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莊家“惡之花”(1)

國有企業的爛賬

以及鄰國經濟的蕭瑟

還有小姐們趨時的妝容

這些不穩定的收據

包圍了我的淺水塘

——翟永明，《潛水艇的悲傷》，1999年

1999年，一個令人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紀終於走到了它的「末點」。人們記起四百多年前，一個叫諾查丹瑪斯的法國醫生的那個預言，「1999年7月，天空中太陽、月亮和九大行星將組成「十字架」形狀，這時候，恐怖魔王從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現，戰神以幸福的名義主宰世界……」這個不無恐怖的景象顯然並不會出現。

這年是新中國成立50周年的大慶之年。美國《財富》雜誌十分機敏地宣佈，將把一年一度的《財富》年會放在中國上海舉辦。時間是國慶大典前的9月底，這是國際知名傳媒機構第一次把全球性年會選在中國舉辦，它的主題非常符合人們的想像——「讓世界認識中國，讓中國認識世界」。江澤民總書記已確定屆時與會。

從宏觀經濟來看，中國的表現也讓人充滿期待。東南亞各國還沒有從金融風暴的眩暈中清醒過來，俄羅斯經濟再度爆發危機，南美的巴西也出現了嚴重的財務危機。在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裏，中國可謂「一枝獨秀」。上年推出的各項刺激經濟的措施逐漸見效，消費市場重新活躍，房地產市場的復甦對各個產業的拉動效應漸漸呈現出來，新一輪的經濟高速增長周期到來了。

誰也沒有想到，景氣的噴發是從股市開始的。

5月19日，星期三。一個看上去不會發生任何新聞的平常日子，中國股市已經持續委靡了七百多天。而在11天前，美國導彈還「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引發了一場驚人的外交事件，中美關係再度跌至冰點。①就是在這一天，滬深兩市分別悄然上漲51點和129點，收於1109點和2662點。領漲的是帶有網絡概念的股票，如東方明珠、廣電股份、深桑達等。這根平地升起的陽線起勢突然，繼而凌厲，一拉就是32天。這期間，央行宣佈降息，《證券法》開始實施，一向謹慎的《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要求大家「堅定信心，規範發展，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向陽鑼鼓聲聲敲，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上證綜指一舉衝到1700點，漲幅超過50%。「5-19行情」自此形成。②

資本市場向來是宏觀景氣的「晴雨表」，而在中國，這個「晴雨表」卻常常投影在扭曲、詭異的哈哈鏡里。在「5-19」行情」中，湧現了幾個令人難忘的大莊家。

呂梁似乎是第一個「預言」到了大行情的莊家。

有些人應該還記得這個名字曾經出現在1992年的「深圳認購證事件」。當時他叫呂建新，是一個好奇而勤奮的文學青年，在那個事件中他寫了一個長篇紀實報道《百萬股民「炒」深圳》，是當時國內對深圳事件最生動的描述。也是在那次股民騷亂中，呂梁經受了股市的洗禮。他成了深交所里的常客，注意力便再也沒有離開過。在深圳混的日子讓呂梁天天都很亢奮，但是他卻沒有賺到多少錢，不久后他又回到了北京，跟在幾個大散戶後面炒股票，此外還不斷地寫股市評論文章。他的賺錢運氣似乎不太好，一開始賺了上百萬元，他又轉去做期貨，結果就砸進去了，玩了兩年下來，竟欠下了上千萬的債務。不過，在股評方面他卻表現出超人的天賦，早年的文學創作幫了他大忙，在文字粗劣、理念膚淺的股市評論中，他總能以充滿激情和思辨的文字吸引人的注意力。他很早就看透了中國股市的灰暗，他曾寫道，「由於上市公司質量的普遍低劣，使得股民根本無法選擇到真正有價值的股票，這就給市場運作帶來了極大的空間，中國股市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故事會』。」他的很多觀點深受證券投資界不少人的認同，他漸漸地在這個圈子裏贏得了不小的名聲。1996年起，呂梁索性搞起了一個K先生工作室，一邊以K先生為筆名寫股評，一邊還指導人炒股票。至於為什麼起這麼一個怪名字，他的解釋有兩個：其一，股票的行情圖又稱K線圖；其二，K是「KING」的第一個字母，暗示他是「股評之王」。在這個「故事會」里浸淫多年，他一直在等待一次大顯身手的機會。

