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唐山大地震到「SARS」疫潮(5)

問：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卻沒有察覺；而SARS在香港暴發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沒有發覺。這兩種情況有什麼不同？

錢鋼：據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現之前是沒有預兆的，因為我們現在很難講在SARS之前，中國內地和香港出現的較大規模的流感是SARS的預兆，這沒有根據。但我可以肯定這個預兆是一定有的，因為人們倒過來去追溯它的時候，他想起來佛山的那個姓龐的是第一個病例，後來是深圳姓黃的廚師。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學考題，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個考卷。SARS來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書裏面，那麼多的前兆：雞飛狗跳、豬跳出圈，可是，你能拿這個前兆來應用於下一次地震嗎？比如說，你今天看見一隻狗，突然地狂叫起來，你就能向全中國發佈：地震來了！這樣預告？這不可能！為什麼呢？它沒有唯一性，我們說它沒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號。1996年的一天晚上，當年準確地預報過唐山地震的科學家，跑到我家，敲門說：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說，你看，北京孔廟裏的井啊，水沒有了！還有什麼地方的鳥啊，又跟唐山地震時一樣嘩嘩飛過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麼怎麼飛。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後我把中央電視台的記者請到家裏來，然後開始採訪，說現在是7點36分，我們的地震工作者，在這談一談他的判斷。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裏去，那天天氣真的是特別怪，特別的悶熱，那天晚上，我在院子裏走到夜裏二三點鐘，地震沒來！所以說，人類認識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非常長的一條道路。

問：你寫作《唐山大地震》時，你在主觀感情和客觀事實上，如何做一個平衡？怎樣才能確保報告沒有滲入過多的個人感情或者是思想？錢鋼：《唐山大地震》的確滲入了很多個人感情或者思想，為什麼呢，你要知道中國在那個時候，我們的新聞啟蒙還沒有開始，我們能夠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壓制地宣洩出來，就已經是很難得了。在1986年寫這樣一本書，和當時中國內地讀者們的欣賞習慣是一致的，他們並不會覺得我的主觀過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為我們見過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從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後才說更客觀、更冷靜。

問：由發生唐山大地震與SARS相比，你認為當權者做法有什麼相同和不同？

錢鋼：唐山地震的時候，中國處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為什麼呢？其實，**已經不能夠去管理這個國家，他已經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間，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這個方法是建國以來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預報，有這樣那樣的原因，它最讓人感到扼腕嘆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經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張家口、渤海灣這個圈裏要發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國務院文件，說這個地區要嚴密地防範大地震。這多可惜，就是說1974年的時候就已經圈了這個地區，這個期間發生了幾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遼寧海城的一個7級多的大地震。好了，這個大地震發生了以後，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現了很多跡象，北京周圍、唐山出現很多跡象的時候，科學工作者不能夠很大膽地做決斷，有一個原因就是離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預報，就意味着**要搬家。可以理解嗎？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所以政治的壓力，使科學的預報變得非常的膽戰心驚。剛才我講過1988年的「甲肝」，其實有很多思路是一樣的，就是說社會要穩定，如果能不報就不要報，能少報就少報，但是關起門來要好好解決，你不能說關起門來不好好解決。醫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氣，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說，要講信息公開、透明、流動。不僅是政府要發揮強有力的作用，社會，包括知識界，包括媒體，也要很主動地起來承擔責任。

問：你認為青少年應該怎樣看待中國文化？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中國文化？

錢鋼：可能這位朋友在聽到我講《陽關三疊》的時候，勾起了這個問題。真的，我發自內心地講，香港有許多西方色彩，是中國內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國色彩，也是內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遠地保持那種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丟掉。為什麼我聽到《陽關三疊》的時候，我會有那種感覺？這是這個民族沉澱了幾千年的情感。我們給一個人送行的時候，用這種「西出陽關無故人」的感傷方式，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方式。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東西，不要把它丟掉。好，時間關係，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問題，我們來不及回答。謝謝你們，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