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 資本的蘇醒(3)

1988年4月，上海鐵合金廠的倉庫管理員楊懷定一氣之下辭職了。春節前後，廠里倉庫丟了一噸多銅材，因為楊懷定的妻子承包的電線廠所用原料是銅材，所以他成了重點懷疑對象。很快案子破了，跟楊懷定沒有關係，不過，受了一肚子氣的他卻決定不幹了。

楊懷定訂了26份報紙，那時還沒有互聯網，所有的信息都悄悄地藏在一行行枯燥的官樣文字裏。他在報紙上看到，從4月開始，中央相繼開放了七個城市的國庫券轉讓業務。他的眼皮狠狠地跳了一下。

在此前，國庫券的黑市交易早就已經不是什麼新聞了，但是，在政策管制上卻還是違法的。半年前的1987年10月，上海還出過一個新聞，公安人員在工商銀行上海分行靜安營業部門口當場抓住了一家棉紡廠的青年工人趙德榮，當時他正以100：71的價格倒賣國庫券，公安人員繳獲人民幣1800元和國庫券2000元，還從他家裏查出國庫券2.6萬元。不過如何處罰趙德榮卻成了問題，公安部門認定倒賣國庫券屬於投機倒把行為，而管投機倒把的工商局說，這種黑市交易都是在銀行的交易櫃枱門口進行的，銀行不來找我們，我們也不好管，銀行則說，我們只管門內的，門外的事情我們管不了。趙德榮最後被沒收「贓款」，教育了一番就釋放出來了。

跟「觸霉頭」的小趙相比，半年後的楊懷定就要幸運得多了。他在看到報上的新聞后，第二天，他就湊了10萬元直奔安徽合肥。他的算盤是，當時各地的國庫券價格都不同，只要有價差就能賺到錢。果然，他在合肥銀行的門口吃進10萬元國庫券，然後倒給上海的銀行，前後三天獲利2000元。楊懷定收進的國庫券上有合肥銀行的標誌封條，他怕上海銀行看破其中的訣竅，進行銀行間互相調劑，便很有心機地撕掉封條，把編號弄亂，讓遲鈍的銀行摸不到他賺錢的法門。

在隨後的一個月里，楊懷定日夜兼程，把上海之外的其他六個開放城市跑了一個遍，當時上海銀行國庫券日成交額約70萬元，他一人就佔去1/7。就這樣，一條匆匆出台的中央政策成全了一個倉庫管理員的致富夢。楊懷定是中國第一個靠資本市場發財的普通人，他後來以「楊百萬」聞名早年的中國股市。

早在1988年的秋天，楊懷定就已經結識了年長三歲的管金生，對國庫券異地套利的共同嗅覺讓他們成為上海灘上的「親密知己」。他在2002年寫的自述《做個百萬富翁》中，講到過當年的一個細節：

1989年元旦剛過，管金生告訴楊懷定，他去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金管處串門，看到處長張寧桌子上壓着一份文件，內容是1988年國庫券準備在不久後上市。如果誰知道這個消息，黑市價75元買進，一上市可能就是100元，暴利25元，這是個發大財的機會。於是，楊百萬成了萬國證券的授權代表，拿了一台萬國的點鈔機，在海寧路1028號自己的辦公室內大張旗鼓地收購，短短時間內竟買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1988年國庫券。管、楊的狂收行動引起了金管處的注意，張寧在某日趕到萬國突擊檢查，管金生想出了個絕招，把所有的國庫券從地下室的金庫轉移到自己的辦公室里，從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張寧來檢查，一無所獲而歸，萬國證券躲過一劫。數月後，1988年國庫券上市，價格為104元，作為當時國內最大的兩隻「國庫券鼴鼠」，管金生的萬國證券和楊懷定完成了驚險而豐厚的原始積累。

暗潮湧動的資本故事，暫且告一段落。這是一個新的利益遊戲的開始，前景並未完全清晰，規則還在混沌之中。在很多年後，當人們回憶起1988年的時候，會更多地談論當年驚駭一時的「物價闖關」和席捲全國的「搶購風」。

1988年的宏觀經濟再趨緊繃，三年多的高速成長讓中國列車再次駛入經濟周期的敏感地帶。隨着輕工業的發展加快，企業數目劇增，物資供應的緊張更趨激烈，而推行了四年的物價雙軌制在此時終於釋放出它所有的負面效應。在在上一年的4月，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了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分為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在9月份向國務院的報告中，它論定「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經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有利於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的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中牟取利益。《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

