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的辭職報告(2)

2002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試，二十名考生，正式錄取一名，並訪問學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報考，約十九人，一名以業務最高分（90分）入圍，因外語政治各差一分，經向院校申請通融無效，未予錄取。2003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試，考生十八名，正式錄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報考，全國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圍，再次因外語分數不過關，未能錄取。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兩名博士生畢業，兩名博士生在讀，2004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本科生教學，則本人負責繪畫系各屆每學期素描課、油畫人體課各四周。另由教務處安排每學期開講四堂大課，每堂四小時，各系各專業同學均可選聽，每講滿員。2001年至2004年，講題分別如下：「歐美當代藝術比較」「繪畫、影像與西方觀看傳統」「架上繪畫與設計藝術的關係」「世界範圍反現代化思潮與文化守成主義」「藝術史與傳播史的關係」「藝術贊助史與藝術功能史」教學方法人文藝術學科既有的學術行政化，越管越嚴，教學品質越來越可疑，此一體系雖便於管理，但與「人」，與「文化」，處處發生尖銳而深刻的衝突。我不相信現行考試製度，不相信教學大綱，不相信目前的排課方式，不相信藝術學生的品質能以「課時」與「學分」算計——但我不得不服從規定——釋放個性，回到直覺，摒斥教條，遵循藝術規律，曾經是民國、「文革」前、改革開放初期等階段藝術教育取得顯著成果的歷史經驗。然而有目共睹：這些傳統與經驗在今日藝術教學中已經全面喪失。我個人無法改變這一事實，唯在本研究室教學中，以「個案處理」的原則，根據每位同學個人情況的總和與細微的表現，在教學中務使知識面儘可能擴大，教學點儘可能具體。這樣的教學難以體現在教案文本上，難以在工作總結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寫的所有表格中，完全無法體現我的教學思想與教學後果。藝術教學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體而微、隨時隨地在每位學生、每個階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尋求當下的溝通、指涉、領悟。這一隨機的過程——而不是預定的程序——重視體驗與經驗，問題與可能性，激發好奇心與熱情，並以此檢驗學生的智能與品性：它開放給未知，落實為個人。學院教育不是向上負責，而是對藝術、對學生個人負責。不幸的是，當今學院教育的通則與本質，是向上負責。嚴格地說，我與每位學生不是師生關係，不是上下級關係，不是有知與無知的關係，而是儘可能真實面對藝術的雙方。這「雙方」以無休止的追問精神，探討畫布上、觀念上、感覺上，以至心理上的種種問題。那是一種共同實踐，彼此辯難的互動過程，它體現為不斷的交談，尋求啟示，提出問題，不求定論，有如禪家的公案，修行的細節。它絕對不是量化的。分數、獎項、規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問題而異。它追求教學的真實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實為個人品質的提升，而不是考試分數。因此，它在當前的教學體制中是困難的，孤立的，不討好的，無法被教條證實，難以體現為可比的成果。遠溯希臘時期蘇格拉底式教育與詭辯派教育的衝突，前者重視知識與品格，後者重視權力與實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種種政策限定，決定了人文藝術教學**裸的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我與現行教育體制抱有深刻的歧異。在人文藝術學科，人才是無法培養的，沒有人能夠誇耀並保證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生的品格，這品格，就是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大師陳寅恪寫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招生與教學感想自2000年任教以來，我的教學實踐及社會活動，大致有正面與負面兩類感觸，茲據實陳述如下：正面——清華「長江計劃」，是新世紀中國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數是外籍華裔，屬改革開放后出國的中壯年專業人員，眼界開闊，知識結構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責任感、歷史感，及民族情懷，歸國投效，遠溯二十年前留學大潮，近收改革開放之效，今推想此舉，此其時也。清華與工美合併，則體現國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藝術、瞻望國際文化大勢的良苦用心。就我個例而言，去國近二十載，國中文化形勢與文化環境，誠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在藝術創作及學術研究中，過去的政治鉗制、狹隘的美學觀、單元的創作格局，大幅度改變。院方對我的教學不予干涉，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及時支持。而同事、同行與不同專業間的充分尊重，彼此寬容，以至對新學院教學規劃的共同熱情，都使我切實感受到改革開放在文藝領域及藝術學院內的深刻變化。負面—在教學實踐中，我的困擾與無奈，來自國家現行教育體制及種種教條。其癥結，大致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