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曙光后的冬天(6)

一度無限風光的中國彩電業陷入全行業虧損，這是很多人難以理解的現實，其因果由來實在跟企業家們的戰略思考有關。

自從1995年以來靠價格戰擊退跨國公司之後，國內的幾大巨頭沒有在核心技術的創新上動腦筋，而是繼續實施低價策略和玩弄「概念創新」。1998年底，行業老大、四川長虹的倪潤峰突然想出一個奇招，他試圖通過控制核心部件的方式來一舉擊敗所有對手。在彩電製造中，彩色顯像管佔總成本的70%。倪潤峰秘密地與國內八大彩管廠簽訂了壟斷供貨協議，將國產76%的21英寸、63%的25英寸和幾乎所有29英寸及29英寸以上大屏幕的彩管共計300萬隻收歸長虹。這個釜底抽薪式的消息一被披露，當即引起軒然大波，長虹股票大漲，業內同行一時陷入絕望般的恐慌。他們紛紛上告信息產業部，主管部門也對長虹的這種做法頗有微詞。1999年4月，長虹在南京再次宣佈大幅降價，幅度在10%-20%，其他彩電公司被迫迎戰跟進。在一次行業會議上，康佳的陳偉榮怒斥說，「長虹的做法是逼着大家一起跳樓。」陳偉榮的大學同窗、創維的黃宏生勸導倪潤峰說，「一個健康的生態環境，應該是先有森林，後有大樹。」後者則霸氣十足地回答說，「我的觀點是，先有大樹，後有森林。」

這一仗殺得是天昏地暗，空前慘烈，但是清掃戰場誰也沒有想到，最大的輸家竟然是挑起事端的四川長虹。倪潤峰的封侯一招看上去既狠又准，但是老謀深算的他卻漏算了兩件事情：一是彩管公司的信用，它們多年來受品牌製造商的壓榨，此次乾坤顛倒，成了爭搶的香餑餑，怎肯錯過百年一遇的發財機會，於是紛紛加大產能，有錢便是客，暗地裏向其他彩電企業大量供貨；二是華南地區的走私彩電管因此火暴。這兩條灰色渠道的存在，讓掏出真金白銀巨資囤積彩管的倪潤峰看上去像是一個最大的「傻瓜」。長虹背上了沉重的財務壓力，但是「斷源戰略」宣告失效，價格戰自然也無法收到決定性的成果。經此一役，長虹元氣大傷。2005年5月，倪潤峰被撤換下台。南方的TCL乘機發力，於2001年成為新的彩電業盟主。

事端製造者長虹失利，彩電市場的價格戰卻已經一發而不可收。自倪潤峰下台後的一年裏，各大廠家先後發動了6輪降價戰，彩電價格一降再降，好比軍閥混戰，終於殺到所有的參與者丟盔卸甲。第二個戰敗的是與長虹、創維和TCL並稱「四大家族」之一的康佳，由於價格陡降，康佳不堪再戰，2000年，公司宣佈虧損近8億元，陳偉榮辭職出走。

對陳偉榮的離去，同學黃宏生十分傷感，他對記者說，「現在做彩電真的沒有意思，一台電視機的平均利潤不到10元錢，因此賣彩電還不如賣白菜賺得多。」把彩電與白菜放在一起比喻，是黃宏生的即興之言，但是這種恥辱性的新聞真的就很快發生了。2001年8月，武漢媒體報道，該市漢陽商場和21世紀購物中心推出了「按斤論兩賣彩電」的促銷活動。商場內的長虹、康佳、海信、海爾、TCL、金星、樂華、熊貓等十多種品牌的幾款29英寸彩電分別擺在商場營業大廳，彩電上插著「每公斤30元」的醒目標籤，顧客里三層、外三層地搶購著。一台29英寸的彩電包裝盒標著凈重52.5公斤，論斤算來，僅售1575元，比原價又降了近300元。商場負責人稱，「論斤賣彩電」乃廠商變招，這些彩電都是新近出廠的一線品牌機，質量絕對可靠。據報道，「這一招還挺靈，彩電論斤賣以來，日均銷售彩電400台左右，銷售量較以往成倍增長。」

