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文化的維新(下)（8）

亞當·斯密在《道德操論》中講道：在中下階層中，取得美德的道路和取得財富的道路在大多數況下是極其相近的。在所有中下階層的職業里，真正的、紮實的能力加上謹慎的、正直的、堅定而有節制的行為，大多數會取得成功。而且，中下階層的人們，其地位從來不會重要得超越法律。法律通常必然能嚇住他們，使他們至少對更為重要的公正法則表示某種尊重。這種人的成功也幾乎總是依賴鄰人和同他們地位相等的人的支持和好評；他們的行為如果不那麼端正，就很少能有所獲。可是處於上層的人士，由於他們有讓人驚嘆的成功、讓人羨慕的財富、讓人仰視的地位，使得他們通往美德的道路和通往財富的道路往往截然相反，容易藐視法律、拋棄美德。所以當人們關心道德實現狀況的時候，要對所謂上層人士予以高度的警覺。

審視今日的世界，當華爾街的高管們出於個人的私慾而無節制進行所謂的金融創新，以至於釀成大禍的時候；當一些知名企業生產毒奶粉藐視消費者，找借口壓低勞動者薪金的時候，當一些上流人物、成功人士為了自己的**為所欲為的時候，亞當·斯密所強調的責任感與自製就有特別的意義了，對所謂上流人士道德不信任的評判更如黃鐘大呂。

（三）正義是一種特殊的美德，以強制的力量實現在所不惜

在討論各類型美德的時候，亞當·斯密對「正義」給予了特別的關注。他認為正義是一種特殊的美德。之所以特殊，是因為正義猶如支撐整個大廈的主要支柱。如果這根柱子鬆動的話，那麼人類社會這個雄偉而巨大的建築必然會在頃刻之間土崩瓦解。**總理把這一意蘊引申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要威脅社會穩定。」更加凸現了正義之於社會的巨大剛性。

正因為正義如此重要，所以「對它的尊奉並不取決於我們自己的意願，它可以用壓力強迫人們遵守，誰違背它就會招致憤恨，從而受到懲罰。」為了正義的實現，我們不能僅僅停留於勸告與懇求這種感層面的手段，甚至可以最高用到暴力級別的手段。因為，違反正義本身就可以看作是一種罪行。

正義作為美德，在亞當·斯密那裏是有着極其明確的內容規定性，它「非常確切地規定它要求作出的每一種外在的行為」。不允許有任何例外和修改，也不可以假託某種理由聲稱這種違反不會造成任何傷害而去改變某些規定。我們現代社會中經常有人用奇談怪論為他們背離公平正義的行為辯護。像什麼「經濟危機時勞動合同法要緩行」，「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可以先工作不要工資」，「一定的貧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是有好處的，還可以繼續拉大」等等。對此，亞當·斯密的回答是：「一個人常常在開始用這種方式行騙，但是在他打算行騙時，就變成了一個壞蛋。一旦他想背離那些不可違背的戒律要求他非常堅定和積極地堅持的東西，他就不再是可以信賴的人，他就會滑向某種或深或淺的罪惡之淵。」

亞當·斯密打了個比方。如果我欠某人十鎊錢，無論在約定歸還之日還是在他需要這筆錢之時，正義都要求我如數歸還。我應當做什麼，我應當做多少，我應當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做，所有確定的行為的本質和細節，都已確切地規定和明確。這種忠實地遵循正義準則不是笨拙呆板，沒有什麼迂腐可。

為了進一步證明正義作為美德的特殊性，亞當·斯密用「仁慈」來做對比。在亞當·斯密的倫理體系中，仁慈有着很高的地位，一度把它也上升到人性的高度。但面對「正義」，亞當·斯密卻指出：「與其說仁慈是社會存在的基礎，還不如說正義是這種基礎。雖然沒有仁慈之心，社會就會存在於一種不很令人愉快的狀態之中，但是不義行為的盛行卻肯定會徹底毀掉它。」

當然，要想讓正義在社會切實踐履，除了個體不折不扣地遵循之外，通過制度安排，營造一種良好的社會環境與輿論氛圍，形成一種嫉惡如仇的群體意識是很有必要的。亞當·斯密很重視習慣與風氣對正義賴以出現並伸張的影響。他認為：「當習慣和風氣同我們關於正確和錯誤的天然原則相一致時，它們使得我們的感更為敏銳，並增強了我們對一切近乎邪惡的東西的厭惡。那些不幸在強暴、放蕩、虛偽和非正義之中長大的人，雖然沒有完全喪失對這種行為的不合宜性的感覺，但是，完全喪失了對這種可怕的暴行、或者它應當受到報復和懲罰的感覺。」