1998年的秋天，K先生呂梁終於等來了他「命中注定」要遇到的那個人。一個叫朱煥良的股市大散戶來找呂梁求救。這是一個早年在建築工地上開大裝卸車的「粗人」，前些年靠倒騰股票賺了不少錢，竟成了上海和深圳股市上最早的億萬富翁之一。1996年前後，他看中了深圳一隻叫康達爾（股票代號0048）的股票。它原本是深圳寶安區的養雞公司，香港的活雞市場大半是靠它供應的，業務穩定而效益尚可，1994年上市后不溫不火。朱大戶在二級市場上悄悄購進康達爾的股票，小半年下來居然囤積了數千萬股，佔到康達爾流通盤90%，朱大戶為此花了2個億，其中一大半是他全部的家當，還有一小半是高息拆借來的。正當朱大戶想捲起袖子大炒康達爾的時候，1997年，香港突遭「禽流感」襲擊，全島殺雞禁雞，康達爾業務全線癱瘓。它的股價自然也坐上了滑滑梯，從最高的15.40元一股猛跌到7元多，跌幅超過50%。朱大戶的兩億元全部深陷在裏面動彈不得。他沮喪地跟人說，「在1997年，除了那些被殺的雞，我大概是全深圳最不幸的了。」

兩個負債纍纍的人和一隻「瘟雞股票」，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呂梁同意與朱煥良聯手坐莊，他靠自己在股市中的名氣和15%的融資中介費，在三個月內融進了4個億。接着就開始自倒自炒康達爾，一位名叫龐博的操盤手日後描述說，「呂梁的指令下達得很細，細到從早晨的開盤價到多少錢中盤倒倉，在哪幾家營業部倒倉多少。為了操作隱蔽，倒倉不能太快，也不能慢，拉升時要注意日漲幅不超過7%～8%，要維持圖形好看，生怕別人發現，把股票做上去。」與此同時，呂梁在報刊上頻頻發表文章，為股市的回暖大聲唱好，順帶着拚命推銷已經完成「重大重組」的康達爾。正在這樣的時刻，兩年來如懶熊癱地的股市真的突然雄起了。「5-19」行情，讓呂梁的「中國第一股評家」聲譽達到了頂峰。在一切都那麼嬴弱和灰色的資本市場上，人們太需要一個讓多方取勝的預言家，並樂於相信這樣的預言家。有了飆升的大勢做掩護，呂梁拉抬康達爾股價的行動變得肆無忌憚，股價一路上揚，從接手時的7元多，到7月份已經躍至40元。到年底，康達爾在深市漲幅最大的前20隻股票中名列17，全年漲幅111%，全然一隻高科技大牛股的形象。12月，經深圳市工商局批准，康達爾更名為中科創業。

為了操縱股價和玩更大的遊戲，呂梁先後與國內二十多個省市的120家證券營業部達成了融資關係，後者為了搶奪讓人眼饞的交易量和中介代理費用，瘋狂地為中科四處找錢，先後融資超過了驚人的54億元。就這樣，圍繞着中科創業形成了一條罪惡的龐大利益鏈。日後呂梁承認，「那些融資協議如果拿出來，連見證並簽了字的律師都是要坐監獄的。」可是，幾乎所有參與其中的人都決意鋌而走險，視法律為無物。這些人都學識淵博，精通法律條文，個個看上去道貌岸然，堪稱這個商業社會中的精英，可是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所有人都放棄了自己的職業道德底線。呂梁們玩弄股價到了多麼隨心所欲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呂梁之得逞，是中國金融界的一個恥辱。①

如果說，呂梁是這年冒出來的「莊家新貴」的話，那麼，從新疆走出來的唐萬新則是一個更顯赫的「標本」。有趣的是，唐萬新的發家也是在7年前的那次「認購證事件」。當時，28歲的他花錢一下請了5000人從烏魯木齊坐火車到深圳排隊領取認購抽籤表，這些人每人一條小木凳，排隊一天領50元勞務費，一排就是3天，領到的抽籤表換成原始股，讓唐萬新大賺了一筆。從此，唐萬新迷上了「來錢最快」的股市。他和大哥唐萬里等人註冊成立了新疆德隆實業公司，專門從事資本市場的股票運作。他們在新疆、陝西等西北諸省大量收購國有企業的原始股和內部職工股，要麼將之倒賣給新疆的金融機構，要麼等到上市后甩賣套現。有一次，他們以1000萬元的價格受讓「西北軸承」的1000萬法人股，數月後出手凈賺3000萬元。如果說，股票倒賣讓唐萬新初窺資本市場殿堂的話，那麼，他在國債市場的試水則讓德隆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原始積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財政部出台了國債承購包銷政策，在相當多的年份里，大部分國債都是由數十家證券中介機構包銷的。數年累積，漸漸地便形成了一個非官方的國債流通市場，而武漢的國債場外交易所是當時規模最大、交易最活躍的一個平台。1994年，唐萬新通過國債回購業務，先後違規融資3億元。那是一個瘋狂的年代，善於發現和膽大包天讓一代人迅速地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