這樣的彩電業無疑已走進了死胡同，價格戰帶來了雙重危機：一是財務危機，巨大的庫存、越來越多的應收賬款正在侵蝕著所有的企業；另一個是創新危機，沒有力量投入研發，當然也沒有機會分享高技術的利潤。2000年，全國彩電企業生產近3000萬台，庫存累計600萬台，首次出現了全行業的虧損。據信息產業部的官員透露，彩電價格戰使整個行業的實際損失起碼高達200億元。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洋彩電銷售額和利潤率呈強勢反彈趨勢，市場佔有率從過去的10%左右，一舉躍升到30%以上。在高價位市場上，國產彩電更是徹底失去控制權。5年前的輝煌戰果，幾乎被揮霍一空。【發生在彩電業的技術空心化現象，在家電業普遍存在。格力電器的朱江洪講述過一個故事：2000年前後，格力與海爾、春蘭競標重慶一家體育館的中央空調項目，而其實這三家中國最重要的空調企業都沒有能力製造這種空調。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向擁有該技術的日本三菱公司詢價。最終格力中標，朱江洪把三菱空調買回后拆了商標，再自降100萬元出售。朱江洪赴日向三菱購買這項技術，當場就遭到拒絕。三菱說，我們為此研究了16年，你們中國人認為用錢就能買走呢？朱江洪深以為恥。】

10月，《財經》雜誌刊登封面調查《基金黑幕》，將中國股市中一個剛剛誕生的光鮮神話一下子刺破了。

自上年以來的牛市行情還在持續中，莊家們的表現仍然無比兇猛和肆無忌憚。就在人們開始對此頗為厭惡的時候，公眾輿論開始傳播這樣一個理念：有一股健康而穩定的力量存在，那就是剛剛興起的基金公司。跟那些貪婪的私人莊家不同，基金公司正以科學、負責及可持續的專業精神成為資本市場上值得信賴的勢力。1998年以來，每一批基金來到市場，無不承載着監管層的厚愛和輿論的褒揚，更被視為引入西方成熟市場經驗、培育機構投資者的重要舉措。與這部企業史上所有令人炫目的神話一樣，它很快被證明是一個新的謊言。

刺破神話的是一個叫趙瑜綱的無名小卒。他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監察部的研究人員，為了對基金管理的現狀做一個例行的調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為區間，對國內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個證券投資基金進行了追蹤，將它們在上海證券市場上大宗股票交易的匯總記錄細緻分析，寫出了《基金行為分析》和《基金風格及其評價》兩份報告。就是在這兩份報告中，趙瑜綱披露了投資基金大量的違規、違法操作事實。報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傳到了社會上。當《財經》記者找到趙瑜綱的時候，他正垂頭喪氣，甚至有點後悔自己搞的這件事。就在6月27日，交易所監察部給了他一個嚴重警告處分，理由是「未經批准，擅自將工作中知悉的內部信息外泄他人」，違反了《上海證券交易所保密工作條例》。

在主編胡舒立的堅持下，《財經》以選編的方式刊發了趙瑜綱的報告，這篇題為《基金黑幕》的長篇文章對中國基金市場提出了6個方面的重大疑問。

第一是穩定市場的作用未被證明。定量分析顯示，基金在大盤處於下跌期中，一般借高位反彈減倉；而上升期中，則一直處於顯著的減倉過程中。因此，「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究竟為誰服務的問題，可能目前還不十分明確」。

第二是基金「對倒」製造虛假成交量，所謂「對倒」是指某股票處於弱勢時，即使割肉出售也未必有人買，做鬼的辦法就是自己做托，這是莊家建倉和炒作題材時慣用的伎倆，基金坐莊也「按例操作」。根據趙瑜綱的調查，大部分基金都有過「對倒」行為。

第三是利用「倒倉」操縱市場。「倒倉」是指甲、乙雙方通過事先約定的價格、數量和時間，在市場上進行交易。基金公司利用旗下擁有多隻基金的條件，常常互相倒倉，既解決了先上市基金的流動問題，又不影響甚至可以提高凈值。

第四是質疑基金的獨立性。報告認為，「從基金雙向倒倉時的肆無忌憚看，人們很難相信在機制上並未獨立運作的基金與其股東和發起人之間沒有更嚴重的違法聯手坐莊行為。」《財經》記者還描寫了一個在市場口口相傳的景象：「在熱氣騰騰的桑拿浴房中，談判的雙方『坦誠相見』」，沒有錄音或者泄密的可能，希望基金接盤的機構開出價碼，「每接我一股，我給你個人一塊錢」。

第五是肆意玩弄「凈值遊戲」。報告破解了之前人們的一個誤解，以為股價在高位下跌且無量，就把莊家也給套住了。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並非如此。因為如果莊家在上升的階段反覆洗盤，即經常高拋低吸，做階段性的盈利，而且時間足夠長，到了最後，它的成本已經極低。此時，即使股價暴跌，它仍有一倍甚至幾倍的利潤。」

第六則是「投資組合公告」的信息誤導愈演愈烈。

【趙瑜綱調研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分別是：博時、華安、嘉實、南方、華夏、長盛、鵬華、國泰、大成和富國。】