這一年的頭五個月，北京新增公司700家，上海猛增3000家，由中央國家機關係統開辦的各類公司達2萬家，其中很多是專門從事物資倒賣的「皮包公司」。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7月份，國家工商局排出95起倒賣生產資料的要案大案，其中58起是物資主管部門搞的，「它們利用權力將國家定價的生產資料平價調出，而後投入市場，轉手高價賣出」。《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利用價格管制而牟取私利的現象一直沒有杜絕。2005年，漢口火車站站長劉志祥被判刑，他把持「計劃配票權」，把大量緊俏車票指令分配給自己的合作者，然後加收「手續費」再投放市場，「一般是座位票最低加5元，春運期間加30元」。劉靠倒票及受賄，9年非法所得4745萬元。北京大學的經濟學家周其仁在分析此案時說，「價格管制是天下最事與願違的政策。」

跟塵埃飛揚的中國經濟同時的是，國際環境正朝自由市場主義的方向快速轉型。在這一年，英國經濟學家、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主哈耶克發表了《致命的自負》，在這部影響巨大的著作中，他認為對高度計劃經濟的追求是理性主義者的一次「致命的自負」，他系統地論證了計劃經濟的局限性，在題為《社會主義是個錯誤嗎？》的導論中，哈耶克寫道：「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這部作品為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及時地提供了理論上的武器。

在這一年，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訪問中國，受到了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弗里德曼是當時國際最知名的價格理論和貨幣理論大師，在會談中，一向堅持自由市場的他極力主張中央政府應該放開價格管制，他認為中國的改革到了「最後的時刻」，香港《信報》引用他的觀點說，「不應該把放開價格和通貨膨脹混為一體，如果放開價格，僅是部分商品會漲價，在最初幾天，人們可能會感到痛苦，但很快會發現價格並不一定會輪番上漲」。在四川考察時，弗里德曼對四川省長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省長請教說：「教授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它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相互糾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弗里德曼聳聳肩，沒有回答。事後，一位經濟學家發表文章說，「我是有答案的，但我當時沒有說，我的答案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2001年4月，這位經濟學家在中山大學演講時承認，「弗里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

跟弗里德曼等人一樣，想把「中國老鼠」的尾巴一次性砍掉的，還有當時中央的一些高層領導。他們顯然意識到，當前物價的不正常波動是計劃體制和價格雙軌制所造成的，要擺脫體制怪獸的纏繞，就要用非常非常的霹靂手段，讓物價迅速地進入到市場調節的軌道之中。價格大師弗里德曼的建議給了中央領導層理論上的依據，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對基層企業職工進行的一次抽樣調查則讓中央倍感信心，那次調查的結果表明，75.3%的人贊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們生活水平暫時低一點也行」。於是，中央決定放開管制，取笑物價雙軌制，進行「物價闖關」。

闖關行動是3月份從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開始的，當月，上海調整280個種類商品的零售價，這些商品大都屬於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漲價幅度在20—30%之間。4月，國務院推出主要副食品零售價格變動給職工適當補貼的方案。5月19日，新華社發表通電，「中國的物價改革是一個大膽行為，要冒一定的風險，但是中央有信心把這件事辦好……」

這一調價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國。從5月份開始，全國中心城市的豬肉和其他肉食價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漲，其他小商品迅速跟進。出乎弗里德曼和鄧小平預料的是，「物價闖關」很快就呈現出全面失控的可怕趨勢，各地物價如脫韁的野馬，撒蹄亂竄。當時，全國居民的存款為3000億元（1992年為一萬億，2005年為14萬億元），並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是由於公眾的看漲恐慌心理，卻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這似乎應了凱恩斯的那句名言，「社會心裏決定了人類永久的經濟問題」。根據當時的報紙報道說，「人們像昏了頭一樣，見東西就買，即搶購保值商品，也搶購基本消費品，連滯銷的也不放過，電視機有圖像就抱，電風扇能轉就買，電冰箱有冷氣就要。」不同尋常的是，民眾的搶購已經與世紀的供求脫節，以電扇為例，當時有200多家電扇廠，年產量達3400萬台，成為世界最大的生產國，從兩年前開始，國內產銷就出現供大於求的狀況，電扇積壓非常嚴重，但是在搶購風中，國內倉庫里的所有電扇均被一搶而空。在貴州、雲南等偏僻省份，人們甚至為了搶購毛線而在大街上大打出手。物價上漲讓全國各個階層的人都大呼「吃不消」。一些大學的教師因為物價飛漲，無法維持生計，公開在校園裏擺攤賣起了餛飩、麵包、雞蛋和冰棍。新華社在當年發表的一篇通訊中，不尋常地引用一位「部長級幹部」的話說，他家的保姆不敢去買菜，一花就是10元錢一張的大票子，看着眼暈。

