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5)

亞洲金融風暴的襲來，給中國企業變革帶來的另一個意義深遠的影響是，它徹底擊碎了人們對日韓財團企業模式的膜拜，①在金融風暴中倒下的韓國著名大財團還有全韓第14大企業、第二大鋼鐵公司韓寶，第19大企業、最大釀酒商真露，第8大企業財團起亞，第12大企業漢拿集團，第24大企業三美集團，以及第34大企業代龍集團等。尤其是被視為仿效標桿的大宇集團的窘境讓決策層重新思考大企業的培植思路。①在1996年剛剛形成的「抓大」戰略「意外」地改弦易轍了。

當時的「抓大」思路是，「由國家主導，重點扶持若干家優勢企業向財團模式發展，使之成為有國際競爭能力、代表中國實力的巨型公司」。可是日韓財團在金融風暴中暴露出的脆弱，讓中央政府對這條路徑徹底失去了信心。連大宇這樣的企業都無法抵抗國際金融資本的襲擊，那麼中國的「類大宇」企業們能夠逃脫出這種命運嗎？於是，一種新的「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了，它的基本思路是，國有資本從完全競爭領域中大面積退出。在一份報告中，專家們建議國營企業應該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強勢地形成壟斷格局，這些行業包括——鋼鐵、能源、汽車、航空、電信、電力、銀行、保險、媒體、大型機械、軍工等。在這些領域，政府將竭力排斥民間及國際資本的競爭，通過強化壟斷來保證國營企業的既得利益，作為國營資本的所有者，其角色不是減弱而是更為增強。

這個中國式轉軌在1997年十分微妙地出現了。很顯然，這是一種與上一年完全不同的「抓大」戰略，在隨後的十多年裏它一直被堅定地執行着，並最終把中國帶進了一個國家商業主義的時代。一個留在1997年的懸念是，如果金融風暴沒有爆發或遲兩年爆發，後來的中國公司將呈現一派怎樣的氣象？

歷史沒有假設。中國公司在財團式成長的道路上折途而返。它造成的最直接的後果是，那些先前被列入500強培植名單的「種子企業」陷入了十分尷尬的境地，因為根據新的國資退出原則，從事家電業的海爾和長虹、計算機業的北大方正、製藥業的華北醫藥以及造船業的江南造船廠等都不處在被政策保護的壟斷性行業，而這也正是當初它們被選中的原因，因此對它們的傾斜扶持便一一落空了。我們即將看到的事實是，到2007年底，中國已有22家企業出現在《財富》「世界500強」名單中，它們無一例外都是壟斷型國有控股企業，而10年前確定的6家「種子公司」，除了寶鋼之外，其餘5家企業都沒有按照「既定時間表」進入「世界500強」。

一家企業把自己的戰略規劃命名為「基本法」，聽上去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做這件事的人就是後來被視為「企業家偶像」的任正非。

這一年，儘管任正非的華為已經是一家規模不小的企業，但是在企業界，它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1996年，中關村四通公司的一位名叫李玉琢的副總裁打算跳槽到華為，四通總裁段永基問，「你準備到哪裏去呢？」李玉琢說，「是去華為。」段永基驚詫地說，「華為？沒聽說過，沒什麼名氣吧？」

沒有名氣的華為在此時的電信行業卻已經露出它鋒利的鋼爪。從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電信市場復甦，隨着程式控制技術的推廣，全國電信網絡面臨一次全面的更新改造，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遇。對於擁有自主程式控制交換技術的華為來說，這是千載一遇的機會。在這個行業里，諾基亞、愛立信等跨國公司具備絕對的競爭優勢。任正非在起步之初，依靠「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從一些偏遠的城鎮電信局突破，迅速搶去了一塊大公司們還沒有來得及顧及的「蛋糕」。隨之，華為與跨國公司們的正面戰爭便爆發了。由「農村」而進入「城市」，華為遭遇了強大的競爭，很多中心城市和發達省份的電信部門不信任華為的產品。便是在這時，任正非想出了一個外國同行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方法：他遊說各地電信局，由華為與電信職工集資成立合資企業。①任正非與電信局成立合資公司的嘗試最早開始於1993年。當時華為資金緊張，銀行又不給予民營科技企業貸款，任正非便說服17個省市級電信局合資成立了一家名叫莫貝克的公司，後者出資3900萬元，任正非承諾每年給予33%的高額回報。這個細節與沈太福案相比照，又是一則「有人免費、有人死去」的案例。在華為的一份內部文件中，任正非如此闡述他的策略：「通過建立利益共同體，達到鞏固市場、拓展市場和佔領市場之目的。利益關係代替買賣關係；以企業經營方式代替辦事處直銷方式；利用排他性，阻擊競爭對手進入；以長遠市場目標代替近期目標」①與政府部門建立利益共同體的做法在當時很盛行，另一個著名的實踐者是三株集團。1995年，吳炳新要求「各分公司在所在的省與衛生廳、工商局、醫藥管理局建立經濟共同體關係」，其具體做法是，「跟他們搞合作搞聯營，葯政部門每個月都要搞宣傳，你宣傳我出經費。與工商，每年《廣告法》的宣傳我都出錢，由他們去操辦，勞務費等打進去，讓基層衛生局做我們的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