此文一出，頓時平地掀起千重巨浪。先是財大氣粗的基金公司勃然大怒。10月16日，被點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聯合發表聲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聳人聽聞的形式刊發頗多不實之詞和偏頗之論，它們說，「中國的基金公司已經是國內監管最嚴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資機構之一。《基金黑幕》依據的資料數據採樣不準確，研究方法不科學，對基金的交易行為的判斷與事實嚴重不符。該報告的作者和《財經》嚴重違背了新聞客觀、公正的職業操守，對中國基金業兩年來的試點成果給予全盤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10大基金公司因此強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體的誹謗責任。被質疑職業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縮，她當即在三家證券報上發表聲明，稱《基金黑幕》資料具有正當來源和可靠依據，符合客觀、公正的事業原則。被夾在中間最難受的人是高西慶，這位12年前滿懷激情地回國籌建中國資本市場的華爾街律師此時已經身居高位，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他公開表態說：「證券市場經過一定階段的發展形成的特定市場文化，不是一夜之間就可以改變的。其實這一現象（指基金灰色操作現象）與市場發育水平有關，可能不全是基金管理公司本身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在發展中解決。」而在私下裏，他對基金公司說，「人家要是報道錯了，你去告她。如果沒錯，就沒什麼說的了……」

如果這場「口水官司」僅僅局限在對基金的學術批判上，它可能只是一個「茶杯里的風波」，誰也沒有想到的是，一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突然卷了進來，而他的矛頭直指中國股市。

這個主動出擊的學者是時年70高齡的吳敬璉。在10家基金管理公司發表聯合聲明的半個月後，吳敬璉挺身而出。在接受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和《南方周末》的採訪時，他對基金事件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而在此前，經濟學界全部噤聲。外表謙和溫潤的吳教授此次語出驚人，他直接將股市比喻成了「賭場」。

他說，「有的外國人說，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範。賭場裏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裏，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坐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現在中國市場上操縱股價的一類是中介機構；一類是上市公司的某些知情人，即有內幕消息的人；還有一類就是資金的供給者，可以是銀行，也可以是其他的資金供給者。他們共同密謀以後就低價吸納。炒作的辦法大概有兩種：一種是關聯機構互相炒作、互相買賣，買賣非常頻繁，把價格炒上去。另外一種就是由有關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後把股價拉升上去。當他們發現有中小投資者或局外的大投資人跟進的時候，就偷偷地跑掉，把後來跟進的人套住，這時股價就不斷地往下跌。」

在對莊家和基金進行猛烈的抨擊后，吳敬璉的矛頭進而直指中國資本市場的定位。他批評道，「不要把股市變成尋租場，由於管理層把股票市場定位為為國有企業融資服務和向國有企業傾斜的融資工具，使獲得上市特權的公司得以靠高溢價發行從流通股持有者手中圈錢，從而使股市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尋租場』，因此必須否定『股市為國企融資服務』的方針和『政府托市、企業圈錢』的做法。」

吳敬璉的勇敢和率直讓他的聲望達到了頂峰。12月，中央電視台第一次評選「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在10位當選人中吳敬璉以唯一學者的身份入選，在網絡票選中他遙遙領先，排在「人氣排行榜」首位。在獲獎者專訪中，主持人問白髮蒼蒼的吳敬璉，「我們曾經把冰心老人稱做是中國文壇的良心，那麼現在也有人把您稱做是中國經濟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國社會中，『經濟』這兩個字無處不在。大家都在講錢，都在講創造財富和盈利，良心這兩個字有什麼用處？」後者答道，「中國老話就有：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市場經濟它需要一個人和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沒有這樣一種信任關係，如果靠爾虞我詐是發展不到現在的市場經濟的。」在專訪的最後，主持人頗有感慨地說：「舊的一年過去，好在我們把良心留下了。我們也許不需要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們需要敢講真話、講實話的經濟學家。」與吳敬璉相似，在本次基金揭黑中表現堅定的《財經》主編胡舒立也聲名大噪。2001年7月，她入選美國《商業周刊》評選出的50位「亞洲之星」之一，對她的評語是：「這是中國證券界最危險的女人」。

由「基金黑幕」到「股市賭場」，好比一張桌子失火殃及了整幢房子。吳敬璉的出擊鼓勵了與他一樣有良知的經濟學者，那些在股市上橫行一時的莊家開始受到懲罰。

10月底，中央財經大學的女研究員劉姝威撰寫《應立即停止對藍田股份發放貸款》一文，明確指出大熱門股藍田股份已經成為一個空殼，建議銀行儘快收回所有貸款。這篇僅有600字的呼籲書，頓時掀起軒然大波。如果說吳敬璉的批評是宏觀式的，那麼外表柔弱而毫無知名度的劉姝威則直接把矛頭對準了一個具體而強悍的敵人。來自湖北省的藍田股份是股市上一隻老牌的、以「生態農業」為題材的績優股，自1996年發行上市以後，它在財務數字上一直保持着神奇的增長速度，總資產規模在4年裏連着翻番增長了10倍，歷年年報的業績都在每股0.60元以上，最高達到1.15元，即使遭遇了1998年特大洪災以後，每股收益也達到了不可思議的0.81元，創造了中國農業企業罕見的「藍田神話」，被稱做「中國農業第一股」。根據劉姝威的研究，藍田股份的所謂輝煌業績都是謊言，全是靠虛假會計報表偽造出來的。