搶購風誘發通貨膨脹的同時，還造成了生產物資的空前緊張。5月份，上海所有電廠存煤不足兩天，數十萬家企業奄奄一息，到任上海市長不久的朱鎔基不得不做出一個保證上海煤炭供應的決定。

8月28日，上海搶購狂潮進入最高潮，市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實行憑票供應食鹽和火柴，鋁鍋只能以舊換新或憑結婚證和戶口申請購買。9月26日的美國《商業周刊》以《中國改革路上的彎路》為題報道說，「今天，中國的改革正在失控。為了應對危機，物價改革上個月被凍結。突如其來的政策轉向給中外投資者帶來了一段前景不明的困惑期。中國目前正在進入緊急控制狀態，澳大利亞使館的一位經濟學家說：我們正在見證一場旨在恢復消費者信心的地毯式運動……」

國家物價局的《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年是我國物價上漲幅度最大、通貨膨脹明顯加劇的一年。在國家計算零售價格指數的385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這個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續三年物價累計上漲23.7%的基礎之上。」

「物價闖關」被認為是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的一次經濟失控，它在10月份就宣告失敗，中央開始調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此次失利，表現為商品搶購和物價飛漲，它對於宏觀經濟所產生的影響雖然是負面的，但並沒有招致毀滅性的生產崩潰，然而它對全國民眾的改革熱情則是一次重大的挫敗，在通貨膨脹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民眾對「價格雙軌制」下大發橫財的「官倒」更為痛恨，並由此產生了「改革造成社會不公」的印象。

由於受到闖關失利的影響，1988年的中國企業缺善可陳。以打破「鐵飯碗」而著名的步鑫生在這時已日薄西山，而河北馬勝利承包100家造紙廠的計劃虎頭蛇尾，到年中就出現了危險的信號。中國政府和民眾都從未見識過的經濟危機正在可怕地發生。

4月，中國知名度最高的運動員、26歲的「體操王子」李寧在獲得了第106牌金牌之後宣佈退役，他放棄了進大學、當教練、當官員的機會，南下廣東，出任李經緯的健力寶集團總經理特別助理。兩年後，他創辦廣東李寧體育用品有限公司，並親任總經理，再過十年，「李寧牌」運動服跟耐克和阿迪達斯在中國市場上平分秋色，坐擁中國體育用品半壁江山。

8月，全球最大的日化公司美國寶潔與廣州肥皂廠、香港李嘉誠的和記黃埔公司合資成立廣州寶潔有限公司。它在前幾年一直堅持在中國獨資辦廠，卻始終得不到准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生產日用消費品的跨國大公司要在中國辦廠，都必須與當地的同行國營企業合作，比如，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的各地工廠都與中糧集團旗下的地方工廠合資，而寶潔和聯合利華則被要求與地方的化工廠合資。當月的美國《商業周刊》發表評論說：「自從鄧小平1978年打開國門以來，美國公司一直試圖打入巨大的中國消費市場。但中國政府卻在打另外的注意。他們希望外國人將投資放在出口產品和高科技項目上，那些想把產品賣給十億中國人的公司一直面臨着無數的障礙。比如可口可樂和肯德基都被牌照限制着，只有很少的企業從合資公司中真正獲益。但現在情況正發生變化，那些在美國家喻戶曉的企業正和中國夥伴做成新的交易。除了寶潔將在中國開始洗滌和個人護理用品的業務之外，其他的新來者還包括博士倫、強生、納貝斯克等。不久中國的消費者就可以買到中國生產的納貝斯克餅乾和邦迪創可貼了……」

9月，國內最長（871米）、採用計算機控制、日產能力200輛的轎車總裝線在上海大眾公司落成。自從1983年組裝成功第一輛桑塔納轎車之後，德國與中國專家一直在致力於國產化的努力。年初，上海市政府對上海大眾董事長陸吉安下了死命令：「今年國產化率要完成25%，明年50%，不能少，否則你就引咎辭職。」到年底，桑塔納的國產化率從12.6%提高到了30.6%，這組統計數字被看做是當年最具光彩，也是最有戰略意義的成果。

12月15日，北京大學研製出新一代電子出版系統。在這一天舉行的「北大華光電子出版系統技術彙報會」上。來自首都及各省的報社、印刷行業的300多位代表觀看了這個系統的表演。一段1000字的橫排文章，版面編輯想把它變成直排的形式，一位技術嫻熟的拼版師傅至少需要十分鐘的時間，才能用手把一個個鉛字扭過來。現在，只需輕擊幾下鍵鈕，不消一分鐘光景就能實現。這項技術的發明人是北大教授王選，他因此被譽為「當代畢昇」，他創辦於中關村的方正集團成為中國最大的電子照排系統供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