高貴的禮帽，伊然一個學者，一個受尊重的人！一也可能遇到你原來的偵查員，就是在偵訊中打過你，把你關進臭蟲房的那個。他現在領取著優厚的養老金。例如赫瓦特，審訊並殺死偉大的瓦維洛夫的人，他現在就住在高爾基大部。上帝呀，再別讓我們遇見這種人吧！因為這隻會打擊我們的心靈，而他們倒是無動於衷的。
還有可能遇到你的告密者。就是那個送你進監獄的人。他現在也飛黃騰達了。天火雷電並沒有懲罰他！那些回到故鄉的囚犯必然會遇到告密陷害自己的人。有些心直口快的人憤憤不平地出主意說：「喂，你上法院去告他！單單為了讓他在公眾面前現現原形也好嘛！」（也確實如此而已，不可能有更大的指望。現在大家都懂得這一點了……）但是已經恢複名譽的人只好回答說：「唉，算了吧……唉，行啦……」
因為對這種案件的審判是朝着那個需要套上一百頭牛拉的方向的。
阿維尼爾-鮑里索夫不耐煩地擺擺手說：「讓生活去懲罰他們吧！」
也只能這樣。
作曲家赫某對肖斯塔科維奇說：「這位勒女士是我們協會的會員，當初就是她把我送進監獄的。」肖斯塔科維奇激動地說；「你寫份控訴材料，我們把她從音樂家協會開除出去！」（想得可好！）赫某卻連忙擺手說：「噢，不！謝謝吧！當初揪着我這把鬍子在地上拖來拖去。我可不想再來一次！」一
哪裏還談得上什麼報復？格-波列夫訴苦說：「原先把我關進監獄的那個壞蛋，在我被釋放之後差一點兒又把我關進去！幸虧我及時地拋掉了家庭，離鄉出走了，不然，說不定真就把我關進去了！」
拉就是我們國內的做法！這就是蘇維埃式的做法2
什麼叫做惡夢？什麼叫做海市蜃接？這一切究竟是過去？還是現在？……
一九五五年，埃夫羅伊姆遜來找蘇聯副總檢察長薩林，把一大本控告李森科的刑事控訴狀遞交給這位副總檢察長。但薩林對他說：「我們無權受理這個案件，請你去找黨中央。」
蘇聯的檢察長們從什麼時候起變得無權受理案件了呢？或者說，他們為什麼不早三十年變得無權受理呢？
洛佐夫斯基和謝廖金兩人現在都很闊綽，就是他二人作偽證把丘爾佩涅夫送進蒙古地牢的。丘爾佩涅夫獲釋后，約了一位共同在軍隊服役過的熟人一起到莫斯科市蘇維埃大樓中的生活服務部辦公室去找謝廖金。那位共同的朋友對謝廖金說。「讓我來介紹一下吧，這位是和咱們在哈勒欣河一起戰鬥過的，記得他吧？」「不，不記得。」「他是丘爾佩涅夫。你不記得這個人？」「不。不記得。戰爭把大家都衝散了。」「你難道不知道這個人後來的遭遇？」「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啊！你真是個壞蛋，下流坯！」
也只能說這些！他們告到謝廖金所屬的黨的區委員會，兩人聽到的回答則是：「這不可能！謝廖金的工作一直是很認真負責的。
他會認真負責地工作！……
一切事情照舊，一切人也都照舊。雷聲轟隆過一陣子，並沒有落下幾個雨點。
一切都照舊。以至於研究北方民族語言的專家克雷諾維奇吸釋放后又回到同一個研究所的同一個研究室，還同那些當年把他關進去的、仇恨他的人在一起工作。他還是要每天來上班。脫下外衣，同這些人坐在一起討論。
這就好比把奧斯威辛死亡營的犧牲者和過去的警衛隊長們放在一起開個雜貨鋪一樣．
文學界也有大告密者。埃爾斯貝格和列秀切夫斯基之流害死了多少人啊？！誰都了解這兩個人，可誰也不敢碰他們，曾經策劃過把他們趕出作家協會。白費力！更不必說撤銷他們的職務了。根本談不到開除出黨。
一九二六年制定我國刑法典時，就認為用誹謗殺人要比用刀殺人的罪責輕得多，應該寬恕，所以對這種罪的量刑只相當於用刀殺人的五分之一。（是的，哪能沒想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還會有人利用「誹謗」這種資產階級手段呢！）其中第九十五條規定：對於有意誣告，提供偽證，並有：①對嚴重罪行的指控；②抱有私利目的；③偽造罪證行為的人，處以……兩年以下的徒刑。也許就只判六個月。
起草這一條文的人要麼是白痴，要麼就是非常有遠見的。
我認為他們是很有遠見的。
從那時起，每次大赦（一九四五年的斯大林大赦，一九五三年的「伏羅希洛夫」大赦）都沒有忘記把這一條包括進去。他們當然關心自己那些積極分子們嘛！
另外，不是還有個「時效」問題嗎！如果說別人（根據第五十八條）誣告了你，那就不論「時效」了。而如果你誣告了別人，那麼可以應用「時效」這一條，我們要保護自己人呀。
安娜-切博塔爾一特卡奇一家的案件是由徹頭徹尾的假證詞製造的。一九四四年，安娜本人，她的父親和她的兩個哥哥同時被捕，罪狀是什麼「殺害未婚妻」，而且是「政治性」殺害。三個男人全在獄中被折磨死了（都沒有招供），安娜在獄中被關了十年。而那個被「殺害」的未婚妻竟是安然無恙。安娜出獄后要求複審並恢複名譽，又花了整整十年。甚至到了一九六四年，檢察長對她的答覆仍是：「你被判罪是正確的。複審沒有根據。」後來終於給安娜恢復了名譽。這時，不知疲倦的斯克里普尼科娃替安娜寫了一份控訴狀，要求追究偽證者的法律責任。蘇聯檢察長格-捷列霍夫對此訴狀的答覆是：鑒於時效，此案無法追訴……
二十年代曾經把一些在四十年前根據沙皇法庭的判決處決過民意黨人的無知莊稼漢搜索出來，揪到法院，判處槍決。那些庄稼人不是自己人，對他們不必講「時效」。今天的告密者是與自己血肉相連的嘛！
囚犯們獲釋後來到的自由社會，就是這個樣子。多少眾所周知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沒有受到審判，沒有受到懲罰呀！歷史上難道能找到這種先例嗎？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東西可期待呢？從這種惡臭中能生長出什麼東西來呢？
古拉格群島這個惡毒的主意結出了多麼豐碩的果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