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與拉斯基

這是山西大學「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研究中心」幾位朋友的的討論，參加者是：丁東、謝泳、智效民、趙誠、高增德

智：另一翼是介紹外國的自由主義思潮。比較早的有錢滿素的《愛默生與中國》等。到1998年前後，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新譯本面世。所以，1998年可以稱為自由主義重新浮出的一年。

趙：哈耶克的大名，在如今的中國經濟學界和文化圈中已是人所盡知。如今哈耶克、波普爾等自由主義學說已悄然成為當今中國三大思潮中最有生命力的顯學。然而據我所知，哈耶克的第一本中文版譯著作《物價與生產》是在大躍進的**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沒見過這本書，但我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一定不會是當作借鑒學習的學說，只能是以被批判的資產階級學說介紹的。他的代表作《通向奴役的道路》第一次介紹到中國，是在中國「反修防修」的**中，由商務印書館以「內部讀物」形式出版的，印了3500冊。

謝：準確地說是在1962年。是由滕維藻和朱宗風翻譯的。滕先生是西南聯大學生，後來在南開教書。商務在此前還出版了拉斯基的《我所了解的**》。當然都是作為批判資料出版的。這是中譯本的情況。

據我所知，潘光旦在四十年代已經注意到哈耶克。哈耶克的這本書是1944年出版的。按當時的開放程度和知識分子的英文水平，看到這本書的中國知識分子可能不少。至少就我的知識範圍來說，我看到潘光旦1946年出版的政論集《自由之路》就提到了哈耶克的這本書。不是一般的提到，是很詳細的介紹。關於這方面的情況，我在1998年出版的《教授當年》中有兩篇文章說到這件事。潘光旦說，哈耶克這本書是專門就競爭在經濟上的價值立論，對一切計劃經濟表示反對。潘光旦認為，哈耶克較為偏激。不過潘光旦還是認為哈耶克對集體主義的評論大體上是很健全的。理由是哈耶克過去在奧國時受過蘇俄式的集體主義壓迫，又吃過德國式的集體主義的虧，所以對任何集體主義，有一種深惡痛絕的情感。潘光旦可能看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全書，也可能是從其它渠道看到對這本書的介紹。因為潘光旦在提到哈耶克時，特別說1945年4月號的美國《讀者文摘》上有過非常詳細的介紹。潘光旦說，哈耶克認為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不能兩立，過分地抨擊計劃經濟與集體主義的措施，他不贊成。三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不大看重哈耶克，而看重費邊社的理論家哈羅德·拉斯基。說到拉斯基，就要提說到資源委員會。

丁：對於資源委員會，現在已有了許多專業的研究。它的功過歷史自有評說。但我有一個思路，就是我們研究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也必須對當年資源委員成員的思想和教育背景給予注意。

謝：資源委員會那些成員後來多數成了四十年代著名的《新路》雜誌的參預者。因為這些人不同於一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多數人是經濟學家和工程師，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的重要性，不體現在政治思想上，而體現在經濟思想上。資源委員的主要成員是以留英的學生為主的，他們多數出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很多人就是四十年代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重大影響的拉斯基的學生。他們經濟思想的一個主要的特點，就是對於計劃經濟都有好感。在當年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當中，做為一個團體集中留下來的，就是資源委員會。他的主要成員的政治選擇，也許與他們對計劃經濟和對蘇聯經濟的好感有關，這可能就是他們致命的弱點。在這一點上，我們還是要說到胡適，他的過人之處，就是他對於世界大勢總是能夠有清醒的判斷。

智：1954年3月，胡適在《自由中國》雜誌的一次茶會上曾有一個長篇發言，是專談自由主義的，他對當時《自由中國》介紹哈耶克和米塞斯的思想非常贊同。同時，胡適對自己早年對社會主義的理解進行了懺悔。他特別提到了他的一個身為公務員的朋友給他的一封長信。胡適是認同他這個朋友的觀點的。胡適引述他這個朋友的話說；「中國士代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趨勢；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胡適在這裏是借用了朋友的話，批評了他當年的老朋友翁文灝。我們在多少年以後，想到翁文灝最後的選擇，不能不對他早年的計劃經濟思想有所反思。

謝：三四十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許多是拉斯基的學生。有的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聽他的課。有的就是他的學生，像吳恩裕。我在做《觀察》研究時，在《客觀》雜誌上看到過他的一篇專門回憶拉斯基的文章。我還看過人類學家許朗光(火邊一個良字，電腦里沒有這個字)的一本回憶錄，書名一時想不起來了。是徐德隆博士幫助整理的。許在回憶錄中說他當年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費孝通同學一年，他多次提到拉斯基，對他講課評價極高。像羅隆基、儲安平、吳景超、王造時和錢昌照他們，就思想傾向來說，可能受拉斯基的影響較重。關於這個問題前幾年廣州中山大學的孫宏雲博士曾想專門研究，我把我所知道的相關資料都送了他。我是在九十年代初期做儲安平和《觀察》周刊研究時，注意到拉斯基對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影響的。我在《逝去的年代》最後一部分中有較詳細的論述。

高：在拉斯基活躍於歐美學界的20至4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就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當中得到了廣泛地傳播。他的各種主要著作如《**論》(黃肇年譯，上海新月書店1930年版)、《政治典範》(張君勱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政治》(邱新白譯，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版)、《現代國家自由權》(何子恆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2年版)、《國家往何處去》(張虹君譯，天津新民學會1935年版)、《國家的理論與實際》(王造時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民主政治在危機中》(王造時譯，長沙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等陸續譯為中文出版，並被奉為政治學中的「瑰寶」。

