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1）

從歐洲的視角來看，德國基本是一個內陸型國家，和法國這樣的海陸兼具國家尚有區別，更區別於英國這樣的島嶼型國家。內陸型的地理特點決定德國會更加重視和依賴陸上力量。

內陸型國家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往往周圍有數個強鄰，德國位於歐洲腹地，處在法、奧、俄的環繞之中，海外還有英國。在德國統一后，深諳地緣政治的俾斯麥，遵循維持現狀的原則，為新統一的德國制定了明智而現實的外交方略：孤立法國、聯合奧地利、拉攏俄羅斯、不挑戰英國。俾斯麥為此縱橫捭闔，以一系列國家條約構築了一個龐大的外交體系，為德國贏得了數十年的和平環境。俾斯麥所依靠的就是歐洲傳統的「均勢」思想。

隨着德國工業的崛起，德國日益需要向海外擴展。但是威廉二世登基后，立即拋棄了俾斯麥，並開始其「世界政策」。對於俾斯麥外交事業繼承人的忘乎所以，基辛格在《大外交》中作了如下評價：「德國人只記得完成統一大業的三場戰爭，卻忘記在事前曾費盡多少心血做準備工作，以及在成功后必須改持穩當溫和的路線。他們只看到耀武揚威的一面，卻未能對成功背後的基礎明察秋毫。」威廉二世顯然忘記了席勒和歌德的警告：德意志在沒有獲得和學會使用控制國家權力所必要的精神自由和公民自由以前，不應當去渴望國家權力。威廉二世等人遠遠不具備俾斯麥那樣的政治遠見和外交手腕，但是卻擁有比俾斯麥更大的野心。此後，德國開始迅猛地展海軍，向英國起挑戰。

德國依靠強大的工業，建立起了居世界第二的「公海艦隊」。保羅·甘迺迪對德國的戰列艦隊有一番精妙的比喻——它們就像「有人手裏握了把鋒利的匕，寒光閃閃」，距離當時的頭號海上力量英國的「頸動脈只有幾尺之遙」。「公海艦隊」與英國隔海相望，距離不過是一條海峽，的確對英國造成了極大的威脅。但是，如魏格納所：「由於長達數百年之久的（海軍）傳統，海洋已然流淌在了英國人的血管里；而（海軍戰略）也已經本能地紮根在了他們的意識當中，就像我們德國人已經吸收了陸戰的傳統一樣；而且，英國還有一種舉國抗敵的傳統，如一戰時英國相大衛·勞合·喬治所：『每一個英國人都應當拿出最後一個便士來維繫不列顛的海上霸權。』」溫斯頓·丘吉爾（他從1911年起擔任海軍大臣）更有恰如其分的描述：「馮·提爾皮茨敲進他那些軍艦的每一顆鉚釘，都在促使不列顛帝國每一行業、每一地域那成千上萬最有能量的人在看法上統一起來。基爾和威廉港鏗鏘作響的鐵鎚打造出的竟是將來抵抗德國的國家聯盟，而德國最終也將被這個聯盟所顛覆。」

為了應對德國的挑戰，英國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英國的「光榮孤立」政策有三個必備條件：一、在工業方面居於壟斷地位；二、擁有強大的海軍；三、島國的獨特地理位置，可以避免歐洲大陸強國的地面直接入侵。但是在20世紀初，隨着德國、日本、美國的崛起，英國的工業地位受到強烈衝擊，儘管仍保持相當優勢和地位，但在某些方面（如工業的核心，鋼鐵、技術、電氣化等）已經被美國、德國超越。在海軍方面，隨着德國、美國、日本的強大海軍展，尤其是德國咄咄逼人的大海軍建設，英國面臨越來越嚴重的海上壓力，而且其廣闊的殖民地需要龐大的海軍。英國實際上已經無力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三大海域都居於無可撼動的地位，其被迫將太平洋讓給美國和日本，將地中海讓給法國（儘管是暫時的），都說明英國海軍已經不能完整地保護英國的全球海權。只有島國這一條屬於自然屬性，無可更改。這些都使得英國已經無法繼續其「光榮孤立」政策。此後，英國利用英日同盟挫敗俄國，轉而與俄法結盟，德國由此失去了俾斯麥苦心經營的「孤立法國」的外交環境。

在海軍展上，德國儘管有強烈的擴張**，但是卻沒有明確的海軍戰略。提爾皮茨所提出的「風險艦隊」理論實際上存在諸多缺陷，但赫爾維希說，提爾皮茨的戰略思想在德國一直得到強化，變成了「至尊至聖、不容質疑的天條」。然而，按照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的理論，「任何一支海軍的支柱與有效力量都應當由這樣一些艦船組成：它們擁有比例適當的防禦能力和攻擊能力，前者足以承受敵方的重擊，後者則足以給予對手以重創」（《美國海上權益之現狀與前景》）。提爾皮茨的海軍戰略在這兩方面都不足。另外，在開戰後，德國實際上主要依賴潛艇戰，但其1906年才開始建造第一艘潛艇，這主要是因為提爾皮茨擔心潛艇會分散用於戰列艦建造的資源。德國龐大的海軍展規劃中幾乎沒有潛艇的地位，直到開戰後才現潛艇是多麼重要，儘管迅速轉向潛艇，但顯然為時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