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與政府
波德萊爾與政府
就像他在懇請法蘭西學院一事上自相矛盾一樣，波德萊爾在懇請政府的時候已經自相矛盾。
1855年的時候，他或許依然意志高昂，不取悅任何權力機構。是年12月20日，在向奧皮克夫人轉述了他剛剛與監護人的一席談話之後，他這樣寫道：
今天早上，我還對安塞勒先生說到一件我認為理應如此的事情。我跟他說，那些文人都沒有我這麼驕傲，我從來不曾在任何一位部長、任何一個政府下面做過什麼事，您想要我去做所有文人都做的事嗎？向一位部長去要錢，這讓我厭惡，而這幾乎是一種慣例，有基金為此而設。至於我，有一種驕傲和謹慎使我一直遠離此類援助。我的名字永遠不會出現在政府那些卑鄙下流的廢紙上。我更喜歡求靠大家。
到了1857年，他不可能再信守諾言了。他欠所有人錢，只要他能找得到的債主，他都請求他們的幫助。他欠報紙和出版商的錢，完全是靠抵押借來的。就在《惡之花》出版前夕，他向公共教育部部長提出一項請求，以獲得「科學與文學基金的鼓勵」。幾天後，居斯塔夫·羅朗先生閣下批示了兩百法*郎，作為「特項津貼」發給了他。
此後，波德萊爾又多次請求政府的援助。1857年11月，他的書被判罰之後，他甚至求助於第三帝國的皇后，請求減免輕罪法庭判決他的三百法郎罰金。1858年1月20日，司法部從這筆罰金中減去了五十法郎，而公共教育部已經在1月18日撥給他一百法郎作為第二筆津貼，以便他支付這筆罰金。
人們如此頻繁地引用波德萊爾於1857年9月收到的一封雨果的信，也就是在《惡之花》的官司不久之後，以至於在很多人眼裏，詩人成了帝國的犧牲品之一。雨果在信中寫道：「政權稱之為正義的東西，以它稱之為道德的名義對您作了判決。」儘管如此雄辯，但這種說法脫離了事實。政權的錯誤乃至罪行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就其個人而言，波德萊爾並沒有受這個政權的苦。他曾是最狹隘的布爾喬亞的犧牲品，無論布爾喬亞如何懺悔，在精神方面如何欠缺，祈禱書成了他們的世俗小本本。當檢察官追究他的時候，當第六法庭判決他的時候，法官們並沒有因政府的暗示而讓步，他們也沒有從《箴言報》的意見獲得靈感，愛德華·蒂埃里剛剛在這份官方報紙上為這部備受指責的作品大唱讚歌，法官們認可的是《費加羅報》的評判，據此，《惡之花》的作者是不可饒恕的，因為「寫出如此這般畸形可怕的書並將它廣而告之，作為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誰也無法為他的錯誤辯解」。
這也可以解釋，在1866年那個悲憤交加的時期，波德萊爾幾乎指責一切人與事，他喊叫着自己的厭惡，不但針對他逃離開了的法國人，同時也針對他想要逃離的比利時人，他並沒有想到要歸咎於政權，而雨果曾將《惡之花》的判罰歸罪於它。
波德萊爾與政府
就像他在懇請法蘭西學院一事上自相矛盾一樣，波德萊爾在懇請政府的時候已經自相矛盾。
1855年的時候，他或許依然意志高昂，不取悅任何權力機構。是年12月20日，在向奧皮克夫人轉述了他剛剛與監護人的一席談話之後，他這樣寫道：
今天早上，我還對安塞勒先生說到一件我認為理應如此的事情。我跟他說，那些文人都沒有我這麼驕傲，我從來不曾在任何一位部長、任何一個政府下面做過什麼事，您想要我去做所有文人都做的事嗎？向一位部長去要錢，這讓我厭惡，而這幾乎是一種慣例，有基金為此而設。至於我，有一種驕傲和謹慎使我一直遠離此類援助。我的名字永遠不會出現在政府那些卑鄙下流的廢紙上。我更喜歡求靠大家。
到了1857年，他不可能再信守諾言了。他欠所有人錢，只要他能找得到的債主，他都請求他們的幫助。他欠報紙和出版商的錢，完全是靠抵押借來的。就在《惡之花》出版前夕，他向公共教育部部長提出一項請求，以獲得「科學與文學基金的鼓勵」。幾天後，居斯塔夫·羅朗先生閣下批示了兩百法*郎，作為「特項津貼」發給了他。
此後，波德萊爾又多次請求政府的援助。1857年11月，他的書被判罰之後，他甚至求助於第三帝國的皇后，請求減免輕罪法庭判決他的三百法郎罰金。1858年1月20日，司法部從這筆罰金中減去了五十法郎，而公共教育部已經在1月18日撥給他一百法郎作為第二筆津貼，以便他支付這筆罰金。
人們如此頻繁地引用波德萊爾於1857年9月收到的一封雨果的信，也就是在《惡之花》的官司不久之後，以至於在很多人眼裏，詩人成了帝國的犧牲品之一。雨果在信中寫道：「政權稱之為正義的東西，以它稱之為道德的名義對您作了判決。」儘管如此雄辯，但這種說法脫離了事實。政權的錯誤乃至罪行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就其個人而言，波德萊爾並沒有受這個政權的苦。他曾是最狹隘的布爾喬亞的犧牲品，無論布爾喬亞如何懺悔，在精神方面如何欠缺，祈禱書成了他們的世俗小本本。當檢察官追究他的時候，當第六法庭判決他的時候，法官們並沒有因政府的暗示而讓步，他們也沒有從《箴言報》的意見獲得靈感，愛德華·蒂埃里剛剛在這份官方報紙上為這部備受指責的作品大唱讚歌，法官們認可的是《費加羅報》的評判，據此，《惡之花》的作者是不可饒恕的，因為「寫出如此這般畸形可怕的書並將它廣而告之，作為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誰也無法為他的錯誤辯解」。
這也可以解釋，在1866年那個悲憤交加的時期，波德萊爾幾乎指責一切人與事，他喊叫着自己的厭惡，不但針對他逃離開了的法國人，同時也針對他想要逃離的比利時人，他並沒有想到要歸咎於政權，而雨果曾將《惡之花》的判罰歸罪於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