廬錫榮在《拉斯基政治思想》(上海世界書局1934年版)一書中，稱讚拉斯基「是現代歐洲政治思想的一個怪傑，一個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的怪傑……我們研究它的政治思想對於過去舊時代的舊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許多正確見解。對於未來新時代的新政治思想，可以得到許多光明的暗示」。王造時在《民主政治在危機中》一書的譯者序中，只有四句話要說：「第一，這本書是著者《國家的理論與實際》之前編。如果要明了現代民主政治與國家的本質，這兩本書是很值得一讀。第二，這兩本書可代表拉斯基政治思想的轉變，並且是1930年以來，世界各國政治急劇轉變的反映。第三，這兩本書的內容主要是以英國為主要背景，但其理論的涵義是一般的。」

智：40年代以後，自由主義者創辦的各種雜誌如《觀察》《大公報》《世紀評論》等仍在繼續不斷地介紹和翻譯拉斯基的新作；在政治實踐層面，由於深受拉斯基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體系的影響，以張君勱等為首的自由主義者還創建了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明確地提出了要在中國實現民主社會主義制度的奮鬥目標。「民盟」主張所走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就是社會民主主義的道路，可以說，集中了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理念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體系正是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這一思想脈落，可以從他們與拉斯基的關係中看出來。

謝：《朱自清日記》裏曾提到一些關於王贛愚在英國的情況，也與拉斯基有關。王贛愚是清華的學生，在英國學習政治學。也是《觀察》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日記正好在手邊，我就直接念了。「王君人甚有理想，頃從拉斯基(LASKI)研究。……在倫敦經濟學院聽拉斯基(LASKI)教授講課。那是國際主義者聯誼社安排的。伯頓先生是該社的支持者和名譽幹事。拉斯基教授少年英俊，如果在街上見到他，我一定不會想到他是教授。他身材細長，個子不高，但嗓音宏亮，即使在房間最遠的角落裏也能聽到他那鏗鏘有力的聲音。我很容易地聽懂了他所講的內容。他經常斷開長句。我想這是一種時髦的講話方法。他是按照兩三天前在《泰晤士報》上發表的文章講的，很有效果。不過，他講的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因為這種課是公共課，所以講得淺一點也是可以諒解的。希望對這種課能進行適當的討論。拉斯基教授對提問題的人作了措詞巧妙的扼要回答，有時還有點嚴厲。他的大部分答覆針對史密斯(**I

TH)教授的講話的。史密斯教授也在同一個學院講授國際法。他在為反對國際主義的觀點而辨論時，往往是回顧過去的多，展望將來的少。他講課時口若懸河，令人應接不暇。不過我明白他的推論來自羅馬歷史。拉斯基教授在回答他的問題時帶着嘲諷的語調，引起一陣陣笑聲。他在回答一個學生時也是這樣。這個學生提出的問題書上已經有了答案。他在上拉斯基教授的課前，理應在書上看到這個問題的回答，而他還要去問。因此在這一點上，這個學生學到了無情的嘲笑。」

丁：關於拉斯基，我們雖然沒有專門研究，但注意的材料還是比較多。謝泳是愛看雜書的人，常有新材料。有時候材料本身就是觀點，有新材料是最重要的。

趙：二戰結束后，新獨立的國家大都選擇了蘇聯式的集權計劃模式，在西方思想界，存在主義稱雄一時，哈耶克與米塞斯、弗里德曼、波普爾、博蘭尼等共同創建的「朝聖山學社」，反對在社會發展中採用集權和計劃經濟模式，卻不成氣候，直到70年代后才成了西方學界的主流，蘇聯東歐集權發展模式崩潰后，更成為當代世界的顯學。

文革當中，出現社會的局部失控，官學中禁錮的一些思想精華流傳到了民間。在流傳到民間的「灰皮書」中，流傳最廣的是德熱拉斯的《新階級》。到改革開放初期，一部分青年已不僅在態度上對集權主義批判，而且在學理上想弄明白自由與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關係，據我所知，在77、78級的大學生中，已經有人關注到了哈耶克的思想。

智：哈耶克還有一本代表作是《自由憲章》，1964年殷海光曾經在台灣翻譯出版。林毓生說個別地方翻譯得不夠貼切，這個本子大陸的一般讀者見不到。前幾年三聯書店又推出了鄧正來的譯本，譯名為《自由秩序原理》，第一次就印了兩萬冊。1991年5月，由劉戟鋒、張來舉翻譯的哈耶克的《不幸的觀念》，在東方出版社出版，這一版印了5000冊。雖然標明「內部發行」，但在公開的書市可以買到。

趙：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之後，自由主義學派在中國經濟學界抬頭。一些經濟學家也常把哈耶克掛在嘴上。但我總覺得有些人大談論哈耶克，其實對他的基本思想不甚了了。比如有人推祟哈耶克的市場經濟主張，但同時又發表具有偏激色彩的民族主義言論。其實哈耶克認為世界走到今天這樣一個整體的文明狀態，是人們在商業活動中以分立的個人為基礎，建立起的文明擴展秩序的結果。「為了使人類獲益，競爭要求參加人遵守規則而不訴諸於暴力。規則本身就能組織一種擴展秩序」。市場和商業的發展本身要求和平的秩序，而不是暴力衝突。狂熱的民族主義思潮恰恰是這種文明擴展秩序的敵人。在全球一體化時代，一口咬定西方的勝利並不意味着「先進文明戰勝了落後的文明」，既然如此，又何必搞什麼現代化，走什麼市場經濟的道路呢？就在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模式里轉又有何不可呢？

高：一葉知秋，從哈耶克在中國的命運，可以看出一種社會發展模式向另一種發展模式演進的歷史變遷。但我希望學界中人能深入其學理，學而有術，不僅是學而有名而已，這樣才可無愧地面對中國學界的前輩，也不負他們當年翻譯的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