劉姝威的呼籲書一出，理所當然地引來藍田股份的強烈反擊，公司當即將她告上法庭，湖北省洪湖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侵害藍田公司名譽」為名通知她馬上到庭聽審，她的家中隔幾天就會衝進一批不同身份的人，要求她「公開道歉、消除影響、否則後果自負」。連刊登劉姝威短文的一張雜誌也趕緊發表聲明撇清干係，宣稱「文章純屬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編輯部。」劉姝威向有關機構報告，亦得不到任何的迴音。後來她不無悲情地回憶說，「此時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強大勢力集團的對立面，只有以死相拼了。」所幸的是，有良知的財經媒體站到了她的一邊，中央電視台《經濟半小時》、《財經》等媒體記者紛赴藍田股份所在的洪湖市瞿家灣鎮，他們拍攝和記錄了看到的現場：「藍田工業園裏雜草叢生，大部分車間都是鐵將軍把門。很難想像這就是藍田公司生產野蓮汁、野藕汁的部分設備，水管已經生鏽，閥門、壓力表也是銹跡斑斑，裝化學原料的玻璃瓶不知道已經放了多長時間，流出來的汁液已經泛黃。」他們得到的財務報表顯示，「藍田的巨額收入從會計角度無法最終確認，藍田的業績真假無從辨別。」事實呈現在陽光下，撒謊者卻肆無忌憚地橫行天下，這便是資本遊戲枱面下的黑暗。隨着新聞輿論的參與，相關銀行相繼停止了對藍田股份的貸款，2002年1月，藍田董事長保田因「涉嫌提供虛假財務信息」被拘傳接受調查。在幾個月里日夜失眠的劉姝威「僥倖」勝出。在2002年度的「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評選中，她成為繼吳敬璉之後當選的第二位學者。在發表獲獎感言時，她說了一句話：「集體失語是一個民族的悲哀。」

除了藍田股份，另一個遭到報應的是上年最活躍的大莊家——中科創業的呂梁。

呂梁之敗完全是信心崩盤所導致的。在他的肆意炒作下，中科創業已經創下連續22個月股價持續上漲的奇迹。便在這樣的時候，那個與他聯手坐莊的朱煥良沉不住氣了，他開始暗地裏出貨套現，然後雇了幾條小快艇把數十箱現金偷運出國境，其數目應該在11億元人民幣左右。到年底風聲日緊，那些跟着呂梁做「老鼠倉」的人也有點慌了，於是不斷拋出股票。這些蛛絲馬跡很快被外界察覺，普通股民本來就對高位的股價頗為敏感，稍有風吹草動立即就會誘發大規模的出逃，於是，建在一片謊言之上的中科神話陡然倒塌。中科創業的股價崩盤是從12月25日開始的，在度過了一個吉祥無比的平安夜之後，高傲了將近兩年的股價在聖誕節這天突然高空栽蔥，一頭摔在了跌停板上。更可怕是，這一跌停就是一連9個，股價從33.59元一路下跌到11.71元，50億元市值旦夕之間煙消雲散。中科創業的崩塌迅速波及中科系的其他成員，中西藥業、歲寶熱電等均上演跳水慘劇，股價數日之內腰斬一半。

這是一場預言中的失敗。呂梁故事的尾聲是這樣的：2000年的最後一個夜晚，他打電話約見媒體記者，聲稱自己正寫作自述，將把真相全部大白於天下。據他說，參與中科炒作的機構多達四百多家，都「非常的有名」。全中國的媒體都屏聲息氣地期待他揭開那隻神秘的「黑暗之盒」，呂梁會是一個說出真相的「偉大的叛徒」嗎？開年後的2月3日，呂梁被北京警方在家中抓獲，9日，被監視居住的他突然神秘失蹤，從此再無音訊。據稱，「那天他披着軍大衣潛離，消失在初春亞運村川流不息的人流中。」他的結局大概有三種：至今潛藏在國內的某個地方；出逃到國外的某個地方；被人謀殺在地球的某個地方。無論死活，那個文學青年呂新建、股評家呂梁和莊家K先生都不會，或者沒有機會說出所有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